管仲改革的现代启示

李霞

内容提要：管仲是两千多年前中国改革的先行者，他担任齐国宰相四十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管仲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效，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与管仲在改革中所运用的多元思维、所贯彻的创立精神、所体现的实践作风密不可分，而这些也正是管仲改革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反思历史，总结经验，吸取古人智慧，发扬优良传统，对今天改革事业的进一步深入不乏启示意义。

关键词：管仲；改革；多元思维；创新精神；实践作风。

李霞（1962-），女，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安徽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黑龙江大学兼职博导。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哲学与宗教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道家与禅宗》、《中国宗教》、《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道家与中国哲学》（明清卷）、《圆融之思·儒道佛及其关系研究》等五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十余篇获省部级奖。

今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此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反思历史，总结经验，吸取古人智慧，发扬优良传统，对于更好地推动改革事业的深入和深化，是很有必要的。翻开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记载了一个个改革者的足迹：商鞅、王安石、康有为、梁启超。那么，谁是改革的先行者呢？笔者认为是管仲。不过本文的意图不在于考究管仲何以为改革的先行者，而在于揭示他的改革业绩所蕴含的某些精神与作风及其现代启示。

一、管仲改革中的多元思维

虽然《管子》一书并非管仲一人所著，但它的风格及其特征与管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管子》的开放性特点与管仲的思维模式的确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是多元思维。管仲在齐国的改革之所以规模宏大而又措施缜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多元思维。

管仲的多元思维体现在其改革事业的各个方面。

在治国方略上，他既强调富国，又重视富民。先秦诸子中，儒家重富民，墨法两家重富国，特别是法家将二者对立起来，以富国排斥富民。管仲则不同，他主张富国与富民并重，两者相互兼顾与促进，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

在经济方针上，管仲既重本，亦重末，主张农、工、商并举。在我国先秦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重本轻末、重农抑商几乎是所有统治者和思想家所信奉的传统观念。《管子》则独树一帜，它不仅形成了置养殖、畜牧、园艺于农业范畴之内的大农业观念，而且对工商业亦非常重视。

在经济交流方面，管仲既重视国内的商品交流，又特别注重对外的经济往来。齐国为海滨国家，农业虽不发达，却盛产鱼盐。根据这一国情，管仲等齐国当权者大力开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将齐国盛产的鱼盐销往各国；另一方面，则高价收购齐国短缺的粮食等物品，从而有效地调节了齐国市场供求关系。

在分配原则上，管仲既提倡效率优先，又兼顾社会保障。在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平均主义是很多人所企求的理想的分配原则。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点，太平天国革命打出的旗号仍是平均地权。管仲在分配问题上则特别注重效率，主张量功授禄，按绩而食。《牧民》篇说：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但同时，他亦注意到了社会保障机制，主张贫富有度，即对因个人能力、勤惰、智愚等不同而导致的分配不均、贫富有别的现象给予一定的控制。

在消费标准上，管仲提出了侈俭并重的多元化的消费观。是俭非侈几乎是先秦思想家共同的消费观：孔子曾赞赏颜回的安贫乐道精神；墨子提倡节用；老庄对物质享受更是持否定态度。奢侈浪费有害于生产发展，当然应予反对；但过于节俭亦不能刺激经济的繁荣，自然亦应予反对。管仲正是全面深入地观察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创立了侈俭并重的消费观。《管子?乘马》篇说：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这是说，过于节俭会抑制生产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过于奢侈又会危及国家经济基础。只有将扩大消费与节俭费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才能促进经济繁荣，巩固经济基础。

总之，多元、开放，这是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改革者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使齐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均具有开放性。在此指导下，齐国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成效：经济上，冠带衣履天下，实力居于各诸侯国之首；政治上，取得了春秋第一霸主的地位；文化上，出现初步繁荣景象。历史的实践证明，多元性、开放性，这是管仲等齐国改革者们通过《管子》而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成功的思维模式和指导原则。

在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应珍惜古人留下的这些宝贵经验。两千多年前的齐国改革运用的是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今日中国之改革仍需这种思维方式。多元思维要求人们在对待任何问题时都要从多种视角、多个方面去着眼，用辨证周密的原则去处理问题，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强调全局观点，强调统筹兼顾，强调和谐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贯彻了多元思维的原则。

