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认识论研究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4 9:01:33
《管子》的认识论研究
梅良勇 林玉良
[摘 要] 《管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综合性子书。本文以《管子》的名义，把它的认识论理出一个头绪来。从管仲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分析《管子》认识论产生的原因以及其认识论的内容和实质及其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它的历史地位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管子认识论；主要内容；实质特点；当代地位和价值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这就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想锻炼理论思维能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就必须将关注的目转向传统哲学思想[2]而任何真正的哲学思想都是其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我们学习研究传统的哲学思想，必然回避不了对人类认识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的考察，而认识论恰恰就是对人类认识的反思，是研究认识本身发展的一般过程及规律的。
认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哲学问题。在中国古代，先秦的思想家就已经开始讨论人们的认识问题并提出了种种的假说。这一时期，许多科学还没有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认识论思想主要是围绕名和实的争辩展开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早对名和实关系给出较为科学解释的著作首推《管子》。该书因管仲而得名。但是由于该书篇数较大，内容庞杂，涉及政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诸多方面，该书在历史上又由于种种原因散轶流失，传抄讹误，所以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伪托之书。这些因素导致长期以来管仲和《管子》书的研究一直处于被冷落状态。清末民初，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始有学者认真从管子和《管子》书中寻求富国强兵之道。[3]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管子》研究更是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关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了管子和《管子》书。在他看来，《管子》认识论思想虽然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但仍迸发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他在《管仲哲学思想研究》中鲜明地指出：我们研究春秋时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步和反动两大阵营的对立，研究先秦思想发展规律，乃至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的变革，都需要认真研究管仲的思想体系。[4]由于能力和研究资料所限，这里我仅以《管子》书为蓝本，择取管仲思想体系中的认识论思想，加以整理，试图理出一些头绪来。
一、《管子》认识论思想产生的原因
认识论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由知识和学说组成，就是指关于知识的学说，所以认识论有时也称知识论。[5]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哲学流派的哲学家们，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获取认识的途径和方法不同，因而他们关于认识的本质规律的解释也就不同。所以，要分析《管子》认识论思想产生的原因，必须从管仲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出发，到历史实践中去找寻当年管仲的认识论思想。
（一）时代背景
管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人，姬姓，管氏。春秋时期齐国人，他的生年不详。他于周庄王十二年（鲁庄公八年）即公元前六八五年相齐恒公；执政四十年，至周襄王五七年（鲁僖公十四年）即公元前六四五年卒。卒后九十六年而孔子生。[6]他活动的年代，就是被孔子称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一时期，奴隶制开始逐步向封建制转变，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1、政治上，战争频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春秋初期，西周与南方的荆蛮、东方的淮夷等少数民族政权连年征战，人民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统治者不仅不知休养生息，反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西周末期的暴政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终于在公元前 841年，暴发了国人暴动，人们包围王宫，周厉王被迫出逃。其后的周宣王虽然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但连年的征战，阶级矛盾有增无减。宣王死后，其子继位，是为周幽王。周幽王，荒淫无度，烽火戏诸侯，终导致西周灭亡。其后，太子宜臼继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但是，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史记.周本纪》记载说：平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逐渐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当时的周王室，周围诸侯纷纷叛离，这样的背景呼唤诸侯尊王攘夷，保卫自己的利益。而这时候的齐国，虽然凭借西周开创时享有的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特权仍保持着诸侯中的大国地位，但是其国内政治却十分混乱。齐襄公荒淫残忍，与其异母妹文姜公然通奸并杀害了文姜的丈夫鲁恒公。齐襄公性格暴虐，刚愎自用，终于导致宫廷政变，被公孙无知弑杀。公孙无知自立为君后，在一次出游中又被雍孙刺杀。这样，齐国又陷入一场新的争夺君位的斗争中。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呼唤圣贤的出现。
2、经济上，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呼唤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的变革。人类生产工具的发展经历了石器时期、铜器时期、青铜器时期，这时铁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铁器的使用，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冲击着奴隶制生产关系，加之奴隶制贵族的残暴统治，周王室的衰微，封建制生产关系呼之欲出。
