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管学研究的三种范式与评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3 16:27:27

民国初年管学研究的三种范式与评析

刘继安

【摘要】: 民国初年，新旧思想杂糅，东方传统与西方文化相互激荡。具体到管学的研究上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范式和研究态度，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杂糅论、胡适代表的西学论和钟泰主张的传统研究法。文章对以上三种范式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评述，阐发学术特点。其各自得失对于今天的管学研究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胡适；钟泰；管子；范式  

一个国家学术思想的变迁，如同个体精神状态的变化，影响巨大。清末民初，万事更新，儒家正统地位渐趋衰微，诸子学的研究受到重新的重视。西学东渐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当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文化领域处于一种空前繁荣和开放的环境中，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存在三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传统论、西化论和杂糅论。《管子》一书，因为思想精深、博采众家之长，内容涉及道、名、法诸家思想及天文、地理、经济方面的知识而广受各方观注。著名学者梁启超、胡适、钟泰、谢无量、蔡元培、陈焕章等人都对管仲及《管子》一书有所研究。在管子研究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其中尤为引人观注的当数梁启超、胡适和钟泰三人。他们在管子研究上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范式和研究态度，而且据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笔者不才，在先贤诸君研究成果之上，从不同学者研究《管子》的态度入手，着力对上述三种研究成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来探讨三种范式之间的异同，以期为今天的管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梁启超与《管子》研究范式的糅合

清末民初，全国上下普遍提倡经世之学，为西方学术的传入准备了环境和条件，但也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梁启超无疑是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梁任公在《管子》研究中用力颇深，著有《管子传》一书。胡适萌发对于《管子》的研究也正是肇始于早年对于梁启超著作的研读。1905年胡适还在上海澄哀学堂读书时，他陆续读到梁启超1902年开始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深受启发。但是梁氏未写完此书，著者学识浅薄，综合而论断之，自愧未能，尚须假以时日，悉心研究，非可以率尔操觚也。胡适眼巴巴的望了几年，在失望之余，他忽然蒙发出了一个小小的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篇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1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所作的《读<管子>》一文便是有感而发之作。梁启超先生对于管子的研究论述较为集中，观点鲜明。他很早便认识到了管子思想中的可贵和借鉴之处，也是第一个用西方学术观点阐发管子思想的先锋。他认为国家观衍为法家，世界观衍为阴阳家。自管仲藉房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锐意整顿内治，使成一法治国（rechtsstat）之形。《管子》一书，实国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书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战国时其后辈所纂述。要之此书则代表齐国风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邹衍之徒兴。2梁启超将管子列为先秦北派中齐派的代表。

其次，较之古希腊有市府而无国家，中国则自管子首以国家主义倡于北东，其继起者率以建国问题为第一目的，群书所争辩之点大抵皆在此。 3在梁任公的眼中，管子提倡的国家主义影响深远，泽被后世。正是因为有了管子所提倡的国家主义才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坠。

第三，梁启超认为希腊人注重兵事、贵文学，而对于基本的国计民生问题却不甚重视。但是与古希腊大体同时的管子学说中却包含有《轻重》《乘马》等大量的经济思想。梁启超认为先秦时期管子中的经济思想可以与欧洲十六世纪的经济思想相颉颃。

1909年梁启超在总结原有思想的基础上，著成《管子传》一书。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对管子的法治思想评价很高：纵观世界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4梁启超认为管子不仅是法治主义最早的思想家，而且也是积极提倡法治精神的实践家。梁启超对管子思想的研读着眼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考量，有传统士大夫的遗风。他认为举国上下，颓然以暮气充塞之，而国坠于冥冥，驯致不可收拾者，何莫非放任主义滋之毒也。故管子之言，实治国之不二法门，而施之中国药之瞑眩而可以廖疾者也。 5宣传管子思想，开发固有文明之结晶，医治中国时下顽疾，是梁启超根本用意之所在。由以上几点不难发现，梁启超首先看到中国社会法治不明的现状，认为在中国倡导法治是百益而无害的事情。以此为出发点，用西方法学的论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学因子。这种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研习方式，一方面照顾到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崇尚传统文化的心理，同时又巧妙的使西方思想以一种验证和阐释传统思想的方式在中国广为传播，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满足了保守派的文化心理需求，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又迎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西方思想的传播，成为管子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思想路数，是典型的中西杂糅法。这体现了梁启超非凡的才智和对管子研究的重大突破。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对梁启超这种阳为古学、阴为西学的管子研究法表示认同，这有悖于尊重学术真实性的原则。胡适与梁启超相反，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治管子，走了一条彻底的西方化道路，也为两位学术大师日后的学术辩论留下了伏笔。

