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管子》研究之述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4 9:46:03
何如璋《管子》研究之述论
梁家贵
【内容摘要】何如璋是晚清时期《管子》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高度评价《管子》的价值以及管仲的伟大功绩，对《管子》进行了校勘，同时认为博采众长、善于变通、因势利导是管仲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晚清《管子》研究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也勾勒出晚清志士仁人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他们的报国志向，同时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 何如璋；晚晴；《管子》；管仲
晚清时期是《管子》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有学者认为，清代研究《管子》历朝最多，考证最见功力。[1]当时，无论是官，还是士，均不同程度地认识到《管子》的价值，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学术界已就晚清《管子》研究现状，以及梁启超、张佩纶等《管子》研究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关何如璋《管子》研究却极为薄弱。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何如璋《管子》研究作一梳理，以引起更多的关注，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梅州市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人，我国早期杰出的外交家、改革家。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举。同治四年（1865年）福建汀州府戎幕，积功奖叙知县，加五品衔。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年（1877年）晋升侍讲学士，任出使日本国大臣，八年（1882年）任满归国。后补侍读学士，升迁至詹事府少詹事。光绪九年（1883年）冬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后因马江中法战争失利，被贬戍张家口。光绪十四年（1887年），任潮州韩山书院讲席。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卒于院舍，时年54岁。
何如璋的家乡广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也是中国最早开放地区之一，这使得何如璋较早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何如璋走入仕途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鉴于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历史上称这一部分人为洋务派。何如璋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喜欢学习桐城古文，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深深感到中国旧有的那些东西已不能满足于时世变化的需要。像郑观应、王韬、薛福成、容闳等早期维新人士一样，何如璋开始潜心时务，经常来往于天津、上海之间，频繁与与中外人接触、交流，向外国人士尤其是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何如璋对外事益发关注，与其弟子昆布郎等，相互切磋，洋务知识愈加丰富，成为精通洋务的杰出人物之一，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对人评价道：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2]
任驻日公使期间，何如璋致力于考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产生的深刻变化，认为欲自强必须效法日本。他根据所见所闻所思著成《使东述略》一书，对日本三权分立制作了详细介绍，又热情鼓励他的助手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这些著作，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称，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即是从此书中得到不少的启示。[3]
时人以及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乃至当今人们多认为何如璋应该承担福建马江中法战争失利的责任，称其华法两国兵船同泊一处，华船被禁止移动，何如璋等仍不令海陆军备战。[4]然而，也有史料记载：
（会办海军大臣张佩纶）与公（何如璋）同筹防守，朝议谆切，戒先开衅，法人乃不戒期而袭击我，七舰歼焉，法无后顾，进攻船厂，为厂暗台炮击，始退泊五虎门，是役也，说者谓法酋孤拔实中炮殒，故船厂获全，而法人讳言之，公亦不欲以传闻之词自解免，惟引咎自请议处，朝廷察公无罪置不问，而言者论之不巳，初议革职，继而论戍，戍地苦寒，得脚气疾，在戍所三年赐环。[5]
此外，萧学法在《何如璋在马江海战中主战有功》[6]和《爱国志士何如璋》[7]中均对中法战争中的何如璋给予了高度评价。
何如璋著有《袖海楼诗》文集八卷、《管子析疑》三十六卷。其中，《管子析疑》成于戍所，历时六个月。有人称之尤精博为世所称，盖公虽获遣，而用世之志未衰，实于是书寓微意云。[8]
二
学术界多关注何如璋的外交思想，尤其他的涉日经历及认识，对于他的管子研究，却鲜有人涉及。即使如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的《何如璋文集》也未收入何如璋的《管子析疑》三十六卷。1991年是何如璋逝世100周年。为纪念他，梅州市政协和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共同编辑了《梅州文史·何如璋专辑》，其中收入了何如璋的《管子析疑序》、《管子析疑总论》，可以据此管窥何如璋的管子研究。