改革必须开放，开放也体现了多元思维。所谓开放，就是每一部门、每一地区的改革都不是封闭性的，都应与其他部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广泛联系起来，建立各种双向交流关系，使改革工程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工程。开放性政策来自何处？正是来自决策者的多元开拓性的思维方式。

二、管仲改革中的创新精神

打开《管子》一书，我们从中领略出一股激人向上的气息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当权者通过改革创新，实现了富强齐国的宏伟目标。

先看管仲经济改革中的创新。改革之一实行四民分业定居，促进了士农工商的专向性发展。四民分业定居的主张载于《管子?小匡》，其做法是，将士、农、工、商按职业分开集中居住：士居于闲静之处，农居于田野之旁，工居于官府之前，商居于闹市之中。我国古代的社会分工思想产生很早，西周时已有了以九职任万民的说法，但那只是单纯的职业划分。而管仲则进一步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与居住问题联系起来。其创新精神至少有两点：一是管仲在此提出了对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集中于不同地区进行专业化管理的问题；二是管仲将商作为主要职业之一而列于四民之中，充分反映了他对商业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视。改革之二实行相地衰征的新政策，改革了田赋制度。所谓相地衰征，就是根据土地的优劣等次征收租税。这是齐国对田赋制度的重大改革，它使农民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所缴赋税的轻重比较合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改革之三实行重粟之价，加强粮食生产。齐国地处沿海，鱼盐丰富，而粮食缺乏。针对这种情况，管仲主张实行重粟之价，就是提高粮食价格，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热情。提高粮食价格是符合当时时代要求和齐国国情的。况且，管仲在两千多年前即能利用价格杠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的确闪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改革之四实行关市讥而不征，发展商业贸易。春秋时期，伴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加强商业贸易的要求日趋强烈，而当时的割据局面却阻碍了各国商业贸易的进行。管仲先于他人认识到了这一矛盾，便毅然在齐国实行了一项重大政策关市讥而不征，就是对过往关卡的客商及物资只盘查而不收税，以鼓励各国间的经济往来。其结果，既为各诸侯国的经济交往提供了便利，更使齐国能以此调节市场需求。这一政策不仅在齐国，即使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都是一种创见，它是我国古代关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再看政治改革中的创新。管仲政治上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的改革，霸诸侯、王天下。春秋时期，天子威望日微，诸侯势力日盛，各诸侯国纷纷欲称霸天下，齐国尤为突出。管仲相齐之初，其政治目标就不仅仅是相齐，而是要霸诸侯、王天下。他在向齐桓公推荐五大臣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时曾明确说过：治齐，此五子足矣。将欲霸王，夷吾在此。（《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在天下归周的传统氛围尚未突破之际，诸侯国宰相竟然提出霸王天下，这的确是对传统观念（诸如宗法观念、礼治观念、等级观念）的严重冲击。正因为管仲等人具有敢于冲破传统的革新精神，齐国霸业才会迅速形成。二是统治策略上的创新礼法并用，德刑并举。先秦诸子在统治策略上各执一端：儒墨两家宣扬礼义仁爱，对法律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法家强调法治刑政，又完全抹煞了礼义教化的地位；道家既非礼教，又非刑法。唯有管仲汲取了过去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将礼与法、德与刑统一起来，既主张以法治国，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管子·禁藏》）；又肯定了礼义道德的重要，认为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相比之下，管仲的主张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切合实际的主张。三是政治体制上的创新，建立了丞相责任制与国鄙双轨制。管仲相齐之后，对齐国的政治体制作了重大改革。在中央体制中，最具创建性的是丞相责任制。《管子·君臣上》曰：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即国家重大决策均出自丞相，下级长官直接对丞相负责，丞相则对国君负责。这使得过去集各种大权于国君一身的君主专制体制一变而为丞相负责制。这一改革的有利之处在于：第一，在国君、丞相和各级长官之间建立了一种权力制约机制；第二，国家机器在丞相统一指挥下会更快地有序运转。这是为适应齐国霸王天下之需要而作的中央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与此相应，管仲在地方行政体制上亦以国鄙双轨制取代卿大夫采邑制。过去卿大夫在采邑内具有的各种独立的大权被取消，地方政府被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这种体制不只是对传统旧体制的变革，同时也开启了战国以后官僚体制之先河。

