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视域下的管子教育管理思想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10/18 16:28:20
现代教育视域下的管子教育管理思想
段梅梅
【内容摘要】《管子》是中国最早涉及管理学的经典著作，它熔儒、法、道三家思想为一体，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教育管理法则。其中包括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兴德施仁的教育管理原则、公正诚信的教育管理方略、义利并举的教育管理伦理、适当适度的教育管理实践以及德才兼备、与时俱进的教育管理素养等。《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对中国教育管理学科建设、本土管理文化的开发、重公赏实的教育管理理论及其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管子》； 管理思想； 现代教育；时代意义
教育管理是有关教育组织运作的一个研究和应用领域，而教育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它与行政指令及法规有事密切相关的。然而历览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管理学著作或教材，虽然数量可观且大量引介了相当数量具有时代意义的国外新理论，但一个明显的缺憾在于：缺乏本土性的经典教育智慧的开发和有效利用，对中国既有的教育管理思想的挖掘不够深入。笔者在从事文化史研究时发现，中国古代许多经典著作的思想精髓，在新时代都能从中得到诠释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管子》一书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对其儒、法、道三位一体的思想解读，我们不仅可以洞悉贤哲们珍贵的教育管理思想，还可以弥补当前文化遗产继承之不足。本文拟从解析《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的重要性、《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内容以及《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时代价值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囿于学识浅陋，敬请谅宥。
一、解析《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重要性
《管子》是一本记载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伟业的春秋名相管仲及托其名来阐述安邦治国思想与智慧的集册，也是一本中国最早的融汇儒家、法家、和道家管理智慧精华而自成一体的管理学典籍。作为公共管理学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管理学关注并从《管子》这本鸿篇巨制中汲取智慧和精华，不仅是真正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作用所必须的，也是开发本土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内在要求。纵观有关《管子》注解与品读方面的文献，解析《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深入解读《管子》是提升教育管理学科学理论品性和文化品位、夯实其哲学基础的时代需要。《管子》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等问题，在先秦诸子中，囊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1]。比如，《管子·小匡》体现了四民分生而居：的经济理论：《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等从不同方面讲述了国家的为政之道与治国方略；《内业》提出了天道之数，人心之变的哲学思想；《任法》、《法禁》体现了法家思想。这些对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及发展都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其次，在倡导社会主义和西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下，深入了解《管子》社会管理教育管理思想是指导中国教育管理实践的需要，也是教育立德树人的需要。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校长或中层校干性侵学生的事件不能不引发人们对教育管理的道德伦理性问题的深刻反思。不仅如此，《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为义利观：确立了科学、合理的序列，表明道德的弘扬与彰显需要考虑人们对基本需要的合理要求，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当代哲学家殷海光所提出的人生意义四阶段，物理层、生物逻辑层、生活文化层和价值层就非常契合《管子》的这一观念；弗洛伊德的人的需求层次论也与其存在异曲同工之妙。简言之，道德的基础乃在于生活，而国家强大的基础又在于道德，两者互为因果[2]24.保障民众生活的前提下，尤其需要对全体成员进行道德教育，以便从精神上保证社会安定。
再次，解读《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有助于当前树立科学的教育管理宗旨和目标。教育以培养人为目的，教育管理也应以育人为旨趣，但以往教育管理侧重于管人的思维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小姐了人的动力、活力等内在价值。在《管子》看来，管理的对象有人和物两方面，而人的因素重于物；得人与用人（人力资源管理）、育人（教育管理）是管理好国家的决定性因素[3]。比如，《管子·权修》说民不牧者，非吾民也，不教育并管理民众，就好比他们不是本国民众。在以人为本业已成为指导我国各项事业和谐发展的当下，教育管理在注重财、物科学管理的同时尤其需要突出人方面的领导与管理问题。立足于大管理和人教育的教育管理学科尤其需要汲取《管子》的有益智慧。