（一） 对《管子》一书及管仲的评价
管仲任齐相达 40 年（前685年至前645年），在齐桓公的鼎力支持和其他大臣的协助配合下，创行了多项新的国家政策与制度，终于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一书荟萃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集中体现了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有学者认为：《管子》产生于九流十家之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取长补短、互相吸收之际。也即是说，所谓管子学的创始人管仲，与儒学创始人孔丘、道家代表人老、庄，以及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韩非子、李斯等人在著述方面是有区别的。[9]也即是说，《管子》尽管不是为管仲所著，但是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方略。齐国正是推行了《管子》的治国理念、方略，才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不言而喻，《管子》在安国兴邦方面具有显著的致用特点，所以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浓厚兴趣。[10]
何如璋高度评价《管子》的价值以及管仲的伟大功绩。他认为：
结绳之治，易为书契，文字兴焉，道术著焉，唐虞以前尚已。尚书所载，典谟训诰，及誓命之辞类，皆史臣所纪述，未有著书明道，成一家言，以诏后世。有之，自管子始（六韬鬵子皆伪书）。管子承太公之遗，所学出以周礼。迹其相齐四十年，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本生平所规划者，笔之以书。故能综贯百王，不名一家。要厥指归，皆可施以实用，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夫子亟称其仁，而许之曰。人讵非以人参天地不能践形者，不可为人。如管子者，乃天壤不可少之人乎！[11]
从上文可以得出，何如璋认为《管子》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尚书》，而成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著作，因为成一家言，以诏后世。有之，自管子始。为何《管子》具有如此大价值？何如璋认为：
夫管子之学，周公、太公之学也。管子所传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礼义廉耻，则治世之纲、安民之要也。其言术数权谋，则措施之准、制用之宜也。[12]
不仅如此，《管子》还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这更是《尚书》之类所不具备的，“要厥指归，皆可施以实用，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直至战国、汉初时期，《管子》仍有巨大影响，以至于故其书递相传习，挟策干时之士，无不依托管子。而汉兴，此书盛行，惟贾生独窥其要。晁错治法家言，而亦时遵其说。盖当时最重其书，民间无不读者。何如璋还驳斥了有关《管子》的一些观点，如有人称《管子》乃杂霸、功利、权谋术数。何如璋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
余读其书，而知管子之出于正也。权非反经，谓权事之重轻而操其准也。谋非用诈，谓谋事之难易而烛其几也。术犹遂也，所由适乎道也。数即计也，所以治其要也。霸言曰：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又曰：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又曰：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又曰：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故欲得失，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理世不在敦古，搏国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是以举失而国危，形过而权例，谋易而祸反，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管子之言若此，是其所用权谋术数者，特以顺时布德耳，匡天下耳，正诸侯耳。[13]
值得注意的是，何如璋认为《管子》乃管仲所著，本生平所规划者，笔之以书。这是当前学术界观点所不一致。但何如璋更肯定管仲的伟大功绩，如管子者，乃天壤不可少之人乎！他接着分析：
周之东也，王纲不振。齐桓首创伯图，尊周攘楚，微管子之力不及此。晋公子在齐七年，凡仲所设施，身亲见之，及返国得位，师其法，继齐称霸。子孙世守，主盟中夏者，百有余年。不可谓非管子之流泽也，故其书递相传习，下至战国，挟策干时之士，无不依托管子。[14]
管仲不仅辅佐齐桓公称霸，因晋文公在齐七年，受其影响，师其法，乃继齐称霸。子孙世守，主盟中夏者，百有余年。[15]
（二）对《管子》的校勘
学术界一般认为，《管子》一书是托名春秋时期名相管仲所著，实则出于齐国稷下学者之手，此外还有西汉学者补充部分。原书共有 389 篇，汉志《管子》86 篇，至唐时又亡佚 10 篇，今存 24卷 76 篇。何如璋也认识到《管子》一书的演变过程：
成哀间，向校秘书，取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合中外书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16]
《管子》几经变化，导致篇目淆乱，艰涩难懂，因此历代均有学者试图予以诠释作注，如唐代尹知章就曾为《管子》作注；清代则出现了一个高潮，如孙诒让的《札迻》、陶鸿庆《读管子札记》、等，其中讎斠之精，当推高邮王氏。而戴望《校正》，博采众说，附益己见，则颇便初学焉。戴望在《管子校正》一书中称管子文辞古奥，既不易读。而近板数家，皆承讹袭谬，杂乱支离，读者至一二卷后，往往厌弃。[17]张佩纶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校勘《管子》，郭沫若据说曾见过他的手稿，称其眉批旁注，添改删削。[18]
何如璋同样认为汉以后的《管子》一书，旧本真伪相杂，讹谬相仍，读之令人沉闷。但他又对历代《管子》校勘不以为然：
旧附房注，或以为尹氏疏解浅妄，疑坊间所伪托。刘绩补注，殊少发明。朱长春管子榷，了无精义。王氏读书杂志所校正者，稍有依据，然不过十得一二，欲辨晰之而未有暇也。[19]
