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37期 张佩纶与梁启超《管子》研究之比较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3 16:00:37
张佩纶与梁启超《管子》研究之比较
梁家贵
【内容摘要】张佩纶、梁启超均为晚清治《管子》的著名人物。通过对两人关于《管子》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动机等方面的比较，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得出，两人尽管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均注重《管子》中的治国方略研究及阐发，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相比于晚清其他治《管子》的成果，张、梁的《管子》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从两人的《管子》研究中，我们可以管窥晚清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张佩纶 ； 梁启超 ； 《管子》 ； 中国梦
清代是《管子》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学者认为，清代研究《管子》历朝最多，考证最见功力。[1]某种程度上看，晚清张佩纶、梁启超又是该阶段的代表人物。本文拟对两人研究《管子》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动机及其影响作一比较，以期探求清代仁人志士关于《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及其心路历程，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直隶（现河北）丰润人，清同治进士，晚清清流党著名人物。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中法战争福建战事失利，被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期间，开始研究《管子》，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倾其后半生精力予以研究，著成《管子学》（不分卷，宣统年间以原稿影印本，计十二册）等。此外，张佩纶还有吟诵《管子》的诗歌《读管子》十首，不妨抄列如下。
其一云：制度杂王霸，名论出孝宣。岂伊德升降，良由运推迁。豕韦与大彭，荒眇世不传。古今论霸术，惟仲开其先。桓盛不与子，贰室重耳贤。霸心生桑下，殆感齐姜言。畏威能威民，已得管之全。内政善隐寄，示信在伐原。遂修怙荆功，主盟百余年。微管例微禹，生才非偶然。
其二云：器小设或问，鲁论意未申。善叩得由赐，反复称其仁。黜仲自孟始，意非抑齐人。杨朱道塞路，窃管淆其真。焉知降大任，兴政在得民。关市罢正布，荒亡警游巡。道约而言要，颇近七篇醇。实予文不予，吁嗟不召臣。
其三云：前功师伊吕，末派近关老。班志列道家，秉执固有道。隋唐史识陋，源流不深考。厕之申商间，牛骥乃同阜。成宣后无才，上中配颠天。兰台岂无征，定论著人表。
其四云：建策官山海，富强及百世。陋哉桑大夫，利竞榷酤细。贤良辨廷中，盐铁固无弊。近来国用薄，独谨牢盆税。形色昧丱人，算学流四裔。出金助蚩尤，兵胜雍狐芮。吾师复铁官，要令器械利。有事简军资，无事效会计。
其五云：量人治军舍，支凑详书涂。片言扼兵要，料敌在察图。颇疑地图篇，一一纪方舆。传者失其本，九地矜阖庐。沛公赤帝子，刘秀赤伏符。论功首萧邓，形势收寰区。千秋一画地，博陆分贤愚。案行武侯垒，藩溷洪规模。俞儿赞右涉，老马为前驱。异说勿夸尚，坐使军谋疏。
其六云：代狐鲁梁绨，作计太琐琐。石璧亦寓言，所谋未必果。轻重师其意，交邻权也可。不忧用在宾，当使利归我。贫者弱之原，猾夏启周祸。太府算钱刀，小农察瓠菔。我时问市政，深惧术中坠。吴语尔何人，倔强聊江左。
其七云：大庖有不豆，大勇有不斗。垂死论相材，惜哉朋不寿。飞鸿苦参差，郭狗欲狂走。相见君臣间，公诚尽匡救。平生为国诎，堕泪黔遗奏。明允论已苛，吾不取嘉祜。
其八云：谁为齐威傻，犹胜刘玄德。一朝堂阜囚，衅沐治高国。三顾虽频烦，东行慨孝直。临危寄大事，荆亡蜀剪翼。森森军令篇，流恨街亭劾。散关自耀师，渭南终少食。流涕写六韬，不到嗣君侧。试杀杜参青，宛记张俨默。
其九云：牧民有常经，大哉国维四。子厚何偏宕，廉耻属之义。强用后世语，谬解古文字。谓非管子言，四维止于二。得无有激云，礼乐为虚器。时令与断刑，大率皆此类。端明雅耆柳，不以梦得比。太息置斯文，正俗有深意。
其十云：岳岳房梁公，岂屑事章句。谁削博士名，强托文昭注。唯公天下才，帷幄参谋虑。一编疑得此，奚取河汾沂。贞观四部书，学士广论著。冲远左氏学，士勋谷梁疏。二家颇采撷，箴起宁与预。公亦登瀛洲，了不问训故。徒劳辑晋书，岂若订管误。贤者合识大，吾曹分蟑蠢。[2]
