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治国理政之学 ——向管子求教若干问题（四）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0 14:39:22

 管子的治国理政之学

向管子求教若干问题（四）

龚武

管子思想学术博大精深，今人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概括它，如从变法革新的视角，从权谋经略的视角，从管理学的视角，从兴修霸言的视角，等等。但是，从国学的视角我更倾向于用治国理政之学来体现管子中华民族乃至对人类的主要贡献。管子的治国理政之学体现在《管子》全书各篇之中，用最简洁的提纲挈领的方式来概况它，始终是一个难题。关于管子研究的成果，看起来不少，但是要说谁研究的最好，可以当老师，不知道。我也不是，我只是学生，研究管子我们至今都还在路上。我有时讲学或参会，遇到同行，或者领导，他们常常问我，就是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管子的思想贡献，我说，我不能够，也许将来能够。我也在学习管子的时候，时不时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怎样把管子思想特色和精华用一句话，或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概况。

现在讲的治国理政之学，根据我的体会想用十个字的关键词来概况之，就是牧民，礼、义、廉、耻和公、法、教、治，可以称之为十个字，一个核心，两大层次，具体体现管子的治国理政之学，或曰治国理政之道。

《牧民》是管子的第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分量很重，特别重要。分五个部分：国颂、四维，四顺，士经和六亲五法。它几乎将管子治国理政之学的最重要的东西都囊括其中了，除了哲学基础类文章，和那些具有宫廷实录的性质历史记叙的文章之外，管子的其他大多篇章，从治国理政的视角，大致可以看作对是《牧民》这篇总纲领式文章内容的自然延伸、具体而微的阐释，即举措化或政策和策略化的文献体现。

一个核心：牧民

牧民不仅是一个题目，还是一个重要理念，是管子治国理政之学的核心理念。牧民这个词说的是对老百姓的养活、管理、使用三层意思，尽管后世多数学者在感情上，总是显得难以接受牧这个字眼，但牧在当时确实不是贬义词。看看牧这个字的构成就明白中国造字的六书原则是多么感性和一目了然：牧就是牛加文， 是会意字。文无疑是最好的字眼，那么牛呢？同样是。这与中国的农耕文化有关。以牛做部首的汉字大约是40多个，没有一个是贬义的，就说明人与牛是一种生产生活合作的伙伴关系，这也是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人牛关系在更实用理性的意义上，是中国式人与自然和睦共处的象征。几千年来牛一直是农耕文化的主角，这个主角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都没有退位，一直是重要的生产力而不是简单的工具。新中国刑法在很长时间内都设有私自宰杀耕牛罪和盗窃耕牛罪，客观反映和保护了人牛关系的文化价值传统，而不能简单的视为落后的生产力。牧还是一个官职，直到汉代依然存在，刘备就当过州牧，州牧就是州长。

牧民第一位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呢？管子曰：凡有地牧民者，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的生产生活是第一位的事情，统治者要放在首要的位置，不可稍有闪失。把生产生活搞好了的好处多多，毕竟人民的物质生活决定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这个看法。

因此牧民，反映的是管子心目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跟学生说管子才是大大的仁者（如其仁，如其仁）。管子自己论说仁的地方也有，但并不那么多，而实际做得更多更好，这也是管子伟大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就是功成不居，不是整天把仁慈、民生、致富、幸福等等的好字眼挂在嘴上。那么体现在管子的治国理政之道中，牧民是管子仁爱思想的具体化和最高表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教，包括其他教民之法，也是牧民之养活民众的题内应有之义。

《牧民》篇之四顺一节就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治所废，在逆民心及其以下的说法，都体现了管子要求统治者要对民众实行仁政的理念。管子的高明还在于毕竟国家对民众负有管理和使用的需求，而不是简单地让政府当民众的尾巴，或被所谓民意所绑架着走路，因此，与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就是说牧养民众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使用他们，这是治国理政的法宝。