因此，他被贬戍张家口期间，杜门不出，乃得详加研究，伪者别之，讹者正之，旧注乖谬者，疏通而证明之。积六阅月，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但举平日析疑者，为之章分旬析，引其绪而别其真，斯固私衷深为欣幸者。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员，何如璋在自谦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校勘《管子》的目的：
自付学殖荒陋，行箧苦难得书，偶有引据，恐多谬误。惟望博雅君子纠其失，益开其疑。俾此书之真，大明于三千年下，凡读者有以赌厥指归，不复致疑。[20]
（三）对管仲成功原因的分析
何如璋极为钦佩管仲的事功，他不仅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还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管仲成功的原因。
1.博采众长
何如璋认为，管仲的各种治国方针、策略及措施基于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尽管师承周礼，诵法先王&，但却是综百代之长，撮五家之要故能显其功于天下，而老子也不过是其支流耳。他指出：
牧民立政，儒之本也。形势心术，道之原也。权修君臣，则以名课其实也。法禁明法，则以法立其制也。四时五行，则以阴阳序其事也。至于枢言所集，抉五家之精，以明其体。幼宫所施，会五家之通，以妙其用。五辅曰；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其所为贯穿五者，以财成辅相左右斯民不既，执王道之大衡，为千古治术所莫外乎！[21]
何如璋认为五家（五家者何?曰道，曰儒，曰名、曰法、曰阴阳。）的理论表面上看差别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但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因此，对于这五家，分则偏，合则备。他进而分析：
两仪合而生明，四时合而纪岁，五色合而成文，五行合而利用，六爻合而卦以列，八音合而乐以和。天地之理，莫不皆然，而于治术尤为要。管子综百代之要，以酌其宜，参之错之，乃以集王道之全书。所谓允执其中者，此也。[22]
2.善于变通
何如璋认为，管仲在博采众长，综百代之长，撮五家之要的同时，能根据齐国的具体国情，科学制定和灵活实施治国方略。他认为：
凡治一国，与治天下不同。治一统天下，与治列邦天下不同。治封建天下，与治郡县天下又不同。[23]
因此，管仲在齐国尽管师承周礼，但能变通之，因为国与天下、势异也。也就是说，管仲坚持了周礼中关于治国的理念，却并未拘泥于此，而是与齐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和实施了适合于齐国的治国方略：
非变，国不能通，此管子善读周礼也。管子生春秋之世，相桓创霸，因时为业。凡所措注，不必尽合周官，而无一非周公立法之意。用能继五帝三王之后，特树九合一匡殊绩，管子不诚伟人哉。世之读周礼者，先读此书焉，庶有以得圣与贤规划之迹也。[24]
3.因势利导
何如璋认为，管仲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能够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管子治齐，莫善于因。因者道之纲也，故本书中再三言之。何如璋认为，这从管仲的著述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心术篇，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势篇．天因人，圣人因天。九守篇，主因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侈靡篇，视不可使，因以为民等，择其好名，因使掌民。霸言篇，夫善用国者，因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25]
何如璋指出，管仲的善于因，取得显著的成效：
因高国之守，而分三军，则卒伍定矣。因山海之利，而立二官，则盐铁饶矣。苴菜可牧也。因为赀壤，而戎马无赋于民，刑罚可省也。因赎甲兵，而军械自充于府。因贫富之不均，则兴时化以变礼俗也。因商贾之豪夺，则守国衡以饬市政也。举善法而严用之，因旧章而事不扰。择沈乱而先征之，因敌隙而功易成。反邻邦，因正封疆。厚游士资粮，因招豪杰。其所为因应咸宜者，固未易一数也。而且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侵蔡之役，桓公实怒少姬，仲因伐楚为召陵之盟。北征之举，桓公实伐山戎，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盟，仲乃因而信之。诸侯归之，譬若市人。是其佐桓图霸，动有成功，非仲之因势利导不及此。[26]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何如璋是从校勘入手展开对《管子》及管仲本人的研究的，这与何如璋受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联。何如璋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的纲常名教训练，并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尽管他出生、成长在广东，但在研究《管子》前，就其目力所及，主要是中国圣贤仁人的著述，加之后来谪居塞北，并无其它更多的参考资料，因此，只能借助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从这几方面来看，何如璋与有着几乎相同境遇的张佩纶《管子》研究似乎是相似的。然而，二者的研究思路还是有所区别的。张佩纶目的是通过对《管子》的正本清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7]而何如璋不仅为《管子》析疑，阐释其价值，还充分肯定管仲的历史功绩，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管仲成功的原因。在管仲成功原因中，何如璋尤其提到管仲能够博采众长、善于变通、因势利导，结合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不难得出其中所蕴含的用意。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包括何如璋、张佩纶在内的晚清士人、官员群体研究《管子》的动机是相同的。这就是充分发挥《管子》的致用特点，为现实服务。晚清士人、官员之所以关注管子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考虑。他们将《管子》作为了救世的良方，渴望从中获取有用的东西，实现救国救民的中国梦。正如何如璋所说的：夫管子之学，属公、太公之学也。管子所传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礼义廉耻，则治世之纲、安民之要也。其言术数权谋，则措施之准、制用之宜也。[28]再例如，我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散文家﹑外交家薛福成也曾评价《管子》一书的价值，他甚至将《管子》内容与十九世纪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比较。不妨摘录如下：
