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的自然和谐观

  孙聚友

内容提要：《管子》一书作为齐文化的重要代表典籍，具有着融汇百家，自成体系，因时随变，开放进取等思想特点。特别是其自然和谐观，不仅全面揭示了自然本身具有的和谐特点，而且指出了人类的行为应当维护自然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管子》将自然和谐的思想，运用于社会管理中，形成了取法自然的社会和谐观。

关键词：自然 和谐 社会

《管子》一书，就其理论体系而言，其宗旨在于建构社会运行机制，实现经邦治国。但是，它并没有仅仅从社会自身的内在运行特点出发，来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而是从其对自然的认识形成的天人观出发，推天道以明人事，揭示了社会的管理问题。《管子》通过探讨万物的产生本原，分析万物的客观现象，揭示万物的运行规律，形成了以道为核心的自然和谐观。《管子》的自然和谐观，不仅阐明了自然本身具有的和谐特点，而且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指出了人类对于自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行为，形成了人与天调的生态和谐思想。同时，它进一步将自然和谐观引伸到整个社会的管理中，形成了法天象地、以成人道的社会和谐观。

一、道是自然和谐的内在依据

《管子》的自然和谐观，是建立在对道的认识基础上的。《管子》首先指出了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本原，它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管子·内业》，下引《管子》只注篇名）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心术》上）物质世界大至宇宙，小至微粒，都是由一个统一的本原的道构成的。道不仅是万物存在的本原，而且它还体现着万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心术》上）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宙合》），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也。（《白心》）道作为万物运行变化的根据，体现了万物的内在有机统一性，它不仅是具体的个别事物之理，而且是宇宙万物的一般规律。

《管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本原，天地万物运行变化发展的规律皆是道的属性展现。《管子·形势》中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节即是规律。《七法》又言：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性），物虽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天地万物皆有其客观存在的和谐有序的自然属性，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君臣》上）天、地、人三者的自然属性皆源于道，并有其合于道的变化发展的规律。天地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天地，无私爱，无私憎也（《枢言》），它们不具备福善祸淫的主观意志。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版法解》）天生四时，地生万物，以养万物，而无取焉。（《形势解》）天地的自然属性，表现为天地只是自然而然地、不求回报地覆载养育万物。天地的运行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谐有序的客观规律，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也。（《乘马》）天地处于和谐有序的发展变化之中，而变化的内因在于阴阳二气的消长交替。所以，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四时》）阴阳二气的消长交替，正是道的属性的具体表现，它展示了自然万物和谐有序的存在特征和规律。亦即，和谐是自然的存在特点，道是自然和谐的内在依据。

二、人与天调的自然和谐观

《管子》在揭示了道是自然和谐的内在依据之后，从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人与天调的自然和谐观。

《管子》将天人融为一体，形成了人有机统一的整体思维观，重视天与人的相通、相联以及天道与人道的相合统一，认为人作为自然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不能超越自然而存在，只能依赖自然而存在和发展。它既强调了自然有其运行发展和谐有序的客观规律，又指出了人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地与天协调，做到知天，得道、顺天、用道。只有把握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了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柔风甘雨，百姓乃寿，百虫乃蕃，天为粤宛，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民足财，国富（《五行》）。人是自然不可分离的部分，人的行为要遵循自然规律，与天相调，依道而行，才能保证自然的生态平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社会才会安定美好，才能真正实现天人的和谐与完美。《管子》的人与天调的自然和谐思想，是其所主张的静因之道的认识论的表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心术上》）。因循是指撇开主观的愿望而以客观事物为依据，有所感悟然后顺应之，通过认识到事物存在的规律，然后遵循事物的规律来规范自身的行为。所以，静因之道即是要求人们抛弃主观成见而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遵循客观规律。

《管子》的自然和谐观，既强调了自然和谐有序的存在特点，又阐明了人与自然处于既对立又统一和谐有序的共生状态。人应当遵循自然的规律，根据自然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做到顺天之时，约地之宜（《禁藏》）。否则，违背了自然和谐有序的规律，就会出现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飘屋折树，火暴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蜇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蜇者鸣，苴多滕蟆，山多虫蚊，六畜不蕃，民多夭死（《七臣七主》）的灾害。由人类自身行为而导致的自然灾害，不仅破坏了自然的和谐，而且必将危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所以，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牧民》），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形势》）。只有顺应和遵循自然和谐有序的客观规律，才能实现人事的成功，否则就会导致灾祸的发生。

在此认识基础上，《管子》形成了丰富的旨在保护自然和谐的生态思想。

《管子》首先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将山泽、壤地、池泽、江海与草木、桑麻、鱼鳖、六畜等联系在一起，在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上，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在做到养用结合，取之有度、禁发有时，保证生物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实现生物资源的持续存在和不断利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最终实现民富国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所以，它提出了春禁、夏禁等措施，强调在春夏生物繁衍、发育之际不宜采伐捕猎，否则将影响到生物的物种延续，而使资源不能再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春正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正不禁则五谷不成（《七臣七主》），当春三月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禁藏》）。

