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眼中的管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8 10:04:59

 苏轼眼中的管子 

戴 立 轩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在他的诗文中，有一些是关于管子的。《管仲论》、《论管仲》、《管仲分君谤》、《管仲无后》四篇是专题论述管子的。《御试制科策一道》、《拟进士对御试第一道》、《思治论》、《宋襄公论》、《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范文正公文集叙》、《墍馋说殄行》、《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等文中论及管子。《次韵答贾耘老》、《监试呈诸试官》等诗中运用了有关管子的典故。《论语说》中也几处专论管子。苏轼这位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不仅接受了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刻影响，而且承受过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他个人特有的敏锐直觉加深了他对人生的体验，他的过人睿智使他对人生的思考获得新的视角和高度。（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 1989年 第5期）从苏轼有关管子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管子人生和思想的深刻理解。苏轼对管子的看法自有其独到之处，他从自己的视角和高度，高调赞颂、认同管子。他认为管子首先是一个有大功于天下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是贤人，是君子，大道德，大智力，雄才大略，治国有方。苏轼从管子那里汲取了不少政治营养，并运用管子和管子的思想议政、资政，针砭现实，匡正时弊。

一、苏轼认为管子做的是盛大美德的事情 管子是仁德之人 做事让人心服口服 可为万世楷模 

苏轼自幼熟读经史，自然熟知管子。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苏洵带他和弟弟苏辙拜访刚从成都府尹任上调到京城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张方平是苏洵的故交，想考察一下苏氏昆仲的学识，就出了几个考题让他们做。苏辙对其中一题有疑问，暗中示意苏轼。苏轼举笔倒敲了几下，苏辙随即明白了是《管子》注。这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苏轼对管子的熟悉程度。

苏轼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把道德放在最高层次。苏轼从道德层面对管子做了充分肯定。在《论管仲》一文中，苏轼择取了与管子有关的的两件史实：一是发生在齐桓公三十三年年（前653年），郑文公派遣太子华去参加齐桓公召集的诸侯盟会，太子华乘机想借助桓公除去与他不睦的泄氏、孔氏、子人氏三个大族，并向桓公许诺，事成之后愿把郑国作为齐国的臣属。齐桓公准备答应他。管仲说：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左传·僖公七年》）太子华不忠实执行其父王的命令，暗中违背其父王的意愿，属不礼不信，应是他们国家的罪人。如果按照太子华的请求攻打郑国，这不符合崇高的道德。齐桓公于是拒绝了太子华的要求。二是发生在齐桓公四年（前682年），桓公不听从管仲的劝告，坚持攻伐鲁国。鲁国不敢应战，请求订立盟约。盟会上鲁国武士曹刿面对两国国君，举剑要求齐国归还原来侵占的鲁国土地。管仲劝说桓公，作为国君，要与人比德，不能与人比用兵，桓公答应了鲁国的要求，息兵停战。对管子的这些做法，苏轼倍加赞赏，说：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称管子做的是盛大美德的事情。管子真伟大啊，可以成为万世的楷模。

