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廉政理论研究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7 10:32:53
《管子》廉政理论研究
崔兰海
【摘要】《管子》廉政理论内涵丰富，且具有深刻的哲理依据。《管子》廉维论视廉为国家核心价值观之一，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论证了廉的重要性，并第一次把君臣为政的廉政要求，提升到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廉维论。《管子》治国理政的光辉不在于其对经济、军事实力的重视，而在于其对礼义廉耻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这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实现其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尤其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管子》；廉政理论；
廉政，是一朝政治清明的体现，也是国家实现持续稳定与富强的前提。《管子》站在四维论的高度论证了廉的重要性，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历史命题，文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㢘，四曰耻《管子·牧民》，这样《管子》把廉与礼、义、耻一道构成国家存在的四维度，从而形成了《管子》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管子》廉政理论的内涵
《管子》廉政理论包涵了节欲俭用、勤政安民、举贤去贪、重德尊道、任法废私等内涵，这些内涵相互交织，构成《管子》廉政理论体系。
1、 禁侈、俭用、节欲
廉政首要前提是政府减少开支，做到节欲禁奢。《管子》曰：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管子·八观》 《管子》意识到为政禁侈俭用的重要性，只有国用节俭，人们才能不受匮乏之苦。为了节俭，执政者要压制个人欲望，从节欲入手来实现禁侈节用。《管子》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管子》意识到君主如果不节制自身欲望，会导致民力困倦，最终酿成政府与民众两者的互相敌视，国家陷入混乱。而要节欲，首要之任务就要远离声色奢靡之生活，《管子》曰：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管子·牧民》。何谓全生之说呢？《管子》解释：滋味也，声色也，然后为飬生。然则从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然则礼义㢘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管子·立正九败解》。《管子》认为无节制的养生，让人纵情妄行，使人变成了禽兽，故而礼义廉耻实乃君主自守之本。《管子》曰：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管子·法法》执政者只有节俭，农、工、商、百姓方能各尽其事，故而俭是为君之道。
非但人君，为人臣者亦当节欲。《管子》曰：日损之而患多者。唯欲。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者之广道也。《管子·枢言》 可见，少欲而多忠是人臣立身之道。《管子》并没有把节欲俭用的理念停留于为政的层面，而是进而提出把这一节俭的廉政理念在全社会推而广之。《管子》曰：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㳺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管子·禁藏》。《管子》主张人民日常生活应当有节制，做到养有节， 这实际上要求人们节制欲望，不追求奢华，做到适身行义，节俭又不失恭敬的生活。
2、 勤政、安民、患不均
俭而不勤，不足以许廉，勤政利民乃廉政建设必有之意。《管子》曰：“解惰简慢，以之事主则不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管子·形势解》，懈怠懒散不足以成事，勤于事务方为立身之本。为此，《管子》对各类职官的职责给予明确规定：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管子·立政》。这里，对虞师、司空、司田、乡师、工师的职责作出明文规定，《管子》以此作为省官的依据，借以督责官吏勤于职守，以利百姓，做到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管子·小匡》。不过，《管子》安民的主张并不仅仅停留于慈民宽役的层面，而是把安民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从而使《管子》廉政理论构建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做到富而后知廉耻。
《管子》曰：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管子》先富而后治之的安民理论，务实而可行。而富民，要在务本、薄赋。《管子》曰：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薄税敛，毋苛于民霸王之事也，薄赋而富民成为《管子》霸业的根基。《大匡》篇记载桓公霸业曰：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可见，齐桓公之霸业与其富民、安民的薄赋策略密切相关。桓公不仅做到了薄赋，而且按田而税，即根据农业收成来调整税率，最大限度保障社会公平、赋税均匀。据此，《管子》提出了廉不避恶《管子·牧民》的廉政课题，何谓恶呢？《乘马》篇给予解答：故不均之为恶也，最大限度实现社会财富的均衡，在《管子》看来即是廉政。
3、举贤 、去贪、任法
廉政建设离不开吏治的清明，而吏治清明之关键在于贤人在位。《管子》曰：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管子·五辅》，得人与否是古之圣王能否名显天下的关键。相应的，霸业之主的桓公，因为不能始终如一任用贤能，最终落得死后悲凉：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终用贤也。《管子·小称》正反历史经验表明，举贤任能乃君王要务。任贤必去贪，贪官在位，则吏治滥。《管子》曰：奸吏伤官法法伤则货上流货上流则官徒毁《管子·七法》。如果官以贿成，则吏治必毁，故而《管子》曰：行货财而得爵禄，则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则民倍公法而趋有势，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亷洁之吏失其治《管子·明法解》。贪贿之人居上位，则廉洁之吏不能伸其志，此执政者不可不慎也，故而《枢言》篇曰;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
既然举贤置官关乎吏治，那么择贤授官的标准是什么呢？
