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依法治国”思想 对实施“四个全面”战略的借鉴意义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10/17 15:13:52

 论《管子》依法治国思想

对实施四个全面战略的借鉴意义

孙治安

管仲相齐四十载，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为后世留下治国理政的诸多宝贵经验。《管子》一书，是集中体现先秦管子学派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等古代思想文化的经典著作，它创立了依法治国、以德辅政、强国富民的完整思想体系，是一部光照千秋的政治经济学大典，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不朽的精神价值，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影响至深。如今，我们学习探讨《管子》思想，对当代中国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管子》依法治国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从国家兴亡的战略高度提出依法治国思想

管仲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系统思想的总结者。《管子》著作中关于法治思想的阐述很多，如：《管子·明法》中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念。《管子·形势解》中说：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管子•七法》中又说：尽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这两段论述准确阐述了法的概念，指出法是衡量人们言行是非曲直、功过行事的客观标准，是民众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保证国家得以和平发展的根本保障。《管子·论法》篇中又说：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这是《管子》强调依法治国之根本。没有这个根本，则民无保障、国无秩序、民心不向、国将不国。这是《管子》对我国古代法治思想的伟大贡献。

（二）、从国家治理的实际出发确定立法思想

国家立法要顺应天地自然变化，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管子·法治》中指出：宪法制度必法道。《管子·形势》中指出：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等观点。强调宪政和法制必须效法天道，合乎四时，使法律的制定和人们的愿望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顺应天道是《管子》的重要立法原则。《管子》还提出了顺乎人性，合乎人情的立法思想。《管子·形势解》曰：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管子·五辅》）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顺民心则威令行。（《管子·牧民》）所以，国君若要立法治理好国家，必须遵循顺应天道顺民心的准则。只有如此，立法的目的才能达到。《管子》立法思想还遵循统一适度的原则。《管子·任法》中说：法律之判定，力求统一。守法者惑，侵至背法而立乱也。所以，国家必须统一制定法律，不允许私设法律而抵触中央大法。《管子·君臣下》篇指出：赏罚之制，无逾于民。致赏则匮，致罚则虐。因此，《管子》认为，立法要做到宽严适度，行赏过多导致国贫，刑罚过重导致暴虐，法治推行而不苛刻，刑罚精简而不妄赦罪人。依法治，人民欢乐，国家兴。

（三）、率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

《管子·任法》篇曰：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法律面前无论君主或群臣、上层或下层、贵者或贱者，都必须一律遵守，所以叫法。《管子》率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张，这在当时专制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充分显示了管子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无论这一法治理念在当时能否真正落实，但作为一种思想主张能够提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天下属于君王，君王是法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因而君王实际上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此，根本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客观条件。所以《管子》提出的这一思想带有理想色彩，在当时不可能实施。尽管如此，《管子》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主张，是非常超前的先进执法理念，为法律威严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管子》的这一重要法治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四）、坚持令行禁止，执法必严的法治思想

《管子·立政》篇指出：令则行，禁则止。这是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政令畅通的法律保证。《管子·重令》篇指出五种违法死罪：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敬畏法律，法律才有威严。《管子》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强调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执法理念。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么法令形同虚设，人们就会轻视法律，势必造成国家不安，百姓不宁。《管子·法法》篇认为：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是故上不行则民不从。被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圣明君主不仅要制订好法令，而且带头执行法令，既赢得了民心，又利于法令的推行。治内无情，重治官吏。《管子》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就在于特别强调从严执法，强调对任何违法者严惩不贷，死罪不赦，公平公正，决不徇私枉法。《管子·法法》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以身作则，令行禁止，才能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实现强国富民，这就是《管子》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五）、形成依法治国完整的思想体系

《管子》在《七法》、《七臣七主》、《法法》、《任法》、《君臣》、《白心》、《立政》、《明法解》等很多篇目中，对法律的内涵、特征、地位、作用等都进行了精辟论述，形成了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

《管子·立政》篇指出：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强调公开透明、依法办事的主张，即凡事情将办，法令一定先出，明示于前，并赏罚分明。《管子·形势解》曰：人主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则民循正。建立法度，公布职责，明确规范来统治臣民，不是用说话指挥，臣民就按正道行事了。《管子·法法》曰：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柬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