两个层次：礼义廉耻和公、法、教、治

第一个层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曰：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管子·牧民》 ）

礼义廉耻是中国人的发明，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政治文化的一大贡献。在管子看来，礼义廉耻是等价的四个维度，暨不可偏废，又是互补性很强、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

1.礼（及其礼学）。礼，及其礼节、礼数，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它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组成的种种社会关系的状态下，人与人怎么相亲、相处、相安的秩序、规矩、准则、法、度、律等，一言以蔽之：就是人伦之道。这种人伦之道，从人出生到老死，从家庭成员的父母兄弟姐妹，到公婿婆媳姑妇叔嫂，到社会的老幼妇孺，士农工商，官民师生，君臣贵贱上下，概莫能外。并要求外化于行，内化于心，全体人民都必须知礼、尊礼，守礼。

管子把礼义廉耻比喻为举起国家这张大网四根纲绳，或者国家大屋顶的四根基柱，而礼又处于第一位的位置。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子要求礼不逾节，不逾节，则上位安。这里上位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特定阶级或君主个人统治地位的安稳，而有其一般国家权威象征的性质。就是要求国民守规矩，知法度，守规矩、知法度是文明人的起码标准，不可设想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整天闹嚷嚷、乱哄哄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或无政府状态，那么一个国家实现治理的基础条件就不复存在了。

礼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需要形诸于某种载体形式，就是仪。从管子说的法乃天下之仪,易经文化所谓太极生两仪，仪的原意该是一种客观的准则，古人就把礼上升到仪的高度，故称礼仪，中国为礼仪之邦，因此古人干什么都讲究礼数，国家非常重视用礼来教化国民，称之为礼教。礼教即使一种教育、教化的门类，也有准宗教的含义。

礼的原始状态，应当是简单实用的，但与时俱进的发展到最后，就制定出一整套，一系列非常详尽甚至不无琐碎的繁文缛节，

无疑地礼仪作为人伦之道，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和约束，极而端之，也是对人的束缚、桎梏、压抑，甚至压迫。

这并不是礼仪的错，而是执行礼仪的人的错，就像法治也会走向极端，并非是法治之过，而是执法的人之过一样。

当年西风东渐，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国人泼洗澡水将孩子泼出，拿来域外的东西，包括姨太太和鸦片烟都兼收并蓄。今天，我们是否该从前辈的试错中，变得稍微聪明一些？比如，拓展心胸从西学之解放人之天性的状态中，收其放心，辩而正之，分而析之，舍而得之，并翻检出自家的宝贝，比如对礼，礼仪、礼教等等，用同样的态度正确对之。这就是两个半瓶醋，兑成两个一瓶醋。

2.义。礼是规矩，义是责任担当，统而言之，就是人人都要守规矩，敢担当。

管子论义，有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是义不自进,一个是贵贱有义。

 义不自进是说，正义不会自发产生，要靠人主动去身体力行，而不是靠外部的强力去让你怎么做。同时也可理解为不妄自求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官位和财富。

这就强调个体内心的修养，抗拒外部的诱惑，因此，志士仁人的内心世界超强。

比如，管子与鲍叔牙之间的交情，即管鲍之交的典故里就看点颇多：在涉及到自小经商利润分配问题，管、鲍均不重利，这就突显&谁更需要的因素。管子家贫一些，就多拿了一点，鲍叔牙并不介意。鲍叔牙的情义，管子铭记心间，念念感恩，时常;吐槽，后人方知鲍叔牙之义；另一个事情是荐相。鲍叔牙从大义着眼，认为治理天下非管夷吾莫属，便让贤举荐管子为齐桓公之相。而管子 病榻荐相时，从大义出发，认为鲍叔牙性格不宜为相，就推荐了他人，而鲍叔牙无怨言。

另一个是贵贱有义。分别对君、士、民做出同等的要求，即莫做不义之君：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就是说最高统治者跟老百姓一样，必须遵守礼义廉耻。

