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管子求解若干问题（一）

来源：刘国旗    时间：2022/10/18 16:38:43

向管子求解若干问题（一）

牧民政治与粮食安全

龚　武

编者按：本文选自作者的《管子文化当代意义》系列讲座。

1. 牧民政治的由来

管仲撰《管子》一书开宗明义曰：牧民要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原文如：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

牧，有养活之意，牧民就是教领百姓生产、生活的意思，并无贬义。今人一读到这个牧字，会产生放牧、牧民、牧场这样的联想，以为单指畜牧之事，其实远非如此。农耕在古代社会乃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都是举足轻重的经济活动。耕种就需要牛和犁。让我们看一下牧字的构造，左边一个偏旁是是牛，右边是一个文字，会意为牛和文，意为有文化地驯养和使用牛。

牛因为其长期在中国农耕社会中的特殊地位，用一个有点附会的说法，就是所谓第一生产力吧，因而映射于社会文化形态，就在汉语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牛字为偏旁部首的汉字约有60多个，基本没有贬义字或词。

农耕时代牛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如下事实得到印证：管子时代不讲喂牛和饲养，而说饭牛。今天在人们意识中饭属于人的专享，但古代与人共享饭的还有牛。耕牛地位的显赫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管子时代就已经享有特权。这种状况大约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公社时代，当时耕牛受到刑法保护，凡是擅自屠宰耕牛或者偷盗贩卖牛的行为均会以破坏农业生产入罪，被判处徒刑，其意义跟今天国家立法保护大熊猫等动物并不一样。生产队的牛老了，或病弱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需要履行严格审批程序，由上级政府核准后才能宰杀。耕牛在人民公社生产队时代依然享有特权：生产队建有牛屋为耕牛过冬所用，建有牛棚为耕牛过夏所用（这与某些老权贵对牛棚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此外，一年四季都备有充足的饲料粮、鲜草或大堆的草料，只有队里公认最好的庄稼把式（俗称使牛的）才有资格使用耕牛并决定牛们的劳动和劳动量。春节到了，耕牛还要享受一顿年三十的年夜饭。喂牛或者饭牛相当于一门技艺，而不是简单的填饱牲口的肚子。生产队饲养员（俗称喂牛的）不仅德高望重，还要懂得牛的脾性、牙口（齿龄），教授幼牛干活、为牛穿刺鼻钉、给母牛接生，以及简单的疾病防治等综合技能。牛医也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俗称雅医（谐哑医）。无论是喂牛的还是使牛的，都是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社员信得过的人。

管子当年任齐相的内阁里有一个饭牛出身的大司田（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长）叫宁戚，此人也是管子发现并推荐给齐桓公的。因此牧是一个褒义词，与牛并称在古代并不是侮辱人格，相反，不用扬鞭奋分蹄、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老黄牛精神是中华男儿踏实肯干、无私奉献、道德高尚的象征。因此牧民是古代官员的职分和权责，牧字也升华为一级行政首长的官职，如东汉时期还保留着州牧，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主官，刘备就曾任过豫州牧。

如果非说牧民二字含有贬义不可的话，那么正说明中国政治的尊贵和国家管理者的尊荣，这种尊荣感不仅仅是家长式的统治者自以为是的结果，而更多是映射了社会分工给予民众积极配合的健康心态。西方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理解与中国不同，这种情况是封建社会瓦解之后现代资本市场化社会的产物。西方封建主私有制政府加上宗教教会的统治非常残酷无情，让民众吃尽了苦头，集聚了以自由和无政府为能量的社会历史张力，这使得以私人占有财富为唯一标准的现代国家具有了似是而非的社会自由和宽松的假象。西方国家政权脱胎于或者模仿的对象就是市场、企业、公司一类的机构，并没有形成有价值的让人民信服的道德尊严和贤明的文化人格。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倒不是说古代中国社会人民群众一直生活在理想国之中，当然不是，但是中国的统治者的智慧在于一开始就懂得和合与调和的功效，用管子的话说就是懂得阴阳理，天下不论是谁当管理者都得讲究公和公道。天子者，天之骄子也。既然天地无私，家天下也决计不可以私字为中心，放手让一部分人先富，而是相反，是天下为公。管子的理念就是国民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贫富必须适度。政府朝廷，称为官家，也叫公家，官和公，这两个词在一定语境里常常能够通用。譬如说公差和官差，公堂也就是官衙，又如说某人办事、说话不官，也就是不公之意。官员必须公正廉明，主持公道，所谓公生明，廉生威，具体反映在官制上就是通过教育、选拔、举荐或考试等多种手段，让最有公德、教养、文化的优秀人才来治国理政、治病救人、安邦济世， 让他们担负起全方位教民的重担，不仅需要道德教化，还包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风俗等各个方面，这就是古代所谓以吏为师之政教传统。

