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外交思想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4 16:40:41
管子研究
论管子外交思想
王兆良 崔兰海
[摘要] 管子外交思想是管子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对外事活动的指导战略第一次系统地论证。在经济与军事实力强大的基石上，开展尊王攘夷的活动，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是管子外交的中心，尊王实质是捍卫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诸侯国的共同信仰，攘夷是为捍卫自己价值观的自卫反应。亲仁善邻、构建同盟是管子实现自己外交的重要手段，前者减轻了齐国谋霸外交的阻力，而后者则增强了管子谋霸外交的主动性与主导力。轻重之术是管子外交最具特色的经济外交手段，多边的会盟会议则成为管子推广齐国外交理念的最主要方式。管子的民本理念只是为了谋求一时霸业而进行策略设计，而没能把这一民本理念与君主的与民同乐的仁政思想从战略的高度长期联系起来，从而使齐国霸业欠缺王道的政治理念和礼乐制度的规范。这也是管子虽成就九合诸侯之霸业，然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仍不能与孔孟比肩之原因。
[关键词] 管子，外交思想，尊王攘夷，亲仁善邻。
Analyzing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GUANZI
Abstract: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Guanzi is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which is first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on diplomatic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The thought of honoring the king and driving off the barbarians, which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is regarded as the core of Guanzi diplomatic thought. Honoring the king is a symbol of keeping to Zhouli, which is regard as core values within The Central Plains States. Driving off the barbarians is act of self-defense, when the core values is facing the threat of alien. Friendly to the neighbor reduces the diplomatic resistance of Qi state, Building alliances enhances diplomatic initiative of Guanzi. Meetings of sovereigns ,as the main means of spreading the idea of diplomacy ,is Extensive used. All these have constituted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GUANZI and have had a big impact in china ancient society. .However,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QI state, because the Duke Huan of Qi lacks restraining by philosophy of policy of benevolence, not sustained for long time. Guanzi is too much of a utilitarian and despises the constraint on the king through the sense of propriety, justice, honesty and honor, which makes the decision of Guanzi not matching the Kong Meng in China history.
