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治国思想三题和当代科学发展观战略

沈素珍   钱耕森

【摘要】管子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之一巨子。（梁启超语）《管子》一书记载了管子丰富而精辟的治国思想，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本文仅从“视时而立仪、皆用而勿尽、轻重之权、国有四维、有德之君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弘扬，以期能为我们学习与贯彻当代科学发展观战略寻找些思想文化的资源。

【关键词】管子；视时而立仪；轻重；四维

　　管子其人其书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敬仲，后世尊称管子。春秋时楚国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他少年时家境贫寒，为谋生计，从事过多种活动，做过小买卖，当过小官吏，也当过小兵等等，但时运不佳，始终未有发迹，直到得到莫逆之交鲍叔牙的鼎力相助，才开始走向了成功之路。诚如他坦诚所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也更贫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特别是，当齐国僖公的公子纠及其庶弟公子小白争夺王位继承时，管子与鲍叔牙各事其主，管仲企图射死小白，但小白幸免于难，且成功地继任了齐国的国君，后来成为了彪炳于史册的春秋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管子遂成为阶下囚。鲍叔牙非但没有乘人之危，置管子于死地，反而一如既往地与人为善，竭力推荐他。于是，齐桓公也就不计较一箭之仇，重用管子，委以相国。所以，管子接着就由衷地感激不已地说道：公子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1］ 管子从此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以往，相齐长达四十年之久。他于僖公九年（前651年），协助桓公召集诸侯于葵丘（今河南考城东）。管子为之出谋划策，订立盟约，使齐国国威大振。僖公十二年，他作为齐桓公特使去拜见周襄王，被优待以上卿的重礼。他毕其一生在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与创新。他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 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所以，管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在中国古代的影响是深远的。《管子》一书虽非他亲笔所著，而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集体所著，但反映了他的思想，故托名管子所作。《管子》这部经典蕴涵了极其丰富的治国思想，可以成为我们学习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资源。

　　视时而立仪、皆用而勿尽

　　所谓科学发展观，是由科学与发展二者共同构成的。彼此有着内在联系：凡科学，必然具有着发展的内涵；凡发展，一定要以科学为准则。所以，发展是科学的前提；科学是发展的内核。讲科学发展观少不了要讲发展，要讲与时俱进等。

　　管子作为我国古典的一位大改革家，他也是力主发展的，大讲与时俱进的。例如，当齐桓公向他询问如何制定国准，即如何制定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计划、方针、政策与措施的问题时，桓出问于管子曰：国准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国准者，视时而立仪。管子的这个论断是很精辟的，充分表明了他强调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时代而制定不同的政策。换而言之，时代变了，政策就要随之作出相应的改革，墨守成规，不变是不行的，是要影响事物变化的，是要阻碍社会前进的。齐桓公进一步问道：何谓视时而立仪？管子于是展开了详尽的论证，他遍举了历史上成功的实例。他说道：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泽童山。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黄帝执政的时代，努力解除了各地的武装。虞舜执政的时代，把水泽弄干涸了，把山林砍伐尽了。夏后氏执政的时代，把草薮和大泽都焚毁了，也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执政的时代，不准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执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才，集中贮备各种物资。管子在不惮烦地历数了历史上以前的五个朝代的执政者面临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以及他们因应时势的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于是他们都使国家得到了治理。所以，管子就得出了结论说道：五家之数殊，而用一也。［3］ 可见，黄帝、有虞、夏、殷、周五代之所以能有效地进行施政，诚如管仲所深刻揭示的就因为他们善于根据不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问题，制定出不同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管子为了强调国准者，视时而立仪，他还反复地说道：亟变而不娈，时至则为，过则去。［4］ 这话表明，他强调了要积极进行改革，而不要留恋过去，当条件成熟时就应当实行改革，当条件变了、过时了就应当放弃旧的规章制度。

　　管子在指明政策一定要因时而变，不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同时，又指明因应时势的变迁制定新政策时，可以参考前人的政策，但是决不能全盘照搬。当齐桓公问到现在执政的王者，在制定新政策时，应该采用以前时代的哪个政策为好呢？管子明确答复道：请兼用五家而勿尽。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5］ 并用而毋俱尽也。［6］ 这意思是说，“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新政策时，可以全面参考以前五个时代的政策，但决不可全盘照搬，而要从自己的时代出发去作选择。