3、文化上，神权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激烈碰撞。在这种奴隶制面临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7]具体表现就是，维护奴隶制的神权思想的动摇和代表进步势力要求的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奴隶起义与奴隶身份的解放，人们开始怀疑宗教天命论，神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一些进步的思想家进行着反宗教天命论的斗争，人们对天地、宇宙的认识逐步理性化，开始恢复它们的自然本色，逐步走向无神论的道路。
（二）思想来源
当时的齐国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临清河。北有渤海地方两千里。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资源丰富。齐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使齐地的农工商各业都十分发达。雄厚的经济实力为齐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文化传统地上来看，齐国有浓厚的东夷文化传统。齐地原来是东夷各部落的居住地。东夷是我国古代东方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活动区域主要在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而齐地是东夷族的发源地与活动中心。东夷人面临大海，创造了不同于内陆地区封闭的大陆文明的开放型的海洋文明。这种开放型的海洋文明培育了他们开阔的胸怀，培养了他们开放型的思想特征。姜太公封齐后，采取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这就使得三股文化，即齐地的东夷土著文化、炎帝文化和周族的黄帝文化，在齐地汇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格局，使得齐地显现出开放性、务实性和自由性的鲜明特质。这为后来管子认识论思想的产生打造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三）独特的个人素质
管子早年的经历十分坎坷，经过商、当过兵、入过仕，家境十分贫困。管子虽然是姬姓贵族的后裔，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管子时，其家庭早已失去了优越的地位。《史记.管晏列传》引管子的话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由此可见，管子经商之时是他一生最为穷困潦倒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不仅贫困，还经常受到欺辱，《说苑.复恩》记载，鲍叔牙去世时，管子哭泣说：吾尝与鲍叔负贩于南阳，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欲有所明也。恐怕，这是管子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耻辱。也正是管子早年这一段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磨练了他追求理想的意志，养成了忍辱负重、善于权衡利弊，注重实际、为大义不拘小节的性格，也丰富了他的处世经验，为他以后驰骋于齐国政治舞台奠定了良好的素质基础。[8]
二、《管子》认识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认识的主体和客体
主体和客体是一对重要的认识论范畴，构成了认识的两极，是研究认识论的出发点和中心环节。不弄清它们的规定性，就不可能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深入分析研究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构诸要素的关系。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认识问题做出过许多探讨，但并没有明确提出主体和客体的范畴。但是《管子.心术篇》在中国哲学史第一次明确区分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看其中的一则材料：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如虚矣。这里的此和彼在认识论上分别代表了所以知之主体和所知之客体，虽寥寥数语，但文意极其明确。
1、认识的主体
在《管子》认识论思想中，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称为认识的主体的。关于认识主体，《管子》给出了几条重要的标准。首先，认识主体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即修此。关于这一规定，早在西周初年《尚书.洪范》就提出过：貌曰恭，言曰从，视曰名，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洪范》认为达到了这些修养要求，才会成为一个好的认识主体。在《管子》看来，主体加强道德修养的方法就是静因之道。主体在认识客体的时候，必须排除忧乐等各种欲利的干扰以保持内心的平静状态，所谓修心静义，道乃可得。其次，认识的主体必须是具有特定的社会资格和高尚的人格的圣人。《管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得虚道，才能取得认识主体的地位。书中特别强调虚的作用，所谓虚者，万物之始也。这里虚就是无藏，就是不存有主观偏见，不事先安排，一切顺应自然。它进一步指出：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奈。求知者不得处，夫圣人无求也，故能虚。也就是说，只有圣人才能不被利欲、成见所羁绊，具有高尚的价值人格，故而能得虚道。关于这一点老子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百姓皆注其耳目，而无欲无为的圣人却保持着虚极静笃的心态，具有质朴自然的人格特征，因此只有他们才能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成为认识主体。
2、认识的客体
客体是主体指向的对象。在《管子》的表述中，客体就是所知之彼。虽然当年管仲还未提出客体的范畴，但是他已经对天道、气、水等范畴有了唯物主义的认识，并且提出了名实当的命题。春秋时期，天道观是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哲学问题。[9]天究竟是一个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支配万物的最高主宰呢，还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呢？当时的哲学家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综观《管子》一书，天共出现824次，道共出现503次，从其中的论述来看，管仲已初步认识到天的自然本性，否定了周朝的以德配天的说法，恢复了认识客体的本来面貌。
3、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多方面的关系，其基本形式包括人与自然客体的关系、人与社会客体的关系和人与精神客体的关系。这三种主客体关系从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一开始就能够自觉的把握这三种主客体关系。在管仲所处的历史时代，铁制工具开始运用于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力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渐深化，神权思想开始动摇，一个自然的天人关系的帷幕被掀开了一角。管仲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得出了道可知和人能遍知天下的命题，流露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可知论的倾向。