《管子》还强调要通过修宪立法，来保护自然生态的和谐。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八观》）。它指出森林草木是万物孕育生长的重要生态环境，不得任意破坏。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立政》），要求在山泽林薮之处，严禁堆放枯草，不许堵塞河道，以防止水灾毁林毁草。为保护生态环境，《管子》主张制定严格的法律，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地数》）。另外，《管子》主张人们的社会活动要与自然运行的规律相符合，各项活动不得违背农时，做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通过与自然规律运行相和谐，来确定各项社会活动，实现民众生活的富足和安宁。

三、取法自然的社会和谐观

实现社会和谐，达致国富民强，是社会管理的目标。而社会和谐，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和谐，国家管理的和谐，民众生活的和谐等方面。同样，《管子》的社会和谐观，也包括这些内容。更具特点的是，《管子》的社会和谐观，是建立在取法自然的认识论上的。这种取法自然的思想，认为天与人作为对立统一的整体，是相通合一。天人的相通合一表现为，天道是人道确立的本根依据和终极来源，人道是天道的具体流行和现实体现。人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应当以识得则法天道、践履遵循人道作为行为的规范和准则。所以，《管子》通过对自然和谐的认识，指出了和谐是自然与社会皆应有的特点，社会的管理也应当以实现和谐为追求。由此，《管子》通过取法自然和谐，提出了丰富的实现社会和谐的方法。

建构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管子》社会和谐观的首要内容。而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表现为人们之间在社会关系的和谐上。《管子》强调，社会各阶层相互之间应当体现出和谐的特点，这种和谐如同自然万物和谐生存的状态，它是社会运行发展的前提。《管子》对社会关系和谐的认识，特别重视君主在社会和谐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管子》曾将君主和民众的关系作了形象的比喻，它说：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形势解》）它以蛟龙和水的关系，比喻君主和民众的关系，蛟龙无水就失去了神威，君主没有民众的支持也就丧失了威势。因此，君主要实现自身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就应当如同蛟龙一样，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君主的权势和作用也就不能得以实现，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无序的状态之中。

君主要实现自身在社会关系和谐中的作用，就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实现自身的社会职能。因此，《管子》通过阐述自然事物的形态与趋势，用山、渊、天、地等自然事物形象地比喻君主的修养与操行，指出了君主在治理国家中所应有的形象和持守的准则。

《管子·形势解》篇说：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者，众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则沉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君主在社会中的地位，如同高山在万物中一样，具有着崇高的特点，应当得到民众的崇敬；君主应像深渊一样，具有博大的胸怀，得到民众的归附。君主要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要做到施惠于民。君主苛刻而不宽厚，民众就不肯归附。《管子》不仅以高山和深渊比喻君主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而且通过天地的特点，指出了君主所应有的行为准则。《管子·形势解》篇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故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地未尝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天覆育万物，控制寒暑，运行日月，安排星辰，这是天的常规，天总是依理行事，终而复始。地生养万物，不改变它的法则，所以万物生长，这是地的常规。而君主在治理社会中，也要做到统率百官，统治万民，治理天下，这是君主的常规。君主要如同天地一样，依法治事，终而复始，天生四时，地生万物，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形势解》）天不失其常规，寒来暑往恰当其时，日月星辰正常有序。君主不失其常规，就能得到臣下百姓的顺从，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形势》）。实现社会的和谐，君主在治理国家中，要取法自然，不易其则，具有象天地覆载养育万物一样的行为品性，做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与日月，佐于四时。悦在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版法》），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版法解》），做到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霸言》），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五辅》），这样不仅能够保证社会的和谐，而且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故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形势解》）。所以，君主拥有广阔的国土，众多的大臣，但如果不能取法天地之道，实现自身的社会职能，就得不到民众的拥护，不但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而且必将失去其权势，以至亡国。所以，《管子》特别重视君主在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君主治理国家必须获得民心的支持。

实现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人们对于社会纲纪规范的遵守。《管子》认为，天有其常，地有其则，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以礼法为内容的社会纲纪规范，它们的设立和实施，也应取法天地，具有不易常则，这样才能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

《管子》认为，法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标准，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七法》）；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禁藏》）；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世之仪表也（《明法解》）。法律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其作为在于兴功惧暴、定分止争（《七臣七主》）。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也。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之理者必多矣。（《法禁》）法律应当象天地常则一样，具有其公正性，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版法解》）； 当故不改曰法，（法）如四时之不贰，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正世》）。法律的规范性、公正性等，具体展示了立法行法要取法天道的思想特点。治理国家如果不能持守法律，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法法》），也就不能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故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治理国家，就要依靠法律的作用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故《管子·法法》篇说：宪律制度必法道，此正民之经也。道即是自然规律，天常地则，具有其恒常性无私性，依法治国也要做到无亲疏厚薄，公正无私，一视同仁。所以，《管子》要求社会各阶层以及国家的活动都应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即使是君主也不能例外。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白心》）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君臣》）就依法治国和不依法治国的特点而言，《管子》指出：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舍法而任智，帮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亡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实现法律应有的效力。所以，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民为天下大仪也。（《任法》）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其制，则下皆会其度也。（《法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天下大仪，具有着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运行的作用。君主治国要以法律、制度为准则，实行法律化、制度化。