不做不义之士：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就是说宣传真理和正向能量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只有知识分子代表道义，社会规矩才能树立，才能建立良好社会秩序。

不做不义之民： 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就是说事无巨细同样关乎礼义廉耻，治国的根本在于凝聚老百姓人心所向的道德力量。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用义教化民众，这是一条优秀的治国理政经验，凡是不重视或丢弃这条经验者，都会大吃苦头。

3.廉。《管子》倡廉思想极其丰富，涉廉论述就有上百处之多。管子曰，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自全。 廉就是主持公道、揭露邪恶，己正而不掩饰邪恶，为人行事方为圆满。

管子倡廉新意在于强调知行合一。

防微杜渐，莫以恶小而为。管子当年囚鲁后乘槛车押解回齐国，入境时，封人（边境小官）已得知管子将成为齐国重臣，便恭敬地献上酒食，讨好管子索要官位。管子问：你有什么本事和特长吗？封人说：没有。管子呵斥道：我将来做官，也是为国求才，像你这投机钻营之人，我才不会用你！

权不谋私，正人先要正己。管子就曾主动向齐桓公申报公用经费开支的情况：管仲会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齐桓公听后，非常钦佩并大加赞扬。

管子办过一个著名的铁案，就是剥夺了一个作奸犯科的老贵族伯氏三百邑供养地特权，让伯氏过着一天吃两顿饭的生活却没齿无怨言。

所谓廉不避恶，则行自全。这就是说一个廉洁的人就是敢于面对邪恶，与之针锋相对，这样才能实现做人做事的圆满。否则，不是迁就坏人坏事，就是与之同流合污，人生又怎能无愧无亏？

管子说：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体而外内别也。

士廉就是为士要廉，即读书人要清正廉洁不能任性。士廉是官廉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4.耻。耻这个汉字的内涵非常特别，本字该是恥，是个形声字。从心，耳声。本义是耻辱、可耻的事情。或表达因声誉受损害而至的内心羞愧之情。与耻相关有几个杀伤力极强的词汇，一个是无耻，一个是可耻，一个是不耻，前二者若指他人，是书面语中咒骂的最高级，后一个是对坏人坏事表示划清界限意愿的最高级。这个耻与人的脸面、颜面、面子等关系密切。

有一句俗话叫死要面子，活受罪。但是古人，就是受罪，也要面子，这就是耻的原始要义。但是随着人的社会生活和实践复杂多样，人们对耻的看法开始采取实践理性的变通。比如齐国公子兄弟争王时，公子纠失败，鲁国迫于齐侯的威压杀掉公子纠，管子是公子纠的老师，没有像召忽那样为公子纠而自杀，就是没有殉主，而是活了 来，按照好男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男的羞耻观念，管子活下来，就是偷生，这对他的名节非常不利。这就涉及到耻的层面，因此，管子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无耻。然而管子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鲍叔牙不以为自己无耻，知我不拘小节，而耻功名不显达于天下（ 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司马迁《管晏列传》）。

对照一下管子对耻的解说：耻不从枉，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枉，是错误，就是说耻就是不能服从错误的东西，不服从错误的东西就不会产生邪恶的事情。这里面就有了一个余地，就是人要善于分清楚大节和小节，就是李敖说的大人格和小人格的问题。

由此可推定管子对礼义廉耻的解说，讲得主要偏重于做人的大节。关于耻，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人具有羞耻之心。管子虽然不羞于小节，没有殉主而亡，但分明知道这样是人生污点。孔子就比较豁达，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意即：爱好学习就接近智慧了，努力行善就接近仁爱了，知道廉耻就接近勇敢了。知道这三点，就应该知道如何修养自身品德；知道如何修养自身品德，就知道如何治理人民；知道如何治理人民，就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国家。