Keywords: Diplomatic thought，GuanZi, Friendly to neighboring country Regulate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管夷吾，字仲，世称管仲，后人尊称其为管子。其辅佐桓公首霸诸侯。史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1]卷六十二《管晏列传》 作为一代经略家[2]，管子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众多领域都多有建树，深为后人景仰。就连三国诸葛孔明也常引以自喻，史载其每自比于管仲。管子为政，意在图霸，管子直言道：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3] 卷十七《审分览·勿躬》这里管子明确说如果你要图一国之强，有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五人足矣，但要成就霸业，则非我管夷吾不可。可见图霸是管子为政的目标之所在，管子的外交也是围绕这中心任务来展开的。《管子》中关于诸侯国之间外交的历史总结，内容丰富，不仅留下了诸侯国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历史，也留下了构建诸侯国之间“和谐”的外交理论。管子丰富而系统的外交理论是中国思想史上对外事活动的指导战略第一次系统地论证，对我国传统外交思想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学术界对管子外交思想至今鲜有论述，本文依据《管子》、《国语》等先秦文献，系统地总结管子外交理念及其核心价值观，并对其作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一、“富国强兵”的实力外交政策
外交力量的角逐取决于一国国力特别是一国经济之实力。而这一切因素在外交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国武装力量之强弱。对此，管子主导的齐国外交有清晰的认识，“富国强兵”是管子实力外交最突出的表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经济因素的重视是管子为政思想最鲜明的特色。管子在总结古代先王虽政令不一，而俱称王天下的原因时说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4] 卷十五《治国》管子非常清晰认识到外交上的成功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富足的程度。《管子•霸言》篇更是直接指出“夫丰国之谓霸”。可见国家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在管子图霸外交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平王东迁，诸侯国势力在经过一个短暂的均衡后很快被打破。郑周葛之战后，周王室失去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威严。时代需要一个诸侯国来代替业已衰微的周王室维系局势的稳定。诸侯国在相互力量的角逐中认识到国力特别是一个是经济实力在竞争中的决定意义。为此，管子辅佐桓公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提高齐国国力特别是齐国经济实力展开的。而发展齐国经济首要做到富民。《管子•治国》曰：“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管子•权修》篇复曰：“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 。这样，管子非常可贵地把富国与富民统一的联系起来。这也是管子谋取霸业成功的关键。管子富民思想的形成得益于其对民众力量的重视，《管子•权修》曰：“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管子•霸言》又曰：“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管子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民本理念是中国传统政治学术思想的一大飞跃，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5] 卷十二《五子之歌》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新发展，管子以“富民”为核心的人本理念，使传统的重民思想变得更为现实。这一理念最终发展成为孔子的仁政思想体系。学者们在谈论“民本”思想往往造出一个“君本”思想与之对应。其实无论是管子的民本理念还是后来的人本思想，都只是统治者从维系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颇为远见治国之术，一言蔽之：“所谓‘民本’思想，并不是什么‘君权思想’的对立物”。[6]这样，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本”和“君本”之对立的问题了。管子的民本理念只是管子看到了民众力量之伟大，并把这一力量作为其称霸诸侯的手段。管子对桓公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 ，齐国百姓，公之本也。[4]卷九《霸言》 这样，管子把重民、富民的理念运用到治国实践中来，从而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极大提高了齐国综合实力。后人赞曰：“用其臣民，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出兵以数万，士方行东西南北无抗。”[7]
