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子》中汲取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的重要启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4 9:37:08

 从《管子》中汲取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的重要启示

陆 德 生

习近平同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它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作了精辟论述。在他的著作和重要讲话中善于用典、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为一个重要特色，不仅增强了其论著的文采和感染力，也增强了新思想、新见解的文化底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奋、勇敢、智慧，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又一再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植观，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命力和影响力。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我们要学习和掌握它的思想精华，用来做好新的历史时期的立德树人的伟大工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重在引导人怎样修身养性，培育崇高的品德和进取的精神，而且十分重视在修身养性基础上为治国平天下作贡献，注重研究和总结治国理政之道。太史公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种种学说，虽各有所见所长，其主旨都是为了服务于治国理政这件经世致用的大事。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面对新时期的新任务，我们要善于从前人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吸取智慧，并且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用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们在学习习近平同志过去的著作和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以来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本人一贯重视学史，从中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古代留传下来的国学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新出新，从中汲取滋养和智慧。翻阅最近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写出版的《习近平用典》一书，更使我们感受到、认识到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和十分善于借鉴、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鲜活的、深厚的当代价值，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这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一个重要论断：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座历史悠久、宏大壮阔的宝库中，有一本光辉夺目的宝典，就是其塑像矗立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上第一位的管仲作为原创者所形成的《管子》。这部洋洋大著，虽然最后成书在汉代，但其中的一些主要篇章应该说是由管子所撰写，写于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五蠹》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言也。至其书，世多有之。《管子》一书虽然经稷下学宫人士整理增补，有他们的贡献，但应该肯定原创者是管仲，其功不可没。可以说，《管子》一书集中反映了管仲平生的言行贡献，记叙了管仲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管仲相齐时的治国理政理念和实际成果。

《管子》这部著作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形势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各种思潮互相争辩、互相切磋、互相吸收的重要成果。当时文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建树颇丰，成就了许多学派、许多大家。管仲作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员，又具有他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出身底层，阅历丰富，深谙社情民意。二是思想新锐，不落陈套，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维，致力于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三是注重治国大业与创新理念紧密结合，而不是停留在坐而论道上。他胸怀大志，欲图王霸之业，相齐四十年，为推行改革，富国强兵，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与方略蓝图，都是从现实要求和历史经验中提升出来的精神产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行性和资政育人作用。管仲相齐把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付诸实践，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濒海多山、地域并不辽阔、原本陷于困境的齐国，一跃而起，迅速出现大治，民安国富兵强，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一个大国的崛起。

管仲做出的贡献是巨大和多方面的。他不但是中华第一相，而且是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第一子。他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社会治理、建军作战、生态保护、水利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出了精辟的论述，闪耀着哲理的光辉，在思想文化上和建设富强国家上都颇有建树。管仲毕生的成就和贡献，集中体现在《管子》这部巨著中。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内涵丰富、论述精深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对修身养性、鉴古知今、理政治国颇有启示作用的重要著作，是一部具有思想上的开创性、实践上的探索性、谋略上的哲理性和领导艺术上的开拓性并融为一体的古典巨著。

长期坚持博学深思、广泛阅读中外经典、善于引经据典并赋予其深刻、生动的时代价值的习近平同志，对《管子》一书不仅十分熟悉，而且经常信手引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给予今人有益的启示和警示。就我所读到的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1月担任总书记以来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引用《管子》名言警句就有五处之多。一是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管子》的基本施政经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二是2013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引用了《管子·八观》中的一句话：国奢（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三是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管子国有四维的论述。他说：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的认识。四是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要广开言路，博采众议，动员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时候，引用了《管子·九守》中的一段话：正所谓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五是2014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中引用了《管子·形势》中的一句话：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未者，视之往。”说明古往今来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要以此来把握当今，观察未来。

习近平同志在重要讲话中不断引用《管子》的一些论述和思想成果，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管子》的深刻思想内涵和当代价值，也进一步认识到大力加强《管子》研究和传播，使现在还不很热门的管学成为新时代的一门显学，用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的宏大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支撑和精神力量。

《管子》一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方面很多。择其要者而言，对于当今治国理政、立德树人最为重要的论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借鉴和汲取它的滋养和启示的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十论：