二、胡适与管子研究方法的创新

在胡适以前，留美博士陈焕章曾经写过一本《孔门理财学》，是第一本以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孔儒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胡适则是第一个用西方哲学方法研讨古代哲学的中国留学生。留美期间，胡适之博士重点研究了非儒家学派的思想，对于管子的研究则在他留美早期就开始了。

胡适将以前从属于儒家的诸子学，包括《管子》研究从经学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专门之学。将《管子》研究放在与儒学平等的地位上加以研读，这在今天看起来稀疏平常的事情，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件不小的创举。这首先是一种认识上的突破。

在研究方法上，史料互证。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史料中探求《管子》理论的沿革和学说的真正思想。管子能说毛嫱、西施，此类笑柄，不可胜数。 6管子一书，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后人把战国末年一些法家的议论和一些儒家的议论（如《内业篇》，如《弟子职篇》）和一些道家的议论（如《白心》《心术》等篇）还有许多夹七夹八的话，并作一书，又伪造了一些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又杂凑了一些记管仲功业的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7 

既然《管子》这本书是伪造的，而非管仲所手写，引发胡适三个方要的思考。其一，管仲本来就没有书中所阐发的相关思想。其次，如果《管子》书中内容可信，那么中国哲学史的先后顺序就要重新商榷，哲学史中便没有了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再次，管仲生当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样规模广大的哲学。这与老子以后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完全不合。8胡适这种对于史料审定的方法，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来说无疑于方法论上的极大创新，一时引领时代的风骚。

以前的学者治《管子》，多喜欢用平行的方法，同时代的学人、相同时代的著作之间进行互证研究。胡适一改古人平行研究的惯例，他在评论梁启超论管子的文章中写道：梁先生说一则假令《管子》非仲自作，亦必齐人衍管子绪余者所为。9胡适系统分析了《管子》并非齐稷下诸生衍管子余绪之作。他根据学说演进的次序作了系统的考查，将管仲与《管子》一书进行了彻底的分离，修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观点，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蔡元培对于胡适研读中古哲学的方法大为欣赏，他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胡适的治学，心灵手敏，有几个长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10深刻明晰地将胡适学说的要点表现了出来。胡适所具有的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系统建构，也为管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西方化研究模式为中国哲学史的近代转化开创了先河。胡适引入的这种新兴的研究范式，利用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框架结构以及话语方式，成为今后管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形式，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胡适管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也存在极大的问题与局限，那就是片面强调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普遍性来研读中国哲学，而对管学研究本身没有特殊的关照，在当时就已经引发了不少反对的声音。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哲学社之邀，到北大三院讲演，讲题就是《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认为胡适疑古思想太过，没有对各家哲学做出准确公正的评判。胡适为了抹杀法家的存在，就说管仲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书大概是前三世纪的人伪造的，其后又被人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11管子书中有很多深奥的法理，虽然是伪造，但是单单托管子的名号，定是有思想渊源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批判的接收。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反对者当数之江大学国文系教授钟泰先生，他认为胡适以西方学术语强加比附中国哲学，实不足为道。中国哲学是自成体系的，用西方术语来叙述中国哲学，就会扭曲后者的真正面目，变的狭隘和偏斜，是极不合理的。在这一点上，钟泰先生坚决反对胡适学术主张，拒绝西方学术的任何印迹，以求维护中国学术的独立性。以史传之体裁，述流略之旨趣提炼出思想变迁的源流，然后加以辨别其中的异同。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12

三、钟泰，以中国之法研究中国之管子

钟泰，字讱斋号钟山，南京人。少时师从太谷学派中期宗师黄葆年，曾就读于江南格致书院，后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大学。先后任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和系主任。钟泰虽然没有胡适那样少年时代就负笈欧美，近距离的接触西方学术的体验，但是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于西方思想不会太过陌生。他并不是一个井底之蛙。钟泰对待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上较为谨慎的保守态度，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和文化的考量，他真正反对的是将中西学术做单一牵强附会似的比附。其在《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前言中阐述写作的意图和主旨时说：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其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谈到对管子的研究和认识，他首先认为：古人著书，不必定成于一人之手，类多有其徒附益。不得执此以为伪。13而且他引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诗教》与《言公》等的观点为自己提供佐证。这显然是针对胡适有关《管子》是伪书而提出来的。由于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以其学派创始人的名字为书名，如庄子的著作就叫《庄子》，孙子的著作就叫《孙子》，因此胡适辨伪的主要方法就是看书名与写作者是否相符，如果作者与书名不相一致，他就认为应当是伪书。而钟泰先生则认为古人与今人在学术观念上有极大的不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并没有今人如此强烈的版权意识，只求传播公理于后世，《管子》之名乃一派观念之合集，原本就不是著作者本人的代称，为古人著书之通例。