《牧民》篇曰：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唯独无私，方能公正，而要做到无私，最要紧者莫若任法。 在《管子》看来，人主只有任法废私，才能保障吏治的廉洁：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管子·君臣下》。《管子·七法》篇主张不为重宝亏其命，不为爱亲危其社稷，不为爱人枉其法，不为重禄爵分其威，这就要求为政者不可贪赃枉法，不可因私毁公，不可徇私舞弊，不可沽名钓誉，甚至权钱交易，而要做到这些，关键在于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管子·法禁》。所谓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管子·明法解》，法制是保障吏治廉洁的重要屏障。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管子·七臣七主》。如若人主舍法而用私，必然会导致吏治败坏：;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管子·明法》。《管子》认为执政者如果舍法用私，则导致官场结党因私，拉帮结派，吏治败坏。通过强调法制，《管子》为廉政建设筑起一道保护墙。《管子》举贤任能，依法护廉的廉政理论，打破了当时世官世禄的贵族制度，开启了后世选贤任能的吏治廉政思路，影响深远。
4、 重德、尊道、公允
《管子》曰：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管子·法法》。《管子》提出只有公正，方能治国从政的命题，而公正的来源在于圣人之德，即德生正《管子·四时》。这实际上从为政者个人品格操守上提出了德治理念，《管子》曰：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执政者的个人品德对百姓具有很大的引导性：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管子·法法》既然为政者个人所好具有如此示范效应，故而为政者个人一定要慎其所好：夫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管子·七臣七主》。为政者个人爱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吏治好坏，如果上好道德之政，则端正之士在朝，吏治必然清明，否则上好财货，必然会导致奸人在朝，吏治败坏，所谓上好诈谋间欺，臣下赋敛竞得《管子·牧民》。既然为政者个人品德如此影响吏治走向，那么如何养成高尚品德呢？换言之，从何而来呢？《管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即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管子·四时》。德来源于道运行，这就是要求人们要善于从天地运行的大道中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上察于天，下察于地《管子·心术下》，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管子·心术下》。天地无私，为政者不当因私乱公，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管子·桓公问》。不过，在《管子》看来，人之本性是追求公平，后天的自私多囿于个人的喜怒哀乐，因此为政者日常加强个人修为就至关重要。《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通过后天的乐、礼、敬等自我修养，恢复公平之本性，这一主张颇具儒学色彩。
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按照这个逻辑，根源于道的德，促使人们公正无私品格的形成后，方可授之国政，由此，《管子》把内化之德，外延成为政之业。如果说《管子》内化之德来源于效法天地的无私为特征，那么《管子》外向的为政又如何体现其无私之德呢？《管子》曰：爱民无私曰德《管子·正》。这样《管子》就把效法天地的无私之德，外延成为政无私爱民的具体事务，从而形成内化之德向外化之德的过渡。如果说内化之德阐述的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哲理的话，那么，外化之德就具体到为政爱民的廉政实践中。无私爱民的廉政实践如何开展呢？《管子》列出六个方面的廉政举措，提出德有六兴：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壇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管子·五辅》。通过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六种举措，《管子》把无私爱民的廉政理论具体化。
按照上述逻辑思路，《管子》最终为其廉政理论找到了哲学根基，即廉政源于德，而德源于道，从根源说，廉政来源于天地之大道。
《管子》廉维 论的内在层次
《管子》 言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体而外内别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管子·君臣上》这里的明、信、肃、廉、愚、愿，是语意相类的排比用法，其实质是廉政思想在不同阶层的要求与体现。这样， 在中国廉政文化史中，《管子》第一次把廉的要求从庙堂的君、臣，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从而把廉政这一官方意识形态推广到整个社会，形成全社会的道德标准。这一廉政思路是其廉维论的展开，即把廉作为国家存在的四维之一去重视。
对于君主而言，《管子》认为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管子·立政九败解》，廉政成为君主自守的要素之一。换言之，丧失廉，就可能导致君主无法自立，甚至政毁人亡。《管子·小匡》借齐桓公之口，分析了齐襄公廉政败亡下的齐国境况，文曰：昔先君襄公，髙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㳺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士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管子·小匡》由于齐襄公内政不修，廉政不举，齐国国势日紊。可见，廉政实为君主立身治国之基也，反之就会出现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国者，殆《管子·枢言》的危险局面。因此，《管子》对君主的日常廉洁，提出了系列要求：人君唯无好全生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人君唯无好金玉货财，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人君唯毋听观乐玩好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人在上位《管子·立正九败解》。这些廉洁要求其实是要求执政者不可沉溺奢靡生活，不可卖官鬻爵，不可偏袒朋党，不可追求享乐，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君廉政明。针对吏治败亡，《管子》甚至发出上卖官爵，七年而亡《管子·八观》的廉政警告！