最后，《管子》提出上下和同的行政管理基本准则，这对当前转型背景下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化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随着教育改革也已步入深水区，各种矛盾与利益纷争将更加明显和突出，在此背景下，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在于调整改革进程中呈现的矛盾和树立，化解它们并促使各方面思想观念与教育改革的大方向一致。为此，教育行政管理人员需谨记《管子·形势》中所言上使其位，则下踰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的古训，力避为官不正的现象或行为，否则上行下效，国家及地方各级的政策指令就难以顺畅运行并取得实质性效果。
二、《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内容
明晰《管子》教育管理思想，我们需要先了解《管子》所秉持的教育观，这样我们才能够较全面地把握《管子》的教育领导与管理思想。
（一）管子的教育观
尽管《管子》一书超过三分之二的篇目都是讨论经济思想的，但《管子》对教育（或教化）的重视程度远不逊于其对经济方面的关注。需首先明确的是，《管子》所谓的教育（或教化）并非仅仅只狭义上的学校教育，而是囊括社会上的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于一体的广义上的教育。《管子》对教育的重视更突出教育的社会治理及安邦治国之效。具体说来，《管子》的教育思想可从如下两方面加以解析：
首先，就教育的价值而言，《管子》突出教育对人才培养、扩大国家人力资源的价值。如《管子·权修》明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年之计莫如树人。就是说，作一年的谋划最好是种五谷，作十年的谋划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谋划最好是培养人才。《管子·五辅》也强调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让人民获得利益是争取民心的最好方法，而教育则是使人民获得利益的最佳途径。
其次，就教育的特点而言，《管子》最早明确了政令与教化的差异。如《管子·侈靡》指出：
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摽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茑然若皓月之静，动之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今夫政则少别，若夫威形之征也。去，则少可使人乎？
意思是说，政令和教化相似但方法又有不同。教化，好似秋天的云朵一样高远，能激发人的同理心；它又如夏天静静的云朵，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邃得如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情愫；平易得如流水，让人思念又令人神往。教化的开始，必须是施政者能以身作则，就如同秋云在上空出现，不论是贤者还是不肖者都能被感化。严肃尊敬地对待人们，挚爱地指派人们，就如神山上筑起篱笆祭神的气氛一样。虽然贤者少而不肖者居多，但是教化使人变好，不肖者一会随之变好。然而政令则是以强力和刑罚为特征的。除去这点，对人们的作用甚小。此外，《管子》特别强调了教化的渐进性、长效性等特征。如《管子·七法》指出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即化意味着渐进、和顺、琢磨、熏陶、适应、习惯等。如果不能够把教育（或教化）这种规律，就容易导致欲变俗易教，犹朝糅轮而夕欲乘车（想要移风易俗，就好像早上才制造车轮，晚上就要乘车一样。
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管子》视教育不仅不应脱离一定的社会而存在，而且还对国家及民族的繁荣昌盛发挥重要作用。这种貌似功利的教育观念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时也真切阐明了任何国家的教育都需利与该国文化传承、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任何国度中，教育都是与其国家发展进步息息相关的，它协同政令共同促进社会的繁荣昌盛。
(二)《管子》教育管理思想
基于前述教育思想，囊括教育领导与管理观念、原则、方略及行动的等的《管子》教育管理思想都力求实现上述目的。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人为本是《管子》教育管理的根本理念
《管子·五辅》很直率地阐明：人不可以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不可不重视人心，它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因此，教育管理需坚持以人为本，只有人之本得到很好的引导与教化，教育组织才能稳步发展，也才能夯实教育助推国家稳固与进步的基础。须明确的是，虽然《管子》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但相对而言还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将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这是我们在肯定其贡献时必须要客观看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管子》所首倡的以人为本;也被赋予新的意义：一是工具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如泰勒的经济人假设；而是行为科学层面上的以人为本，如20世纪30年代的人际关系理论的社会人假设；三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责任与使命为基础的以人为本 [4]34。也就是说，当下的以人为本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阐释的：一是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的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三是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成目的才能成为手段。”[5]
