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德政新诠
来源：刘国旗 时间：2020/5/8 14:54:38
管仲德政新诠
程 诚
[摘要]管仲德政继承了周初的民本思想，垂功后世，受到广泛赞誉。实行德政不仅存恤百姓，且是建立霸业的必要途径，有着巨大的现实功用。可以集权于公室，国用足而民逸乐，确立德望，因道德之名而夺人之政。管仲德政因袭西周以降的政治传统，代天子行礼乐征伐，随着形势变异，最终也难以维系。
[关键词]德政；管仲；道德；名分
管仲辅佐齐桓公立霸业，一匡天下，其业绩享誉古今。德政则是建立霸业的必要路径，记载了管仲言行的《管子》，便反映了管仲治国的德政思想。学界认为德政是民本思想的反映，是管仲存恤百姓之举，并有着人与天调的朴素自然观，但未挈得要领。①德政非仅利民，更有着直接的现实功用。本文结合相关材料，对管仲德政的现实功用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其在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作用与影响。
一．
德政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中便有反映。开篇《尚书·尧典》载，尧钦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让, 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协和万邦, 黎民于变时雍。[1]1帝尧圣明谦和，以道德和睦亲族，及于天下。《尚书·皋陶谟》载，皋陶告大禹以九德，宽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 乱而敬, 扰而毅, 直而温, 简而廉, 刚而塞, 强而义。[1]39行德政，才能造福百姓，安定友邦。这里所说的德首先指的是个人品格上的完善，治国者先治其身，这反映了古人认为主观经验可无限拓展的一般认识。
周朝初建,惩商纣迷信天命、不恤百姓之事，反思前代兴亡之教训，从而提出了敬德的思想。上层统治者尤其重视存恤生民、行德政，并将敬德与天命相结合。认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尚书·梓材》载周公语：先王既勤用明德, 怀为夹, 庶邦享作, 兄弟方来,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 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肆王惟德用, 和怿先后迷民, 用怿先王受命。[3]283 行德政才能一匡天下，四方来朝。也只有施行德政，才能承继天命。《尚书·召诰》更是将德政与天命关系到一起，（夏）惟不敬厥德, 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 有殷受天命, 惟有历年； 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坠厥命。[1]291告诫周王要敬德保民，以延国祚。德政思想贯穿于礼乐制度之中，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为政者，也在《管子》中有所反应。
管仲述霸术，首推道德。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2]472（《管子·霸言》）又曰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2]1182（《管子·形势解》）德是成就王霸之业的基本要素，即使是国富兵强的大国如不修德政，也难以长久。
行德首在慎修其身。《管子·君臣下》曰：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2]583又云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2]554（《管子·君臣上》）认为明定道德在于君主自身的修养，君主应为臣民做出道德的表率。
其次，在于恤民教化。《管子·小问》载桓公问治于管仲，管仲对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2]959治理国家必须要以德体恤百姓疾苦，不在于威吓力役。又云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2]250（《管子·枢言》）行德莫如为先，人君当以德聚合民众。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2]183（《管子·幼官图》）以道德来管理百姓可以使其和谐一致，然后便能为用。
再次，要法天合德。《管子·版法解》载：凡人君者，覆载万民而兼有之，烛临万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时为主、为质，以治天下。天覆而无外也，其德无所不在；地载而无弃也，安固而不动，故莫不生殖。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姓，得其职姓，则莫不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2]1203人君要效法天地自然承载万物之理，法天合德。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2]838（《管子·四时》）。认为阴阳是天地运行之理，而四时则是阴阳之端，刑德当合于四时。
最后，要诚信明德。《管子·法禁》载：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2]282又云：“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贵明。[2]254（《管子·枢言》）指出申明道德才能起到规训的作用。明德便需刑法，刑法与德政不可分割。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夫施功而不钧，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上不为欢。[2]1008（《管子·禁藏》）法可以决判是非疑惑，补充道德。如果不能明德定法，则人不怀德。
