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之“廉”对当今治国理政的启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7 11:18:53
四维之廉对当今治国理政的启示
宋冬梅
【内容摘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春秋时期管子相齐的治国纲领。四维中的廉，内容丰富而系统，被应用于齐国的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稳定社会、促进发展、成就霸业的效果。今天，在实现中国梦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应借鉴其中有益的内容，古为今用，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创造新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国之四维；廉；民本；治国理政；核心价值观
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相齐，齐桓公改革内政，发展经济，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曾感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相齐的治国经验，相当程度上在于应用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纲纪。其中的廉，是重要的一维。
一、国之四维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理论源头之一
《管子·牧民》（以下引用《管子》只用篇名）是《管子》首篇，全面反映了管仲相齐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措施。其中大意为，治国政令能否推行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施政措施是否顺应了民心，是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如果能够消除人民对于生活中忧劳、贫贱、危难和灭绝四个方面的关注，人民就会拥戴并追随；反之，则会众叛亲离，面临危亡。其思想基础与目标指向民本。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引用了《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目的在于强调重民本，顺民心的重要性。
国之四维是《牧民》篇的重要内容。《牧民》中载：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 ，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四维是管子提出的治国纲纪，礼、义、廉、耻是纲纪的四个方面。礼，指上下有节；有礼，指不僭越等级制度。义，指以法进仕；义，指不妄自求进。廉，指廉洁不贪；有廉，指不掩饰恶行。耻，是羞恶知耻；有耻，指不顺从邪妄。
在治理国家中，国之四维被综合运用，社会才能运转有序。治国用四维，可使上位安定，而民无巧诈；行自全、邪事不生；国可守，民可治。春秋时期齐国能治，正是因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反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产生以来，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塑造着国民品格。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讲，国之四维是维系政权兴衰存亡的生命线，被历代执政者、思想家所重视。宋代苏轼曾在《乞录用郑侠王斿状》中说：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晋书》载：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晋书》卷五十二《阮种传》）国之四维就像建构国家礼仪道德大厦的四根柱子，有之，则民风向善，国家得治。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牧民》）管子治国理政思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平衡存在与发展，其理论的光辉绝不仅仅是对经济基础的重视，而是构建了一整套社会赖以存在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样的，齐国霸业的成功也绝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成功，而是礼义廉耻核心价值观得以广泛传播的普遍认同。礼义廉耻作为道德精神的支撑在当时成就齐国霸业所起的积极作用，犹如鸟之两翼的不可偏颇。国之四维是构建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其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仍可为当今的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四维之廉的思想体系
管子四维之中的廉，是立人之大节，治国之纲纪，是针对全社会的、系统的、至上而下的思想道德要求与制度约束。廉的约束对象包括对君主、官吏和民众等社会各阶层，是一个完备的体系。
首先，关于君廉，管子认为君王应有正当的爱好，并力主推行廉德。《立政》篇载：人君唯无好全生，则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养。生养何也？曰：滋味也，声色也，然后为养生。然则从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意思是说，人君只要专注于爱好全生保命，群臣也就跟随其后，都来全生保命，大讲养生之道。怎么养生呢？饮食滋味，声色享受，归结为养生。像这样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如同返回到禽兽没有性别差异的状态，如此，礼义廉耻怎样能立起来？《四称》篇载：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意思是说，君王应当有礼有义，心系社稷，以人为本。《枢言》篇载：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先王重视荣辱，荣辱就存在，心底无私，率先垂范，然后推行于天下。所以，礼义廉耻之立，首先要从君王做起，君王应该有正当的爱好，树立正确的廉耻观。
其次，关于吏廉，管子主张百官要做天下的风范，廉洁奉公。《四称》篇载：近君为拂，远君为辅，义以与交，廉以与处，临官则治，酒食则慈。有道的百官，用义交往，以廉相处。在严格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任法》）三者中，起着表率作用的是生法与守法者。《重令》篇指出，官吏若不守法度，徇私枉法，则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侈靡》篇载：强而可使服事，辩以辩辞，智以招请，廉以摽人。其中的廉以摽人，是指将廉洁的人树为学习楷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廉而奸邪的官吏，不光不带头遵守法度，反而以身试法，践踏法制；在这样的社会系统中，法制会被伤害，财货就会通过贿赂而上流；财货上流，廉德必然破坏。进而国之四维与大法、官爵、符籍、刑法都遭破坏，君主、百官则不测后患，危亡就会出现。廉洁奉公，行己有耻，百官应作天下的表率。
再次，关于民廉，管子主张廉耻关系着百姓安危。《权修》载：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意思是说，民众若无廉耻，就会像货财上流、赏罚不信一样，决定着老百姓的安危。管子把礼义廉耻划分为大小两方面，他主张从小着手，教育民众，以达到大。《权修》又载：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在这里，礼义廉耻之四小是指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与四小相对应的大，是指个人修身之上的家治、国治、天下治，是指国家得治，家帮和谐的大治状态。
总之，在《管子》廉维论的意识形态学说中，廉维论和耻维论相辅相成，二者对立统一，共同担负塑造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学说，其中，廉维论是主要的，积极的，从进步的精神和道德层面深化人的思想教育，凸现了廉维论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维护国家机器、保护经济基础的意义和作用。形成了春秋初期社会经济变革所需要新的意识形态。这是自周王朝初期以来的一个崭新的学说，是领先于时代的意识形态理论学说。（周怀宇：创新廉政理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管子研究.2008年第三期.）这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又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形式与力量反作用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促进了齐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和谐进步与发展。
三、四维之廉的影响与发展
管子的四维之廉是我国春秋时期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使当时的齐国一跃成为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东方大国，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春秋以降我国两千多年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
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吸收管子的廉耻论，将其贯穿于思想体系中。孔子提出行己有耻的思想，《论语·子路》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意思是说，人有廉耻观，而辱君命，是士君子的基本素质。战国时，孟子提出了四端说，对儒家廉耻观进行了新的解说。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其中的羞恶之心，对应着义之端，也对应着廉耻；无羞恶之心，则无廉耻。