知耻近乎勇，按照孔子的标准，管子是知耻的，管子是个勇者。但是按照后儒教条主义者的要求，就不行了，如孟子所说的从理论到理论绕口令一样的话：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什么意思呢？大意就是说人不能没有羞耻，能对没有羞耻的事情感到羞耻，人就不会受到羞辱了。实际上，孔子的学生子路等人就开始走极端路线了，一个是迂腐，死也要死的美。又譬如像伍子胥的父亲武奢那样，明知道楚王要杀害自己，还要写信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到楚王的鬼头刀下，幸好伍子胥没有两个知识分子的哥哥那么迂腐，偷生跑掉了，流亡吴国，最后对楚王鞭尸三百，为父兄报仇。再一个因小失大，即失去了对礼义廉耻大节大人格方面的追求，以至于发展出一种拘泥于小节小人格，而往往大节不保，大人格缺失的偏颇。

国人在耻维方面的教训多多，尤其是宋代丢掉政权之后，宋朝官员给蒙古人当差，明朝官员投降清政府，清末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本人与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打仗，民国的军阀混战，各个军阀身后都有一个洋主子，这就让一部分中国人在耻维上缺失了底线。中华汉奸也就逐渐多了起来，还形成了以崇洋媚外为表征的汉奸文化现象。说明后世儒家在继承礼义廉耻上，失之于小节小人格方面做表面文章，而在礼义廉耻的大人格大节方面做得很差。国民党和蒋介石到处张贴书写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结果是国统区贪腐遍地，汉奸遍地，伪军遍地，为什么？还是得形忘义，不能真正理解礼义廉耻的本质和精髓。

还有一个，礼义廉耻不能光是说说，光重视字面上的冠冕堂皇，好的口号光说不练，就是假把式。要有行动与之相匹配，叫听其言观其行。明明老虎苍蝇遍地，贪腐严重，民不聊生，蒋介石光到处题字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却不反腐败，也不正面教育，还是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醉心内战，一个贪官也没有受到惩处。解放前夕，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一遇到自己的皇亲国戚，宋美龄一吹枕边风，蒋介石就命令蒋经国收手，就不了了之。即使整天把礼义廉耻当成经念，是没有用的。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他在建国初期严肃处理刘、张贪腐大案时，对党内高级干部说了一通话，引用了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名言，同时指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不杀贪官的头，共产党的干部都鲜廉寡耻，贪腐成风，人民群众就会学李自成起来造反，杀我毛泽东的头。正是因为毛泽东这一次的杀一儆百，使得新中国前三十年风清气正，基本杜绝了贪腐现象，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治国治吏上的重大失误，导致贪腐现象和汉奸文化的复活，并且来势凶猛，以至于反贪斗争已经成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十八大以来对贪腐存量的清理和对增量的遏制初见成效，但是斗争和任务亦然十分艰巨。

第二个层次：公、法、教、治、政之四宝

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之第二个层次，就是公、法、教、治四位一体。与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管子的原话不同，公法教治，政之四宝，是从笔者对《管子》及其管子的思想实践的归纳和概括，准确或完整与否，尚待读者批评。

在古汉语中，公、法、教、治均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所以公既是社会治理目标，又是人人言行之标杆，法既是国家规制，又是权衡是非的标准或规则，教既是一种文化知识传播和社会人心教化、化育的文化，更是一项施教行为和政治举措，此外，治在古典作家的字典里，既是管理和治理呈现的状态，又是动态的管理、治理过程。

1.公。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很厉害，称之为伟大。但我一直有个感觉，人类文明这么丰富多彩，中华民族就四大发明，究竟是褒奖还是高级黑？四大发明固然非常伟大，然而仅仅限于在器物和技术层面的发明而已，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中华民族有无好的发明创造，文化学术和精神层次的发明或者灵魂何在？希望学界和知识界认真思考和关注之，并以此与有识之士共勉。

这里个人认为有一个精神文化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发明，这就是公字及其公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或价值理念。