民富国强在外交上最终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衡量。要想成就霸业，没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做后盾只是纸上谈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戎才是要害之所在。《管子•重令》曰：“凡国之重，必待兵之胜也”。《管子•参患》篇曰：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为此，强兵是管子治齐的另一重点。为避免引起它国猜忌和提防，管子提出了“作内政而寄军令”[8]卷六《齐语》的策略，通过“叁其国而伍其鄙”[4]卷八《中匡》的系列改革措施，极大提高了齐国的军事实力，造就了齐国民众“以守则固，以战则胜”[4]卷八《小匡》的军事力量。这些为其争霸外交提供了雄厚的军事支持。
总之，富国强兵是管子外交思想的基石。桓公在总结自己的霸业时不无得意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 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这里的成功每一步没有雄厚的实力做后盾，都是万万不行的。正如《管子•法法》所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齐国霸业也印证管子实力外交思想的巨大成功。
二、尊王和攘夷的外交方针
“尊王”构建共同的价值观。平王东迁，周室衰微。郑周葛之战，郑庄公率军把周桓王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并“射王中肩”。周天子从此威信扫地，其作为天下“共主”的威势不复存在。伴随这一变化，原来维系社会秩序的“周礼”也岌岌可危。诸侯国内部也乱象纷生。作为礼仪之邦的鲁国在鲁隐公十一年也发生了桓公杀隐公自立的内乱。其他如宋晋郑等国越礼篡逆事件也是层出不穷。面对乱象和动荡，社会急需要一种能够维系社会稳定并获得广泛认同的价值观。然而围绕着如何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周礼”，这一时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倾向。第一种思潮认为礼乐不足取。代表人物由余和老子。在回应秦穆公的“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1] 卷五《秦本纪》的责难时，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1] 卷五《秦本纪》这里由余的主张是非常清晰的。在他看来，礼乐并不能真正带来安定和秩序，而西戎更倾向于“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圣人”专治。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秦国产生来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无独有偶，东方老子也带有明显的“非礼”思想。“夫礼者，衷信之薄乱之首也”，[9] 在老子看来，礼成为混乱的祸根。第二种思潮认为应当继续维持周礼的核心价值观地位。代表人物为孔子和管子。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在继承周礼尊尊亲亲的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并对周礼的内涵做了拓展。“孔子对礼的正名，不久继承了礼作为人道的功能，而且看到了其内在的道德伦理意义，他将‘仁’与‘忠恕’当作礼的精神核心，肯定了礼的精神价值，这是孔子对礼文化的一大拓展。”[10]而比孔子稍早的管子在回答齐桓公如何安民图霸时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4]卷八《小匡》管子所说的旧法当然是针对周礼而言的。《管子》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4]卷一《牧民》又曰：“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4] 卷十五《任法》这里，管子把周礼作为维系国家安危的价值观来加以重视。然而作为政治家的管子，更多的把“周礼”作为其称霸诸侯的旗帜，对于如何拓展周礼的内涵却很少触及。这使得管子对周礼的重视一开始就带上图霸之功利色彩。这也反映了管子的改革和霸业“在政治上是比较保守的”。[11]管子提取了周礼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尊王，并以此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尊王实例上看，桓公十九年（鲁庄公二十七年），周惠王为了惩罚卫国扶持王子颓的叛乱的逆行，命齐伐卫。传曰：“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12] 庄公二十七年。翌年齐国奉王命伐卫，败卫，传曰：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远。”[12]庄公二十八但《春秋》经对此事行文却不同，经曰：“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后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曰：传称“齐侯”而经书“人”，知其讳取赂，以贱者告也。《春秋》“微言大义”之笔法责备了齐国尊王之“尚利”色彩。再看其尊王另一显例。齐桓公三十年（鲁僖公四年）.