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瑰宝：《管子》“孝论”（一）——构建三大系统之孝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4 9:33:29

国学瑰宝：《管子》孝论（一）

构建三大系统之孝论

周怀宇  林冰冰 王曰珠

【关键词】《管子》；孝论 ；三大孝悌系统 ；十类人物群体  

前言

孝文化，是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文化元素。《管子》关于孝的命题，有很多阐述，学术界已有一些泛论。但是尚缺少理论层面的总结，也缺少历史地位的评价。《管子》关于孝的理论论述，简称孝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孝的理论阐述，早于孔子，早于《孝经》。但是，由于《管子》孝论和《管子》其它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理论的阐述结合在一起，需要剥离，方可看出《管子》孝论的丰富内容及其体系。本文试对《管子》孝论简略梳理，以观其概貌，窥其崖略。如何认识《管子》孝论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也略申管见。全文四个部分：一，《管子》孝论的三大伦理系统；二，引孝入政，倡导孝治，三，孝论的理论价值与特点；四，孝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本文是其中第一部分。

主体内容：构建三大伦理系统之孝论

《管子》孝论，最基本的内容，是从伦理切入，针对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人伦关系，引入孝的概念，提出孝为道德观念的伦理学说，阐述孝的伦理秩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管子》的孝论，重点论述了三大伦理系统，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系统；以政体为纽带的君臣系统；以教育为纽带的师承系统。这三大伦理系统，涵盖十类社会群体，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含君民）、师生（含师徒）。这是人类社会中最具广泛性的十类群体，凡是自然人，没有人能够游离上述社会群体而独立存在。

《管子》以三大伦理系统为基础，以孝命题，阐述十类群体相互关系的学说，吸收中国历史上各种朴素的孝文化，加以发挥，把原有的朴素的孝文化提升到理论阶段。这一理论问世，经过孔子以及诸子百家进一步发挥，中国孝文化如洪如瀑，倾泻而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家族系统的孝论

人类的血缘关系，按照生息繁衍的脉络，可以划分三个系列，即父子、兄弟、夫妻。这三个系列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管子》在孝论的体系中，分别为之构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父子，属于血缘关系的纵向脉络，上溯远祖，下沿远孙，以父子关系为环节，形成漫长的生物链，实际是父子链，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管子》针对父子关系，提出了父慈子孝的概念，（《版法解》）其中，子，包含男和女。这是古汉语方面的研究结论。披阅历史文献，父慈子孝的概念，首出《管子》。

兄弟，属于血缘关系的横向脉络，即平辈血缘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脉络。有同父同母兄弟、同父异母兄弟；有同祖父同祖母兄弟、同祖父异祖母兄弟；上溯远祖，下延每一个父子环节上横向延伸，包含庶出兄弟。这一脉络同样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管子》针对兄弟关系，提出了兄爱弟敬的概念，（《版法解》）把孝文化引入平辈血缘之间，纳入孝论。兄爱弟敬的提法，首出《管子》。《管子·五辅》篇中，又把这一提法演绎曰孝悌，《释名》曰：悌，弟也，特指兄弟之间的孝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孝和悌并提，首出《管子》，后人即把孝悌视为孝文化的代称，亦即孝悌文化之揭橥。

夫妻，属于血缘关系的特殊系列，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家族，由于婚姻，由于繁衍后代，由于子女绵延，构建成了新的血缘脉络，这是比较特殊的以子女为纽带的逆向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婚姻发展史上，无论什么样的婚姻制度下，正常的成年男女，都会有结婚的经历，夫妻关系，具有普遍性。以夫妻关系为桥梁，把血缘关系扩大到异姓家族之间，更加广泛促进社会各个姓氏之间的联结和交融。因此，关注并且规范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赋予孝的命题，纳入孝论，更加具有社会意义。《管子》针对夫妻关系，提出了夫妻之间的伦理之义，曰：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五辅》）概言之，即夫固妻贞，丈夫要坚定、本分；妻子要忠诚、专一。