其二，兴德施仁是《管子》教育管理的基本原则
贯彻以人为本原则，最为重要的是兴民德、施仁政、怀民苦、免民忧。这是因为，无论是组织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强大，都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管子·牧民》强调了道德的内涵在于礼义廉耻四个方面，指出四维张则君令行。为此，教育管理者必须要恪守兴德施仁的基本原则。兼具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特点的《管子》在不同的章节中都对此进行了阐释。首先，在兴德方面，《管子·枢言》明确强调人以德使的根本特征，及人是通过兴德来发挥作用的。《管子·臣下》强调以德合劳，不以年伤，把德行标准放在功劳之上，而不因资历年龄受限制。《管子·心术上》也说明正形施德，万物必得，端庄外表，治好内心，万物都能被掌握。为此，教育管理者需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管子·牧民》，只要不贪图一时侥幸，部属都不会抱怨。换言之，领导者在组织领导与管理过程中不能心存侥幸，要真抓实干才不会招致组织成员的抱怨。最为重要的是，组织领导者不能欺骗成员而言过饰非，这是保持干群关系和谐、领导与部属同心同德的前提。《管子·小匡》也说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矣；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执法公正无私就可以容纳百姓，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命令就不会失效了。其次，在施仁方面，《管子·权修》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给部属丰厚的利益就可以使他们亲信自己，向他们阐明知识和礼节就可以教育他们。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使他们信服，要制定法规使他们有所约束。忧劳、贫贱、危难和灭绝既是任何一个国民都不想有的，也是任何一个组织成员所不能承受的。教育领导者必须深知成员的基本心理期待，尽最大努力地克服或消除这四个方面对组织成员工作投入、奉献行为的影响。具体到学校内部，学校的决策或命令要能够关注组织成员这四个方面的最基本的愿望，并要力求顺应成员的愿望。这样才能够知予之为取者（《管子·牧民》），从而实现组织决策的顺畅落实。概括言之，兴德施仁的教育管理原则不仅是《管子》承续儒家道德示范的体现，也是《管子》管理道德论[4]98的升华。《管子·君臣上》所言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可为其管理道德论的宣言。
其三、公正诚信是《管子》教育管理的基本方略
教育管理者不仅是依法治教的代表，也是诚实守信的楷模。因此，公正诚信是做好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的基本方略。在这一点上，融合儒、法、道精髓的《管子》尤为重视。就公正方面，《管子·权修》说：牧民者，欲民之正也，凡是领导和管理组织的人，都要组织成员走正道。因此管理者须明白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浸微邪，此厉民之道也，使组织成员做到修养小礼、奉行小义、遵守小廉、谨防小耻、禁止小恶，这是教育组织成员的根本方法。为此，领导者在管理过程中要防止两种行为：一是禄赏加于无功的行为，因为这样会导致组织决策与指令难以实质性地推行；二是授官不审的行为，就现代意义而言，即授权不审查、不监督、不评估的行为。这样会导致对所授权力的抵制，由此容易造成民意难以上达，政策、指令难以推行就可想而知了。就诚信方面而言，《管子·乘马》云非信士不得立于朝，不守信用的士人不得在朝廷做官。《管子·臣上》亦强调信以继信，善以传善。是以四海之内，可得而治，诚信与善良都有可持续性，才能治理天下。再如《管子·枢言》也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依靠诚信才能结交天下。这说明信用是任何领导或管理者在组织中安身立命之根本，也是行事作为的名片，讲信用、立诚信是任何组织领导与管理的必要前提。
其四、义利并举是《管子》教育管理的伦理指南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教育组织中的工作与投入而言，单纯地依循儒家倡导的义利观已经难以有效激发组织成员的动力与活力，必须要能够看到并依循人们的求利本性。为此，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就需要既坚守儒家所倡导的价值理性又要能够兼顾法家所明确的工具理性。换言之，借鉴和依循《管子》所倡导的义利并举原则，就可以有效地发挥教育领导与管理的最大效能，理应成为教育管理的伦理指南。如《管子·白心》强调“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常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意为不和伦理道德和常规准则的行为，即使有利也不做。《管子·侈靡》也强调：饮食者，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懂得了人们这种普遍心理，在教育领导与管理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恰当、合理地协调组织成员的利益和诉求，并整合各个成员的利益于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上。因此，《管子·五辅》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以政。如何教之以政呢？首先，我们要秉持《管子·形势》中所提出的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教育领导与管理之道的运用一定要谨慎，尤要注重三个方面：一是遵循规律、顺应自然，不强求妄动、弄巧成拙；二是要遵循规律真抓实干，不虚行巧饰；三是言行有信、持之以恒，不朝令夕改。其次，我们要坚持《管子·权修》所提出的赏罚言于其见的管理行动。这是因为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如果对人们做好事只是感到高兴而没有实际奖赏，对人们做坏事只是感到厌恶而没有实际惩罚，就导致赏罚没有实现，不可能感化他人。