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人才思想初探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3 16:42:54

管仲人才思想初探

石耀辉

管仲，（约前723-前645），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管子》一书中关于人才思想的论述和看法，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一、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

管仲在分析治国各种要素中，十分强调人才的作用。他认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有一年之计，有十年之计，有百年之计。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不仅如此，管仲还提出了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的著名思想，把选人用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管子在《霸言》中这样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申小技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因为只有充分发挥了众多贤才的作用，君王才能成就一番霸业。如果君王只重视自己的聪明才智，则势必成为无所作为的孤家寡人：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圣人之智；独用其力，而不任众人之力，故其身劳而祸多。故曰：独任之国，劳而多祸。用圣人的智慧思考问题，没有不了解的问题；用众人的力量举办事业，没有不成功的事业。能做到个人放手而依靠天下人的智慧与力量推动国事，那就自身安逸而多得其福了。昏君独用他个人的智慧，而不依靠圣人的智慧；独用他个人的力量，而不依靠众人的力量，所以他自身劳累而多遭祸患。所以人们说：独任之国，劳而多祸。（《形势篇》）

管仲强调的得人，并不是把着眼点放在一两个人杰身上，而是要求统治者要选拔和造就一大批人才。他认为，一个映映大国，起码要具备两大人才系列：一是聚天下之精才、论百工之锐器；二是收天下之豪强，游天下之称才。前者是生产上的能工巧匠，是发展社会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的骨干力量。后者是合格的领导与管理人才，是统治者实施政治统治，治国治民的重要力量。这两种人才，虽然职责与功能不同，但都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

管子还总结了历史上用人方面的教训。他指出，古代圣王之中，凡是成就功业、流传后世的，都是善于用人的；而那些国破家亡、身败名裂的暴王，都是失去人才的。因此，管子对于人才的选拔非常重视，他为此还专门制定了蔽贤罪：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小臣》）也就是要基层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向上级推荐人才，否则，就要追究其蔽贤罪。

二、徳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重才德、轻资历的用人原则。

管仲强调选人用人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要重德才、轻资历，反对任人唯亲，重资历、轻德才。他在《  立政 》中提出了德、功、能三位一体的用人标准：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其核心思想就是说，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需考察其德行、政绩和能力，做到德称其位、功称其禄、能称其官。

首先，政德是选拔人才的首要条件，是实现治国安民的首要条件。管仲认为，政德包括爱民和无私两个方面。只有爱护民众，而又公正无私的人才能称得上有德之士。他在《牧民》片中还指出：授有德则国安，即把国家政权交给有德之士去掌握、去管理，才能使国家安宁得到保证。观众不仅重视德的作用，而且还重视人才的声望和知名度。他在《立法》中指出：国有德义未对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意思是说，被选择对象虽有德，但未被人知晓，尚缺乏一定的知名度，则不能予以重任，更不能使其处于尊位，否则就会给功劳卓著、名声显赫的人带来消极影响。

其次，功劳、业绩是决定俸禄的客观依据。管仲从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出发，按照功劳的大小来确定臣下的职级和俸禄，以做到功劳与俸禄相均衡。他在《立论》中说：禄与有功，则士轻死节，只有把高薪厚禄赐予有功之臣，才能激励将士去拼死建功立业。否则，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不务尽力，即有功劳的人就会不再竭尽全力去做事，从而就会对事业造成危害。值得提出的是，管仲这里的功，并不仅仅是指对统治者个人的忠诚与贡献，而是指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和贡献。所以他对那些虽然有功劳，但功力未见于国有，则不可授予重禄。否则就会使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人产生消极情绪。

第三，才能、能力，是完成领导事业的主观条件。管仲从治国治民的实际出发，要求统治者在选拔和任用人才时，要注重人才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在《立论》中指出：事以授能，则人上工。只要把事情交给有实际能力、有真才实学的人，人们就会争相去建功立业。否则，治行为上，爵列为下，则豪杰材臣，不务竭能（《八观》）即能力突出，但职位却很低，这样下去，有才能的人就不会竭尽全力去治国治民。

在三本用人原则基础上，管仲还进一步提出了四固、五务的用人标准和省官考核制度。所谓四固，是指把能否行仁、辞让、公正、恪职四个方面作为人才选用的基本标准：品德高尚但不是最仁慈的人，不可放给他国家大权（国柄）；见到比自己品德才能都高的人，不主动让位的，不可给高贵的地位；惩罚人的时候，对关系密切的人、地位高贵的人不一样对待，这种人不能放给他兵权；不懂农业生产，不明白地利，而又轻视赋税工作，这样的人不可叫他掌握地方大权。（《形势》）所谓五务，是指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也就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意思。所谓省官制度，是指对各级官吏的职责进行考核、检查和监督的制度。省官的前提是要明确官员的职责，并根据职责进行考核。考核内容要具体，不仅看大德与大节，而且看实绩。

三、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 用人的艺术

管仲指出：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无事不成，而功无不立。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短也，而责必背。夫虑事定物，辨明礼义，人之所长而蝚猿之所短也；缘高出险，蝚猿之所长而人之所短也。以蝚猿之所长责人，故其令废而责不寒。（《形势解》）这样，管仲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任其所长的思想。

那么，如何考察了解一个人的长处呢？管仲还提出了一系列方法。主要有：第一，访问法：公选问其乡里，而有考验（《小匡》） 即遍问其乡里的群众，以考察他所做的事，然后再进行面谈。第二，旁察法：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权修》）即观其兴趣爱好方面和厌恶不感兴趣方面，可知其人的长短；观察其所交的朋友的类型，可知其人是否贤明。第三，面试法：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当面考验一些人，看看他们以前成功的干了一些什么事。第四，考验法：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智愚之见也，如白黑之分。（《明法解》）

在此基础上，管仲还创立了一种选拔官吏的三选法。大致程序是：选拔官员首先由乡和里的长官推荐，然后由中央政府对被推荐者进行为期一年的试用考察，选择其中优秀者上报。最后还要经过国君面试，确认有才德后，再授以官职。这样才能达到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的目的。

除以上三点主要特征外，管仲人才思想中还有好多闪光点。如，他认为，为官者要有宽广的胸怀，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管仲在成才方法论上也有着独到地见解。他指出选择事业目标，要注意可行性。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告诫人们办事不可只凭主观愿望，还要注意客观条件，明知不可成功，则不要硬干蛮干。管仲对于机遇也有独到见解，他说，举事而不时（抓住时机），力虽尽，其功不可成，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取得之或放弃之，要掌握有利的时机，时机有利就动，时机不宜则不动。

总之，管仲的人才思想非常系统全面，特别时期重德才、轻资历的思想，开启了战国以后任人唯贤的滥觞，不仅在齐国称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在今天也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借鉴。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对《管子》一书的人才思想的研究，从中汲取智慧，对于加强干部管理和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都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石耀辉，《山西党校报·临汾版》总编、临汾市委党校科研处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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