分析上述十首诗，可以看出，张佩纶钦佩管仲的事功，古今论霸术，惟仲开其先，更感叹《管子》的治世良策，建策官山海，富强及百世，同时，对于《管子》篇目、版本及其内容存在的讹误，如杨朱道塞路，窃管淆其真、隋唐史识陋，源流不深考等深感忧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广府人等。广东新会人士，清光绪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对管子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管子传》一书上。梁氏自称，《管子传》一书，始于宣统纪元（1909年）三月朔，旬有六日成。[3]1903年2月11、26日，《新民丛报》第25、26号在新年大附录征文栏目中连载一篇题为《管子传》的文章。该文作者署名广东省城卫道街尚同寄庐汤学智，全文共计11000余字，共6部分，分别为发端、管子之时代及其位置、管子之出现及其时齐国之形势、管子之爱国心及其返国、管子之初政、管子之内治。这篇文章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梁氏所作。例如翟建宏认为梁启超他于1909年著《管子传》一书，此书前半部分于1903年2月11日发表于《新民丛报》；[4]日本学者森时彦先生则认为该文乃梁氏自导自演：所以，不可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本身就是梁启超为了彰扬实践国民国家的典型管子而自导自演的。[5]王学斌通过对前后《管子传》的对比，以及梁氏曾使用过的笔名、写作动机等方面的分析，认为1903年的《管子传》并非梁氏所作，而是梁同投稿人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这篇《管子传》较之于1909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的肇始，也堪称他管子研究的处女作，更乃之后1909年《管子传》一书的雏形。[6]笔者对此也曾作过梳理，认为这个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张佩纶、梁启超算是同时代的人，二人均受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和学术训练，又都对《管子》研究倾注了一腔热情、心血和精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学术界对张佩纶的《管子学》褒贬不一。郭沫若认为，《管子学》甚为庞杂，眉批旁注，添改删削，迄未定稿。其中被删旧说反有可取者喜谈占韵而乖疏，好立异说而滋曼静。[7]王叔岷则认为：尽管《管子》一书，古奥驳杂，向称难读，但清乾嘉以來，讨治者渐多，讎斠之精，当推高邮王氏。戴望《校正》，博采众說，附益己见，則颇便初学焉。次如孙诒让《札迻》、陶鸿庆《札记》、于省吾《新证》，续有创获，足资摭拾。而张佩纶之《管子学》，考证繁富，用力尤勤。[8]就梁启超的《管子》研究而言，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将《管子传》写成了管子学案，大量材料的堆砌淹没了传主的个性。同司马迁点铁成金的几桩轶事比起来，满目的材料却不能将人物写得鲜活、生动，因此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只能动人，却不能够留人；[9];梁启超先生创新之举令人钦佩，深刻分析发人深思，然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内容似有牵强附会之嫌；[10]但也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就是最早以一个政治家兼学者的眼光来看待管子和研究《管子》的，[11]成为后人继续探索的基石。[12]
从上述有关张佩纶、梁启超的生活年代、学养以及对《管子》的研究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对两人有关《管子》的研究作一比较。
二
按照张佩纶、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其特征，我们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比较。
（一）关于《管子》的校勘
学术界一般认为，《管子》一书是托名春秋时期名相管仲所著，实则出于齐国稷下学者之手，此外还有西汉学者补充部分。[13]原书共有 389 篇，汉志《管子》86 篇，至唐时又亡佚 10 篇，今存 24卷 76 篇，记述了春秋时期管仲相齐的历史事实。《管子》几经变化，导致篇目淆乱，艰涩难懂，因此历代均有学者试图予以诠释作注，如唐代尹知章就曾为《管子》作注；清代出现了一个高潮，如孙诒让的《札迻》、陶鸿庆《读管子札记》、何如璋《管子析疑》、刘师培《管子斠补》、于省吾《管子新证》等，其中讎斠之精，当推高邮王氏。而戴望《校正》，博采众说，附益己见，则颇便初学焉。[14]戴望著成《管子校正》一书，称管子文辞古奥，既不易读。而近板数家，皆承讹袭谬，杂乱支离，读者至一二卷后，往往厌弃。[15]
张佩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校勘《管子》，郭沫若据说曾见过他的手稿，称其眉批旁注，添改删削。[16]张佩纶主要是通过搜集各家对《管子》的校勘资料，如房玄龄、尹知章、戴望、孙洪之、高邮王氏等人的校注，钩稽推绎、详加考证，认为善本甚少，伪脱尤多；[17]他认为，旧注《小问》详于《中匡》，疑尹知章无此两节，伪房本乃有之，[18]因此，在校勘时必须慎选篇目。张佩纶在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基础之上，自立一凡例，凡诸子与管书相同者，均全录其文，以资考证，而不改本书之字；[19]又指出，牧民见史记傅赞，乃管子书之大名，非篇目也。说详目录考。此篇微言粹义，历为先秦两汉诸子百家所采撮。司马子长取以为列传，乃管氏之最精者。[20]
梁启超同样也认识到《管子》版本目录及其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他指出：