一、以人为本论。从我国古代典籍来看，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首创者当属管仲。在《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而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这个论断的则是管仲。他从社会发展和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人心向皆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作用。他在《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说苑》一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所贵？对曰：贵天。所谓之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这说明百姓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存亡。管仲还进一步要求在思想感情和实际行动上对待人民群众爱之、利之、益之、安之。首先要亲近民众、了解民众，在这个基础上，一切施政措施都要合民意，解民忧，利民、安民，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富民强兵、社会安定。所以说：政之所行，在顺在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是国家和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所在，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做好人的工作，把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以法治国论。作为我国古代法家先驱的管仲，在理政治国中，深刻阐述了法的起源、功能、特性以及严格执法的基本要求，在世界法制史上首先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方略。他在《明法》中说：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坚持依法管理国家、治理社会、进行奖惩、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是管仲相齐、迅速实现国家大治、民众安康的关键所在。管仲在推进以法治国的实践中，对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提出了许多精辟论述和卓越见解，丰富了他的法治思想。在《任法》中首次提出了善法之说，要求严守善法。善法是良治的前提和基础。欲立善法，则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情，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这就是说要吃透社情民意，弄清治乱得失的证结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善法。在执法和司法中，他一再强调从君主到各级官吏都要按法行事，不能背法而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他还要求秉公执法，杜绝徇私枉法。他一再说：政者，正也。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要求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尖锐地指出：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所有这些，都是我国法制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重要成果和富有启示意义的法治经验。

三、国之四维论。在《管子》第一篇《牧民》中，就富有创意地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他明确指出：国有四维，立国的根本在于有四维来维系，一维都不能少。一维绝则倾，二危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结论是：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他又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这四维的作用则是：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仲特别强调：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治理好国家一定要坚守和践行四维，才能做到政令畅通，扶正祛邪，国家稳固。

国之四维论，既体现了管仲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以四维作为总的道德追求和价值目标；又昭示了他治国理政的原则和大纲，突出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义利统一，清正廉洁。管仲相齐，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狠抓立德树人的工程，大力推行善法良治，以期实现他期待的盛世：章（彰）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化，汤武之功是也。（《宙合》）管仲治国，厉行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鉴于各级官吏处于关键地位，所以十分重视加强吏治，强调办事公正，为民兴利除害，去除私心，见利思义，严禁买官卖官、行贿贪腐，以清明的官风推进良好的民风，国家才能稳固，民众才能安康。毛泽东同志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也很重视，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狠抓反腐倡廉、严惩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曾尖锐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这就是告诫我们，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基本价值目标，任何时候都不可忽略，不可丢到脑后，一定要坚持之、践行之、弘扬之。

四、民富国强论。管仲身处春秋早期诸侯争雄、齐国衰乱之际，胸怀重振齐国雄风的宏图大志，历经曲折，登上齐相之位，一心为富民强国而谋划尽力。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富强一词最早的出处，就是《管子·形势解》中所说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治国理政的追求目标和最大功绩，就在于使国家富强。为此，管仲在相齐四十年中，首先抓住了全方位的改革，扫除走向富强的种种弊端；与此同时，明确指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而当时富民的首要之举是搞好农业，多产粮食。因为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他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大修水利工程，并且积极发展工矿商业，搞活外贸，掌控金融，成效明显。他在发展经济中，注重谋划调节、统筹兼顾。强调要注重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就是要在平衡供求，调节物价，流通物资，发布号令，因势利导方面下功夫。还要求减轻民众税负，强化扶贫济困，减少贫富差距，力求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做到富上而足下。他还特别崇尚俭朴，讲究节约，力戒奢华侈靡。在《八观》中指出：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在《权修》中又指出：“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仲用一整套经济政策确保国家富裕，民众安康。同时，十分重视军事建设，实行寓军于民，制定了《轨里连乡》法，形成了一套亦民亦军的组织体系，平时进行农耕，结合军事训练，战时能拉得出去，打得赢仗，以此加强国防，增强国力，保障国泰民安。

五、化故从新论。《管子·侈靡》中有一段精彩论述：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管仲以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认识到天地永不停留，事物总是处在变动更新之中，社会也是不断发展变化，所以他主张：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他还强调指出：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鲜明地反对不合时宜的政令，静止的观点，无所作为的态度，要求大家不能食古不化，固步自封，而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按照新的情况制定对策，勇于和善于破旧立新，致利除害。