齐帅联盟伐楚，在师前管子慷慨陈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12] 僖公四年管子对楚王的责备可谓是大义凛然，楚国被迫承认周王室的共主地位，表态“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这毫无疑问是管子“尊王”谋霸最成功的例子。当然“其尊王不仅仅是尊奉天子本人，更重要的是要尊奉周天子为首的周王朝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伦常，其核心是周礼”。[13]所以当周王自身也有违礼制的时候，管子主导的齐国外交也极力阻止。周惠王因宠爱王子带，欲废太子郑。面对这种废长立幼违背周礼的之举。齐国毅然加以抵制。《春秋·僖公五年》载：“夏，齐侯、僖公，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杜预在注曰：齐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贵世子。可见首止之会，意在定世子之位而尊周礼之纲纪。可见尊王的实质是维系周礼的核心价值观，这也一定程度上遏制越礼事件的发生，从而维系了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尊王也成为管子外交路线的基准。攘夷，是历史赋予的时代共同使命。
西周时期，凭借着周王室伐纣之后强大威势和军事实力，以及在周礼维系下的同盟侯国拥戴，周朝名威远播海内。天下“近无不听，远无不服”。[1]卷四《周本纪》边境诸戎狄也多数臣服，不敢窥中原之利。然而周室的共主地位很快面临来自江南荆楚的挑衅。楚本非周之血亲，离周礼“亲亲”之义较远。就在周朝在江北发展壮大之际，楚国也在江南坐大，这里显然“楚国显然没有像周室尽职贡之礼节，否则昭王没有向南楚讨伐的理由”。[14]然而据《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显然昭王南征并不顺利，这点在《竹书纪年》更为翔实“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师于汉 ，王陟。”[15]这次战争，使周室元气大伤，对南楚采取守势。这从一个侧民反映出对边疆民族的征讨是周朝为稳定和捍卫周朝统一局面的必然之举。继位的穆公整顿内政，意在图治，“周复宁”。在稳定内政后，穆公开始开疆拓土，先后进行了北伐和西征。然而穆公对北方犬戎的军事行动并没得到实质的胜利，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但却恶化了北方诸戎狄与周朝的关系，“自是荒服者不至”。北方戎狄在周王室强大之时，不敢南下，但一旦王室衰微，则乘机入侵。给西周室以致命一击。但穆王西征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史曰：乘八骏登昆仑，西会王母。[16]在稳定北方和西方之后，穆王开始南下征伐楚国。“三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迁帥师败荊人于泲。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为梁。遂伐越，至于紆。荊人來贡。 三十九年，王会諸侯于塗山”。 [17]毫无疑问，穆王南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常年的征伐也熬尽了周朝的实力。继位的共王有多有不德，到懿王继位，周已是危机四伏，北方的诸戎趁机再起。“七年西戎侵 ，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二十一年虢公帅师北伐犬戎，败逋。”[18]周室衰微的局势几乎定局。此后的诸王大多是不德之徒，尽管中途有宣王中兴，但此时的周室已经是强弩之末，其对戎狄之战也归于败绩。《史记·周本纪》载：“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这种衰败之势，到幽王终于无法收拾。幽王无道，犬戎随出兵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之脚，“虏姒，尽取周赂而去。”平王东迁，王室日微，北部戎狄乘机不断南下，成为中原农耕民族的最大威胁。与此同时，在南方的巴蜀蛮夷也趁机入侵中原。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苦战。
“攘夷”这是成为中原各诸侯面临的共同问题。特别个弱小诸侯更是需要一个大的盟主来帮助其抗衡来自异族的骚扰。时代呼吁着霸主的出现，来替代早已衰微的周王室来统领诸侯，以抗外患。所以管子顺势而发，凭借齐国改革后强大实力，提出“攘夷”，为齐国图霸诸侯，找到个非常具有感召力的口号。桓公二十一年，当得知山戎侵燕，桓公立即与主要盟国鲁国国君庄公会于鲁济，《左传》曰：“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12] 庄公三十年杜预注曰：齐桓行霸，故欲为燕谋难。于是在次年，燕国告急于齐时，齐国“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这次攘夷的成功极大提高了齐国的威信，也使燕国加入了齐国为盟主的北方联盟，壮大了北方联盟的力量。再看齐国另一攘夷的壮举：存邢迁卫。北方邢卫面临着狄人不停的骚扰和入侵，管子闻此，对桓公陈词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12] 闵公元年这里管子以历史的责任感和大政治家的气度力主北伐攘狄，于是于是齐国再次北伐。为彻底解救刑卫，齐国迁邢于今山东聊城，并在今河南滑县筑楚丘存卫。《左传》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12] 闵公二年攘夷的功业使齐国霸业深入人心，也是大政治家管子留给个后世一座外交丰碑。百年后的圣人孔子忆其此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微管仲吾其被 左衽矣！[19]《宪问》