《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下议政院，颇得此意。又云：事者生于虑，成于务。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西国各学之重专家，各业之有公司，颇得此意。又云：兵也者，审于地图，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彼之行军于水陆者，似之。又云：财盖天下，工盖天下，器盖天下，器成卒选，则土知胜矣。又云：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致材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来工若何?三倍不远千里。彼之殚力于船械者，似之。又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铅者，下有银，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彼之矿学化学，所以日献精华也。又云：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明道以重告之，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又云：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蹄。彼之通商惠工，所以日臻丰阜也。此外，指归相同、措施相合者，尚未易以一二数。岂非开辟稍迟，天地之气运有不期然而然者欤?若夫一二旧国，实已盛而复衰，及其他弱小诸国，皆不得与于此数。又有国势外强中干者，亦已流弊潜滋矣。[29]
因此可以说，尽管何如璋与其他晚清士人、官员可能在《管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有所不同，但不过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已。他们之所以热衷于《管子》研究，主要是看中了该书虽历千年仍具有的很强的现实价值。中国士人素有报效国家之志，他们在面临晚清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之际，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救国救民的真谛，实现富国强兵的中国梦。晚清仁人志士均或多或少地对《管子》产生兴趣，其中不少人着手进行了研究，其缘由和动机昭然可见。换句话说，晚清《管子》研究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也勾勒出晚清志士仁人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他们的报国志向，同时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汲广林：《管子道法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导论，第4、8页。
[2]温廷敬：《清詹事府少詹何公传》，《大埔县志》，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1992年，第6页。
[3]姚洛：《不辱使命的何如璋》，《岭南文史》第2期，1983年，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第16页。
[4]《中国近代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转引自《范文澜全集》第九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5][8]吴道镕：《何詹事家传》，《宫詹公家书》上卷，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第4、4页。
[6]《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9日。
[7]《广东史志》1991年第1期。
[9]宣兆琦、王雁：《<管子>三论》，《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0][27]梁家贵：《张佩纶与梁启超〈管子〉研究之比较》，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编《第九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14年5月。
[11][12][13][22][23][24][25][26]何如璋：《管子析疑总论》，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第71-74页。
[14][15][16][19][20][21][28]何如璋：《管子析疑序》，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第66-68页。
[17]戴望：《管子校正·凡例》，《诸子集成》第 五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页。
[18]郭沫若：《引用校释书目提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管子集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29]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
（作者简介：梁家贵，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