《管子·势》对德政的基本要求作了总结。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溃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微度人。[2]888为政者应当慈爱百姓、谦虚谨慎、正定怀柔、德刑兼用、法天合德。这些特性既是定于内，也是呈于外，天道等人伦，治国同治身，这是古人关于政治的通见。
二．
管仲初掌国政，正值混乱的春秋初期。周王室衰微，诸侯自行其是，旧有的宗法秩序几近崩溃。南方的楚国和四夷窥伺中原，时常发生战争。此时齐国疆土狭小，国力不振，在爵位上也仅班列为侯，并没有号令诸侯的实力和名分。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 [2]1490（《管子·轻重丁》），大夫积聚钱财，执掌军旅，对公室的统治有着巨大的威胁。按照宗法分封制度，土地财货也要进行分封，更削弱公室而生隐忧。齐襄公便死于大夫管至父联合公室支系公孙无知发动的叛乱。管仲掌国政，须做出相应对策。
其一，建立霸业，必先内修德政。通过施行德政整饬秩序，调节矛盾，役用道德建立对地方的控制，集权于公室。行政伊始，桓公使鲍叔识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识不仕与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识工贾之有善者，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宾胥无为西土，弗郑为宅。[2]368（《管子·大匡》）派遣重臣监督四方及诸业，并订立严格的赏罚规范，所谓善便是符合道德，以有无道德为标准进行赏罚教化，以此整顿松弛的统治秩序。管仲告诉负责监督贵族的晏子说：劝国家不得成而悔，从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发，讼骄，凡三者，有罪无赦 。[2]370（《管子·大匡》）但凡为政无能，土地荒芜，断狱轻率的贵族都要予以惩处。又曰贵人子，处华，下交，好饮食，行此三者，有罪无赦。士出入无常，不敬老而营富，行此三者，有罪无赦。耕者出入不应于父兄，用力不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 。工贾出入不应父兄，承事不敬，而违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无赦。[2]370贵族有奢侈轻率，违背等级秩序，营私谋富者要一概惩处；农民不服秩序，不力生产也要予以惩处，工商有违背宗法，不应徭役者也要加以刑罚，意在重申宗法秩序，用道德对各阶层进行约束。凡贵贱之义，入与父俱，出与师俱，上与君俱。凡三者遇贼，不死，不知贼，则无赦 。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2]370这里所谓遇贼便是指代国君遇到叛乱，主要是借鉴襄公及谋乱的教训。而但凡以人情、地位替代国法处理案件，也一应禁绝,限制大夫的特权。
这些手段以道德来重申君臣之义，决断权集于国君手中，限制大夫的权力和财富，用道德的名义加以约束。于是管子进而定地方行政，分别士农工商，令其各居其所，各敬其业而不得交通，防止丢弃本业及隐患的发生。对于远离国都的鄙野地区，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 。[2]400将鄙野地区的民众纳入行政秩序之中，文治归于乡，军事则归于属，分割地方权力。管仲与桓公则频频考察地方行政得失，按照道德予以赏罚，从而夺取了地方大夫的行政之权。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2]417（《管子·小匡》）。家庭秩序是统治秩序的基础，故待政教完成，地方上的旧有秩序也得以恢复，从而巩固了以国君为核心的统治体系。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3297（《史记·太史公自序》）。诸侯因分封不察，支子弑杀国君，内乱层出不穷。以齐国为例，哀公同母少弟山袭杀胡公自立，其后故胡公子又回国夺位，为乱数十载。距桓公即位不久，厘公爱其侄公孙无知，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结果酿成公孙无知之祸。桓公也是在内争中杀其兄公子纠而立。这些危机和隐患给时人以教训，管仲教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 ：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2]1340（《管子·山至数》）国君应当慎其分封，重视保有土地财货，不可轻授政以人，夺之则以轻重之法。
其二，成就霸业需要充足的物质条件。管仲做内政以寄军令，凡有所需，不强为征敛，取之有道，裕民而后取用。欲修内政，必先调节国内矛盾，积累物资财货。齐国此时内部矛盾颇为尖锐，上层统治着奢侈淫逸，百姓则深受盘剥，多有冻馁。管仲认为君主当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2]1446（《管子·;轻重乙》），并非宝货实有价值，而是因宝货多为国君所占有，且不易得到，抬高宝货的价格，制造价格的不对称局面，在关键之时，便可以宝货换取物资，充沛足用。为还清百姓的债务，管仲教桓公召豪富之家曰：闻子之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终其上令。寡人有鐻枝兰鼓，其贾中纯万泉也，愿以为吾贫萌决其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2]1475 便馈赠宝物，使得豪富免除百姓债务，不仅使得豪富心悦诚服，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峥丘大战，百姓多有借贷者。管仲教桓公行缪数之法，表彰放贷的豪富，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并派遣使者式璧而聘之，公告说，寡人有峥丘之战，吾闻子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给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而给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给盐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贷称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书。发其积藏，出其财物，以赈贫病，分其故赀，国中大给[2]1492（《管子·轻重丁》）。预先赋予豪富以道德名分，使他们感召之下也不得不屈服。