总之，管仲在齐国所施行的一系列改革都充满了创新精神。正是这些重大改革使齐国得以由一个海滨小国很快地富强起来，经过南征北伐、西讨东攻，终于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管仲改革中的创新精神这份珍贵的遗产通过《管子》一书而留传了下来，并以其自身的生命力至今仍焕发出粲然光辉！

改革需要创新精神，古代如此，今天尤然。我国三十年来的每一项改革，哪一项不具有创新精神？没有许许多多的创新，就等于没有改革，更不会有今日改革之硕果。目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尤其需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解放思想，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思想和经验，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借鉴，我国古代改革家如管仲的创新精神同样值得弘扬。改革就是创新，当代改革家必须具备管仲式的创新精神。但创新又不仅仅是改革家的事，理论工作者亦应为改革者提供精神食粮，《管子》一书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进一步发掘其中的创新精神，为当代改革事业增添一份活力？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三、管仲改革中的实践作风

先秦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辈出，但两者很少是统一的：政治家未必就是思想家，反之亦然。因此，就先秦大多数思想家来说，理论素质颇高，实践经验则显不足。孔孟便是典型。他们虽然都有一番政治抱负并为之而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但真正的政治实践却很少。孔子到五十岁时才官至大司寇，且为时仅仅三个月而已；孟子只任过上大夫这一不任职而论国事的虚衔，仅发发议论罢了；老庄与当权者持不合作态度，更无治绩可言。法家虽然重实际，但其思想代表如韩非也是远离庙堂。这些思想家正由于实践不足，缺乏实际政治经验，致使其理论或是流于空疏，不合时宜；或是陷于偏颇，走向极端。

管仲则不同，他一生从未脱离过实践活动。可以说，实践作风是管仲不同于先秦其他思想家的最突出之处。管仲早年经过商，当过兵，有过一番艰苦的经历。后来辅佐公子纠，为其争夺王位也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四处奔走。桓公即位后，管仲被拜为宰相，相齐达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的改革事业尤其闪现出可贵的实践作风。他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改革实践，创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在经济上，管仲通过四民分居、相地衰征、调整物价、拓宽流通、抓住农本、搞活工商、发展盐铁、加强铸造等一系列改革实践，使齐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实力远远超于各国之上。在政治上，管仲采取礼法兼用、赏罚并举等统治措施，使齐国百姓安居乐业，他国人民望而称慕。在国家制度建设上，他创立丞相责任制，实行国鄙双轨制，建立俸禄制度，进行官制改革，使齐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在军事上，管仲以乡里基层组织编制军队，寓兵于农，分全国为上、中、下三军，实行统一指挥，使齐国军事实力大为增强，经过北阻山戎、南控强楚以及对异姓小国的一系列兼并战争，大大扩展了齐国的疆土。在外交上，管仲广泛建立外交关系，策划诸侯结盟，订立盟约，大显齐国威风。对于管仲的政治实践活动，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早就作过这样的概述：管仲既任政于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通过以上所述的因祸为福、转败为功、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等等实绩，我们可以体会出一种可贵的作风实践作风。正是这种作风使得管仲不仅仅是以思想家、理论家，更是以政治家、改革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齐国的政治舞台。

管仲改革的实践作风通过《管子》一书而传给了炎黄后代，传到了今天。实践作风曾是两千多年前齐国得以一霸天下的基础，同样是今天中国改革事业取得更大成功的保证。改革需要理论论证，需要思想指导，需要宏观策划，需要微观分析，需要战略方案，需要具体措施。但这一切都属于主观的理论的范畴。主观的理论的东西只有付诸于客观现实的物质活动实践，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才真正能收到改革的成效。离开了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就会陷于茫然与盲动；而离开了实践活动，改革开放则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改革事业的灵魂，踏实的实践作风则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丝毫离不开实践精神。今后的改革事业要推向深入，仍然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在当前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我们既要敢于实践，又要善于实践。历史的发展没有终点，人类的实践不会终结，因此，实践精神永远值得发扬。

综上所述，多元思维、创新精神、实践作风，这是两千多年前的改革家管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管子》一书中最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之精粹。当代社会的发展在更高层次上对多元思维、对创新精神、对实践作风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新的内涵。因此，我们对古人的经验和智慧应予高度重视，善加吸收，以便古为今用，为今天的改革事业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思想资源。

（作者：安徽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