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贾谊《新书》[1]“管子曰”看“管仲撰”《管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5 8:54:56
从贾谊《新书》[1]管子曰看管仲撰《管子》
龚 武
2015年11月,94岁高龄的美国著名学者李克(W. Allyn Rickett .LiKe)[2]
博士为首届国际管子学术研讨会撰写的新作《论﹤管子﹥》(《On Guanzi》)梳理和追溯《管子》成书并传播的历史时写道：贾谊《新书》曾两次引用过现今《管子》的词句，被明确标注管子曰。[3]李克博士无疑是对的。贾谊《新书》确实是管学史上明确标注管子曰的第一部著作，且不止两次。换言之，贾谊《新书》委实是古籍中第一部引证《管子》原文的著作，比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史记》还要早上近一个世纪。
西汉初年的贾谊（前200～前168）堪为管学史上最早得管子真传，仿效管子治国理政之道而著书立说的著名学者。其代表作《新书》备受历代管学研究者的重视。那么贾谊《新书》究竟是怎样引证管子曰的呢？
1.管子曰一：备患于未形
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4]
(贾谊《新书卷二审微》)
贾谊《新书》所引原文出自《管子·牧民》篇：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惟：只有。患：祸患。未形：未成形或没形成。意思是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在祸患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预防它（发生）。
管子的原文和上下文：
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5]
(《管子·牧民》)
道是管子笔下一个常见的重要哲学范畴，相当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真理、事物的规律或;客观法则。在这里管子指出只有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治国高手，才能运用这个道治理国家、统一理想。所谓有道者，就是掌握了治国理政客观规律或外部世界客观真理的国家管理者，才能治理好国家，防患于未然，而不是采取盲人骑瞎马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社会矛盾或突发事件。对于重大问题，有道者开诚布公，做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这样的仁政，老百姓便会安居乐业而不会滋生事端，国家便会免去各种灾祸。一言以蔽之，英明的治国者，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做事有预见性、前瞻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贾谊在汉王朝刚刚兴起四十多年的时候，就积极总结前朝经验教训，从备患于未形的有道的高度，引证管子曰进谏最高统治者，具有超前的忧患意识。
2.管子曰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不耳，虑念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刭父矣，财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诸侯，此靡无行义之尤至者已。其余猖蹶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也与，窃为陛下惜之。[6]
(贾谊《新书卷三俗激》)
贾谊《新书》所引《管子》原文和上下文为：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轴；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7]
(《管子·牧民》)
礼义廉耻是管子重要的治国理念。实际上，从《卷二·阶级》篇开始，贾谊《新书》便集中论述礼仪廉耻的重要意义，如曰廉耻礼节以喻君子，又曰：
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
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丑亡身，国丑亡家，公丑亡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廓封境。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此物比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服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托五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行，故曰可为长大息者也。[8]
( 贾谊《新书卷二阶级》)
3.管子曰三：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人曰：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古之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9]。
（贾谊《新书卷四无蓄》 ）
这里不妨将贾谊的管子曰与今本《管子》的原文和上下文比对阅读之：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只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0]
(《管子·牧民》)
以及与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管子称曰比对之：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11]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不难发现迄今诸本，仅管子仓廪食则知礼节之名言，便呈三种变异的表达式：
1.贾谊管子曰之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2.司马迁之管子称曰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3.今本《管子》之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即从贾谊的无连词句，变而为司马迁的而连词句，再变异为今本的则连词句。此案例说明《管子》书流传客观存在文本细微异变现象，而文本流布的变异性，恰好证明了管仲撰《管子》的蓝本原创性，及其这部经典著作流传过程的特殊真实性。
4.管子曰四：不行其野，不违其马。
管子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此违其马者也。[12]
（贾谊《新书卷六春秋》）
《管子》的原文上下文：