对囤积财货的贵族大夫，也使用道德训诫的办法加以约束。管仲教桓公以城阳大夫为首例，训斥其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絺绤，鹅鹜含余粖。齐钟鼓之声，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子欲尽忠于寡人能乎 ，故子毋复见寡人。又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出其资财，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中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故桓公推仁立义，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亲，国无饥民。[2]1490（《管子·轻重丁》）先在道德上予以苛责，然后除于宗法等级，迫使大夫不得不屈服，争出其资财来保住其地位。道德是春秋时期各级统治者的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接受分封，也要承担敬天保民的社会责任。因此，失道德之名，几于灭身亡家。
内政既修，即筹建军旅。内教既成，令不得颉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2]413（《管子·小匡》）将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按照居住地域编次军队，通过共同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密切其关系，提高了战斗力。在不破坏正常生活和家庭结构的前提下，筹建了军队。
军旅既成，战争物资也不强征于百姓。管仲将刑法与军事物资的贡献结合，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胁、二戟，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钧分宥薄罪，入以且钧。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 。[2]423（《管子·小匡》）犯罪者要缴纳兵器金属赎罪，不征敛于百姓，通过合理的手段获取军备。另外，管仲重赏军旅，以获士卒之用。
会盟出战都需大量资财，管仲垄断渔盐之利，并行贵粟之法，甚至于御神用宝。管仲令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2]1423（《管子·轻重甲》）。限制大夫役使民力，通过垄断食盐生产，获取巨额利润。而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筴 ，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2]1247（《管子·海王》）直接向百姓征收赋税，百姓多有怨言，而通过垄断盐利的办法，则可获利多而百姓无怨。另外垄断粮食生产，抬高粮食价格，裕时买进，乏时出售，既避免了商人剥削生民，也获取了巨额利润。
最为神乎其神的莫过于御神用宝。《管子·山权数》载，管仲教桓公派人尊崇所发现的龟，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 ：赐若服中大夫，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赐若大夫之服，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 。之龟为无赀，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日无赀。[2]1316通过祭祀和封赏把龟神话，利用人们对于神灵的敬畏思想把龟抬高为国宝。等到讨伐孤竹时，为获取军粮，便以此宝龟抵押于商人，两相得益。管子总结道，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2]1317大国应当有价值连城的宝货，关键时刻可以获取大用。参晋献公以美玉宝马而灭虢国，后世秦赵争和氏璧可知焉。
轻重之法，在取之有道。管仲曰：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2]1451（《管子·轻重乙》）圣明的君主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企图，明予而暗取，利用道德的手段而征利于百姓。
其三，管仲德政对外宣称尊王攘夷，力图通过正名分与立德望而获取领导权。对外广施道德，然后挟道德之威名而夺人之政。通过外交盟会确立领导地位，借助诸侯力量而讨伐远国，作战以张其声势，武力威慑为主，求扩大道德威名，替代周王室行礼乐征伐。
