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 （美国）李克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5 9:40:29
他山之石
论《管子》
（美国）李克
（崔兰海 译）
《管子》，一部奇书，著者被写成中国公元前七世纪齐国著名执政管仲（公元前685-645执政），管仲成功劝说齐桓公（公元前685-643在位）采取了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并通过这些改革成功让齐国成为当时封建城邦的主导力量。在这些改革中，最知名莫过于管仲的经济改革，通过改革管仲实施了国家对盐、铁、财政政策的垄断，这些措施被称之为轻重之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国家调控货币的供给量，然后依此来操作谷物价格。不过后世对这样一本表明管仲著的书籍是否与管仲本人有关联产生很大的怀疑。毕竟在早期中国，许多著书者为了表述自己的观点，并引起别人的关注，在当时借助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名字，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一个道家色彩的孔子，在《庄子》中就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现在出现最早的参考过《管子》的书籍是公元前233年的《韩非子》（《四库备要》本），该书写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现在我们也很难确定在真实的写作中，《韩非子》是否真的参考过《管子》。后来的贾谊（公元前201-169）《新书》曾两次引用过现今《管子》的词句，被明确标注管子说。
第一次对《管子》成书过程做清晰描述是《淮南子》，该书呈现了该书作者所认为的《管子》成书来源面貌，《淮南子》说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絶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漳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絶，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直到司马迁（公元前145-86）才在管仲生平的后记中（见《史记》）第一次清晰的表达他曾经阅读过公元前1世纪之前就业已存在《管子》论文集。《史记》写到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1卷第1篇）、《山髙》（1卷第2篇）、《乗马》（第1卷第5篇）、《轻重》(23卷第80篇，25卷第85篇)、《九府》（可能该篇已丢失）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这样我们可断定至少到公元前2世纪，这个论文集就被认为是管仲的作品。
关于《管子》一书的来源，最被广泛接受一种观点是《管子》原型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50年，《管子》书的核心部分形成。《管子》原型的主体来自一批被称之为稷下学派的学者，这个学派在公元前4世纪齐国宣王时期盛极一时。后来该书并被逐步添加来自不同源流的材料，直到公元前1世纪定型。
现今《管子》文本的编排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汉成帝（公元前57-公元前7）时他负责汉藏书的编目工作，他在书序中交代了《管子》书的主要版本，还交代了他是如何进行校对与编订该书的。刘向共计收到564篇汉藏《管子》文本，除去重复篇目，还余86篇。他把这86篇缮写于竹简。最终，这些篇目后来誊写到丝绸或者纸张后变成24卷。目前流传下来的最早刻印本可追溯到公元12世纪的宋代版本，但其中10篇业已丢失。