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于天地也。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不行其野，不违其马；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13]
（《管子·形势》）
这段话的大意是：
美人的怀抱，是令人不会厌倦的喜爱。绝对获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绝对承诺的话，是不可信的。谨小慎微不能成大事，挑食者不会身强力壮。能够言称不放弃的，是领悟天地之大道的人。从三丈山崖跳下，人是很难做到的，然而猿猴就这么下来喝水。所以说，自负而独断专行，乃是做事的祸患。即使不到野外赶路，也不能舍弃喂马。能够做到给予而不求索取的，那就同天地一样公正无私。
贾谊《新书·春秋》篇最后通过讲诉历史诸如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故天之视听。久病心腹之积皆愈和卫懿公喜鹤，鹤有饰以文绣而乘轩者，遂丧其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典故，然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曰故贤主者不以草木禽兽妨害人民，进忠正而远邪伪，故民顺附而臣下为用。
而后引证管子曰得出结论：
语曰：祸出者祸反，恶人者，人亦恶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违其马。此违其马者。[14]
这里贾谊意味深长地指出，统治者治国理政要遵照客观规律，否则任性而为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就像管子所说的养马，驱使它们的时候要喂养，不用的时候，在马圉或马栈（养马的地方）里也要喂养，国君对子民，不能一味索取，势必懂的休养生息，否则就违背了客观规律。随便说一下，管仲确实一生经验丰富，几乎经历了一个男子汉所该经历过的一切：田野、乡村、市井、江湖、战场、囹圄、官场、病榻、朝廷甚至还有过养马的经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还运用过诸如傅马栈最难的养马经验，来说明治国理政的道理。[15]
通过阅读以上贾谊的4处管子曰及其论述，笔者亦有点滴心得：
（1）贾谊《新书》特别倚重《管子》的《牧民》篇，从量上看，全书四引，其中两引出自《牧民》，占管子曰的比重二分之一，从篇幅上看，贾谊的管子曰引文总共4段，47字，其中34字出自《牧民》篇。司马迁《史记》也倚重《牧民》篇，这与笔者学习《管子》的体会相似。笔者曾撰文认为《牧民》篇是管子的治国理政的纲领，也是《管子》一书的总纲。[16]
（2）贾谊《新书》原文涉及不少《管子》的术语和概念，如侈靡、轻重、地制、廉耻、雕文刻镂等。
（3）贾谊《新书》与《管子》书同例。如《壹通》、《忧民》、《解县》等篇，以及卷二的《五美》、《益壤》等均能读出管子的身影，透出管子的风貌。审如清代著名学者汪中所曰：《过秦》三篇，本书题下亡论字。吴志《阚棱传》始目为、论，误也。题下有《事势》、有《连语》有《杂事》，与《管子》书同例。[17]《新书》无疑也适用于汪中所言与《管子》书同例。
（4）贾谊《新书》不仅仅多处引证了管子原文，还是《管子》之后，继荀况、韩非（《荀子》、《韩非子》）等人之后，第一个认真学习汲取管学营养，超越前二者更接近《管子》文风的，受管子影响更直接的一本经世致用的政治教科书。
《管子》作为一种著述楷模或曰《管子》体对后世影响深远，譬如《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吕览》、《新语》、《新书》、《淮南子》《说苑》和《贞观政要》等，而其中贾谊《新书》无疑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5.《新书》之其他《管子》元素
齐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为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复召公之职。桓公归，燕君送桓公入齐地百六十六里。桓公问于管仲曰：礼，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恐后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车，而令燕君还车，乃剖燕君所至而与之，遂沟以为境而后去。诸侯闻桓公之义，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诸侯，莫不乐听，扶兴天子，莫不劝从，诚退让人，孰弗戴也。[18]
(贾谊《新书卷六春秋》)
《新书》引用这些史料亦为《韩诗外传》、《史记》所复述。贾谊《新书》还记叙了与管子有关的其他珍贵素材：
齐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为义主；失管仲，任竖刀，而身死不葬，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19]
(贾谊《新书卷十胎教》)
管仲者，桓公之雠也。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桓公。七十言说，乃听。遂使桓公除仇雠之心，而委之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20]
（贾谊《新书卷十胎教》）
贾谊在很多篇目中都包含了管子元素，而不仅仅是管子曰的地方。贾谊将《管子》治国理政的精髓，用于策论，奉献于皇家，志在经世致用，这在《新书》各卷中尤为普遍。如《瑰玮》篇曰：
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岁而弊。作之费日挟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
黼黻文绣纂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万里，不轻能具，天下之力，势安得不寒？
世淫侈矣，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故邪人务而日起，奸诈繁而不可止，罪人积下众多而无时已。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尢，而上下分明矣。擅遏则让，上僭者诛，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知巧诈谋不起，所谓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不罗县网。[21]
（贾谊《新书卷三瑰玮》）
较之《管子·重令》所言：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稺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稺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稺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稺也，谓之逆。[22]
（《管子·重令》）
二者文字神韵面目上可谓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
又如《孽产子》、《铜布》诸篇与《管子》、《乘马》、《轻重》诸篇均同涉经济、货币范畴。这些绝非偶合，就是视为对前辈治国大师的刻意效尤仿摹，也未尝不可。