《管子》孝论，把孝文化扩大到妻关系，这是孝文化的一个重大突破，增加了孝悌命题的内涵，明确出现了媳妇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即翁媳、婆媳关系。《管子》深化提出了翁媳、婆媳之间的孝悌之义，曰：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形势解》）子妇，即媳妇。这里，《管子》针对媳妇与翁婆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提出了慈和孝的概念，强调指出：父母慈而不解（同懈）则子妇顺；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形势解》）父母慈与子妇孝、子妇顺构成了翁婆与子妇之间的伦理之义，增添了孝文化成份。

《管子》精心论述了三大系列的伦理关系，并且提出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版法解》）饰，命令、文件；义，文字内涵。即主张制定三大系列伦理秩序的文件，颁发社会。

2、君臣系统的孝论

血缘关系之外，《管子》进一步延展孝悌之义，在君臣和师徒（师生）两大社会群体人物之间构建了孝的伦理学说。在《管子》的孝论中，君臣、师徒和家族系统的孝论，不是割裂的，属于孝论的组成部分。孝论由此延展到非血缘的社会层面。

学术界有人认为忠孝是两个系统，经过移孝入忠的加工，忠孝合一。这个说法，不是《管子》孝论的精神和原貌。探索《管子》一书，其孝论中，忠孝一体，忠孝一直相提并论。如不孝则不臣矣，（《度地》）认为不孝之人，也不会成为忠臣，二者不可割裂。

《管子》针对君臣关系，提出君德臣忠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管子》在论述君臣之间的伦理道德是，总是父子并论。《版法解》篇曰：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论述的过程中，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等，一气呵成，构成一个理论体系。可见，君臣关系很自然地被纳入孝悌的理论范畴，其道德定义是德和忠。所谓正君臣上下之义，（《君臣》）就是强调君德臣忠。《形势解》又进一步把孝论和道相联系，曰：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借助于道，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道德同样形成一块整体。道也是《管子》论述并且崇尚的一个理论体系，把孝悌和道挂钩，是提升孝悌的品格。（汉代刘向刘歆把《管子》一书归为道家类，也有他的理由。本文暂且不论。）

《五辅》篇中进一步总结了孝悌的八条要义，这是包含君臣关系在内八条孝悌之义，曰：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

必需指出，《管子》为什么把君臣纳入孝论的对象呢？历史的深刻变革昭示了原因。春秋初期，社会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周王朝正进入礼崩乐坏的式微时期，周王朝中央和各地诸侯国，以及各地诸侯国内部的统治机构，正面临着继承权的调节，包含周天子在内的大小诸侯国，都面临着调节君臣关系的重大问题。《管子》孝论适应时代的需求，创建孝悌伦理，提出

君德臣忠的概念，加固君臣团结，不仅扩大了孝悌理论的社会实践范围，也是立于历史潮头，顺应时代寻求社会历史新路的理论创新。

3、师承系统的孝论

尚书师徒之间的伦理道德，集中体现在《管子》中的《弟子职》篇。这是一篇很特殊的孝悌理论篇，提出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伦理关系，即师徒、师生之间伦理道德。

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刘欣在《七略》中，辨章学术，依据《弟子职》的属性，从《管子》文献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归入《六艺略》孝经类。唐代颜师古治《汉书》，为《弟子职》篇加注，引用文献学家应劭注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确认了《弟子职》篇是管仲的著作。

汉代以后，经学的地位渐渐提升。宋代朱熹治经，把《弟子职》收入《仪礼》中，编撰了《仪礼经传通解》，《弟子职》被收入卷十《学礼》篇。朱熹为《弟子职》章句、诠释。其序言曰：此管子之全篇。言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法。今分章句，参以众说，补其注文，以附于经。《弟子职》被朱夫子经学化了，这大大提高了《弟子职》篇的历史地位。

《管子·弟子职》阐述了教育领域师承系统的孝道。针对师生关系，提出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意思是弟子应该遵循先生的教诲，努力学习和效仿。可以概括为师教生则。这是中国历史上见于文献的师道尊严一说的最早记载。其内涵丰富，内容具体。朱熹为这篇经典文献章句，划分为十一小段：学则、蚤作、受业对客、馔馈、乃食、洒埽、执烛、请衽、退习。提出了弟子应该早作、谦虚受业、礼貌对客、尊敬老师，勤于洒扫、为老师执烛、馔馈（伺候饮食）、敬奉枕席等种种弟子的行为规范，非常直观地提出了尊敬老师的师生关系。从汉代到宋代，从刘向刘歆到朱熹，直至明清时期，都把这篇《弟子职》视为教育领域的孝经，它明确了师承系列的孝道。其中精彩之处，不仅提出青少年弟子应该尊敬老师，还应该闻义则服、温柔孝悌，一边向先生、老师学习知识、技能，一边按照礼义规定，履行孝悌之义。