汉代董仲舒在孟子四端说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将儒家推崇的道德变为;形而上的思想体系。他把仁、义、礼、智、信总结为五常，并且在其思想体系中五常获得了宇宙本源的力量，成为体现上天意志的自然法规。有五常，则不耻。五常是高于皇权的，意思是人主发号施令，要受到五常的约束，否则其统治的合法性会受到质疑和削弱。三纲五常思想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家庭伦理生活提供了一套缜密的价值标准，深刻地影响着人民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和理想人格，促进了统一思想、统一文化和统一国家的形成，实行了文化的高度融合。（粟佳：论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的文化功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年11月.第六期.）
宋代，社会的伦理道德经过扩充与提炼，出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之说，将家族系列的伦理道德置于其中，凸显了家乃国之基的伦理原则。关于国之四维的应用，这时期的欧阳修阐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二)[Ｍ]．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1页.）他强调四者之中，廉耻为要。这时的理学家罗从彦从阐述教化、廉耻与社会、人心、风俗关系的角度来接续管子的民众廉耻观。他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认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他将廉与耻结合在一起，突显出来，并且强调一个人如果不讲廉洁，就会悖乱国家的礼仪大法，其根源在于无耻。一国之中，士大夫无耻，就是国耻。他认为，廉与社会风气乃至与社会兴衰密切相关。他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 他还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主张，提醒为学者需饱读圣人之学，勿忘廉耻修身。这是针对社会风俗的颓废所提出的整顿措施，数百年来，学者之中关注社会风俗的急切以及提出措施的具体，恐无出其右者。
在近现代史上，有几位著名政治家对管子礼义廉耻思想推崇有加，在社会实践中得以继承和发扬。1912年，孙中山在阐述设计中山装体现的思想和政治含义时指出，中山装的上下四个口袋分别代表礼义廉耻，是管子礼义廉耻思想的外在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一时兴盛，革命领袖都喜爱穿着，人民群众也喜欢穿着，用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1934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并重新解释礼义廉耻的意思。他认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其解释再度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蒋介石要求民众把礼义廉耻四维结合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去，从而作为行为规范来实行。
现代新儒家贺麟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武力的斗争已经屡次大败了!自从五口通商、门户开放以来，我们与帝国主义的经济的斗争，又历年失败了!但是当前新的艰苦的民族抗战中，我们是否要失掉我们的人格，是否要自己摧毁我们另一道重要的防线，即道德战斗、人格战斗的防线，这就全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如何了！（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1页.）
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曾引用管仲的四维论，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总之，廉的思想内容与要求，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耻之德作为修身和治国的道德要求被一代代传递下来，成为我们的修身之要和治国的纲领，其精神与价值不断得到强化和升华。
四、当今的廉政建设与核心价值观
在当今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这一论断毫无疑问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兴国之魂，并与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连在一起，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重要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灵魂和前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的治国理政可以借鉴管子的国之四维，廉政建设可以借鉴其中廉的内容，以及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当下的社会生活中。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领导集体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以及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出发，根据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与要求，在充分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廉政文化成果，深刻总结我们党长期以来反腐倡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了一系列廉政建设理论，赋予了廉政文化以崭新的内容，形成了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反腐败体制的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上，从而不断强化纪律建设，纠正不良之风；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坚持正面教育；强化转变职能方式，抓实工作作风；强化用铁的纪律打造纪检、监察队伍等各方面。这一体系涵概四个基本范畴，一是重树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要求，它作用于执政者的内心修养，在于形成廉洁从政的思想和文化动力；二是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用健康向上、追求清廉的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三是普及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恪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行业文化；四是普及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信友爱的文化道德教育。这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廉政文化形态上的反映，是党的执政实践的进步和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成立以来，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更加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加快其建设步伐，不断提升党的廉政建设理论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习近平：依纪依法严惩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135页.）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所阐述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是廉政文化理论的新发展、新探索。它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特征。它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我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资源以及其他国家执政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这一体系在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始终保持其先进性的特征。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实现中国梦的直接精神动力，是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推动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是务实、为民、清廉。务实，就是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执政党廉洁从政的规律，坚持立党为公，开拓进取，勤奋工作，务求工作实效。为民，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一切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方便群众。清廉，就是要保持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和高尚情操，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这一价值观，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代表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和服务方向，反映着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搞好廉政建设，是我们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作者简介：宋冬梅，中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