《管子》不仅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而且重视礼义道德的规范作用，形成了德教与法治并重的社会管理思想。因为仅仅依靠法治，并不能保证完全国家的长治久安。刑法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必须重视和实现道德教化的辅助作用。道德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任法》），道德规范也如同法律一样，它不仅是源于法，而且也应当具有着取法自然的内在特点。这种取法自然的特点，不仅在于道德规范要象天地一样具有其公正无私、无所不在的属性，而且要合于人的自然心理的需要。故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心术》上）人情是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它是人类所具有的共同自然属性，不因时空的变化而改变，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权修》），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由忧，此贵贱之所同也，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禁藏》），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人情的自然特点，而道德规范的设置正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的需求，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行。所以，《管子》十分重视道德在调整人际关系、规范人们行为、达致社会和谐中的作用。《牧民》篇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维系国家的四大纲纪，就是指礼、义、廉、耻这四个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准则。人们的社会行为持守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行为就会自然端正，邪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这样国家就能出现和谐的局面，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五辅》篇还具体提出了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的道德内容。义有七体是指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持守这七个方面的道德要求，行为就能中正合义，彼此就能和睦团结，生活安定，社会和谐。所以，义是不可不行的。礼有八经，即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如果上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没有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国家必然陷入混乱。所以，礼的实施就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实行礼法并重的治国方法，行天道，出公理，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地运行。

实现社会的和谐，不仅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持守礼法规范，作为统治者，更应当实现保民养民的社会功能。《管子》一书中，具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这首先表现为它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臣下》）。治理国家要以人为根本，根本安定则国家巩固，根本混乱则国家危险。以人为本，就必须获得民心。而要获得民心，就必须满足人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正常欲望需求，即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管子·牧民》）。百姓害怕忧劳，君主应该让他们感到安乐；百姓憎恶贫贱，君主应该使他们富贵起来；百姓担心危祸，君主应该保全他们；百姓害怕死亡，君主应该养育他们。满足人们的社会生存需求，就能获得民心，进而保证社会的和谐。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五辅》）故《管子》从顺应民心，从民之欲出发，提出了丰富的爱民、利民、富民、惠民的各种方法。

《管子·五辅》篇中提出了实施兴德六策的方法，即厚其生、输以财、遗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是指要做到改善人们生活，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输以财，是指要给人们输送财物，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遗以利是指要给人们提供便利，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宽其政是指要实施宽大的政治，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等内容；匡其急是指要救民危急，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等方面；振其绝是指要救民穷困，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六德的就是要为民众的生产创造有利条件，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特别是对老幼贫困之人更要进行生活上的救助。《管子·入国》篇中又提出了实施九惠之教的方法，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老老是指在国都和城邑设立掌老之官。规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可得到官府馈赠的肉；八十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都有酒肉供应。这些人死后，君主供给棺椁。平时则劝勉他们的子弟，精制膳食，询问老人的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慈幼是指在国都和城邑设立掌幼之官。凡士民有幼弱子女无力供养而成为拖累的，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女的征役，养四个者全家免除征役，养五个的由国家配备保姆，并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至幼儿能自理生活。恤孤是指要设立掌孤之官。规定失去父母、无以为生的孤幼子女，可由乡党、朋友及故旧收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子免征；代养三个者，全家免征。掌孤应经常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情况，并予以必要的救助。养疾是指要设立掌养疾之官。对于聋、盲、哑、瘸腿、半身不遂等身患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者，官府应收养在疾馆中，供给衣食，直至身故。合独是指要设立掌媒之官。和合鳏、寡，使之匹配，予以田宅，使之成家，三年以后才向其征役。问病是指要设立掌病之官。凡士民有病，掌病代表国君致以问候；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以上的，二天一问；七十以上，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对病重之人，掌病应向国君报告，国君亲自慰问。掌病还要经常巡行国中，专事了解、慰问病人。通穷是指要设立掌穷之官。对于无室可居、无粮可食的贫困之人，其乡党及时报告的，予以奖赏，不报告的，予以惩罚。振困是指在凶荒之年，应该宽缓刑罚，赦免罪人，发放库粮进行救助。接绝是指对死于国事或战争的人们，国家应拨给一定数量的经费，让其生前友好、故旧负责祭祀之事。这些保民爱民养民重民政策的实施，就能满足民众的要求，保证民众的生存，进而实现国家的治理，达致和谐局面的形成。

总之，《管子》的自然和谐观，不仅全面揭示了自然本身具有的和谐特点，而且指出了人类的行为应当遵守自然规律，维护自然的和谐，同时在治理国家中，更要取法自然，实现社会的和谐。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合理运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和谐有序、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成为全人类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而《管子》一书中的丰富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推进人类自身的进步发展，具有着有益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