《管子》是部巨著，超过13，5000字，现存76篇，分为24卷，包含宽泛、多样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许多匿名著者，长期累计的结果。《管子》以其包含中国早期政治、经济思想而著称，而其中经济学说中的轻重之术最为著名，这一思想主张国家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操作货币价值，依此来调控谷物与商品的供给。这样轻重之术就构建起世界最早的货币数量理论。然而，另一方面《管子》也包含了众多其他材料，比如军事理论(3卷第8篇、6卷第17篇、10卷第27、28篇），社会学信息（9卷第24篇），同时还有大量的黄老思想文本（特别知名的如12卷第35篇）和早期历史浪漫文学（特别是7卷第18篇，8卷20），同时还有些许篇章讨论了阴阳、五行、自然主义思潮（3卷第8篇，14卷第39、40、41篇），其中还有一些重要的被称呼为心术的篇章（13卷第36、37、38篇，16卷第49篇）讨论了道教冥想与养生精神；有些篇章诸如19卷第58篇，给我们呈现了世界第一份处理植物与土壤的生态学知识。此外18卷57篇讨论了灌溉与水利知识，14卷第39篇似乎在给我们提供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血液与氧气循环的知识，这比英国生命科学家威廉·哈维的发现要早了近2000年。
描述国家治理手段的知名著作大都把《管子》视为法家作品，但实际上称呼为务实或者实用主义，可能更好些。该书主体部分思想倾向于或者接近于实用色彩很浓的儒家荀子（公元前317-289）学说，与高度理想化的儒生孟子，苛刻的法家学说鼓吹者商鞅及其追随者均有一定的距离，而后者即苛刻的法家理论常被推测在秦国特别是始皇帝时期被赋予实施。《管子》著者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强调了家庭、宗族机构、礼制的重要性，他们支持一种构建在天、人性关系上的哲学理念。他们重视仁君的重要，而仁君既要顺应民意，又要能够保护天子。他们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在文本开始就表述出来，它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尽管在不同的篇章中蕴涵了多种思想，但总体看，包括《心术》篇，基本上他们都是古代中国思想的主导倾向。但有一篇很例外，值得特别注意，就是7卷（兰海案：应该是12卷）35篇的《侈靡》论。抛开它具有挑衅性的题目不论，该篇不是简单的经济学专题论文，该篇论文最重要的信息是强调政府的灵活性，而这一灵活性能够让统治者做出主动调整来满足时代的需要，从而避免战争。这篇文章通过齐桓公与管仲问答体的方式展开的，开头就是桓公问管仲问曰古之时与今之时同乎？强调变化的主题在后文不断的出现，变者也，天地之极也，统治者要易事而化，又说民变而君主不能变，就如同树不能蜕皮，不能自我成长。( 兰海案 : 《管子》原文民变而不能变，是梲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原文意思是：民变而不能变，就如同鸟兽脱毛后，脱毛仍附在皮毛上，其皮不能去旧更新，此之谓有革不能革。李克译文与原文似有出入）此外，与阴阳波动相协调的理论，也被数次提及。
经济政策问题是在回答桓公关于古今其人同乎，不同乎？时，被首次论及的。管子的回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传说帝王以下社会经济秩序崩溃的生动描述。土地价格高涨，人口增长，那些不能依靠农业谋生的人口被迫去从事末业，他们为此铤而走险，即使是死刑威胁也不能使他们屈服。不过管子阐述了圣人尤其重视最基本的生产即保留了传统的重农思想。但是，为了刺激经济，管子介绍了一种新的鼓励富人侈靡消费的新思想。他的观点是鼓励富人开销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一味的贮藏，市场应该得到积极的鼓励，因为它能够保证货物的流通，而这样有利于农业基本生产的发展。
桓公还想知道有关行政与教育的事宜，但有，当桓公问及如何能够使富如使贫？如何操纵封建领主？如何备战？如何保持官吏和自由民们的衷心？有关经济政策的话题仍贯彻其中。通过管子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管子的理论无法与当代经济学理论相媲美，但实际上，在这篇文章中所谈论已经不仅仅是以工代赈的范畴。管子讨论的是长远之计，而不仅仅是为了缓解穷人的当前困境，刺激经济发展是为了稳定政治，巩固君主的政治控制力。当富人开销花费，就会出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的局面。这样，富人侈靡消费就带来更多的合作与雇佣劳动。