《管子》一书主要代表了法家的思想，在当时是一个主流的观念。但是钟泰先生则根据文本的考量、对比和互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不应当简单的将《管子》一书归为法家一派。《枢言》、《心术》、《白心》、《内业》中日益之而患者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言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功成者隳，名成者方。14与老子绝圣弃智、少私寡欲而功成不居的意思相同。而且孔子也曾经说过契静精微，《易》教也。这也与《管子》上述诸篇中的意思相类似。由此钟泰认为老子、管子、孔子思想都受到《易》的影响，《易》是先秦时期的经典，而不应当说是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叙述完《管子》与老子思想并非直接的传承关系之后，钟泰进一步论证法治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地位和影响。他论证了太史公《史记》中对《管子》的描述只着重强调了《牧民》和《形势》等篇章，而不是今天很多学者突出强调的法治思想。这难道是太史公的疏忽大意吗？钟泰通过当时的文献对比认为并非如此。他说《管子》书中法立令行，圣君任法而不任智等的观点与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观点颇多相通之处。老子强调的是治道之体，而管子更多的是注重细节的把握。同样的，《管子》中很多的法学思想能在《周礼》中找到印迹。《小匡》其法盖本《周官》乡遂之旧，而使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祭祀相福，死丧相恤，居处相乐，行作相和。15于是他得出管子所处的年代是在春秋的早期，周朝的礼仪还没有完全废除，影响依然存在。故管子法学思想是对《周礼》的继承与发扬。而且管子提倡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和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的观点是先秦诸子百家大都提倡的，普遍流行于上古时代，不能据此而勉强将管子及其学说划归为法家的行列。

由上可知，钟泰以中国学问治中国哲学的方法，虽然长期以来遭到时人的忽视，但是细细品味，也有其言说的意义和价值，不应当为我们所忽略。钟泰在诸家学派都有所通识的情况下，以中国传统学术为宗，将各派学说加以对比考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值得吾辈借鉴反思。尤其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文史哲在科学的名义下被人为的条块分割，破坏了学术原有的统一和整体性，《管子》研究即为一例。而钟泰先生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应有的观注和深思。 

四、三种范式的启示与评析  

上述三种研究范式，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胡适的西学法一枝独秀，迅速称霸学界，疑古之风与西方学术互相激荡，成为指导管学的主要方法。而钟泰提倡的学术方法则一直被误认为是对传统学术史的简单回归而倍受冷落。梁启超的中西杂糅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也渐渐被人抛弃。但是这绝不能说胡适的研究方法就没有一丁点的问题与错误，梁启超与钟泰的方法论就一无是处。当然，胡适在建构从传统到现代的哲学范式中功不可没，毋庸置疑。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胡适以西方学术研究中国学问，以新文化批判旧文明，在观念上已经将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显然有失公允和流于片面。梁任公与钟泰则以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传统，兼收并畜，以达文化自我更新之目的，从单一的西方评判走向多元的现代转型，对于当今的管学研究更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先生曾有言：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现在社会上被称为好学深思之人有两种：一则徒为本国思想学术界所眩，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也。16针对上述两种对待传统与西学的态度，梁启超先生进而提出最为合理的解决之道应当是且诸君皆以输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当因其性所近而利导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较之，则事半功倍焉。17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6页。

2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73页。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5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9页。

5梁启超：《管子传》，《饮冰室合集28》.中华书局，第12页。

6梁启超：《管子传》，《饮冰室合集28》.中华书局，第17页。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第8页。

8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第12页。

9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第13页。

10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728页。

1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6页。

12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38》.中华书局，1989.第53页。

13钟泰：《中国哲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第1页。

14钟泰：《中国哲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第18页。

15钟泰：《中国哲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第19页。

16钟泰：《中国哲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第44页。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作者简介：刘继安，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上一条：山东高密管氏研究(节选)——莫言家族史考略      下一条：读元结《管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