总之，春秋以降，王室衰微，列国为领土和利益纷争不断；中原的动荡又引起了戎狄交侵。在这种情况下，要攘夷必先要尊王，这样才找到可号令诸侯和又可被广泛认同的旗号。“所以尊王和攘夷是一致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春秋初年的形势的需要，非管仲和桓公一二人突然想起的花样”。[20]此后虽霸主迭兴，然尊王攘夷之精神始终被传承。
三、亲仁善邻与构建同盟中坚力量的外交策略
对睦邻的友善是中国外交路线的优良传统。传曰：“亲仁善临，国之宝也.”。[12] 隐公六年管子外交也十分强调与邻为善。齐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8]卷六《齐语》可见对邻国的重视和亲善是管子谋霸外交的一大特征。在回答如何实现“亲邻睦邻”时，管子曰:审吾疆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4]卷八《小匡》这里管子要求称霸需要处理好近邻的关系，取得邻国的信任和拥护，为此第一：要审定国界，解决领土的纠纷。为此不惜归还侵占得邻国领土。第二要扩大对四邻的友好聘问。要不惜厚礼，来增进彼此的信任和好感。管子非常清楚要想谋取霸业，必须要团结诸侯，特别是团结周边睦邻，这样方可无后顾之忧。为了稳定齐鲁联盟，尽管在柯之盟齐桓公受曹刿劫持，但事后管子仍谏言桓公信诺履约，“返鲁之侵地”。通过此举齐国树立了“守信”的良好形象，收到了“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1]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的良好效果。为了团结燕国，扩大齐国统领的北方联盟的力量。在替燕国赶走山戎进攻后。由于燕庄公感激齐国至诚，而违礼送齐侯入境。于是发生了让后人倍加称道的历史性一幕。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1] 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此举彰显了齐国“尊王攘夷“之国策，也彰显了齐国的德政和仁义之举，也凸显了齐国对邻国的友善和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北伐中，作为盟国的鲁国却背盟负约，按兵不动，此事让桓公大为恼火，欲伐鲁示惩。管子谏曰：伐远诛近， 邻國不亲 ，非伯王之道。 鲁必事楚，是我一举而兩失也。宜以所得山戎宝器 ，进献周公之庙 。[21]亲仁善临的和谐外交理念管子是留给后人外交思想的一大精神遗产，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华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管子对邻国的重视也又有谋求外交同盟之考量。管子非常清楚要成就霸业不可能仅靠齐国一国之力量，必须构建起同盟核心中间力量。而环顾齐国，鲁宋为要，于是构建齐鲁宋三国联盟成为管子外交的重中之重。柯之盟后为巩固齐国和鲁国联盟，与鲁通婚，通过姻亲来加强二国的友好关系。后来鲁国发生庆父和哀姜之乱，桓公毅然大义灭亲。杀死哀姜，以定鲁难。后人赞曰：“鲁有庆父之乱，旷世无君，自南阳之甲下，定僖公而城鲁，周公，禽父之祀不馁矣……桓公恤患之德也。”[22]可见齐鲁联盟是北方联盟的核心，也是管子图霸外交极力维护的中心力量。在齐之邻邦中除了鲁国这一主要盟邦外，还有宋。在稳定了齐鲁联盟之后，争取宋国的支持便成为管子外交的当务之急。宋齐本事盟国，长勺之战后，齐宋曾结盟伐鲁，但这时管子为图霸业，与鲁国结盟，宋国叛齐，为争取宋的入盟。齐国起兵伐宋，在齐鲁和王室军队的压力下。宋屈服。通过鄄地会盟，齐国成功的使宋纳入到以齐为主导的北方联盟来。为了巩固和宋国的关系，桓公八年，郑国伐宋时，齐国果断出兵助宋，迫使郑公认错。通过“幽之盟”不但巩固了齐宋联盟也迫使郑国归附。齐鲁宋三国本是北方大国，三国联盟既定，就构建起了同盟中的中坚力量。然后再拉拢陈蔡邾等小国以壮声威，这样霸业可成。以后尽管三国之间有所反复，但齐国总能及时修复，从而极力维护了同盟的稳定。三国联盟也成为齐国谋取霸业的中坚力量。
四、“轻重之术”——谋取霸业的对外经济政策
管子治国，发扬了齐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1]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的传统重商政策。而“轻重之术”是管子经济思想最具特色的理论，而把这一理论作为外交策略的一部分，大加利用，以服务于其霸业，则更为独到。自管子之后，中国古代外交鲜有为之者。《管子·揆度》云：“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这里《管子》明确的提到要善用轻重之术而左右天下。如果齐国的谷价高，其他诸侯国的谷价低，那么在轻重的价格规律下其他国的谷子就如同源头之水下泄，流入齐国。这样就可调控天下，左右诸侯。通过对外贸易的手段来谋取霸业可谓管子的一代创举。在《轻重·甲》中写：“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这里更是明确的把开展对外贸易和交往提高到立国的高度加重视。