名分和道德是先秦时期统治合法性的两个基本来源。名分来源于对社会秩序的固化，取自君臣天命之属、血缘之亲、等级之义。按照名分的要求，各个阶层皆有其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基本职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4]132（《论语·子路》）在礼乐制度浑然一体的周朝体制中，处处皆有名分的印记。所谓正名，整个社会都应当贯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各安其分，并承担相应的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121（《论语·颜渊》）敬行礼才能安名分，为恢复名分，必须克己复礼，防微杜渐。名分又受之于天，因而更不可妄动。然而汤武革命，及周人以臣子而伐国君，自然有违名分，所以周人特抬出道德替代名分作为合法性的首要来源。“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虽仍强调天命，但天命的依存条件已经被替代为道德，是否能够获取天命关键在于是否有德。周公告殷民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故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1]305(《尚书·多士》)仍然申明天命之大，但认为天命归于道德，周文武德厚，而殷纣暴戾，所以天命归属。纣王无道，非独违于天命，更有违于殷朝先王之德，所以周人应天承命以诛暴乱。
从《尚书》中我们便可看到周人对早期历史的加工痕迹，凡继承君位者皆言道德，似乎连迷信天命的殷人也以道德为先。周人将道德与天命结合，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之邦丧，罔非有辞于罚[1]305（《尚书·多士》）。有道德方有名分与天命，道德超越名分获取了终极权威。然而拔高道德虽然能建立周朝统治的合法性论述，但也颇有隐患。拔高道德超越了血缘、等级、行业、国家、民族等固有界限，而这却是名分的一般来源，所以又不利于久持名分；且其置评权也不拘于一时一人，人人皆可为之，因而也就给犯上作乱、代替公室、政权更替提供了口实。道德与名分之争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固有悖论，其争论一直贯穿于古代政治之中。
周人三令五申道德之政及明礼之法，使之成为社会上普遍的意识形态。礼乐胜于征伐，相比于军事力量而言，其统治更依赖道德与名分的意识形态。就因道德名分而夺人之政而言，颇有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味。管仲施行德政，建立霸业也要考虑这些因素。首要在定名分，《管子·枢言》曰，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2]252名分取法天地，寓君臣之义，只有正名分才能维系统治。治国者先治其身，管仲首要便是为自己索取名分。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贵，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5]358（《韩非子·难一》）贵贱亲疏之义不可改，所以管仲要先贵己，而得执政的名分。
先前于国内施行德政，寓教化其中，强调君臣之义，上下之别，已是申明名分。而在对外关系中亦如法炮制，与诸侯盟誓，诸侯毋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堤，毋贮粟，毋禁材。[2]365（《管子·大匡》）要求诸侯不得立妾为妻，不得擅自杀戮大夫，不得封赏无功者，不得擅自修筑堤坝，不得专囤粮食，不得禁止采用。意在整饬名分秩序，恢复道德，然后因之施行赏罚。
相比于整饬名分，广布道德才是管仲佐桓公谋取霸业的主要手段。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2]472（《管子·霸言》）。又曰：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2]465（《管子·霸言》）。称霸关键是要布德义于诸侯，其次才是凭借智略与武力。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2]378（《管子·中匡》）。他将国家的资财主要用来恩惠诸侯使臣，广布道德之名。
《管子·小匡》载：鲁有夫人与庆父之乱，而二君弒死，国绝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男女不淫，马牛选具。执玉以见，请为关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之诸侯知桓公之为己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诸侯之使，垂櫜而入，攗载而归。故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2]439通过安抚四邻，存亡继绝，获得很高的德望。又厚赠诸侯，诸侯感念其道德，畏惧其武力，因此都乐于归附。
对外关键在于积累德望，而非贸然应求于诸侯。晋国讨伐邢国，齐桓公想要救援，鲍叔劝阻曰：邢不亡，晋不敝；晋不敝，齐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挽救之以敝晋，齐实利。待邢亡而复存之，其名实美。[5]172（《韩非子·说林上》）存亡之功德胜于扶持危国，存亡继绝可以积累更高的德望。
既已确立名分，德昭于诸侯，便可因道德之名而夺人之政，统御诸侯。管仲告曰：诸侯之臣及国事，三年不闻善，可罚也；君有过，大夫不谏；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进，可罚也。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 。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2]365（《管子·大匡》）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2]360（《管子·大匡》）所谓善者，便是有无道德之分。这里便以善为名，干涉诸侯内政，替代天子行赏罚教化。又派遣游士观察诸国，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饰玩好，使出周游于四方，鬻之诸侯，以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2]424（《管子,小匡》）贿赂诸侯君臣，择其混乱者进行讨伐，甚至兼并其国家。且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时[2]479（《管子·霸言》）。以有德伐于无德，以有名伐于无名，名正言顺。后世谓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非全然虚有其事。