一、古书文义奥啧，领解非易。二、《管子》一书，传世更少善本，讹夺百出，前此几成废书。明吴郡赵氏据宋本校正千百余条，即今浙江局本是也，然不能句读者，尚往往而有。古今注家益复寥寥。今所传房玄龄注，或云出尹知章，其讹谬穿凿，《黄氏日抄》纠之极多，盖《管子》之难读久矣。本编所引原书正文，而附旧注，时亦以己意训释之，或且奋臆校勘，凡以使人易解，武断之诃，所不敢辞。[21]
然而，梁启超仅仅提及这些问题，但并未着手进行校勘。有学者认为：盖《管子》之难读久矣，先生（指梁启超，笔者注）所引原书正文而附旧注时，多以己意训释之，使人易解，错误甚少。[22]这也说明梁启超所做的《管子》研究重点并不在校勘上。
（二）关于《管子》的研究及其阐发
管仲相齐达 40 年（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期间在齐桓公的鼎力支持和其他大臣的协助配合下，创行了多项新的国家政策与制度，终于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一书荟萃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集中体现了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有学者认为：《管子》产生于九流十家之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取长补短、互相吸收之际。
管子学的创始人管仲与儒学的创始人孔子，道家代表人物老、庄，法家代表人物商、申、韩等不同。孔、老等是以立言为主的学者，而管仲则是一个致力于富国强兵、尊王攘夷大业的霸主之辅。他面对的、思考的、从事的是众多的、复杂的而又亟需解决的关乎社会民生、治国平天下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他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安邦富国、取威定霸的理论,并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学说，然而他不是一个著书的人。管仲生前无意于著书立说,更没有考虑创一什么学派。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和学说，完全是因应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孕育而发生的。换言之，即产生于实践又回归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管仲的学说带有很浓厚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表现出很鲜明的丰富性、变革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这个群体的成员们以传颂管仲业绩和继承发挥管仲学说为己任。他们站在各自的角度，自始至终秉承着管仲的功利、务实、实践、改革、开放、创新精神，肩负历史的和时代的使命，响应社会的呼唤，丰富着管仲的某个方面的理论学说。[23]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认为正因为《管子》极为显著的致用特点，所以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浓厚兴趣。
张佩纶在《管子》研究中，特别看重其中的科技知识，他将古代科技与近代的声、光、化、电等联系起来，穷探理数，以明古所以盛，今所以敝。约西法于中法之中，虽不足以说经，庶足为考工明算之一助。[24]显然，张佩纶这样做，主要是希望从古代科技中寻求国家富强之道。
在梁启超看来，管子乃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25]同时《管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很有必要予以研究。在梁氏之前为管仲做传的只有《史记·管晏列传》一篇，因此，梁氏著成《管子传》，被称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用新思维研究管子的第一部著作，[26]全书6万余字，共分为13章，除叙论外，分别论及管子的时代及位置、微时及齐国前此之形势、爱国心及其返国、初政、法治主义、官僚政治、官制、内政之条目、教育、经济政策、外交和军政，而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尤其“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王学斌认为，梁启超对管子法治和经济思想进行了全新解读，一方面传播了西方新近的政治、经济理论，另一方面也开掘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说中的宝贵精华，同时，又对《管子》一书的辨伪与考证做了探究。在梁氏的一番诊释下，管子俨然已成为中国宪政精神之化身与国民经济理论之鼻祖。[27]
三
通过对张佩纶、梁启超有关《管子》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不难看出，两者既有区别处，也有相同点。