在《轻重·乙》桓公曰：“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数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这里管子认为通过善待各诸侯国的商人，就能吸引大力的外资和货物，从而为齐国的发展提够物资储备，从而为霸业提够强大的物质基础。在《轻重·戊》篇有《管子》利用对外贸易迫使“衡山”之国屈服的例子。可谓《管子》经济外交的典范。今录如下：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燕、代必从公而买之，秦、赵闻之，必与公争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贾，天下争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诺。”因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不敢辩其贵贾。齐修械器于衡山十月，燕、代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国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争吾械器，令其【贾】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释其本，修械器之巧。齐即令隰朋漕粟千赵。赵（籴）【粜】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闻之，载粟而之齐。齐修械器十七月，修（粜）【籴】五月，即闭关不与衡山通使。燕、代、秦、赵即引其使而归。衡山械器尽，鲁削衡山之南，齐削衡山之北。内自量无械器以应二敌，即奉国而归齐矣。
此文堪称轻重之术外交实践的典范。管子为屈服衡山之国。首先抬高其兵器价格，让其举国都知道兵器价高多利，于是民皆舍本务工，衡山国必然缺粮，紧接着管子就抬高天下粮食价格，天下余粮多归入齐国，粮价奇高，突然闭关不予衡山交往，对其实行禁运和封锁，衡山缺粮民不立，除了齐国外市场上有没多余粮食，衡山要想生存，只有屈服齐国。善于从经济入手，并把经济作为其外交手段来辅助其霸业是管子外交理论的一大特色。“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4]卷二十四《轻重乙》
所以后来司马迁评论：“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1]卷八《平准书》
五、“会盟外交”的大量利用
春秋已降，时局渐趋动荡，会盟成为列国开展外交的主要形式。“世道之交，盟诅滋彰”[23]，春秋时代的“霸主便诞生于缔结同盟的祭祀场合。通过神秘，庄重，规范的宗教仪式，显示其统领诸侯的真正性和合法性。”[24]通过会盟的誓言和约令来调整诸侯之间的关系和维系当时形势的稳定。大国诸侯通过会盟来填补因王室衰微而导致社会无序下无人主持时局的空缺，从而代替周王室主盟诸侯，成就自身霸业。管仲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其辅佐桓公首霸春秋，也主要通过会盟来实现和巩固自己的功业的。史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主导的齐国外交把中国古代的“会盟外交”提高到一个时代的高度，后世鲜有能比肩者。下简举几例加以说明。
北杏会盟。桓公五年（鲁庄王十三年）齐宋陈蔡邾等国会盟于此。定宋乱，后出兵伐遂，讨伐其召而不至之罪。此为春秋时期以侯国为主导的首次结盟。
鄄之盟。桓公六年（鲁庄公十四年）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是盟使宋屈服求和，并且周王室派单佰会，于是诸侯咸服。桓公的霸主地位已经显现。自从郑庄公假借王命征伐诸侯以后，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业第一次出现。翌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此盟主要是树立和巩固了齐国在北方的霸主地位。《史记》亦云“而桓公於是始霸焉”。[1]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幽之盟。桓公十九年（鲁庄公二十七年）鲁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陈、郑服。通过此次会盟调整了联盟和郑、陈的关系，巩固并扩大了联盟的力量。是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齐国霸业大定。此盟王命令“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12] 庄公二十七年
召陵会盟。齐桓公三十年（鲁僖公四年）是盟迫使楚国承认周王室的共主地位。阻止了楚国的北进。捍卫了北方诸侯的安宁和王室的尊严。