苏轼非常推崇那些心术自正、推信于民的政治家，他所理想的，是以道德之心运用心术，能够实现风节名义与智谋权略的统一。他认为这才是大人物的大智力。可以说，在苏轼的心目中，管子就是这么一个有大智力的大人物。从苏轼《论语说》中一段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孔子说：管仲人也，夺佰氏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苏轼对孔子的这一段话这样评说：管仲功烈之狂人者，多矣，而独言此者，夺邑而人不怨，功之至者也。吾尝以为北伐山戎、南服强楚易，而服佰氏之心难。管仲之于佰氏，诸葛孔明之于李平、廖立，盖古今二人而已。（卿三祥：《苏轼〈论语说〉钩沉》《孔子研究》 1992年 第2期）管子令人为之倾倒的盖世伟功很多，孔子为什么单独把这件事提出来呢？苏轼认为，管子夺佰氏的封邑而使佰氏没有丝毫怨言，功德做到了极致，这比北伐山戎、南服强楚还要困难。佰氏是齐国下大夫，按周朝制度规定应该享有騈邑三百，管子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却给没收了。佰氏这位既得利益者反而没齿无怨言，这靠强迫，靠诈力、靠权术是做不到的，靠的是合理合法、公平公正，靠的是管子道德之心的运作，靠的是管子业已形成共识人格魅力。苏轼认为，历史上能与此相提并论的，就是诸葛亮对于李平、廖立的处理。李平（原名李严）和廖立都是蜀汉的高层官员，因犯事分别被诸葛亮废为平民。李平、廖立并没有因此怨恨诸葛亮，在听说诸葛亮去世的时候，李平激愤而死。廖立垂泪痛哭。苏轼在不少文章中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作过探讨，试图在权术角逐交汇的历史进程中，寻求道德的光彩。他认为，在天下以诈力相并恶性循环中，必须有大人物以道德之心默运智力，以其才干战胜权谋，才能使历史走上道德的轨道。他认为这样的先例就是巍然三代王者之佐的诸葛亮。诸葛亮是以管子自比的，管子是诸葛亮的偶像。苏轼说，古时的君子，如伊尹、姜太公、管仲、乐毅，他们成就王霸事业的韬略，是早在耕于田亩时就具备的。诸葛亮身处深山草庐之中，对如何夺取天下就已经成竹在胸。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范文正公文集叙》）。。在苏轼心目中，管子是和伊尹、姜太公、乐毅、诸葛亮等相提并论的君子，管子和诸葛亮都是苏轼心中的楷模。

苏轼在当时是以贯通诸史、洞察世事、提供济时之智术而闻名的，他认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做到富于智术。苏轼理论上的这种智术，不是传统儒家所讳言的较量利害长短争夺胜负的心术，而是正心于公、本于道德，义利常兼，趋利避害，运用规律以获取成功的治世之道。苏轼的所谓智术，在最高意义上，与道德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也可以这么说，苏轼认为管子就是富于这样智术的人。在《论管仲》一文中，苏轼赞赏历史上周公等七人容人不杀的盛德，其中说到齐桓公和管子不杀田敬仲的事。齐桓公十四年（前672年），陈国发生变乱，陈公子完、即田敬仲逃到齐国。田敬仲从小卜巫就称他将来会拥有齐国，对齐国来说，是一个篡位弑君的重大嫌疑对象。桓公和管子不但不杀他，反而用他为卿。苏轼对此很是感叹，说：非盛德能如此乎？”这盛德就是结民心的根本大计，是影响天下人心走向的做派，是大智术。管子的兵法也属于大智术。在《管仲论》一文中，苏轼赞赏管子兵法简捷明快，能速战速决，快速取胜。文中把管仲兵法与《周官》、《司马法》做了一些比较，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兵法繁杂，立足于不败而善于固守。管子的兵法简明，着眼于取胜而利于进攻。苏轼当时所处的北宋时代，北方常常受到辽和西夏的侵扰，边患迭起，国家、百姓深受其害。朝廷的抵抗，也是屡战屡败。没有给百姓安定生活环境的智慧和能力，还有什么德政可言？这不能不令苏轼想到管子。管子成功地运用谋略，相桓公，霸诸侯，尊王攘夷，一匡天下，拒外族入侵于千里之外，使百姓免受披发左衽之苦，这是最大的德政。这是苏轼高度赞赏管子兵法的主要原因。在管子的兵法里，实现了智术与道德的统一。苏轼如此表彰管子善于用兵，也表明了他对战胜外族入侵的企求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运用管子和管子的思想资政、议政 借鉴管子的用人和治国之道 论述和推行自己的政见