　　由上述可见，管子关于“视时而立仪”和“皆用而勿尽”与“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还禁锢在“凡是论”，思想不解放，哪里会有改革开放呢？哪里会有科学发展观呢？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与时俱进的产物，是结合参照了外国先进的发展模式的产物，是克服并超越了单纯的GDP的增长方式的创新的产物。而管子的视时而立仪和皆用而勿尽，一定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发展是硬道理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与落实。

　　轻重

　　管子对轻重问题十分重视，所以《管子》一书以很大篇幅专门来作深入的讨论。计有《巨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揆度》、《国准》、《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和《轻重庚》等十九篇，其中除《问乘马》、《轻重丙》和《轻重庚》三篇有目无文，《轻重己》是阴阳家作品以外，尚余十五篇之多。这些篇章主要讨论了经济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商业及其物价问题。所谓轻重，即是专指物价的高低而言，物价高的为重，物价低的为轻。国家利用对物价高低的调控而进行的理财方法，就称之轻重之权。这种以轻重的理念及其方法去充分发挥商业在治国中的积极的重要作用，是《管子》对上述国准者，视时而立议的原则的具体运用，是对传统的以礼或以法治国的方略的突破与补充，是《管子》的特识与创新。

　　《管子》一书，也把轻重之术推广运用到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但主要还是运用在经济、商业领域里。

　　管子认为治国必须充分利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即策乘马之数。而所谓策乘马数具体说来就是高下之策，［7］人君之守高下。［8］而所谓高下之策，是指国家要善于通过对物价涨落的调控而进行理财的政策。

　　齐桓公听后就问到如何去具体操作呢？管子就举了古代虞国的例子来作答。他说道：百亩之夫，予之策：率二十五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泰秋，子谷大登，国谷之重去分。谓农夫曰：币之在子者以为谷而廪之州里。国谷之分在上，国谷之重再十倍。谓远近之县、里、邑百官，皆为奉器械备，曰：国无币，以谷准币。国谷之木广，一切什九。还谷而应器，国器皆资，无籍于民。此有虞之策乘马也。虞国得策乘马之数矣。［9］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对于耕种百亩之田的农民，下达一道命令说：进行春耕大约需要二十五天，这段时间就归你们了，国家也不再安排你们徭役了。并且国家还借贷款给你们。到了秋天大丰收之时，国内粮价下降了一半。这时，国家又通告农民说：你们还贷，都必须折成粮食偿还，而且要送交到州、里的公家粮库里。等到国内市场的粮食有一半控制在国家手里时，就可以使粮价提高二十倍。于是，又通告远近的各县、里、邑的官吏们，要求他们都必须交纳兵器和各种用具以备用。同时，通告他们说：国家没有现钱，用粮食折成现钱购买。这样一来便在国内粮价上，一律就取得十分之九的大利。经过偿还粮食来支付器械的贷款，国家的器物都得到了供应，而用不着向百姓直接征收。这就是虞国运用计算筹划（策乘马）的做法。古代虞国是真正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的方法的。

　　由此可见，所谓轻重之术，或策乘马之数，或高下之策，是指国家要制定出善于通过对市场上的物价涨跌而获取大利或暴利来理财的政策，以使国家富强。这种轻重的理财政策具体运用到农业和粮食上，就是通过发放农贷，进行低价购粮，囤积涨价后，再以之购置兵器和用具。这种轻重的理财术，实是封建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加重了盘剥。

　　《管子》一书，充分肯定了轻重之术在治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说道：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10］ 这意思是说，不懂得用轻重之术去调剂民利，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管理人民，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所以，不懂得轻重之术的言论，就只能是胡言乱语。不通轻重，谓之妄言。 ［11］《管子》一书认为由于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执政的人君不能及时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把粮食囤积起来，把钱财积聚起来，牟取百倍的暴利。如果执政的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的财富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法令就不能得到贯彻，万民就不能得到治理。而解决之道，就要靠轻重之术了。因为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2］ 这大意是说，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或价值就在于，国家先要在物资多而价格下降之时，先用较高的价格购取那些廉价滞销的商品，以防止物价暴跌，然后在物资短缺而价格上涨之时，再用较低的价格出售这些平价的物资，以防止物价暴涨。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13］ 执者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价格来调节物价。控制涨跌，影响市场发展。于是，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富商大贾也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同时，执政的人君严肃认真地利用轻重之术，利用市场价格去发展农业生产，在春耕夏种之时，放贷于农民，用钱预购秋收时才收获的粮食与丝绸。其结果，农民就不会荒废农业，而会加紧农业生产，国家也就不会流失财利给私商，而会增加收入。君养其本谨也。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14］ 可见，这轻重的理财术，也有于民有利的一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有所改善与提升。但是，近来的物价，特别是食品的价格，上涨很快，影响很大。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可以吸取管子关于“轻重”的理财术的积极因素，作为我们制定平抑物价政策的资源之一，以使我们的物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早日得到合理的调控，恢复平稳的常态。