《管子·法禁》篇指出：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茍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其意说：从前，圣王在考治人才的时候，不看重他的博学，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所以，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因此，一国之君，如不能使人心归己，统一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那末，虽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民，还不能算是安全的。由此说明用法律统一意志的重要性。《管子·法禁》篇还指出：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彊而治矣。法制不容私；刑杀不宽赦；臣下不作乱，官府掌法，成为民俗，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管子·重令》曰：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则君主尊，君主尊则国家安；刑罚严、法令行，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

《管子》明确指出法律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利益服务的，认为立法的出发点是重安居，利耕战。&《管子·明法》中说：凡人主莫不欲其民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兴利除害是立法依据，也是法治的根本职能。《管子》还对法治的方法原则等有许多精辟论述，这里恕不赘述。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相辅

（一）、治国必须坚持德法并重思想

《管子》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并不忽视和排斥道德礼仪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其实《管子》是主张礼法并重治理国家的。《管子》认为，法律是天下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治国的重要工具。但是，法治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道德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管子·牧民》篇中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其意说，维系国家命运的有四大纲纪，缺了任何一条，国家就会不稳，如果缺了四条，国家就会灭亡不可挽救。《管子·牧民》曰：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这里《管子》整饬了礼义廉耻，并把道德教化与法治并列起来，提到治乱兴亡的高度，这是《管子》依法治国思想的又一伟大创举。

《管子》还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著名论断。《管子·禁藏》曰：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管子》主张先礼而后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以法辅礼，礼法一体，这是《管子》依法治国价值观的又一大创新。

依法治国，德法并重，这是《管子》区别于其他法家思想的鲜明特点。一个社会能否和谐稳定有序发展，必须依靠法治、道德两个轮字同时运转，才不至于产生失衡和翻车的危险。管仲认为，法德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不同的作用，二者可以并用互补。法是治理民众的行为规范，德是教化民众的思想规范，二者都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在德教方面，《管子》提出国有四维、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的理论，并对其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把法律的有关要求和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与习惯，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管子·小匡》）以形成减少犯罪，有利于人君统治的社会风气，国家稳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二）、治国必须坚持民本思想

《管子》一书充满民本思想，许多篇章都涉及到关于爱民、教民、养民、顺民、为民思想的重要论述。譬如：

《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认为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这把尺子来衡量。《管子》首先提出了爱民的前提条件是富民。在《管子·小匡》中说：始于爱民。《管子·治国》中又说：凡治国者，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为达到治的目的，首要任务是让民富裕，管仲还提出了富民六兴的具体措施。

《管子·君臣下》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即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由于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民众既是社会的主体，想要成就王业，必须从民欲、顺民心。《管子·九守》曰：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的政治原则。《管子·牧民》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来绝，我生育之。管子认为，要做到顺应民心，从民所欲，要在实践中了解民情，时刻注意关心民众的疾苦。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那么，国家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顺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管子·国蓄》曰：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这样，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

《管子》以百姓为本，把爱民恤民，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要求，提出了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措施中去。管仲提出了兴德六策;和九惠之教。兴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  为了推行道德教化，重视社会福利。《管子·入国》中还提出了九惠之教。即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鳏寡相配）、问病、通穷、赈困和接绝（对死于战争的人士，领受一笔钱，负责祭祀他们）。这实际上就是古代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

 （三）、治国必须坚持正确的人才观

《管子》认为，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管子》在不少篇章中都提到了使用人才的重要性。如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五辅》曰：所以取明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而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这些论述均成为传世经典。

在如何考察人和使用人方面，《管子》也有系统的论述，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见解：在《管子·立政》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本四固说。所谓三本就是用人的三项根本原则。《管子》认为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所谓四固就是用人的四项根本政策。君之所以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贝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大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财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这四条是巩固国家的原则，是社稷安危之根本。