苏轼从小奋历有当世志。从苏轼的诗文中可以看出，苏轼从管子那里汲取了不少政治思想营养，以经世致用，匡世济时。                    

以管子和齐桓公为例论说君主用人之道。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一道》中说：“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如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又说：古之用人者，日夜深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苏轼认为，朝廷中并不是没有贤才，关键是君主如何使用。前一段话中，苏轼举了齐桓公与管子、唐代宗与柳伉两个例子。管子深得桓公的信赖，君臣关系很是融洽，管子平时甚至临终前都劝说桓公要断然除去身边三个侍臣，但因桓公意识不到事情的紧迫而一再忽视，以至于造成齐桓公身后齐国的动乱。唐朝代宗继位之初，骠骑大将军程元振大权独揽、为所欲为，严重影响了皇位的安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弹劾，唐代宗立即将程元振削职为民。这说明君主在缓急两种情势下，对臣下的意见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后一段话中，苏轼指出，像周武王用太公、齐桓公用管仲一样，要经常不断地和他们讨论问题，策使他们思考，提出意见。《六韬》是武王和太公勤于议政的产物，《管子》则是齐桓公和管子探讨国策的记录。这两段话中，苏轼指出了历史上有些君王用人的弊端，提出朝廷用人不只是把贤才摆放到相应的位置，还要警示他们竭尽心力，尽职尽责，而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注意倾听采纳臣下正确的谏言，以真正发挥贤臣的作用。

  借鉴管子以寻求治国之道。苏轼在《思治论》一文中说：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复也。太公治齐，周公治鲁，管子相桓公以至于能成为首霸，是因为他们皆有成法，自始至终，前后一致，思路清晰，目标明确，所以才取得成功，才把国家治理好。《思治论》写于嘉佑八年（1063），苏轼时年二十八岁，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刚刚踏上仕途。当时的宋王朝，与辽和西夏的战争连年不断，而且每年要用大量的金银财物以重贿结欢。统治者对外不能抵御外族的骚扰和侵犯，对内不能安抚百姓，反而加紧对民脂民膏的搜刮，土地兼并日趋激烈，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上层社会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社会危机四伏，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但统治者急功近利，滥发政令，朝令夕改，折腾得基层官吏和老百姓无所适从。就是针对这种现状，苏轼写了这篇文章，一针见血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弊端，指出治理国家首先要有大的整体目标，并要制定具体的规格程式、办法措施，政令专一，易于操作，才能成功。苏轼在这篇文章中对管子推崇备至，把管子的治国方略和周公、太公并提，很能说明苏轼对管子的心仪程度。

用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著名论断批评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做法。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一文中，针对圣策中其富足以备礼的说法，苏轼鲜明地指出：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王安石新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理财，是要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设法改变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其初衷当然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但由于新法设计本身的弊端、操之过急和用人不当等原因，变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问题丛生而补漏不暇。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看法，于熙宁二年、熙宁三年两年中，连续两次上书给宋神宗，全面、系统地阐述对新法的异议。并趁参与进士殿试的机会，作《拟进士对御试策》进呈给神宗，表述对新法的意见。苏轼认为新法最突出的问题是与民争利，只图富国，不为富民。而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说法，是要首先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衣食无忧，才能够讲究礼义廉耻。所以，苏轼尖锐地指出，神宗在策问中富足以备礼的说法，与管子的论断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提请神宗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必须分析新法是否对百姓有利，要注重百姓的疾苦，