公与礼义廉耻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也是对人类社会文明最大的贡献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最早认识到一个现象，就是人性之私，社会人心之私，甚至王公贵族之私，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动物性的特征，然而文明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古代圣贤和智者出现了，他们在私字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文明价值，就是公。 这一点被中国汉字造字的历史过程精确地反映并固定在汉字中，即许慎《说文》所谓：背私（厶）之为公。

中国古代文化和经典著作，讲什么最多？讲天，地和天下，《易》开篇就是天行健（作者按：健或为乾之误？），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次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就是认为天地无私，天公地道，人间最公道的是天地，天地代表公道。所以不仅中华先贤诸子百家经典不宣扬私字，都讲天地公道，天下为公，连最高统治者也称为天子，不是自诩至高无上，而是表明天下为公的心迹。官府的公堂上的额匾常为公正廉明四个擘窠大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更是大讲天下为公，更不用说毛主席了。中华之公最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与社会主义汇合合而为一，乃是天公地道历史的必然。

管子继承并强调公在治国理政中的首要地位，他第一个提出国家最高管理者行政要任公不任私，以至于废私立公，去实现天下大治。管子提出的“废私立公的口号，更是石破天惊一语成谶。一部《管子》，涉及扬公抑私的论述就有近百处之多。管子之后的先秦诸子乃至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凡是进入史册的典籍或经典作家的论述，清一色的都是以公文化为正向能量，以私邪为负面对象。所以积淀为文化活化石的中国成语，凡是涉及公字的，如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夙夜在公，天下为公，急公好义，一无例外都是正面的，而凡是涉及私字的，如结党营私，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等，则一无例外都是负面的。

这种公主流的文化观念直到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特别是中国留学生放洋归来之后，一方面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洗礼，一方面像进了一趟城的阿Q，总爱与未庄的小民唱反调以显摆一样，时常以兴私灭公为标榜。然而尽管经过民国以来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个私文化的双重植入，包括近几十年的全方位推动，但至今，公文化依然没有被边缘化掉，私文化的精神价值观念也始终没有主旋律起来。

西方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瓦解社会人心的弊端，经由欧文、傅立叶等人探索，而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发现，不管如何自我标榜自由、民主、博爱或法治，作为私有制的极端形式的资本制度，将人的私心和贪欲最大限度的表现出来，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并导致不可调和的一系列经济危机、阶级对抗、社会冲突及其血腥战争，才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这是西方社会的智者第一次确立了社会经济形态公有制之公的核心价值观，并最终浇筑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奠基石。

众所周知，我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然而，近几十年来，学界、思想文化甚至教育都在公与私的观念是非曲直问题却上大踏步后退，走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弯路，误导了国民和青少年的思想价值观。就像小平生前曾说过的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一些学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起劲的公开反对否定甚至谩骂公，鼓吹提倡甚至歌颂私，自以为髦的合时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被错误的假象所蒙蔽，一开口写文章咀嚼的不过是被中、外杰出老祖宗早已抛弃的垃圾，显得幼稚、弱智。他们虽然自己觉得很有文化，却老是感觉形格势禁，没有面子，是因为将自己置于了中华民族深厚精神文化的反面而不自知，而将不得志的原因仅仅归罪于所谓体制，于是他们希望从域外获得帮助而反体制，从而正中某些敌对者的下怀，加剧了这个群体的堕落。

 2.法。就是给天下树立规范和标准，并施行之。管子上汲取先贤姜太公开启的同天下之利的治国理念，下结合齐国当时的国情，于《管子》中系统提出了一套古代中社会比较完备的法治体系。

首先，从天下之仪的本体论上，指出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准则，与天下百姓的命运攸关，而不是任意、任性的产物，即不是个人或集团的主观意志。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