贾谊《新书·铜布》篇所曰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可为长大息者，此其一也。与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描述管子功业所说的话“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二者又何其相似乃尔。
6.贾谊《新书》管子曰及其对管书非管著论的证伪
学界长期以奉行一种《管子》产生晚，著作者与管仲无关的观点（简称管书非管著论），以至于今本《管子》各种正式出版物均仅署校注或译者之名，而略去自古就有的管仲撰的署名，事实上是剥夺管子作为《管子》的著作权，这不但对一位重量级的历史人物是极大的不公道，而且是对管子的冒犯和亵渎。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作为公认的人类立法和法治学说的开山巨擘，管子的著作却受到侵权，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终非长久之计。
（1）《管子》成书于姜齐桓公时代。《管子》至少在唐代以前还公认为是管仲撰之名著。贾谊《新书》4处管子曰及其所包含管书元素，早已有力证实《管子》成书之早，韩非所述当时境内家藏管商之法是真有其事，司马迁《史记》吾读管氏《牧民》等的记载亦确凿无疑。《管子》委实是一部以管子文章为主体，辅佐以相关史料、编体谨严、流传有序的管子著作。审如李克新作《论﹤管子﹥》所指证，《淮南子》所写道的：
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絶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漳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絶，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23]
（《淮南子·要略》）
《管子》之书诞生在齐桓公（是姜齐桓公，而不是田齐桓公）时代，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为管子相齐并与齐桓公几乎是始终相伴的。
按照司马迁《史记》记载：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管子逝世之后，齐国朝廷及其继任者将管子原著与齐国内府档案、内史实录等合编一书，而署名管仲撰《管子》命名问世，该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之举。放在今天，也颇为符合编辑整理出版政要著述或文史资料工作的规律。根据《新书》所使用的一些《管子》的史料，笔者认为贾谊所读的竹简古本《管子》已经包涵了管子亲笔文章、官方有关管子生前重要传记史料，以及管子君臣重要言行实录的內史文献，已具备今本《管子》的模样。竹简古本《管子》应该是后朝隆重官修的一种典籍，而非私著。《论语》记载，孔子曾四次对弟子评论管子和齐桓公的是非功过。孔子对管子的事迹是如此的熟悉和称道，说明孔子不仅耳染管事，也目睹过管书，而孔子与管子后百余年的晏婴是同时代人。也就是说，竹简古本《管子》成书当在孔子或晏子时代之前，该与田齐代姜之后田齐政权没有干系。
（2）今本《管子》与古本《管子》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今本《管子》与古本《管子》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贾谊《新书》的4处管子曰及其所包含管书元素表明，贾谊所读的《管子》还不可能像刘向编撰的24卷86篇（实存76篇）的今本《管子》那么完备，而只是一些《管子》重要的散篇。之所以认为是《管子》重要的散篇，是因为贾谊新书所引用四段管子曰，有三段取自《牧民》篇，一段取自《形势》（又名《山高》）篇，其余的部分显然还有《轻重》诸篇的痕迹，也有《侈靡》《乘马》、《大匡》等篇什之文。对照司马迁《史记》所记载：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24]
（《史记·管晏列传》）
虽上下相差近百年，然而司马迁和贾谊所读的竹简古本《管子》的篇目大致是一致的，并且司马迁还特别强调至其书，世多有之，给出了充分而必要的判断。联系起来韩非子的 境内之民皆言治, 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25]的充分而必要的判断，及其韩非、贾谊和司马迁三位大师的互文关系，加之各有白纸黑字著作为证，早已形成竹简古本《管子》主干部分的著作者是管仲的系列证据链。
（3）《管子》的主要著书者是管仲。倘若走心细读《管子》原著，则不难发现：《管子》这么伟大的著作，怎可托付子虚乌有的他者？定是出于一个伟大著作者的手笔，此人就是学界公认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军事家，誉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否则，管子头上的这些辉煌灿烂的头衔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中国究竟有没有像李克所认为的许多著书者为了表述自己的观点，并引起别人的关注，在当时借助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名字，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样的现象（李克这里的著书者显然不是编修者，而是著作者）？可存而不论。如果非要强加给《管子》一个影子著作者集体之类，笔者可以举出，像协助管仲初始编著并传播管书的列国宾客，续编管书的史官（孔子也曾是管子的铁粉），后期战国政治明星商鞅、韩非、吕不韦，以及汉代的陆贾、贾谊、刘向、桑弘羊、曹操、诸葛亮等等，而不敢附会傅玄、朱熹旧说。那么不言而喻，这个由如此之多重量级历史大咖组成的集体，与《管子》的关系，也绝不是著书者与作品的关系，他们与贾谊一样，只是汲取和传承管学的后来者，而并非托名《管子》的著书者。
【注释和参考文献】
[1]贾谊（前200～前168），河南洛阳人。年十八，以文才闻名于郡中。二十馀，汉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数上疏，言时弊，为大臣所忌，贬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以自伤。后为梁怀王太傅，怀王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悒郁以终，仅三十三岁。
《新书》又称《贾子》，西汉贾谊撰。《新书》是贾谊的政论文集，《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今存十卷五十八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实为五十六篇。通行的版本有《四部丛刊》本、《诸子集成》本、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贾谊集》。最新注本有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等。
