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管子》研究之述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4 16:15:40
《管子研究》
何如璋《管子》研究之述论
梁家贵
【内容摘要】晚清时期，《管子》研究上承传统的《管子》校释，下启民国时期《管子》研究学术风气和发展方向，实现了《管子》研究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嬗变，因而是《管子》学术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何如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高度评价《管子》的价值以及管仲的伟大功绩，在对《管子》进行校释的同时，强调博采众长、善于变通、因势利导等因素是管仲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出，以何如璋为代表的晚清《管子》研究者，他们在学术上不同于纯粹的考据学派，而是汉宋兼采，对《管子》研究的贡献主要不在校释，而在挖掘其思想价值，彰显其经世匡时的社会意义，反映出这一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也勾勒出晚清志士仁人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他们的报国志向，同时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 何如璋 晚晴 《管子》 管仲
A Review of He Ruzhang’s Study of the Book of Guan Zi
Liang Jiagui
(Continuing Education Department,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 Fuyang 236041,China)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hase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Guan Zi, which not only continued the traditional proof and explanation of the book of Guan Zi, but also initiated a new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studying of the book of Guan Z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ulfilling upon the academic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modern study of the book of Guan Zi. He Ruzhang,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in that phase, spoke highly of the value of the book of Guan Zi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Guan Zhong. While checking and annotating the book of Guan Zi, He stressed that Guan’s successes rested mainly on his learning widely from others’ strong points, his excellent flexibility, and his capacity of making best use of situation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cademic study done by He represented by schola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differed from the pure textology, but adopted both Han and Song learning. Their m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Guan Zi laid not on their checking and annotating the book, but on their digg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value of the book, and manifesting the social meanings of its salvation of the society. Their work reflected an academic trend of the study of the book in that phase, sketched the contours of experiences of people with high ide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mbodied their ambitions of serving the homeland, and left precious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s for next generations.
Key Words: He Ruzhang; Late Qing Dynasty; the Book of Guan Zi; Guan Zhong
晚清时期，《管子》研究上承传统的《管子》校释，下启民国时期《管子》研究学术风气和发展方向，实现了《管子》研究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嬗变，因而是《管子》学术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因而是《管子》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有学者认为，清代研究《管子》历朝最多，考证最见功力。[1]当时，无论是官，还是士&，均不同程度地认识到《管子》的价值，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学术界已就晚清《管子》研究现状，以及梁启超、张佩纶等《管子》研究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关何如璋《管子》研究却极为薄弱。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何如璋《管子》研究作一梳理，以引起更多的关注，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何如璋（1838-1891），字子峨，广东梅州市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人，我国早期杰出的外交家、改革家。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举。同治四年（1865年）福建汀州府戎幕，积功奖叙知县，加五品衔。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年（1877年）晋升侍讲学士，任出使日本国大臣，八年（1882年）任满归国。后补侍读学士，升迁至詹事府少詹事。光绪九年（1883年）冬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后因马江中法战争失利，被贬戍张家口。光绪十四年（1887年），任潮州韩山书院讲席。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卒于院舍，时年54岁。
何如璋的家乡广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也是中国最早开放地区之一，这使得何如璋较早认识到中西方的差距。何如璋走入仕途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鉴于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历史上称这一部分人为洋务派。何如璋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喜欢学习桐城古文，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深深感到中国旧有的那些东西已不能满足于时世变化的需要。像郑观应、王韬、薛福成、容闳等早期维新人士一样，何如璋开始潜心时务，经常来往于天津、上海之间，频繁与与中外人接触、交流，向外国人士尤其是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何如璋对外事益发关注，与其弟子昆布郎等，相互切磋，洋务知识愈加丰富，成为精通洋务的杰出人物之一，并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对人评价道：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2]