首先，两人的研究方法是有区别的。张佩纶是从校勘入手展开对《管子》的研究的。实际上，从他的《管子学》内容来看，校勘部分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梁启超则不同，他仅仅提及《管子》在篇目、版本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但话锋马上一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管子》内容的阐发上。当然，梁启超的这种做法为很多学者所诟病，如有学者就认为《管子传》一书引文几乎占据全文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之多。而剩下的就是大发议论了，梁启超就是用这种夹叙夹议的方法表现其政治倾向性。[28]因此，有学者认为，略看一下《管子传》的目次，我们就不难看出它基本违背了梁启超本人的做传宗旨。在书与人之间，他惟书是瞻，目中无人。因此，梁启超将《管子传》写成了管子学案，大量材料的堆砌淹没了传主的个性。同司马迁点铁成金的几桩轶事比起来，满目的材料却不能将人物写得鲜活、生动，因此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只能动人，却不能够留人。[29]
两者之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出现差异，与两人的受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联。张佩纶接受了严格的纲常名教训练，并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在研究《管子》前，就张佩纶目力所及，均是中国圣贤仁人的著述，加之适逢谪居塞北，并无其它更多的参考资料，因此，只能借助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梁启超则不同，尽管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30]但成年后积极参与变法维新活动，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后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大力鼓吹西方文化。可以说，梁氏早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宣传西方文化和推动维新变法上，因而对《管子》的研究可谓浅尝辄止，并未花费太多的精力。但是，对比两人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梁启超以西方法治主义、西方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概念等西方社会政治学科方法分析《管子》的法治思想、经济思想、货币理论和税收政策的管子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也反映出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及融合中西先进文化的意识。[31]
其次，两人的的研究动机是相同的。这就是充分发挥《管子》的致用特点，为现实服务。众所周知，晚清中国屡遭外敌入侵，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亡国灭种危机日益深重。晚清士人、官员之所以关注管子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考虑。他们将《管子》作为了救世的良方，渴望从中获取有用的东西，实现救国救民的中国梦。例如，我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散文家﹑外交家薛福成曾认为：《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32]张佩纶是亲身经历了中法战争福建战事惨败的，对国家的落后及其带来的民族耻辱可谓感触极深。梁启超更是痛心疾首于甲午失败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曾与乃师康有为一同发起公车上书、戊戌维新等，试图找出一条救国的道路。正是因为《管子》极为显著的致用特点，才吸引了张佩纶、梁启超。与张佩纶有着几乎相同境遇的何如璋曾指出：
管子承太公之遗，所学出以周礼。迹其相齐四十年，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本生平所规划者，笔之以书。故能综贯百王，不名一家。夫管子之学，属公、太公之学也。管子所传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礼义廉耻，则治世之纲、安民之要也。其言术数权谋，则措施之准、制用之宜也。[33]
可以说，尽管张佩纶、梁启超的研究方法不同，但不过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已。相比于梁启超直接步入正题，张佩纶则是通过对《管子》的校勘，希望能够正本清源，从中找出救国救民的真谛。对这一点，何如璋说的很清楚：因为《管子》一书旧本真伪相杂，讹谬相仍，读之令人沉闷；极易率入背道而驰，使三代下，无真治术也。良可慨已；因此他伪者别之，讹者正之，旧注乖谬者，疏通而证明之。俾此书之真，大明于三千年下。凡读者有以赌厥指归，不复致疑。[34]
