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38期 屠隆对管子文化的重大贡献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7 11:08:49
屠隆对管子文化的重大贡献
朱 文
按语：本文节选于作者所写的《屠隆任颍史话》系列文章，本刊载用标题和正文文字略有变动。
屠隆（1543-1605）字长卿，一字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一衲道人等，是明代万历五年进士，当年奉诏担任颍上县知县，万历六年年底继任青浦知县，万历十二年担任礼部主事，不久因遭到诬告，辞官归田。屠隆是炳青史的古代名吏和文豪，是明代末五子之一，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和诗人。
颍上，是屠隆六年从政生涯的首站，也是屠隆人生辉煌时期的开端，考其任颍最重要的影响和历史贡献至少有三点：
第一，屠隆是有作为的清廉之吏。屠隆任颍伊始，就深入坊间，调查民情，听取民声，汲取民智，在短短的任期内，就留下颍水新河、管鲍祠和屠堤等多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留下了许多爱民、惠民，为民办实事，做好事的动人故事，更留下一段古代政治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宿夜在公，清正廉洁的传奇佳话；
第二，屠隆是颍上县城的守护者。是他倡导筑堤和规划开挖颍水新河，积极率领民众与水患作斗争，守护住了颍上县城，否则，今天的颍上县城就不复存在，而像历史上的甘城一样毁于水患，变成颍河中的一片废墟；
第三，屠隆是弘扬管鲍文化的先行者。是他兴修管鲍祠，撰文纪念管鲍，在颍上县史上，第一次用典礼制度的建筑载体形式确认了管仲和鲍叔牙是颍上人，开辟了管子故里人民纪念和弘扬管鲍文化的先声。本文着重介绍屠隆对管子文化的贡献。
屠隆是一位很有作为的青年政治家，他任颍率众修筑了颍上东门河堤，实现了开门红之后，继续恪守古代社会国家管理的优良传统，遵循管子牧民之道的观风俗，查民情，以及教民礼义廉耻，以有所取义而为官一方，精心谋划修文和教化，因此他担任颍上知县下车伊始的第二把火，就是祭祀管鲍，并修建管鲍祠。
博学的屠隆当然知道颍上的来历。经史子集上关于管鲍的记载屠隆早已耳熟能详，但真正来到了管鲍故里来做县长，前文也提到，也是当时官场上一些人不尽善良的一厢情愿，但对屠隆而言客观上是一个挑战，也就化作了动力。当然屠隆首先是一个有事业心、有作为的读书人，这与他早年与三司马交往的耳染目睹有关；其次，是家风的影响，是为人豁达和做事的公道正直的父亲屠丹溪公，自幼对他的言传身教；最后，是古代先贤榜样力量，他的诗文中不止一次赞赏古代辅佐君王建功立业者，如管仲、范蠡、张良、诸葛亮等。作为建功立业的第一个政治舞台，尽管来到一个沿淮贫穷的小县，却是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管子的故里。这对屠隆心灵所产生的撞击所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
明代的颍上，作为管鲍故里，似乎早已被世人所遗忘。最有力的证据是，屠隆之前的历任县官，并没有把祭祀管鲍当成一回事，更没有为管鲍建庙祠。所以屠隆由衷地感叹道：由管仲至于今，数千年邑无祠。邑之人不好事也如此哉! （屠隆《管仲鲍叔庙碑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明）屠隆著、汪超红主编《屠隆集》第二册，杭州 2012年9月第一版，第二六三页）
中国从周朝开始，古代政治就提倡一套从上而下的礼治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这种古代官方宗教活动。现代有些学者抱怨中国古代没有宗教，这显然是源于无知。官方祭祀的内容，因层次而不同，朝廷有天坛、地坛和太庙，官府和县邑也大都建有祭祀神祗和先贤的建筑或场所，最常见就是城市宗教建筑城隍庙。此外官祭的对象还有孔子、关帝、火神、河神、龙王等等。屠隆任颍期间就曾祈雨、谢雨、筑堤、讨贼等宗教活动，留下包括《祭河神文》《祷雨记前》《祷雨记后》《祭张龙王文》《谢雨文》等十多篇祭祀文章。但是，我们认为屠隆任颍，所发生的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文化事件，当然首推兴修管鲍祠和《管鲍祠碑记》（亦称《管仲鲍叔庙碑记》）的问世。这可以视为屠隆任颍对管、鲍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壮举。
屠隆兴建管鲍祠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在潜心研究之后，因为无所取义，而取管鲍为颍上之义，即今人所谓打造颍上地域文化的软实力，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屠隆在任颍数月后给沈君典等六位友人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
汉称黄霸所治颍川，及灌夫家颍川者，今河南汝州，非颍上也。，唐宋所称颍川，为欧、苏宦游处者，今颍州，去颍上尚百数里而遥。盖北不近箕、颍，东不近濠、梁、淮、泗，而自为一村，所谓块然荒土如掌大者尔，无所取义。史称管仲颍上人，今颍上有管仲墩。然考管仲墓在山东，旧志所称，谅不诬，或相齐后，遂家山东，死即葬山东尔。然颍上旧未有管子祠，颍人之不好事如此哉！（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明）屠隆著、汪超红主编《屠隆集》第一册，杭州 2012年9月第一版，第三一九页）