（《管子·禁藏》）

大意是：法这个东西，是天下的准则和规矩，它可以用来解除疑难、判明是非，并且与百姓的性命（命运）攸关。又说：

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管子·心术上》）

管子说的十分分明，事权来自法权，法权来自天道。这就是权、法、道之间的真实关系。老黑格尔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他的说法更有趣：法是是君王的任性。我们却有好多专家还在那里鸡生蛋，蛋生鸡地为法与权孰大孰小的幼稚问题，争得头脸通红，真的犯不上。

其次，从四任的治理论上，指出国家治理有四种有效的工具，而法只是其中之一，多种工具配合起来使用更为有效。

管子曰：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

（《管子·任法》）

意谓：圣明的君主依靠法度（法治）而不依靠权术（人治），依靠规矩礼数而不依靠花言巧语，依靠公道而不依靠私利，依靠天下最高的准则（正确的道路和信仰）而不依靠小恩小惠（物质利益），只要这样做，就能轻松实现天下大治。

再次，从以法治国举措论上提出说，指出以法治国，是一种举措，以法就是用法，与现代的依法即依赖法的意义并不等同。

管子曰：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管子·明法》）

就是说：权威不可以有两个，政令不可从两个地方发出（意为政治号令只能从一个管道发出），使用法（包括律、令）的规矩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办法。

复次，从法的目的论上提出定分止争说。《管子》曰：

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管子·七臣七主》）

管子对法、律、令的功能进行了定义细分，帮助我们补上了古代法、律和令的知识，同时管子指明法的最高境界是立而不用，并非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就像中国古代武学的最高境界是止戈一样。

第五，从立法学上提出先民服也说。管子曰：

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管子·法法》）

管子对古代立法的主体君王规定了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君王制定出来的法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过来，只有自己先做到了，才能施行于老百姓，使君主不可能无条件的实行专制。

最后，从权利论上提出了皆从法说，管子曰：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管子·任法》）

管子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显然与西方古代法学家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又规定的更为具体、明确。

3.教。教是个会意字，孝而有文之为教。古人把孝道看得很重，孝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敬重祖宗，一个是敬重父母和长辈，一个是敬重祖先创造出的精神文化。把这三个方面让后人传承下去，就是教。所以教，理解为教育，只是一个方面，一种行为和举措，对教的本质含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教有三个方面的要素：教育观念、教科书和教师。

教育观念是管目的性的，管子的教的观念的目的是治国理政。所以，管子教的观念是全方位的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全民教育。他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是教君、教官、教民和教学生，全覆盖没有例外。统治者的一切行为都是教育，包括牧民一年四季的生产和生计安排，教民酒食以及对百姓困难群体生活的救助，所谓九惠之教，统统是教育和教化。这就是后世之以吏为师中国政治传统的源头。

教科书是教育之本，好的教材才能教育出好的学生。本人一向认为《管子》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教科书，而不仅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因为它原初或者部分本来就是一部教科书，其教授的对象是齐国宫廷内的王侯世子，更具体的说这部教科书的学习对象就是公子纠、公子小白（史称齐桓公），当然也不仅仅限于这两位齐国朝廷的接班人。管子这部书虽成于上古，比之明清的古文（更别说近年高考满分作文的古文），实际上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司马迁评《管子》所谓论卑易行，就是证明。这表明教授学生的课本文字不能过于艰涩。其二，课本内容要适应教授的对象，《管子》也做到了。《牧民》开篇就是凡有地牧民者，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晓畅明白，紧接着就条分理析地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解释这样做的好处都是什么。一位循循善诱的太师，正在谆谆教诲储君治国理政之道的形象宛在眼前。

