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插队记略（续四）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0 9:22:49

 李庄插队记略（续四）

朱 文

转战沙北大堤

在最后大干社会主义的岁月里，社队基层干部和社员似乎正在经受一场超负荷的劳动奉献竞赛，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过程，并身体力行地与李庄的社员一起奋斗。

1976年3月下旬，也就是在完成茨淮新河工程的一个月之后，我接到了带工加固沙北大堤（即颍河左岸的堤坝，水利部门专业术语称之为颍左大堤）的任务。这在行政管理学上讲，该是在医治75.8大水带来的后遗症吧，当然亡羊补牢总没有错，但是毕竟2600多年以前老祖宗管子就要求统治者不夺农时。不夺农时，爱惜民力，也该是一门常识。我一边组织人力，积极的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同时也有思考。表明这时，我已经开始具有自觉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立场，我在1976年3月23日的日记里曾这样写道：

这次又是加固沙北大堤。去秋冬，至今春，每个农村社队光类似的工差，已是三次了。农民农业好似负重过多的行人，已因至于落后，却又偏偏多加土坯，所以越发走得慢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事，却一定要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进展，不处理（好）这些（事）是不对的。

实际上，从1975年8月的防汛，到1976年3月的加固沙北大堤，7个月内，大的农水兴修方面的工程，包括20天的75.8抗洪、3个月的茨淮新河会战、15天的拓宽红旗河，计划70天的沙北大堤加固，我已经先后4次率队出征。可见当时社队农民出工多么密集，要付出多大的人力和物力！

我们大队所分的沙北大堤的工段，几乎与75.8大水防汛所负责的防段是重合的，但筑堤的工段显然没有防汛的工段那么长，具体多少米，已记不太清，大致是70多米吧。工程标准是在将原先三米宽的堤顶，加固到9米，整整是增加了6米，上级说是70天的任务，可见工程量不小。不过，实践证明，水利部门可能计算有误，或者是别有他图虚报工程量，总之70天的任务，我们仅仅10天就竣工完成了。当然，这与我特别要求各生产队以上茨河的原班人马为骨干，挟带着茨淮新河工地的余勇，干部群众关系融洽，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因此效率高有关，但即便如此，我至今对此还是保留着疑问。因为我们大队这次加固沙北大堤，民工食用的粮食，是从茨淮新河上结余下来的，菜金，都是各生产队自带的。我几乎不记得我们大队当时或事后获得过该项工程的土方粮或钱款。

另一点值得书写的是，在坚持乡村的日子里，我亲自带民工参加的水利兴修工程大大小小不下十几次，并没有什么劳动保护措施，也不存在疫病防治问题，影视没有出过一次工伤事故或流行疾病。就是所谓穷人天养活之吧，现在想想既感到自豪，又有点后怕。

 专案组旧事（上）

1976年三夏（夏收、夏种和夏征）工作还没有结束，6月中旬，我奉命到县里报到，也不知道干什么，多少有点神秘的意味，后来知道是搞专案，而且是搞治淮总队的专案，便有点高兴起来了。为什么呢？这与我带工上茨河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关，也与刚刚结束的沙北大堤工程有关，就是我隐隐觉得，一些上级权力部门，那些今天所谓的苍蝇之类的小腐败现象，已经初露端倪。主要是开后门，走后门的现象比较严重，社会流转的歌谣说：招工，当兵，上大学，干部忙得找不着；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以及粮站的地脚粮，供销社的花衣裳，食品公司猪大肠云云；在农村是吃喝风，在工厂则表现为采购员的请客送礼找米下锅等等，所有这些我从新马桥干校学习期间的所闻，及其三年多知青工作中，以及当兵、招工和上学的亲见、亲历，特别是搞农水工程国家补助的本来就不足的那点土方粮和款，最后能到达大队这一级的真是微乎其微。所有这些积累在我胸中，确实酝酿了同仇敌忾的冲动。至于今天怎么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这类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恐怕要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现状联系起来分析，而当时人们习惯于把这种歪风邪气与阶级、路线的斗争等理论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我当然也很难超越这种思维局限。