这种政教传统的主要开创者正是管子。齐国宫廷教师出生的管子是教民的最早的理论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他不仅要求官员要教民守农时，务本事，知礼节、荣辱，还从思想政治上倡导废私立公，能举人乎，这就造就了中华官场政治文化一脉相承的主线，举贤、荐士、科举、进士、考公中国第一流的男儿的理想历来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而持久存在的人才根基。庆幸之处在于，这种传统得以某种形式的继承。中国悠久的以公和官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是与西方以私和法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完全异质的政治文化。譬如 2013年，美国的诺奖得主斯皮尔格来华发表，青年人当公务员是人才的浪费的言论，就既有西方文化的原因，也有故意的腐蚀性。不过他的言论在中国社会中，并不能获得普遍的认同和共鸣。

中国老百姓对官员一向都是尊敬有加的，总是希望好政府出现，即所谓有一种好政府主义情结，总希望出现圣人出现好官。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现代，并不一定就是落后，真正瓦解这种观念的不是所谓现代西方文明，也不是西方公务员制度，而是我们官员队伍素质下降，道德滑坡，有些官员为官不尊、自毁形象，特别是贪腐和为政不廉，所谓坏官越抓越多。尽管官员队伍基本面并不一定太差劲，但是就像股市的风潮一样，民众心目中的道德评价观念服从于一个类似于雪崩效益的规律，俗话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于是人们就会起来抽象地否定一切。

2.牧民政治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政府有一个共同的识见，就是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古人比今人更倚重农业，如果说一国农业在今天国际贸易充分发达的条件下依然是基础地位的话，那么在古代一国农业就处于生死攸关的绝对基础地位。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劳动和经济形态相对单一，人民的物质生活形态和精神生活的形态也相对单一而纯粹，农业是朝廷和政府官员唯一重要的要务或支柱，即为官吏管理之本，又称农本。古人讲的本，原义是指树木之根，用以特指农业生产，故称农本、本事（管子《侈靡》有云：车马而驰多，醴酒靡千，岁不出食，是谓本事。）。后管子时代的经济思想渐趋萎缩，其中的本、末、利、义之争是古代社会政治一以贯之的主要焦点。末统指农业以外的工、商、技艺、服务等行业，利就是经济利益，义则是意识形态和精神价值方面的考虑。

古代社会失去农本就丢掉了国家的基础，就失去管理的抓手，农本不可须臾丧失，否则就无法牧民。民众是国家之本，民众得不到牧养，生活不下去，国家就灭亡了。这个事情的道理和逻辑是直白、浅显的，而对政治管理者又是非常深刻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历史上的中外统治阶级统治失败、丢失政权的事件了。统治阶级并不是白痴，但是他们往往阴差阳错地丢失农本，从而无法牧民，致使民众造反或揭竿而起推翻他们的统治。

管子曰：

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栗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管子·权修》）

管子牧民政治反映的是管子时代及其管子本人心目中为政者的基本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为政者的根本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职业规定是什么，对于从政者而言须要十分明了，是从政者应知应会的ABC，关键是要有人经常教导和灌输他们这些知识或戒律。当政者要负责任，首先自己要懂得这些知识和戒律：这就是当政者要牧民和务农本，做到有本事，实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基本要求。

3. 当代牧民政治：我们吃的安全吗？

如何管理一个国家，管理者与老百姓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作为长期课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尽管有些国家自我感觉良好地觉得都解决得不错。今天的国家似乎可以不再包办人民的生活了，更多地依赖所谓社会分工和市场无形的手。这样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固然是简化了，比如简化成纳税人与食税者的关系，政府除了花钱办国防、派出警察维持社会治安以外，其余的事情都交给市场，即由无不需要花钱求助的律师、医师、教师或牧师来承担，似乎是让百姓吃自助餐，其实是并不免费的午餐。政府与民众关系变成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人心分散、社会组织瓦解，所有道德人心、伦理纲纪和生态环境等亟需解决问题的方案，总是永远滞后于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钱和富人永远是这个社会和世界的主角；普通民众的价值则被有意无意地放置于越来越无关紧要的位置，这种状态并不因为个别有良心的学者所谓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愿望而改变。当今的国际事务只要打开电脑和电视，就可以从比比皆是的新闻中看到金钱驱动和利益力量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

另一个世界性的大话题是粮食安全越来越重要，这表明农业的根本地位没有改变。值得警惕的是所谓科技进步在解决人类粮食危机的同时，也带来了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论还没有最后的结论。现代迷信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一些扛着专家头衔的所谓公知的倚重，即根源于对所谓最新科学技术革命所承载的舶来价值观的依赖。当下的高层公务员队伍越来呈现具有脱离经济实践，尤其是脱离三农实践的趋势，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三农问题缺乏应有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至于专家、教授和传媒、新闻工作者不仅具有与前者同样的教育和经历背景，而且专业和职业细分和教育进一步促成他们变为严重脱离实际的象牙塔中人。譬如2014年2月8日央视《新闻联播》里，某农业专家对马年春节后一场农民盼望已久的瑞雪，竟发表小麦不至于受到冻害这样分明外行的言论。小麦主产区的农民和基层干部都知道九天里的冬麦需要几场雪雨才生长得好，所谓农谚云麦盖三床被，头枕馍馍睡。可是在我们的媒体或专家那里却是冬天里下雪会使小麦受到冻害的专业知识，是不是很搞笑呢？

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叙者钧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管子·禁藏》）