教师是教育的根基。根基不好，要教育出来好学生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学生虽有长短之别，但教师更有优劣之分。得天下之才而教之，固然美妙，但老师也得是那种优秀的老师。管子早年教学授业（《管子》有《弟子职》篇），当时在列国中享有天下之才美誉的管子自编教材，亲自教授，对于齐国公子而言乃是千古偏得，不二机遇。管子这么优秀的老师，亲自教的学生第一个是公子纠，后者虽然在兄弟争王中失败夭亡，但才华没有得到施展的公子纠至少并不像其兄公子诸儿那样劣迹斑斑，或像公子小白那样私生活毫无节制。管子为齐相之后，就开始继续教育公子小白（齐桓公）。齐桓公称管子为仲父，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出于这种师生关系

管子的教育之道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教君，他以帝师的身份而为百官之首。他和他的朋友鲍叔牙都是君王之师出身，并且自编教材教太子读书和牧民之术。公子纠学的如何，因为其死的早，无法得知。但公子小白，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君主。如果说是鲍叔牙给了小白很好的早期教育，那么而管子就给了齐桓公更为杰出的成人继续教育。

二是教官、教民，管子责无旁贷充当下属官吏和民众之师。教导齐国臣民知守礼、义、廉、耻，应四时，务农本，守仓廪，兴工商，审轻重，辨美丑，均贫富，尚贤德，使得齐民成了最有文化的人民，齐地人才辈出，齐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的源泉。

三是极端重视国民教育。管子教导说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早在2600多年前，管子就将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升为国家根本大计。

管子一生，不但教学生（如说终身之计，莫若树人）、教民（如说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教民以酒食也，民亦务本而去末），也教官（如说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特别是教君（如说有国牧民者，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丰赡而与众不同的教育观念，对于建设学习型的现代社会具有巨大启示价值。

4.治。治在管子的著作中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重要词汇，管子论治常见的用法或固定搭配是治，不治、治乱、事治，治国、治民、政治等。如：

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重令》）

管子治的含义主要是治理、管理、成功的治理、成果的管理的意思，是一个褒义词。治与乱是一个对子，乱就是动乱，社会不稳定，而不治，则表示得不到治理，没有治理好，介乎于治与乱之间的状态等。古人用词，动名词一体，名词可以使动用，动词也可以名词化，治也是如此。

管子论治的言论，首见于《权修》篇，其次是《立政》、《乘马》、《七法》、《重令》诸篇，其中《权修》篇11见，《乘马》篇如下一段话中则有5见。如：

正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是故何以知货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货多。货多事治，则 所求于天下者寡矣，为之有道。 

（《管子·乘马》）

个人的理解，治是社会（国家）通过一定权威和举措达到政治清明、经济健康、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风气淳朴等的目标管理的实现。治，既是中国政治家热望的一个理想状态，也是对政治之道的一种辩证把握，即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管子对治这个社会运动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切实可行的治国，治国举措来实现对不治状态的否定，而实现治即政治、法治和事治。因此必须制定一系列标准，或称游戏规则，通过施教让人人知道和懂得并自觉遵从这些标准和规则，接下来自然而然的管理和治理就变成顺理成章的现实。

打个比方说，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市场竞争讲究核心竞争力，所谓企业一流卖标准，二流卖技术，三流卖产品，讲的就是谁能够制定标准，让尽可能多的人执行和遵从，并通过标准管理而坐享滚滚而来巨额财富，谁就达到了商道的最高境界。然而，规则究竟应该由谁主导制定更为重要。譬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改革的领导权和顶层设计问题非常关键。如果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改革这样的规则，完全撇开普通百姓的意愿，朝秦暮楚，曾经只为有权的那部分人好好活着，未来则为有钱的那一部分人好好活着，其余的人民死活不管，那么这个规则就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忽悠人民大众。比如某种政治选举制度的门槛设计、金融投机或博彩业制造富翁的规则的制定，那些只为先富起来的人们和已经掌握了权力的人们量身制定的上升通道或发财致富的规则，并用这样的规则去治理社会，治国治民，那就不仅不能实现天下大治，相反可能会越治越乱。

（本文系作者根据为颍上河洲书院国学讲堂所做的演讲稿修订而成）

（作者简介,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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