这一段文字非常重要，内涵丰富，信息密集，廓清了很多问题：首先，屠隆就历史上几个叫颍川 与颍上进行了一番地名学的考辨，得出了管子是颍上人的结论；接着，就提出了给一个地方取义的问题，这是一方主官到任新职首要思考和捕捉的问题；随即，就考证管子的事迹，进而确证管子故里就是他任职的这个颍上；并指出颍上旧未有管子祠的现状，有两层含义：一是证伪了《颍上县志》所记载的屠隆是在管子祠基础上修建的管鲍祠的说法，二是颍上这张白纸可以取管鲍大义作出一篇文化方面的好文章；最后，屠隆委婉地批评了颍人不好事的毛病，所谓不好事，就是指颍上历任的官员和所谓诸生博士，文化浅薄，不修文事，也就是不仅典礼有阙，而且乌睹雅致，表现为民习蠢鄙，士鲜德让等一连串的问题。
所有这些为屠隆兴修管鲍祠的正当性，做好了毋庸置疑的铺垫。
屠隆在《管鲍祠碑记》中开宗明义地写道：颍上祠管鲍，礼也。这句话很重要，官场思维讲究做事必有政策或法律依据，屠隆很聪明，一下就把立项兴建管鲍祠的政策依据亮了出来：管、鲍都是颍上人，颍上用祠堂祭祀管、鲍，是礼治的需要；这句话的深层含义还在于，一个地方礼仪不兴，是很难治理的。屠隆实际上帮助颍上人寻找并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屠隆通过兴建管鲍祠的壮举，成功地将管仲建功立业的精神和管鲍之交的精神，提升到一个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极大激发了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建设家乡，安居乐业的热情。屠隆就是要通过管鲍祠这个载体，建立起人们的荣誉感、道德感和重典礼、尊圣贤的精神家园，提升人们对文化和历史的认知水平。屠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紧接着还修复了官方的教育机构官学。
屠隆兴建管鲍先贤祠堂祭祀活动，来教化民众师法先贤，谨守礼义廉耻，这也符合明王朝的施政理念和考官制度的要求。
兴建管鲍祠是个好主意，但问题还是出在钱财上。当时的颍上属边远小县，财力不足。又因界于颍州、寿州之间，为汴泗孔道，车养供应不绝（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明）屠隆著、汪超红主编《屠隆集》第一册，杭州 2012年9月第一版，第三一九页），百姓负担很重，十分贫苦。为了筹集经费，屠隆再一次祭出了他的看家本领：身先士卒，躬亲而为。屠隆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同僚及士绅民众也都纷纷捐资相助，使得管鲍祠如期修建完成。
屠隆的任颍始终贯穿一个为政之道，必顺民心的理念，比如他在修筑东门河堤的时候，就十分忌惮失民之心，而用民之力，蔑以济也，所以做事十分重视得到老百姓和方方面面的支持。所以，屠隆在《管鲍祠碑记》中，对管子辅佐齐桓公，在当时冠带之国棋布、群雄鼎立争长不下的形势下，纵横捭阖，完成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至于约束列国，列国雷动而赴之，其远见卓识雄才大略是非常敬佩的。而对后世那些对管子说三道四的文人，持以鲜明的批评态度：后世袜线之士动辄张口依之乎孔孟，谓管晏卑卑无奇，此平居抵掌可尔，令身为之，何论匡合，即群百夫，麾盖之下乱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轻议也。屠隆对管子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管鲍之交，千古绝唱。对于管子的同乡、挚友鲍叔牙，屠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一个人成功不是无条件的，朋友的帮助非常重要，屠隆在这一点上说得很肯切：
管子信才贤，微鲍叔，则齐国一累囚尔。故仲之所以鸿畅郁烈者，皆叔有矣，是以君子贵叔也。
（《管仲鲍叔庙碑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明）屠隆著、汪超红主编《屠隆集》第二册，杭州 2012年9月第一版，第二六四页）。
意思是说，管子当然有很高的才能，但是没有鲍叔牙的帮助，那就是齐国的一个重罪犯人，所以，管仲之所以顺畅的建功立业，都是鲍叔牙给予的，所以君子珍视鲍叔牙。
碑文云：
夫学士无轻议管子也。盖当是时，冠带之国棋布焉，莫不以其骁雄桀骜之气争长不下。管子辅助齐侯，约束列国，列国雷动而赴之，计其所展布鸿畅郁烈哉！（《管仲鲍叔庙碑记》，同上书，第二六三页）
大意是，读书人不要轻率地议论管子，当时列国纷争，管子辅助齐桓公，会盟列国，列国都雷厉风行的赶赴。高度评价了管仲，这对宋儒以来褒鲍贬管的非管论，不啻是当头一棒。
管子是屠隆心目中的偶像。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昔雄心出寥泬，许身管乐倾豪杰。长思只手擘风云，数梦骑龙扶日月（屠隆：《栖真馆集》第二卷）
像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一样，屠隆也曾经以管仲、乐毅自许。他也向往着像管子一样轰轰烈烈地成就一番大事业，成为有胆有识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而青史留名。屠隆认为在颍上当知县是历练自己，增长才干，实现理想以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他提出：有利于民者，兴之；有害于民者，去之。对于繁重的赋税，屠隆采取先缓后征的办法，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空间，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多增加一些收入。废除了当地规定的一些杂税，不是中央政府规定的税收一律不收。并重新逐户丈量核实田亩，丁死亡尽者，产归他人者，地瘠薄者，富横隐漏者，悉犁正之。使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他写信鼓励同样被任命为知县的朋友们，到任后要尽心尽力为地方服务，洁身自好，造福一方。屠隆不仅仅精神上尊敬管鲍，典礼上祭祀管鲍，而且在任颍期间身体力行管子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