用管子四维论的观点说明取消税务年终计奖的必要性。为了鼓励征税，宋朝朝廷曾颁发政令，规定对酒务盐官从税收增加额中提成，作为年终奖励。苏轼也曾支持这种做法。但到元祐七年八月，苏轼在扬州知州任上，发现这种做法有很多弊端。最突出的是盐酒税务监官，为图年终的奖赏，与地方士绅勾结，聚敛盘剥，中饱私囊，为了蝇头小利，不顾廉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和国家纲纪，到了有识之所共惜的程度。因此苏轼专题向朝廷上了题为《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的奏折，在奏折中说：臣闻之管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苏轼引用管子四维论的观点，从关系国家安危的的高度，分析这种做法的严重危害性，建议废除这个规定。《管子·牧民》中说：守国之度，在饬四维，管子把礼义廉耻看成是治理国家的四条根本纲领。这一理论观点在治理齐国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后世治理国家的理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轼从当时税务征收计发年终奖赏这个事情上，看到这种做法不符合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必然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从而见微知著，从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建议废除这个规定。这既可看出苏轼的治国行政理念，又说明苏轼赞同倡导管子关于“四维的治国理论。

三、借鉴管子的事例 论述如何结君心 辨忠奸

在君主专制时代，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要想有所作为，一般都得有君主的信赖为前提；若要想完全以自己的那一套来施政，那就非得成为当代君主的心腹重臣不可。所以，结君心是为人臣者首要的事。（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337页）苏轼也懂得这个道理。可应该如何向君主进言以获取君主的信任呢？在《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一文中，苏轼说，想要对天下有所作为的君子，都重视他最初对君王的进言，伊尹是这样，管子是这样，孔子也是这样。君子为得到君主的任用，在最初向君王进言时，既要忖度衡量他的君王，又要衡量自身。君主能够做到而自身做不到，不敢进，自身能做到而君主做不到，不可做。孔子生活的时代，那些诸侯卿相士大夫们，与先王的礼乐制度如冰炭一样不能相容。所以孔子先用礼乐进言，就很难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管子就不一样了。苏轼说：管仲见桓公于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为霸者之佐，是故上无侈说，下无卑论，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管子初见齐桓公时，没有浮夸的言辞，没有卑下的议论，提出桓公和自己都能做得到的目标，使齐桓公接受了自己，管子这样才有了建功立业的平台。苏轼同时还指出，君子起初向君王的进言，常常能表现出他的本性和大节。从管子向齐桓公进言的做法中，可以看出管子的聪明才智和推行正道的本性和大节。

  苏轼在读《尚书》的时候，写了一篇题为《墍馋说殄行》的读书笔记，对《尚书·尧典》中朕墍馋说殄行一句话做了引申和发挥，痛斥了那些向君主进谗言和行事不近人情的人。指出那些伪善的奸邪小人，往往做出一些不符常理的事情侥幸求得升迁，蒙蔽君主得到重用。文中说：齐桓公欲竖刁、易牙、开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亲杀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难近。桓公不听，卒以乱齐。齐桓，贤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贤主而不用信臣之言，岂非三子者似忠而难知也欤？甚矣，似之乱其真也。齐桓公在对竖刁等三人的问题上，竟没能采信管子的意见，以至于最后导致了齐国的变乱。可见那些伪善绝行的人，貌似忠诚，其本质是很难识别的。联系到苏轼父亲苏洵所写的《辨奸论》，可以看出，苏轼的这篇短文表达了对士人刻意追求名节高行以至于流入怪诞之风的极度不满。当时士大夫中有不少人强作异世惊众之行，强出奇怪之操，追求不合人情奇特怪异之风，成了世之大病。苏轼称这些人为自古惟小人为难去的小人，在这篇短文中，又把他们等同于齐桓公身边的竖刁、易牙、公子开方，可见对这些人馋说殄行的憎恶。苏轼生性直言快语，光明磊落，从不刻意掩饰自己，他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林语堂：《苏东坡传·序》）这却正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喜爱苏轼的原因之一。苏轼在这篇短文中，也表达了对管子虽然善于识人、但在生前没能帮助齐桓公除去竖刁等人的遗憾。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苏东坡传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年版

2.王水照 朱刚： 苏轼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孔凡礼 ：苏轼年谱 中华书局 1998年版

4.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 2009年版

 5.解文超： 先秦兵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 2007年版

 （作者简介：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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