首先，关于主体能够反映客体。《管子.形势》中有：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对于这个命题，管子研究专家关峰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管仲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道出了察往知来的思想，这比周朝以前殷鉴不远的思想要高明的多，因为他已将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概括出人类认识的规律性，即使是一百年的孔子提出的温故而知新的说法也并不比管仲高明。当然，我们知道当年管还仅仅只是提出了一个真理并没有给出科学的论证，但这个人类初期的闪光的智慧点足以载入史册。在主体能够反映客体思想的基础上，管子还特别重视要主体要预见性的反映客体。例如他在《乘马》中说：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管子用具体的事例证明，人们应该而且可能对事物有所遇见。虽然当年管仲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但是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对具体事例的阐述，流露出科学的预见的思想，为以后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
其次，关于客体可知。管仲认为一切自然现象，社会事物并不神秘，都是可以认识的。请看其中的一则材料：专气如神，万物备存。能存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求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道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内业》）在这里，专气如神指心的主体，万物备存指主体反映的客体；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和非鬼神之力也，显然作者在哲学认识论领域反对卜筮，反对迷信鬼神，这就流露出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特点。另外，《管子》一书，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是可以遍知天下的。在《内业》篇中有这样的话语：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神明之极照乎知，人能正静，皮肤裕广，耳目聪明，筋信(伸)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
（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唯物主义为前提和基础的。[10] 那么，《管子》认识论思想是否包含唯物主义的因素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事实上，不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前提的认识论是没有的。只是当年管仲还没有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观点，但是他在对世界本原的论述中绽放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芒，并且在中国哲学史上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
1、关于自然之天
在管仲之前的中国历史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特权地位，编造了天命神权的谎言。但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天的神威逐渐受到挑战，许多进步思想家开始掀起天神秘的面纱。管仲作为这一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并没有专门论述自然观，但是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渗透着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管子》书中，天总共出现了824次，现在我们选取他有关于天的表述：
不务天时则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牧民》）
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形势》）
天时不详，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
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形势》）
从以上的引文可以看书，在管仲那里天有时指气候、天气以及四季寒暑等 ；有时和地利一起提，指天时；有时说，人间的祸乱，乃是人道不顺，跟天无关。这些都说明，管仲认为天就是自然、客观之天，而不是对人间具有绝对权威的主宰。这样，天就再也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天命神权思想就被攻破了，人类的认识由此向前跨了一大步。
2、关于道和气的思想
在《管子》书中，道这个字共出现503次。足见，《管子》是十分重视对道的研究的。事实上，它不仅重视对道的研究，更是将道作为万物的本原。书中记载：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天之道，虚其(而)无形，虚，则不屈(竭)，无形，则无所低赶(抵悟)。无所低赶，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以得知(本误作生知得以)职(识)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谓其(本误作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心术》上）
圣人之道，若存若之。援而用之，殁世不亡。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心术》下）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花)。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内业》）[11]
由此可见，《管子》把道看作是无形、无声、无名、无为的东西，是可以安而不可以说的物质性的存在。这样，《管子》就从万事万物中抽象出一个特殊的，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的道来。但是《管子》并未停留于把世界归结于道的认识上，而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精气说。它独创性地开始用精气来解释生命和意识的起源以及构成生命的精神的要素。《管子.内业篇》说：精也者，气之精者。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又说：人知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这里，《管子》认为精气是组成世界万物的最小的微粒，是同有着某种相通性的东西。这就是说人的思维是依靠于生命，有了生命才有思维，而生命又依靠于气；气是第一性的，生命和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12]也就是说，在世界观上《管子》无疑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
3、关于水本原的思想
管子是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家。[13]《管子.水地篇》在中国哲学上首次提出了水为万物本原的学说，这一学说的问世要早于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公元前646年-公元前546年）的水论。泰勒斯的水论仅仅是只言片语，而管子却十分详细地论证了世界的本原是水的学说。《水地》开篇就论述水和地的重要性，认为地是各种动植物生命蓄养的苑囿，水是大地的血脉。承载万物的巨大的形体地之所以能成为诸生之根菀，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水的滋养，水是万物的基质。
（三）认识的途径和方法