管仲认为：地者，政之本地，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所以，他首先从改革土地制度入手，实行均地分力、与之分货、按亩而税，相地而衰征，公平地划分土地，由农业劳动者向土地所有主缴纳地租，按照土质好坏分等征税。这就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促进了井田制的瓦解，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政治体制方面，既有合理分工又注重监督制约。在中央设立五官，分管司法、经济、军事等工作，与此相对应，设置五横，以加强监督。正如管仲所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在人材选拔任用方面，管仲打破了世袭的旧规和任人唯亲的弊端，不拘一格降人才，并以严格的制度按章行事。他主张：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使各为其所长。他还制定了三选办法，层层推荐、考核、试用，根据其素质和实际表现加以任用。总之，管仲实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起了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作用，因而可以说他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六、本厚民生论。管子十分重视赢得民心，改善民生，把它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来看待。在《君臣下》中指出：“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辨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正民之道也。为了抓好改善民生，就必须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对涉及民生的细微小事都要谨慎从事，对违法行为要认真查处，追根究底加以解决，使得不正之徒不敢做坏事，这是把人民引向正道、能够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除了整顿吏治、改进作风，为了确保改善民生，管子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他在《牧民》中指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为了在改善民生中使民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必须处理好取和予的关系，做到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国家要取民有度，用之有止；要千方百计扶贫济困，帮助民众各展其能，各得其所，为民谋福祉，为社会谋安定，为国家谋振兴。

七、义利统一论。《管子》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首先提出了功利这个概念，在《版法解》中说&事不应尽，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管子在治国理政中重视功利，是要致力于有益于国家和民众的功利。凡所谓功者，安主上、利万民者也。同时《管子》又一再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以此来引导人们的思想修养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把崇尚义理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强调指出：故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然则止。他还说过：在利的面前，要坚持三不原则：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常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他提醒大家要做到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仕，独乐其身。决不可图私利而害公义，掉进贪欲的泥坑。管仲所坚持的就是把义利统一起来，善为民除害兴利，对人民大众要把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结合起来，既重视物质利益，又狠抓教化风尚。

八、公正诚信论。管子最早提出：政者，正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他还指出：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特别强调了执法要公正，法不阿贵，也不能用来牟私，法令才有权威。只有坚持秉公办事，处处体现公正原则，才能赢得民心，办好公务，取得成效。失去了公正，也就背离了群众，败坏了政风，损害了国家大业。讲公正，还必须重诚信，在《小匡》中记述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意为失效）矣，此使民之道。他在《枢言》中又说：先王重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只有做到诚信，才能把天下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他又说：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这样才算得上是成熟的人，大众可以信赖和效法的人。

九、和协辑睦论。置身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积极推进各项改革的管子，十分重视和谐安定。《管子》书中经常出现的和同、和合、和协、和调、和辑等等，都是和谐的意思。他自己就说过：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管子首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君臣之间、君臣与民众之间以及民众相互之间。他说：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万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管子还强调人自身内心的和谐，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难能可贵的是，两千多年前他就提出了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就是说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天地之间各种美好的事物就会生长起来。当时，管子对保护生态环境就十分重视。

十、广开言路论。管子深知个人见闻识知的局限性，主张广开言路，广听博闻，做到集思广益，不搞主观臆断，防止闭目塞听，反对刚愎自用。管仲大力提倡和践行每事问的精神，重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获得对客观世界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他在《九守》中讲到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的精辟论述，在《君臣上》中还说过：先王善收（吸收）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人之所聚。在管仲看来，只听人群中个别人的意见是愚蠢之举，广泛听取众人意见，注重综合分析，则是圣明的表现。领导人再英明，也要广听民意，上下融通，才能做到出令、办事顺应人心，适应民情，聚焦到社会热点上，众人所关切的难点上，把国家和民众的事情办好。管仲还强调要听得进尖锐的批评，要以虚怀若谷的心胸，闻过则喜的态度，从批评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改正自身的过失。他说：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为了畅通言路，防止梗阻，增强和扩展官方与民间的沟通，并使这种沟通常态化、制度化，管子郑重提出建立啧室之议，就是专门反映民意、议论时政的平台，委派正直人士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使这条民意渠道顺畅、有效。这是古代政治建设上的一项创举，对今人也很有启示作用。

（作者简介：路德生，安徽省人大原秘书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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