《管子》侈靡论不仅仅是为了加强经济，而且它也是君主控制潜在国内敌人的手段，它能够使君主更好的维系对其他邦国的支配，从而成为真正的圣王，不过这还有前提，就是君主自身千万不可自我放纵。起初，君主可以敬珠玉，好礼乐，而贱粟米、事业，并依此诱惑富人追求侈靡的生活。但君主此后一定要非常谨慎周到，以免自己像酒具重心不在下，易于倾倒，此之谓未胜其本，亡流而下，不平。君主尚需要非常谨慎于自己的赏赐。那些什么都不要的人非常不好使用，因此赏赐必须建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否则统治者会让自己的国家日益贫困。同时，赏赐太滥，还会导致他的臣民在国君慷慨时非常爱戴他，而当他臣民没有得到丰厚赏赐时，而在内心又把赏赐当做固然，这时，臣民就会因此而迁怒于国君。
法令必须得到加强，一个固定的标准必须得到确立，礼仪必须得到敬重，但统治者不可坚持故俗而害怕改变。传统美德固然重要，但读者能够强烈感觉到，对当前有用，才是《管子》看重的，《管子》说如果国家强，法令就应该强调忠诚与职责，如果国家弱，则法令就应该强调尊敬与友爱。如果无论是强或弱，你都不触犯这些美德，人民就会跟着您。（兰海案:《管子》原文是国虽强，令必忠以义，国虽弱，令必敬以哀，强弱不犯，则人欲听矣。这段话强调国家虽然强大，法令如能坚持忠、义，国家虽然弱小，法令能坚持敬、哀，则无论是国强或国弱，都不会有人侵犯我们，这样人民就会听令于国君。这里强调国家要重德，做到无人来犯。李克翻译认为国家在强、弱时，会对不同的品德做出选择，突出品德选择的实用性，且把哀兵必胜的哀直接翻译为相爱之意。似与原文由出入）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同样务实的，假如不是彻底的怀疑。祭祀宗祖与神灵，丰厚的祭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能为穷人提供岗位，也可使富人保持合作。允许人们保持各自地方风俗，在祭祀祖先时，吟唱不同的圣歌，这样可避免人口迁徙。
而且当统治者建造庙宇，精心安排好祭品诸如祭祀河神，沉玉于河，他的目的只是显示他们的高尚美德，尊重人民，而不考虑自己的财富。他不会是因为期待从所祭祀的神灵中得到某种回报，才祭祀的。
本章节的主体思想，是迈向政治经济学所做的精密、冷静的务实方法。这里面的诸多思想代表着战国晚期思想混合开始形成，同时也构建起汉初黄老思想的基石。黄老的一些术语暗示着它与道教老、庄思想的亲密关系，不过它说的黄老思想与老、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它的道具有很强的自然主义色彩而较少神秘主义，它保持了第一性的特征，但不再是完全的不可名状。它倾向于被当做宇宙的自然法则，但同时作为介于天与地之间的东西，它倾向于失去自己的位置。名与形，或者实（合时的而不是永恒的）关系被强调。《管子》强调法生于道，而术则是建立良秩序的手段。理想统治者变成了道教圣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被提及，而管理的具体工作则被大臣与官吏承担。儒家品德诸如仁（人类的善良与仁慈），义（一种责任感或者正直行为），礼（惯例准则与正当），被同样重视。
黄老思想同样包含着对因时与灵活性的强调，同时避免战争策略，被申不害与阴阳五行学说所强调的官僚管理手段，荀子的专制儒学，强调国家与政治领导的法家学说等也涵盖其中。而作为理想主义的儒家孟子学派被忽略，同时道教的极端主义者也被特别地加以抨击，《管子》说：一个组织不良的政府是无力统治一国的。屈服和静默，也不能表述一个好政府的施政方略。政府的及时性意味着它能与时演化。隐士与无为，不是好政府的进取方略。万物平等作为指导原则也是不可接受的。（兰海案:《管子》原文为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
许多中国的学者包括当代人，主张把《侈靡》定在战国时。许多学者认为它就是繁荣于齐宣王时期，其死后仍得以延续一段时日的稷下学派作品。另外一方面郭沫若在《<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中主张该篇来自公元前190年的西汉早期。 我不是完全同意郭先生的意见，特备是他断定作者是周容子夏。我留意到他许多的把该篇文章定在西汉早期的论据，但是，我猜测该篇文章的材料，来自不同的源流，就如同许多段落，是在该书编订后，又被插入文本的。我同时也怀疑这篇文章来自淮南国，这个地区是楚国故地。至于详细的论证，请参考我的文章《论<管子>反映中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哲学的著作》。
（作者简介李克，美国汉学家，宾州大学荣休教授，英文《管子》一、二卷译者）
（译者简介：崔兰海，历史学博士，安徽医科大学讲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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