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如何才能得道，即如何才能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呢？《管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原则，即静因之道的修心的方法。首先，《管子》认为，人们只有保持虚，才能有获得正确认识的可能。虚字在《管子》中共出现104次，主要的意思就是指要去除内心的偏见，使心无藏，才能为正确的认识营造居所，才能为获得正确认识提供可能。《管子.心术上》说：虚者，万物之始也。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既然，只有保持虚才能为获得正确认识提供可能，那么心怎样才能保持虚呢？《管子》指出：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奈。求知者不得处，夫圣人无求也，故能虚。也就是说，只有圣人才能不被好恶所羁绊，才能去除智巧和成见，因而能保持虚心，既而得道。其次，《管子》强调修心静音，乃可得道。在得道的前提上，《管子》又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舍弃忧乐、喜怒和欲利，保持内心的平静状态。《管子.内业》说：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心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也就是说，心是灵气的寓所，如果急躁妄动，心就会失去君位，只有保持内心的宁静、体气顺畅，才能得道。按照梅良勇教授的看法，就是：当心和灵气相遇时，即可产生某种感应，这样灵气便具有接受信息的功能[14]。最后，在虚静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把因作为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标准。《管子》在提出虚静概念的同时，提倡以因为法。因这个字在《管子》中公出现117次。那么《管子》是如何解释因的呢？因，对于认识客体来讲，就是指一事物之所以成其为一事物的原因，对于认识主体来讲，就是遵循一事物成其为一事物的原因，即从其所以然，也就是因循事物自然之理。而不已己意度之变之。[15]用书中的原话就是说：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又说：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在它看来，因就是达到无为的方法，就是依顺。因为没有人能够了解道的准则，道是无法言说的，因此只可以依顺，这就是因。所以《管子》总结说：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因简单讲来，就是摒除主观的偏见，把物这一客观的东西作为效法的标准。
结合以上分析，《管子》在获得认识方法上的主张归结为一点，就是要求认识主体注意修心保持内心的虚静，在认识客观事物时，做到舍己而以物为法，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不要做任何主观上的增加或减。这也就是《管子》提出的静因之道的著名命题。
（四）关于认识真理性检验标准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6] 毛泽东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真理性检验标准的中国化论述。我们说管子有这一方面的思想，并不是说他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哲学命题。不仅管子没有，马克思之前的所有其他哲学家都没有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命题，但是管子在他的政治实践中已经提出以名与实相符合来判断认识正确与否。
名指名称、名辞、概念；实指事实、实际、实在。管仲生活的春秋时期属于社会的转型期，名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名实相怨的情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管仲提出了名实当的命题，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解决了主体如何反映客体的问题，解决了当时思想界关于名与实的争辩。请看他的论述：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记。殊形异势，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诂形以形，以形务名，督言正名，故曰圣人。
名生于实名实在、当则治，不当则乱。
从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管子科学论述了名与实的关系，认为名是从实中产生的，名反映实，按实命名，名实相符。才能认识事物，否则就不能认识事物。同时管子指出人的认识活动并非是纯粹的主观反映客体的超感情的过程，而是受到人的情感欲利等价值意识影响的过程。不同的价值意识对认识的准确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管子.心术上》说：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所以，要使名实相符，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就必须去除欲利等价值因素，保持内心的虚静。
三、《管子》认识论思想的实质和特点
在管子的著作里，我们并没有发现专门研究和解释自然观、宇宙观起源问题的篇章。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管子通过他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以特殊方式表达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所以《管子》谈认识论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统治者怎样进行统治、处理事务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认识论思想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是在为政治作哲学的论证，这种哲学论证在实现其政治的转轨过程中，展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
（一）把朴素辩证法引入认识论
1、初步认识到对立面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
《管子》书中提到了许多对立统一的概念。如兴废、安危、得失、侈俭、存亡、强弱、赏罚、盛衰、益损、予取、易难、往来、利害、开闭、生死。管子对这些对立统一的概念作出了初步的哲学概括。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
首先，关于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的思想。我们此前一直强调，管仲并没有专门论述哲学的著作，所以学习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必须从他的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去思考。《管子.形势》中指出：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这里乐和哀、生和死就是两对矛盾，管子把他们结合起来看，认为没有乐之的一方面就不会有哀之的一方面，没有生之的一面也就不会有死之的一面，这就包含了对立面相互依存的思想；其次，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管子在对立面相互转化思想方面的论述以予取之说为最佳。他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堕，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堕；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牧民》)这里《管子》用为政之道来论证这对矛盾，予和取是对立的两个面，国家希望从人民中多取而少予人民，而人民则希望国家多予少取。作者进一步论证，其实予和取是可以达到统一的，这个统一的标准就是度。所以它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也就是要求为政者要取之有度，这样人民才会拥护他，国家才会富强，为政者才能不断有所取。可见，《管子》认识论思想中已经渗透了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