《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经济思想，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宗首》、《藩强》、《权重》等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贾谊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汉帝国大一统创始期之积极进取，力图建功伟业的豪情壮志，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说，贾谊文章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2]Water. Allyn Rickett (李克），1921年10月26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Orovile，1948年携新婚妻子Adele Rickett （李又安）到中国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习汉语并教授英语。1952年因间谍罪双双被捕入狱。1955年获释回美国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系任教。1957年，出版 Prisonners of Liberation---Four Years in a Chinese Communist Prison, 香港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为《中共监狱秘闻》，中国群众出版社翻译出版为《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
自1948年开始，Allyn Rickett （李克）就着手翻译《管子》。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85年，波斯顿程与崔东方翻译公司于2001年出版发行了Allyn Rickett (李克）的《Guanzi》全译本1、2 两卷。Allyn Rickett 荣休后与后续老伴 Lois Wescott Rickett居住在新泽西州 Medford。
[3]Jia Yi (201-169 B.C.) twice in his Xin Shu (IV, 4/9a5 and VI, 3/8b11) quotes passages to be found in the present Guanzi, and identifies them with the words “Guanzi says.（W. Allyn Rickett (Li Ke).On GUANZI.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美国管子学院首届国际管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研讨会秘书处.颍上，费城.2015：40-41.）
参考译文：贾谊（公元前201-169）《新书》（卷四之第四《《无蓄》》篇和卷六之第三《春秋》篇），曾两次引用过现今《管子》的原文，被明确标注管子曰
[4]汉·贾谊撰.闫振宜，钟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74.
[5] 汤孝纯,李振兴.新译管子读本[M].台北:三民书局,2006: 10.
[6]汉·贾谊撰.闫振宜，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91.
[7] 汤孝纯,李振兴.新译管子读本[M].台北:三民书局,2006:5.
[8]汉·贾谊撰.闫振宜，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82.
[10] 汤孝纯,李振兴.新译管子读本[M].台北:三民书局,2006:3-4.
[11]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92.
[12]、[14] 汉·贾谊撰.闫振宜，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247.
[13]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32.
[15]《管子·小问》桓公观於，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子对曰：‘夷吾尝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己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16]《牧民》是管子的第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分量很重，特别重要。分五个部分：国颂、四维，四顺，士经和六亲五法。它几乎将管子治国理政之学的最重要的东西都囊括其中了，除了哲学基础类文章，和那些具有宫廷实录的性质历史记叙的文章之外，管子的其他大多篇章，从治国理政的视角，大致可以看作对是《牧民》这篇总纲领式文章内容的自然延伸、具体而微的阐释，即举措化或政策和策略化的文献体现。（龚武.管子的治国理政之学[J].管子研究.2015.（3）：4.）
[17]汉·贾谊撰.闫振宜，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3.
汪中（1744-1794年），字容甫，江都（今属江苏扬州）人，祖籍安徽歙县。清朝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阮元、焦循同为扬州学派 的杰出代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拔贡，后绝意仕进。遍读经史百家之书，卓然成家。能诗，工骈文，所作《哀盐船文》，为杭世骏所叹赏，因此文名大显。精于史学，曾博考先秦图书，研究古代学制兴废。著有《述学》6卷、《广陵通典》10卷、《容甫遗诗》6卷等。
[18]汉·贾谊撰.闫振宜，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249-250.
[19]汉·贾谊撰.闫振宜，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392.
[20]汉·贾谊撰.闫振宜，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392-393.
[21]汉·贾谊撰.闫振宜，锺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103-104.
[22] 汤孝纯,李振兴.新译管子读本[M].台北:三民书局,2006:217.
[23]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60.
[2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393.
[25]战国·韩非原著，张觉校注.韩非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6:661.
(龚武，男，汉族,安徽省颍上县人。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管子研究》期刊主编。安徽省社科联委员,北京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管子文化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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