事实上，奖励原则不以个人功绩而以关系亲疏为标准，是目前某些学校教师士气不振的关键原因之一。最后，我们还需恪守《管子·权修》所倡导的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即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功劳大小赐予俸禄，这是当前优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前提。在管仲看来，德位匹配、功俸相称和能职相协不仅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要求，也是组织领导与管理的基本依据。这对克服我们文化中论资排辈的传统诟病有着非常切实的意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树立能者上庸者下，避免人浮于事、熬职位、职称等弊端。
其五、适当适度是《管子》教育管理的实践准则
《管子·牧民》指出：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即在领导和管理家、乡、和天下时应各得其所，用不同的方法来具体对待。这体现了《管子》思想适当适度的实践准则。针对领导和管理的组织或对象，选用适当的方法并秉持适度的原则，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前提，以小治大或以大治小都会适得其反。因为以小治大易导致狭隘的领导与管理观念，如一些组织领导者或管理者把公共组织当作自己的私产，采用唯我独尊的家族式管理，严重影响了公共组织的科学、和谐发展。同样，以大治小犹如“杀鸡用牛刀”易导致资源极大的、不必要的浪费。就中国教育管理学而言，一些研究者基于教学便利而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将原本探讨学校管理学的著作夸大为教育管理学，并试图用所谓大的教育管理学来涵盖教育行政学与学校管理学，这不仅导致教育管理学学科中后天畸形现象，也不利于现实教育行政执法课题的理论探讨及实践问题的解决。学校教育乃教育的狭义之表述，教育的广义还涉及社会层面的国民教育、家庭教育等。以教育管理学的大帽掩盖学校管理问题的探讨不仅徒增学校管理的压力，也不利于学校教育的科学、合理、健康发展。毕竟学校教育不能代替社会教育及家庭教育，这在当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尤为明显。
其六、《管子》教育管理者的基本素养
管理行动与过程主要由管理者所践行。《管子》在教育管理的基本素养方面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概括言之，《管子》认为教育管理人员的基本素养应包括如下方面：首先，以身作则是教育管理者的首要品质。《管子·七法》说：君身论道行礼，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领导着自己以身作则按理行事，部属就会服从管教不敢徇私。《管子·权修》也指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自己不能治身，又怎么能治人、治乡、治国、治天下？而《管子·牧民》也说&上无量则民乃妄，上级挥霍无度，下级就会胡作非为。还强调管理者要毋蔽汝恶，毋蔽汝度，即管理者不应该掩饰自身的错误，不应该篡改既定的法度。再如《管子·心术上》指出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即内容不美则内心不平静，行为不正则民心不服。那么教育管理人员如何提升自我内在品质及素养呢？《管子·心术上》给出答案：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不让物欲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心，这就可以砥砺自我、提升自我品格修养了。其次，表率为先是教育管理人员又一素质要求。比如《管子·枢言》说所谓有德，先之之谓也，率先施行就是德。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行德应争先，应敌应后法制人。再次，高瞻远瞩、与时俱进是教育领导者的必备素养。如《管子·侈靡》强调节时于政，与时往矣，即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管子·形势》亦强调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意指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其影响也就深远；才器伟大的人，大家都愿意和他亲近；希望人们感怀归附，就要坚持服行道德而不能自满。还比如《管子·任法》说：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就是强调管理者能把握适中的规律，不仰慕古代，不拘泥于俗世，与时代共进，随风俗而变化。最后，开诚布公、光明正大也是教育管理人员的必备品质。如《管子·牧民》说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在室内讲话要让全室的人听到，在堂上讲话要让满堂的人听到。
三、《管子》教育管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就教育管理学科的建设以及教育管理的理论水平提升而言，我们不仅要能够合理吸纳、借鉴契合我们民族核心价值元素的外来理论，也要挖掘、提炼契合时代发展并对新问题有所启迪传统经典思想，尤其不能厚此薄彼以至于导致要么过度崇洋媚外而丧失自我文化根基，要么过度固步自封而沉落于既往的窠臼。换言之，师夷长技以提升自我与挖掘传统以打造自身理应成为教育理论工作者兼而有之的学术定力，这样我们才能够逐步提升教育管理的理论水平，并用其指导中国的教育管理实践。作为中国最早的管理典籍，《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不仅源自我国经典的文化精髓，其思想洞见也极具时代的启迪价值。