《管子》把有道之臣的标准定为事奉国君有义，使用部下有礼；谈话则有所谋虑，行动起来则有所建树；遇危难或事变，虽死不悔；辅佐国君以义相交，以廉处事。并把官吏分成七种，即法臣（依法度断事）、饰臣（好名则无实）、侵臣（暗地破坏国家法令）、诌臣（多饰美女迷惑君主）、愚臣（办事自以为聪明）、奸臣（言人之恶发展自身）、乱臣（暗中对君主进攻）。

管仲认为，治理国家，选贤任能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创造未来。他一方面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仲还规定了选贤的程序和原则，提出了三选制度。一要有德。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二要有才。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形势》）三是排斥献媚取宠者。管仲向齐桓公指出，易牙杀子，开方背视，竖刁自宫，都是些居心叵测之人，万万不可亲近。

（四）、治国必须坚持和谐思想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一书。管仲治国理政的最高理想就是建设和谐国家。《管子·兵法》篇中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兵，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管子·立政》曰：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意思是说，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像四肢百体和内心一样和谐地得以贯彻和落实，这才是行政所期望的最高目标。

《管子·五行》认为：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管子》进一步认为，人也是天地精华和谐结合后产生出来的新生命，人的寿命也决定于和谐状态。《管子·内业》说：人的生命，是由天给他精气，地给他形体，两者和谐地结合产生出来的。两者和谐地结合就有生命，反之，不和谐结合就没有生命。考察和的情况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它表现出来的征象是不能类比的。但能使平和中正占据胸怀，融化在心里，就是长寿的根源。而《管子·内业》进一步说：乃自生。由此可知 ，《管子》第一次精辟地提出了世界万物乃至于人无不产生于和谐之论断。

　　《管子》把和谐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推演到政治学中去，便产生了和谐国家的哲学思想。《管子》认为，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对此，《管子·形势解》说：君臣相亲，上下和谐，万民和睦，这样的话，国君下命令，人民就会执行；上面有禁律，人民就不去违犯。《管子·四称》说：外内均和，诸侯臣服，国家安宁，不用兵革。《管子·五辅》说：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管子·白心》说：和则能久。《管子·度地》说：天地和调，日有长久。反之，君臣不相亲，上下不和谐，万民不和睦，这样的话，就会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管子·形势解》）令不行，禁不止，国家就要危亡了。对此，《管子·形式解》说：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君主，百姓不信任他们的官吏，上下背离而不和谐，有时虽然表面上看似安定了，实际上必将走向死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说：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管子·立政》说：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管子·牧民》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怎样才能使国家达到和谐呢？《管子·小匡》中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士人相聚而居，居于田野。工匠相聚而居，居于官府附近。商人相聚而居，居于市场。士、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习惯这种生活，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这一国家管理模式的问世，稳定了当时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结构，对安定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借鉴《管子》智慧，推动四个全面战略的贯彻落实

      《管子》思想博大精深，是治国理政的经典著作，被历朝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推崇。春秋之际的齐国，由乱到治、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跃成为五霸之首，得益于一代明君齐桓王和具有大智慧的一代贤相管仲君臣携手，将《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如今，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行四个全面重大战略的新常态下，学习研究《管子》这一经典著作，从中汲取和借鉴依法治国、以德辅政、推行变革、发展生产、注重民生、倡导廉政、建设强国富民的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经验智慧，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了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这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复兴大业的战略路线图。 

四个全面战略，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也是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方向、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和实效，努力锻造成为视野更加宽广、品质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四个全面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有着很强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核心，其他三个全面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进行的战略举措。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需要从《管子》哪里汲取一系列民生思想。《管子》在《治国》、《牧民》、《国蓄》、《入国》、《山至数》等篇章中都有精辟论述。《管子》把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利民富裕，并提出了发展生产，保证社会福利，调节国民收入，防止贫富分化，提高民众素质和精神生活等强国富民的具体措施。古代这些治国方略，恰恰是我们今天现代社会所需要借鉴的。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习近平指出：要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必须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他在多个场合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一边扎牢制度篱笆，一边剑指沉疴顽疾，老虎苍蝇一起打，彰显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依法治国也好，从严治党也好，都需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来，十分重要做好文化工作，他强调指出：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非常英明的决断。《管子》著作中所包含的依法治国思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德育教化理念，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等价值观，对实施四个全面战略，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孙治安，淮南市国学研究会筹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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