这次搞治淮总队的专案，大背景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背景是安徽的基本路线教育。颍上县是基层，自然要上行下效，按照省里的文件，抓经济领域里的案件。但名头很大，说是抓阶级斗争和走资派。时主政安徽的一把手宋佩璋，是十二军支左留下来的大首长，集 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三大职务为一身。他喜欢开广播大会，而广播大会又常常要求开到社队一级，所谓四级干部大会，所以我曾有幸多次聆听此公的讲话，对他信口开河的话语，和动辄四个小时以上的长篇大论印象深刻。特别是一次他谈到开后门不正之风的问题时，居然洋洋得意地说什么自己孩子工作上的事情，自己并不知道，结果就让别人给办好了。怎么办呢？会场上，一片笑声。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官很大，境界却很低，没有什么政策水平，就在1974的一篇日记里斗胆预言他将来一定会垮台，而且不幸而言中。

也是因缘际会，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今生从未谋面的大宋书记，两年以后居然穿越式地对我横加迫害，成全了我知青生涯一段噩梦式的政治洗礼。

专案组进驻县治淮总队不久，县里组织全县上千名干部和工作队员（专案组组员），赴南照公社（即今天的南照镇）参加三级干部大会，这个南照会议，主题就是传达安徽省委，党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现场会，即著名的肥东会议精神，也就是传达宋佩璋层层揪走资派的长篇讲话。宋佩璋讲：层层都有走资派，下至生产队长，共产党员都可能是走资派，谁那里揪不出走资派，谁本身就是走资派，等等。天热晚饭后，我和本队的领导和成员，在南照镇粮站边的一座小桥上乘凉聊天，闲聊中，就聊到今天会议宋佩璋的讲话揪走资派的问题，我和一位战友都表示，宋的讲话不严肃，不能这么说，走资派怎么可能是生产队长、普通共产党员呢？更不能说谁揪不出走资派，谁就是走资派，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岂不都可能成了走资派？

始料未及，这就惹下了灭顶之灾。专案组某领导连夜向县领导汇报，县某领导连夜赶到合肥向宋佩璋汇报。宋听了汇报后，当即批示，大意是：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某某进而某某都是干部子弟，他们背后有黑后台支持。颍上县要是抓好这个案件，将会给颍上的形势带来一个飞跃。

客观的讲，上级当时是对把我们列为重点培养对象的。我当时也风言风语地听到了将担任什么什么职务的消息，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事物正确看法的坚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还特意调阅了档案，确实查到了研究我们职务的常委会议记录，说明当时的传言并非空些来风。事情就是这么诡谲，从我们被抽调到专案组，到成立以我们为对象的专案组，不过两个月时间，我们就从座上卿，变成了阶下囚。

在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大人的专制淫威高压政策下，我和战友被动地选择了唯一可能挽救我们的措施，就是偷偷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期间，收到信的可能是微乎其微，距离他老人家逝世只有十天的时间，这就注定了这场悲剧必须上演。1976年9月9日，我们关进学习班的第17天，毛主席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巨大悲恸和绝望是难以言表的，躺在学习班的床铺上，我浑身瘫软，体会到了天塌的感觉。9月18日上午，我被荷枪的民兵押解站在主席台前会场的前排，参加颍上县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当在同一时刻汽笛和哀乐响彻神州上空的时候，大旱三月的颍上落下小雨，我与亿万中国人一起垂头默哀，耳边听着稀疏的雨点一下一下地敲打眼前的花圈上。

1976年8月23日，县里成立专案组，以时任县革委会主要领导挂帅，抽调精兵强将若干人组员，把我们关进由民兵看守的全封闭学习班，严控与外界接触，伴随我们的是写不完的检查和批斗会，完全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从重点培养对象变成了严重政治事件的主角，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我们的定性为：错误是严重的，性质是反动的，我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隔离审查。这件事还株连到我的家人，以至同在一个县城，却整整十三个月未能团聚。

作为特大政治事件，罗列给我们的罪名有一大串，最主要的罪名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简称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再简化就成了反党和反革命。当时还编了一本某某反动言行摘录的小册子，印发到全县各个支部供大家批判。宋佩璋还委派中央候补委员安徽省委副书记、萧县郭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宏杰还拨冗亲自莅临颍上开大会点名批判我们。这个建国以来，颍上县发生的最高规格的政治事件，尽管实践证明也是最大的冤案、错案，不仅时间长，规格高，而且在性质和涉案人员的特殊性等方面创造了多项纪录。前几年编汇的颍上党史资料文集，对1976年安徽省委前主要负责人错误推动颍上县开展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予以明确否定，但对曾经发生的特大政治事件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段历史却未置一词，不能说不是吞舟之漏。

这个政治事件在当时还引爆了宗派和派性的倾轧。一时间，政敌们都把指责对手是我们的后台而作为置对方死地的本钱。若干年后，还间或路遇素昧平生的老干部说：知道吗，我还是你的黑后台呢？我心头就油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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