首先，《管子》教育管理思想启迪我国教育管理学的本土建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不仅起步较晚、进展较慢，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引介西方过多而本土的东西很少。导致这一状况不仅有历史原因，也存在理论建构与现实实践多有脱节而导致理论指导实践的水平不高。自21世纪以来，虽然有不少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大量引介西方国家的教育管理理论，但因忽视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所以理论不仅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因未能被很好地本土化而导致水土不服。那么转型发展背景下中国新时期教育管理学的建构路向应该如何？《管子·形势》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即对今天的事情有疑惑，可以考察历史，对未来的发展不清楚，可以回顾过去；万事万物的生成发展，虽趋势不同，但其归之于道却是相同的，而其中的道理和规律，从古到今都一样。这启迪中国教育管理理论工作者要秉持立足本土挖精髓，为我所用学他者的精神，这样才能够建设好真正接地气并能传承民族价值精髓、具备国际视野的教育管理学科。这种学术研究态度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当下尤为重要，犹如日本管理学界喜新而不厌旧一样我们也应树立此种态度，才能探知事物的真正本质。如就组织管理理论而言，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者仅仅追及巴纳德的组织管理理论就怡然自足了；而日本的管理学学者在研究巴纳德作品中，当发现巴纳德读过芙丽特的作品并作了注释时，他们并没有受美国人没有必要与过去保持联系的思维局限[6]，而是随着深入探讨了芙丽特的相关著作，结果不仅合理汲取了芙丽特的管理思想，也对他们的管理实践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其次，《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超前与西方学界的理论探求。
恰如赵善轩所评述的：《管子》一书比西方学者早了二千年，认定了人类追求享受生活的本质，区分了必需品与奢侈品的概念，肯定了人类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也要发展生活文化层。满足了人民的生活文化需求，才能稳定社会，《管子》没有像先秦的墨子一般，极端地反对奢侈消费，也没有像儒家士人空谈仁义，而是深入讨论奢侈消费的好处，以及人性趋富求利的合理性，这也与诸子提倡强本节用、重农抑商的说法截然不同。[2]266可见，相比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管理理念，《管子》的教育管理思想显然要超前于他们。这不仅能提振我们自身文化价值的信心而不至于盲目崇外，也能够警醒我们挖掘、提炼自身既有文化精髓的当则意识。事实上，像中国、古罗马、印度以及巴比伦等代表中西文明源起的国度，它们各自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相比而言，由于中国曾有过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并遭受过列强的洗劫，我们先哲们的思想智慧也难免有为西方窃取的可能。西方教育管理学中诸如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等理论核心似乎都能从《管子》一书中觅得蛛丝马迹。如《管子·禁藏》指出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亦即人的好恶之心都是一样的，这就肯定了组织管理中进行必要交易型领导的合理性。再如《管子·侈靡》说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齐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天地若夫神之功。化变者也，天地之极也。天地就好像有神在那里推动者，变化是天地最大的特征：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宇宙是不停留的，因此经常会变动而从旧的转成新的。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顺应时代发展，适时适度地进行变革型领导。
最后，《管子》教育管理思想高扬重公崇实的实践品性。
身为春秋第一相、能全身而退且少有负面评价的管仲能够入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可见其治国安邦伟业及管理思想是有益于人民的。管仲虽然肯定了人们求“利”的合理性，但他所指的利并非仅仅为了个人私利的自利，而是以社会利益为终极目标的“公利。富贵在古代并非一回事，富者未必贵，贵者未必富，贵者须得到社会各界肯定。今天，有些暴发户、官二代、富二代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富而不贵，究其原因，就是不懂义利俱重的道理，这大概是没受过传统中国文化洗礼所致 [2]21-22。这些说明《管子》教育管理思想高扬社会公共利益的崇高品性。就《管子》管理思想崇实的实践品性而言，《管子·问第》就反映了管仲学派重视政策以调查为基础 ，崇真务实的作风：凡立朝廷，问有本纪，大凡主持行政事务，调查是根本法则。《管子·问第》还强调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就是调查政事情况 先从大事入手，治理起来先从小事入手。注重调查、崇尚真实，这对教育管理的实践品性无疑重要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参献考献
[1] 李远燕，李文娟译注.管子[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
[2] 饶宗颐主编，赵善轩导读，赵善轩，李安竹，李山译注.管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 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撰.管子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 郝云著.《管子》与现代管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英] 葆琳·格雷汉姆主编，向桢译.玛丽·帕克·芙丽特：管理学的先知[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段梅梅：女，合肥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