新中国官员队伍代际已经到了由四进五阶段。一代官员的主体是从战争年代军人转化而来的，与基层农民基本上保持有天然的联系。他们大多是搞农业的内行；二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培养的起来的大学生、转业军人和基层干部。他们中的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除极少数官员外，大多数仍然具有一定片面的生产劳动体验；三代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兵干部。大多知青出身的基层干部都对三农有亲身经历和理性认识；四代是改革开放提拔任用的一批官员，即所谓四化干部。他们中除了极少数来自基层第一线的，大都比较看淡三农问题和农业生产，往往更重视城市经济、工业经济或金融、贸易行业，一言以蔽之更加倚重GDP和统计数据；五代是考录的公务员群体。他们的地位和职务大都还处于入门级阶段，是所谓三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衙门）干部。他们是来自城镇和农村的青年人，属于独生子女即所谓小皇帝、小公主一代，或富二代、官二代，他们大多数习惯于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缺乏生产劳动的感性认识，耳染目睹的更多是如何投机取巧地赚钱，不是重视体力劳动而是轻视体力劳动，他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一小部分是书本，一大部分是网络和电视等传媒，因此亟需补上基层或三农这一课。

新中国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组成的国家管理队伍状况似乎各有优长，又似乎各有短板。这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国家政治，也制约了治国理政的质量和效益。比如，我们看到也经历过，有这么一些党政主官，由于他们长时间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缺乏三农经验，不懂三农，一上台掌权就乱嚷嚷、乱下判断、瞎指挥，结果造成三农内伤，农业一度出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又比如，有些红头文件针对基层工作的制定政策还是一刀切，闭门造车、无的放矢，主观上想给百姓办好事，却教条主义地设计项目，官僚主义地推行，形式主义地实施，往往钱花了，事办了，老百姓还在骂娘。例如，统一规划给乡村修生产便道，而对山区、平原、牧区又不能分类指导，路面宽度、质量和经费全国统一标准，对山区还行，在平原就过于狭窄了，农忙时农用车辆和机械根本无法会车；又例如，给在校生供应营养餐，照搬照套一、二线城市的模式，发一个鸡蛋、一杯奶等等，鸡蛋还好办些，要保障牛奶的安全，在广大农村和山区那些只有几个或十几个学生的学校，执行起来非常困难，操作成本太高，有的根本就不适用。凡此种种给基层工作造成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局面；再比如，还有一些地方和基层领导，迫于政绩压力和GDP冲动，一度对粮食生产失去兴趣，产生误区，做出错误决策，农民的庄稼种的好好的，但在他们眼里却成了看见麦浪滚滚，思想忧心忡忡，认为粮食越丰收地方越贫穷。于是便大面积压缩粮食作物，甚至不切实际地植树造林在农田搞大面积所谓绿化运动，导致粮食短缺，大豆、小麦等大宗粮食不得不依赖进口，使得转基因农产品进入了国内，改变了传统的食品结构，也扰乱了人心，造成了老百姓对粮食和食品安全的忧心忡忡和焦虑不安。

4.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

今天，管子牧民政治的教诲依然具有生命力。务农本，守仓廪，保证人民生活吃喝的安全，依然是当务之急，这才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牧民也即民生，在更高级的意义上成了食品、药品安全、婴儿奶粉、孩子入学、教育质量、廉租房和养老金等综合具体的选项，不可须臾懈怠。

第一，国家政治首要之事是要保证老百姓食者有其粮，而且是绝对安全的粮食，上策是自力更生的粮食，米袋子绝不能系在别人的腰带上，须知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在现代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国作为三农大国的现状不会改变，而粮食安全永远要依靠三农，这是保障中华民族生存的基本需要，因此要将三农置于基本国策的战略地位，摆正三农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位置，国家要对粮食安全立法。

第二，要重新规划三农战略，建立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三农政治经济学，而不能只有简单的以GDP为核心的农业经济学。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认识中国的粮食安全、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只能建立在主要依靠自己解决的基础上，而不能抱有对外依赖的侥幸心理。因此必须建立稳固、长期不变的粮食安全战略，加大对三农人、财、物扶持的力度。

第三，逐步建立和培育真正有利于三农的粮食定价机制，进一步缩减乃至逐渐消灭作为商品价格的工农剪刀差。这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富裕、农村留住人才、提高农村文化和文明的根本途径。

第四，要革新现有文化和教育体制，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国民教育和文化制度，树立正确的教书育人导向，培养千百万真正懂得国情、热爱祖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大军和管理者队伍，包括懂得和热爱三农的公务员队伍。建立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这个机制规定：任何一个将要担任党委、政府一把手工作的领导人必须取得具有在村、乡镇和县三级一定长度的工作年限的任职资格，否则就不能担任各级党委、政府或相关职位的一把手。只有如此，三农才不会被官员个人的素质而人为的边缘化，国本才不会动摇，国基才不会熔解，人民基本的饮食生活才会真正获得保障，人民的生命才会高枕无忧，在此基础上，方谈得上提高、改善人民生活，让人民过上富裕、美好、文明的幸福生活。

（作者简介：龚武，颍上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责编：刘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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