《管子》关于教育领域的孝论，不只是学校的文化教育，包含广义的各行各业的知识技能传授。在《乘马》篇中，泛论士农工商的艺术技巧传授问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专门的学问，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所谓诚，指精通一门专长的人。司马迁《货殖列传》申论之为诚一。《管子》认为诚一的人，是智者，可以教民。例如贾（经商之人），知贾（价格）之贵贱，工，治容貌功能，他们有一技之长，能够承担老师。反之，认为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乘马》）

纵观历史，师生、师徒，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构建这一群体人物的伦理关系，确立相互之间的孝悌之义，不仅增加了孝论的新鲜内容，而且扩大了孝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意义。更加重要的是有利于学术文化和知识艺能的传承。

4、孝论五大新贡献

《管子》孝论，第一大贡献，在于创造了治家的理论。在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中，用治国的视野，着眼于治家，藉以安定社会，治理国家，管子是第一人。近现代细胞学诞生，有人把家庭比喻为社会的细胞，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指明治家的重要性。孰知二十五世纪以前，《管子》已经论述了这一理论。

《管子》孝论，第二个重大贡献，在于选择了一个重要命题孝悌，展开了理论研究。《管子》围绕孝悌这一命题，精心论述其合理的内涵，发掘其价值，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理论，并且倡导推向社会，施之于实践。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孝悌，本来是一个古老的文化现象，早就客观存在，只是没有受到重视。据说，舜帝就是著名的孝子。（《史记·五帝本纪》）说明自尧舜禹圣王时期以来，孝悌的历史文化就逐渐形成。越三千年，管子敏于时事，把历史传承下来的朴素的孝文化，上升到理论阶段，服务于当时乃至后代，这是理论上的突破与成就

《管子》孝论，第三个重大贡献，在于勾勒了孝论的基本面貌，明确了孝论的十种对象，即理论主体。尤其是各种对应关系的孝论，内容的针对性很强，既有各别特点，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严密理论框架。《管子》孝论诞生以后，人们对于孝或者孝悌、忠孝这一命题的认识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不再停留于零散的、个别的、支离的朴素的水平，而是形成完整的内容丰富的三大系统、十类人物群体的伦理道德学说。

《管子》孝论，第四个重大贡献，在于确论了孝悌是人之高行，即人类社会的一种高尚的品行，是各种美好品德中的上品。在《形势解》篇论曰：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虽有小过，不为不肖。它把这一美好品德喻为大山，论曰：所谓大山者，山之高者也，虽有小隈（wēi，山水弯曲的地方），不以为深。这不仅喻其高尚，也喻其像大山一样不可撼动。无论是君、臣、父、母、儿子、媳妇、先生、弟子等，具备了孝悌的品行，就高大，如果还有其他小过，仍然是优秀的人，有别于不肖之人。反之，缺少孝悌的品行的人，则是重大的过失。《形势解》篇曰：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力（为）贤。所谓平原者，下泽也，虽有小封，不得为高。后世孝论的广泛应用，明代学人提出，：学之为言孝也。忠孝立。百善从之。说明《管子》的观点被历史接受了。

《管子》孝论，第五个重大贡献，突出论述了孝悌文化的广泛性。认为孝悌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高尚的文化，还认为孝悌是世界上、天地间不可丢弃的一种品行。《形势解》篇曰：言而语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无弃者。所谓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其深刻含义是孝悌不能够抛弃，它应该和天地一样永恒。清代雍正皇帝作五伦之论，曰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雍正皇帝的五伦之论，高度概括了孝论的精髓，天地之间，唯有君亲师。语言越精炼，越具有穿透力，《管子》孝论飞越时代更加广泛传播。

（作者简介：周怀宇，安徽大学教授。王曰珠，安徽大学副教授。林冰冰，安徽大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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