　　“四维”

　　“四维”的理念，是《管子》一书的作者们在全书的开篇《牧民•第一》中提出的。可见，管子及其学派对这个问题予以高度的关注。

　　那末，什么是“四维”呢？

　　所谓“四维”，就是指“礼”、“义”、“廉”、“耻”。“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15］ 所谓“维”，是指系物或结网的大绳子。“四维”，在这里是专指维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四条巨绳，象征着使国家稳固的力量。

　　《管子》一书首先把“礼”、“义”、“廉”、“耻”明确称之为维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四种力量——“国有四维”。［16］ 为什么要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呢？

　　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论述。正面的论述是：“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 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17］ 这大意是说，当人们有了“礼”，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既然人们都不越出应守的规范，那么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了；既然人们都不妄自求进，那么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既然人们都不掩饰过错，那么人们的行为就自然端正了；既然人们都不趋从坏人，那么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如此说来，只要发扬了“四维”，就可以收到治国安民的积极效果。所以，作者说道：“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18］ 这充分肯定了只要发扬了“礼”、“义、廉、耻的四维”，那么君令就可以得到贯彻执行。所以说，要巩固国家的准则，关键就在于要整饰好四维。

　　同时，作者们揭示出不发扬四维的危害性：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19］ 这意思是说，如果少了一维，那么国家就会倾斜；如果少了二维，那么国家就会危险；如果少了三维，那么国家就会颠覆；如果少了四维，那么国家就会灭亡。

　　作者对不发扬四维的危害性逐一作了详尽的分析，归纳为倾、危、覆、灭四种。这四种危害性一个比一个严重。他们认为前三种危害性，尚可加以克服，而补救的办法是：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即倾斜了，还可以扶正；危险了，还可以挽救；倾覆了，还可以再起。但是，灭不可复错也。四维都没有了，就只有灭亡。所以，他们断言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20］ 作者在强调四维对国家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了君王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他们说道：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21］ 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又说道：故授有德，则国安。［22］ 所以，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还说道：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 ［23］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够防患于未然，避免灾祸的发生。其实，这些论说都是再三要求君主在贯彻执行国之四维时，必须起到表率作用。

　　在先秦，论及礼、义、廉、耻这四个理念的人很多，特别是儒家不仅把它们作为重要的品德，而且也把其中的礼作为治国的原则。但是，把四者同时整合为治国的不可或缺的四维，则是管子及其学派的特识与创新。管子关于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的学说，在我国历史上曾经长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与日益深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针，又提出了公民道德规范的20字要求，特别是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以及大力开展反腐倡廉活动等等，以伦理道德的层面大大推动了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只要我们善于大力弘扬出管子及其学派关于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的理念与学说中的优秀的部分，就一定能释放出它所蕴涵的现实意义及其价值。

　　【注释】

　　［1］《史记·管晏列传》。

　　［2］《论语·宪问》。

　　［3］《管子通解》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53页。

　　［4］同上书，第457页。

　　［5］同上书，第455页。

　　［6］同上书，第539页。

　　［7］同上书，第326页。

　　［8］同上书，第331页。

　　［9］同上书，第327页。

　　［10］同上书，第351页。

　　［11］同上书，第399页。

　　［12］同上书，第354页。

　　［13］同上书，第354页。

　　［14］同上书，第354页。

　　［15］《管子通解》，上，第4页。

　　［16］《管子通解》，上，第4页。

　　［17］《管子通解》，上，第4页。

　　［18］《管子通解》，上，第2页。

　　［19］《管子通解》，上，第4页。

　　［20］《管子通解》，上，第2页。

　　［21］《管子通解》，上，第5页。

　　［22］《管子通解》，上，第6页。

　　［23］《管子通解》，上，第7页。

　　（作者简介：钱耕森　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沈素珍　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