对于为政大臣而言，《管子》提出了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管子·四称》的立身要求。自身廉洁成为为政大臣与君主相处的重要原则，君臣皆廉，才能营造一个廉洁和谐的政治局面：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竞称于义，上下皆饰《管子·四称》。《管子》要求为政大臣要做到“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国之经臣也《管子·重令》。《管子》认为为政的大臣只有做到能力与官位相符，不欺上；尊法守令，不结党，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追求过多财富；这样才能成为经国大臣。《管子》要求对贪脏敛财之官严加禁止：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 《管子·法禁》。官吏的开支、家财远远大于其俸禄所得，必然为贪赃所为，故而要严加禁止。而对于那些为官只知敛财不知恤民的酷吏，《管子》曰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圣王之禁也。《管子》还把那些贪于货贿的臣子称为古之无道之臣《管子·四称》，加以斥责。
《管子》的廉维论并没有局限于对君廉、臣廉的要求，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民廉的历史课题。《管子·权修》曰：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管子》把属于庙堂之上的君臣廉政理论推广到社会民间，把廉作为天下百姓共同追求的操守，这实质上是把廉置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去考察并推广之，在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管子》认为民要知廉耻首先在于明男女之别，所谓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管子·权修》。而男女之别，突出表现在婚礼的制定，《管子》说：故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于此，《管子》把家庭伦理引入到廉政教育中，认为婚姻伦理是民廉的基石。其次，《管子》还把民之廉，分为大廉与小廉，提出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管子·权修》的理论。这要求廉政建设需循序渐进，在日常小廉（贾谊 《新书·益壤》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唯天下安，杜稷固不耳，大致可以理解为小廉为家，大廉为国。）建设中逐步树立民众大廉的意识，如何培养百姓之廉？《管子》曰：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通过教育、训诲来引导风俗向着理想中的礼义廉耻社会过渡，这是《管子》在全社会构建包括廉在内的礼义廉耻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方式。除了教育、训诲外，对百姓贪行的处罚，也是构建廉洁社会的必要手段之一。《管子》曰：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管子·正世》
正是由于构架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廉政体系，《管子》的廉政就不仅局限在为政理念的范畴，而把它升格为国家赖以存在的四个维度去重视，进而在全社会推广廉的价值观。《管子》从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来提出廉维论，既是对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社会形态的反动，也是着眼未来国家构成体系的全新设计，即通过礼义廉耻”的四个维度，来构建未来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管子》廉维论相关论述，对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国廉政体系创新，仍不失其现实借鉴意义。
结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过往人们对《管子》这句治国理政之名言的解读过度地集中于句子的前半段仓廪实、衣食足的内涵揭示过度强调了《管子》对经济基础的重视，而有意无意忽视了《管子》此句落脚点是对知礼节、知荣辱等价值观的弘扬，而这恰恰是《管子》治国理念的核心。换言之，《管子》治国理政理论的光辉，绝不是该书对经济基础的重视，而是其构建了一套社会赖以存立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齐国霸业的成功绝不是经济、军事实力的成功，《管子》所弘扬的礼义廉耻核心价值观得以广泛传播与普遍认同，才是齐国霸业的基石。这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实现其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尤具有启迪意义。
在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过程中，经济、军事实力固然提供了霸业的基础与可能，但列国之所以尊奉齐国霸主地位并不是慑于齐国的军事威胁，而是悦服于齐国所倡导的一套价值理念。当燕国国君因感激齐国帮助其抵御北狄而送齐桓公入境时，齐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这是齐国带头尊奉周礼的表率之举，而此后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史记·齐世家》。因此，诸侯之所以悦服齐国，更多是对于齐国举止所体现的大国理念的认同。当南方楚国违背周礼行事时，经济、军事实力的强盛固然为齐国出兵讨伐并使楚国屈服提供了基础与可能，但促使这种可能转化成现实的却并不是齐国炫耀的武力，史籍记下了楚国大臣屈完与桓公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此问题：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楚国的屈服尽管有齐国联盟的武力逼迫的因素，但对齐国所倡导的大国理念的认同，才是最终促使楚国与齐国订盟的主因。
尊王攘夷，是桓公树立霸业的一面旗帜。尊王的实质就是恢复周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攘夷从本质就是捍卫华夏文明与礼仪。孔子在谈及管仲时，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这里，孔子对齐国霸业的肯定并不是基于其兵车的强盛，而是基于管仲对中华文化保护的认同，因此，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而中国文化在当时赖以存在的基石，就是《管子》所倡导的礼义廉耻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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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兰海：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老师，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