2、初步认识到事物的规律性和主体的作用
管子并没有提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思想，但是管子已经具有朴素的主观作用和客观规律的对立统一的思想。管仲在总结前人对事物间的联系和秩序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则的概念。《管子.七法》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这里，它道出了一个真理，万物运行皆遵循一个客观不变的则，也就是我们说的规律。《管子》以此为依据，推导出一个新的命题：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同时它又结合阴阳五行学说，进一步指出：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到这里，《管子》的论述已经很清楚，它把则，即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阐述的相当到位了。那么，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如何应对不变的则呢？《管子》开篇就指出：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后来又指出：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这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管子是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是管子说的务，其实就是行动。一切事情，不务是不可能成的，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但是也不是说凡事只要务就会办成，管子认为还必须顺天，才会得道天助，才能成功，也就是说，必须去务那些客观上可能办成的事情，才会成功。
(二)以精气解释世界，徘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前面我们提到，《管子》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精气，而它说的这种精气是带有一种生命的活力或是精神的性能的，因此精气又称为灵气或神。世间万物都是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枢言》)这种精气生天地的哲学命题，在冯友兰先生看来，极易导致物活论。他说：物活论认为，自然界一切东西都有生命。这个命题可以把精神归结为物质，导致唯物论，也可以把物质归结为精神，由此导致唯心论。它好比一把两刃刀，可以两面割。[17]很显然，《管子》认识论思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始终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纠缠，徘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四、《管子》认识论思想的地位和当代价值
《管子》是一本珍贵的中国古代典籍，其认识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的区分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并且突出强调了发挥认识主体的作用，顺应天则，以获得对客观事物的准确的认识，从而奠定了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首先，察往知来，从认识既成事物到认识现在和未来。管子提出的疑今者察古，不知来者视之往的命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世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的认识总是要从事物是什么开始，认识既成事物，认识事物的现实状态。从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来，任何文明的进步都离不开对自己历史的考察。历史是现实的以往和过去，现实是历史的直接实现。这都启示我们，要想获得对现在和未来的科学认识绝离不开对历史的认识。其次，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为前提，不断创新认识方法、深化认识。管子的认识论思想散发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馨香。在认识的方法和途径上，他强调静因之道，摒除主观的偏见以获取对客观事物的真是反映，在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名实当的命题，指出名要和实相符合，进而将人类的认识推向了新的进步，深化了认识。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充满复杂性、曲折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我们只有不断总结认识客观事物的经验，并通过抽象和概括上升为理论，作为认识的方法指导我们的认识活动，我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道路上才会少走弯路。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总结人类认识的历史，探讨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对《管子》认识论思想的学习、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变世界，把人类的认识不断推向前进。《管子》认识论思想更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好人文价值，因此，思考实现其现代转换，让《管子》认识论思想在现代化背景下登台表演并彰显其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18]，显得尤为必要。实践永无止境，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真理的认识也永远不会终结。
[参 考 文 献]
[1] 胡家聪：《管子新探》[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战化军：《管仲评传》[M].齐鲁书社，2001
[3] 梅良勇：《中国古代哲学论稿》[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人民出版社，2004
[5] 张固也：《<管子>研究》[M].齐鲁书社，2006
[6] 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M].商务印书馆，2006
[7] 周瀚光等：《管子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8]司马琪主编：《十家论管》[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齐振海主编：《认识论探索》[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
[11] 梅良勇：《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出场的必要性、可能性及路径》[J].载《宁夏社会科学》2010 （1）
[12] 杨柳桥：《<管子>的哲学思想》[J].载《管子学刊》1987（2）
[13] 栗冬生：《略论<管子>认识论的主客体思想》[J].载《长白学刊》1994（2）
[14] 周昕：《管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J].载《管子学刊》1995（2）
[15] 赵守正：《<管子>研究与精神文明建设》[J]，载《管子学刊》1991年第1期
[16] 池万兴：《<管子>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
[17] 史少博：《<管子>论静及现代意义》[J].载《管子学刊》2010（1）
（作者简介：梅良勇，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