通过一系列与诸侯的会盟，齐国实践着尊王攘夷之国策，也通过这一国策的推行，树立起统领诸侯的霸主地位。在稳定北方联盟之后，通过昭陵之会，迫使南方的蛮楚纳入尊王的礼仪上来。齐国霸业既成，管子也一展其平生之抱负。此时，稳定了王位的僖公对齐侯这位佰舅尤为感恩和依仗。齐桓公三十五年，齐与周王代言人大夫宰孔、鲁公、宋公、卫侯、郑佰、许男、曹佰会与葵丘，并在秋天举行盟誓礼仪，这就是历史有名的葵丘之盟。关于此次会盟,《孟子》所记最详,文曰：“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25]卷十一 《告子章句下》可以看出盟约的内容一是维护“周礼”的亲亲、尊尊的价值观；二是通过盟约协调诸侯国之间矛盾，构建当时诸侯国间的和谐、稳定之时局。“葵丘之盟”不愧为齐国称霸的一场压轴大戏。此后齐国统帅的北方联盟于桓公三十七年向西逼退王子叔带所纠集诸戎对王室的进攻；桓公三十二年为卫国筑楚丘之外城以备狄患。桓公三十三年诸侯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并于次年迁杞人于缘陵（山东昌乐）。杞本小国，齐侯为保全杞人不惜割地安之以存夏祀，实为仁德之举。桓公四十一年楚人伐徐。诸侯会盟牡丘，伐楚国救徐，是年管子卒。会盟外交是管子图霸外交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凭借齐国雄厚的国力，通过会盟诸侯的方式来来协调诸侯国间的矛盾，推行齐国所赞许的价值观。从而为构建当时华夏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作出极大的努力和贡献。
结语
纵观管子主导的齐国图霸外交，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以改革后齐国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通过成功的外交策略，并在实践中注意取信天下，以德怀人。通过维系周礼，成功首霸诸侯，成就其千秋伟业。孟子曰：“五霸，桓公为盛” ,[25]卷十一 《告子章句下》诚如《国语》所载“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8]卷六《齐语》但管子为政意在图霸，说到底是霸道之治而非王道之政。尽管管子辅佐桓公尊王攘夷亦不乏仁德之举，然而那只是其争取盟友，借以图霸之策略。尽管《管子》提出了“以人为本”之民本理念，但其出发点却放在“霸王之始也”，[4]卷九《霸言》落脚点则放在欲民之可用曰：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4]卷九《霸言》这与后来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5]卷十一 《告子章句下》民本思想相去甚远。这两者间差距实质上就是后来霸道和王道之别。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似性，让我们看看下列两则对话。
《管子·小匡》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对曰：“臣未得闻。”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对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则恶有不可者矣？”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异日请与吾子图之。”
《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同为霸业之主，同为君臣对话，直面的同为君王污点。孟子却顺势劝谏，要王与民同乐，管子却认为恶则恶矣，非急者也。管子一心图霸，孟子却时时不忘王政。管子之距亚圣，远矣！其霸业之衰，不亦宜乎？
霸业思想主导下的民本理念只是为了谋求一时霸业而进行策略需要，并没能把这一民本理念与君主的与民同乐的仁政思想从战略的高度长期联系起来，从而使齐国霸业欠缺王道的政治理念和礼乐规范。这也是管子虽成就九合诸侯之霸业，然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仍不能与孔孟比肩之原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管子名言虽蕴含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朴素唯物理念，但其实质仍未脱离齐国崇尚功利之窠臼---仍把利放在首位。这一为政思想在欠缺礼、乐、仁、义等王政理念规范时，很容易走上惟利是图和追求奢靡之邪途。而桓公为首的齐国统治集团后期的险秽淫汰[26]卷三《仲尼》行为也恰好为此做了注脚。齐国霸业之衰败也在情理之中。即便在标志齐国霸业顶峰的葵丘之盟上，桓公之霸业已渐露衰败之迹象。《史记.齐太公世家》曰诸侯颇有叛者。《公羊传》曰叛者九国。而其中之原由与会的周王室代表宰孔一语道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12] 僖公九年而这种局面在管子死后，更为恶化。管子死后的第一年，齐国主导诸侯为鄫人筑城以御淮夷。然而此事却遭遇筑城役人的反抗。《左传》载：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12] 僖公十六年可见此时联盟内部人心已涣散。而更为不该是，一年后的淮之会上，桓公因鲁国灭项竟然在会盟中拘压了鲁国国君僖公，破坏了管子生前制定的齐鲁联盟以御诸侯的重大外交策略，至此齐国霸业衰败已定。在内政上，作为国君的桓公在管子死后更是沉溺于内宠和既有的辉煌，听信谗言，重用奸佞，造成政局混乱。诸子为争夺权位而置病笃的桓公不顾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1]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一代霸主，落得如此惨状，实让人痛惜感慨！其霸业随着齐国的内乱而难以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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