其四，积极进行会盟，巩固其亲亲之义，并借助诸侯的力量，征伐威胁中原体系的蛮夷。齐桓公共会盟23次[6]，会盟后一般都要大示军旅，讨伐或威胁不服从的国家与蛮夷。齐桓公先后讨伐过山戎、孤竹、离枝、大夏等国，并威胁楚国，迫使其承认齐国在中原的优势地位。随后葵丘之盟，“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3]1490（《史记·齐太公世家》）通过赐予具有政治意义的物品，追授其以名分，承认了其代天子行礼乐征伐的权力，齐桓公霸业最终确立。
三．
管仲施行德政，内修政治、外布道德、尊王攘夷，加强了中原诸侯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整饬了名分，重新稳固旧有的统治秩序，保证了华夏族统绪的延续。孔子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4]149（《论语·宪问》）其政治以武力为后盾，结合德刑，又善用轻重之法，故而能长久不败。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颇能尊重旧法，损益周朝建立的传统秩序，并非完全背离。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4]172（《论语·季氏》）。周王朝的礼乐征伐仍然存在，其器物制度也被尊重，只是其操纵权转移到诸侯手中。
管仲德政还开创了以布道德与正名分为主要手段的霸道，在春秋初期其经验被一再效法。宋襄公亦欲效仿德政而立霸业，因不识形势之变，拘于常规而败。秦穆公也广布道德于诸侯，欲效法而霸。《左传》载，僖公十四年，晋国乞粟于秦，（秦穆公）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6]345秦国借粟于晋，此后晋国背秦而败，秦国名显于诸侯。晋文公即位后一如效法，文公修政，施惠百姓，伐曹国则以其不用僖负羁言，而用美女称轩者三百人也。[3]1664（《史记·晋世家》）同样也挟道德名分而夺人之政。这种尊崇德名的霸道颇不同于后，此后诸侯争霸逐渐无视道德名分，但凭武力角逐。
管仲行德政的举措与经验流传后世，也成为此后诸家论治的基础。先秦时期，政治之学较为匮乏，为政者和治学者都缺乏相应的经验进行参照，往往敢于创作制度、直抒己见，但为了获取论述的合法性，获得相应的名分支撑，也要引用过去的政治经验。因而所谓先王、三王、文武、周公等政治经验往往会被反复运用，并被赋予非常广泛的内涵。管仲之政治影响深远，融入了一般性认识之中，也被奉为政治之学的经典材料，被广泛借用于先秦乃至秦汉时期。先秦诸子无不借管仲而言政治，特别是韩非子、荀子、孟子等。
管仲所行的德政与霸道效益良多，但也未免于瓦解。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德政极其依赖强有力的执行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而当政者齐桓公急功近利，多欲而无礼。一旦丧失督导，便容易背离正途。桓公自谓好田、好酒、好色[2]446（《管子·小匡》），而又欲称王、封禅，不能远小人。荀子批判他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7]106（《荀子·仲尼》）管仲死后，桓公内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邻[2]527（《管子·戒》），不行道德，霸业渐衰。其二，周代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漏洞百出，管仲正名分，也不能遏制其分崩离析，自身也悖于礼制。孔子批评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4]31（《论语·八佾》）且即使在执政之时，诸侯之间亦颇为混乱，晋献公灭同姓之虢虞，南方的楚国和吴越更是无视其号令，自行其是。其三，称霸布德需要充足的物质条件，一旦无人能行轻重之法，不劳民而足国用，德政也就自然瓦解。齐国又立功于远国，众建诸侯，难以持久，最终其创立的政治秩序迅速瓦解。
管仲德政损益于周代的礼乐制度，符合中国因循承继的政治理路。德政是维护旧有秩序的最后努力，但终因形势变异，礼崩乐坏，名法迭乱，中国历史进入了空前动荡的时期。
[注释]
①关于德政的恤民思想与人与天调思想，这方面可以参见徐建良《管子教化成俗的道德教化论》（《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周怀宇《论管子的民生思想》（《管子研究》）马斗成《管子刑德思想述论》（《管子学刊》2004年第四期），万英敏《论管子哲学之人与天调的自然观》（《管子学刊》2009年第一期）。
[参考文献]
[1]王建、李民.尚书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黎翔凤.管子校注[M].中华书局，2004. [3]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4]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5]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中华书局，1998.
[6]杨伯峻.左传[M].中华书局，1990.
[7]王先谦.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1988.
（作者简介：程诚，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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