《管子》一书虽历千年仍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包括张佩纶、梁启超在内的晚清仁人志士之所以热衷于管子研究主要基于此。中国士人素有报效国家之志，他们在面临晚清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之际，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救国救民的真谛，实现富国强兵的中国梦，这从晚清《管子》研究群体的研究动机上可以得到验证。换句话说，晚清《管子》研究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也勾勒出晚清志士仁人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他们的报国志向，同时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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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叔岷：《管子斠正》小序，王叔岷：《诸子斠正》，中华书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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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王学斌：《梁启超管子研究述论》，《理论学刊》2011年第2期。
[13]关于《管子》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类观点：一是杂烩说，又可分为管仲学派说、荀子后学说、稷下说及综合说等四类，其中管仲学派说以张岱年、冯友兰为代表；荀子后学说以赵俪生为代表；稷下说则以顾领刚、巫宝三为代表；综合说则认为《管子》虽掺入了稷下学士的部分文章，但并非稷下学者的论文集，如丁原明认为《管子》是由管仲遗著、管仲学派的著作和稷下学士论著三部分构成的。二是伪托附会说，以朱熹、胡适为代表，如朱熹认为《管子》非管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工夫著书底人。著书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三是全部或者部分遗著说，《汉书》、《四库全书提要》等均持这种观点，今人以关锋、林聿时、乔长路、刘建国为代表。
[14]王叔岷：《管子斠正》小序，王叔岷：《诸子斠正》，中华书局2007年版。此外，有学者较为全面的梳理了清代《管子》研究情况，清代有关《管子》的注释、校释、札记等方面的著述大量增加。在校释方面有洪颐煊《管子义证》8卷(见《积学斋丛书》)，王念孙《管子杂志》12卷(见《读书杂志》)，陈灸《管子辨识》、《校宋宝善堂本管子》，丁士函《管子案残稿》，俞樾《管子平议》6卷(见《诸子平议》)，戴望《管子校正》24卷，孙诒让《管子札迻》1卷，张佩纶《管子学》12卷，陶鸿庆《读管子札记》3卷，陈梦雷《管子汇考》，王绍兰《管子说》，梁启超《管子评传》，段凌辰《管子集注》，王先谦《管子集解》等等。其中王念孙的《管子杂志》采用诸家论说，最为精审；而戴望的《管子校正》收罗诸家校释，尤为繁富，影响最大。此外，马骕有《管子著书》(在《绎史》内)、陈梦雷等有《管子会考》(见《古今图}弓集成》)、苞有《删定管子》(见《抗希堂十六种》)、江有浩有《管子韵读》(见《音学十书》)、宋翔风有《管子识误》(见《过庭录》)、张文虎有《管子校》(见《舒艺室随笔》)、洪亮吉有《弟子职笺释》(见《洪北江全集》)等等。见池万兴：《<管子>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第28页。
[15]戴望：《管子校正•凡例》，《诸子集成》第 5 册，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1 页。
[17]张佩纶：《复樊云门大令》，《涧于集•书牍五》，第 15 页。
[18][20][32]张佩纶：《管子学》，民国间据稿本影印（线装共十册）第 1 册，国家图书馆馆藏，无页码。
[19]张佩纶：《复何子峩少詹》，《涧于集·书牍四》，第 40 页。
[22]夏晓虹：《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3]宣兆琦、王雁：《<管子>三论》，《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24]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四》，第 47 页。
[26]司马琪主编《十家论管·评梁启超的〈管子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28]李莹莹：《从〈管晏列传〉到〈管子传〉司马迁与梁启超传就己思想比较研究》，《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9]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页。
[30]《三十自述》，梁启超：《自由心影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56页。
[31]梁家贵：《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之述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33][34]何如璋：《管子析疑序》，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梅州文史·何如璋专辑》第6辑，1987年，第66，67，68页。
[作者简介]
（梁家贵，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
（责编：刘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