任驻日公使期间，何如璋致力于考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产生的深刻变化，认为欲自强必须效法日本。他根据所见所闻所思著成《使东述略》一书，对日本三权分立制作了详细介绍，又热情鼓励他的助手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这些著作，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称，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即是从此书中得到不少的启示。[3]
时人以及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乃至当今人们多认为何如璋应该承担福建马江中法战争失利的责任，称其华法两国兵船同泊一处，华船被禁止移动，何如璋等仍不令海陆军备战。[4]然而，也有史料记载：
（会办海军大臣张佩纶）与公（何如璋）同筹防守，朝议谆切，戒先开衅，法人乃不戒期而袭击我，七舰歼焉，法无后顾，进攻船厂，为厂暗台炮击，始退泊五虎门，是役也，说者谓法酋孤拔实中炮殒，故船厂获全，而法人讳言之，公亦不欲以传闻之词自解免，惟引咎自请议处，朝廷察公无罪置不问，而言者论之不巳，初议革职，继而论戍，戍地苦寒，得脚气疾，在戍所三年赐环。[5]
此外，萧学法在《何如璋在马江海战中主战有功》[6]和《爱国志士何如璋》[7]中均对中法战争中的何如璋给予了高度评价。
何如璋著有《袖海楼诗》文集八卷、《管子析疑》三十六卷。其中，《管子析疑》成于戍所，历时六个月。有人称之尤精博为世所称，盖公虽获遣，而用世之志未衰，实于是书寓微意云。[8]
二
学术界多关注何如璋的外交思想，尤其他的涉日经历及认识，对于他的管子研究，却鲜有人涉及。即使如吴振清、吴裕贤编校整理的《何如璋文集》也未收入何如璋的《管子析疑》三十六卷。1991年是何如璋逝世100周年。为纪念他，梅州市政协和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共同编辑了《梅州文史·何如璋专辑》，其中收入了何如璋的《管子析疑序》、《管子析疑总论》，可以据此管窥何如璋的管子研究。
（一）对《管子》一书及管仲的评价
管仲任齐相达 40 年（前685年至前645年），在齐桓公的鼎力支持和其他大臣的协助配合下，创行了多项新的国家政策与制度，终于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子》一书荟萃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集中体现了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有学者认为：《管子》产生于九流十家之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取长补短、互相吸收之际。也即是说，所谓管子学的创始人管仲，与儒学创始人孔丘、道家代表人老、庄，以及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韩非子、李斯等人在著述方面是有区别的。[9]也即是说，《管子》尽管不是为管仲所著，但是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方略。齐国正是推行了《管子》的治国理念、方略，才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不言而喻，《管子》在安国兴邦方面具有显著的致用特点，所以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浓厚兴趣。[10]
何如璋高度评价《管子》的价值以及管仲的伟大功绩。他认为：
结绳之治，易为书契，文字兴焉，道术著焉，唐虞以前尚已。尚书所载，典谟训诰，及誓命之辞类，皆史臣所纪述，未有著书明道，成一家言，以诏后世。有之，自管子始（六韬鬵子皆伪书）。管子承太公之遗，所学出以周礼。迹其相齐四十年，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本生平所规划者，笔之以书。故能综贯百王，不名一家。要厥指归，皆可施以实用，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夫子亟称其仁，而许之曰。人讵非以人参天地不能践形者，不可为人。如管子者，乃天壤不可少之人乎！[11]
从上文可以得出，何如璋认为《管子》的价值要远远超过《尚书》，而成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著作，因为成一家言，以诏后世。有之，自管子始。为何《管子》具有如此大价值？何如璋认为：
夫管子之学，周公、太公之学也。管子所传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礼义廉耻，则治世之纲、安民之要也。其言术数权谋，则措施之准、制用之宜也。[12]
不仅如此，《管子》还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这更是《尚书》之类所不具备的，要厥指归，皆可施以实用，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直至战国、汉初时期，《管子》仍有巨大影响，以至于故其书递相传习，挟策干时之士，无不依托管子。而汉兴，此书盛行，惟贾生独窥其要。晁错治法家言，而亦时遵其说。盖当时最重其书，民间无不读者。何如璋还驳斥了有关《管子》的一些观点，如有人称《管子》乃杂霸、功利、权谋术数。何如璋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
余读其书，而知管子之出于正也。权非反经，谓权事之重轻而操其准也。谋非用诈，谓谋事之难易而烛其几也。术犹遂也，所由适乎道也。数即计也，所以治其要也。霸言曰：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又曰：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又曰：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又曰：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故欲得失，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理世不在敦古，搏国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是以举失而国危，形过而权例，谋易而祸反，计得而强信，功得而名从，权重而令行，固其数也。管子之言若此，是其所用权谋术数者，特以顺时布德耳，匡天下耳，正诸侯耳。[13]
值得注意的是，何如璋认为《管子》乃管仲所著，本生平所规划者，笔之以书。这是当前学术界观点所不一致。但何如璋更肯定管仲的伟大功绩，如管子者，乃天壤不可少之人乎！他接着分析：
周之东也，王纲不振。齐桓首创伯图，尊周攘楚，微管子之力不及此。晋公子在齐七年，凡仲所设施，身亲见之，及返国得位，师其法，继齐称霸。子孙世守，主盟中夏者，百有余年。不可谓非管子之流泽也，故其书递相传习，下至战国，挟策干时之士，无不依托管子。[14]
管仲不仅辅佐齐桓公称霸，因晋文公在齐七年，受其影响，师其法，乃继齐称霸。子孙世守，主盟中夏者，百有余年。[15]
（二）对《管子》的校勘
学术界一般认为，《管子》一书是托名春秋时期名相管仲所著，实则出于齐国稷下学者之手，此外还有西汉学者补充部分。原书共有 389 篇，汉志《管子》86 篇，至唐时又亡佚 10 篇，今存 24卷 76 篇。何如璋也认识到《管子》一书的演变过程：
成哀间，向校秘书，取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合中外书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16]
《管子》几经变化，导致篇目淆乱，艰涩难懂，因此历代均有学者试图予以诠释作注，如唐代尹知章就曾为《管子》作注；清代则出现了一个高潮，如孙诒让的《札迻》、陶鸿庆《读管子札记》、等，其中讎斠之精，当推高邮王氏。而戴望《校正》，博采众说，附益己见，则颇便初学焉。 戴望在《管子校正》一书中称管子文辞古奥，既不易读。而近板数家，皆承讹袭谬，杂乱支离，读者至一二卷后，往往厌弃。[17]张佩纶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校勘《管子》，郭沫若据说曾见过他的手稿，称其眉批旁注，添改删削。[18]
何如璋同样认为汉以后的《管子》一书，旧本真伪相杂，讹谬相仍，读之令人沉闷。但他又对历代《管子》校勘不以为然：
旧附房注，或以为尹氏疏解浅妄，疑坊间所伪托。刘绩补注，殊少发明。朱长春管子榷，了无精义。王氏读书杂志所校正者，稍有依据，然不过十得一二，欲辨晰之而未有暇也。[19]
因此，他被贬戍张家口期间，杜门不出，乃得详加研究，伪者别之，讹者正之，旧注乖谬者，疏通而证明之。积六阅月，成《管子析疑》三十六卷。但举平日析疑者，为之章分旬析，引其绪而别其真，斯固私衷深为欣幸者。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员，何如璋在自谦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校勘《管子》的目的：
自付学殖荒陋，行箧苦难得书，偶有引据，恐多谬误。惟望博雅君子纠其失，益开其疑。俾此书之真，大明于三千年下，凡读者有以赌厥指归，不复致疑。[20]
（三）对管仲成功原因的分析
何如璋极为钦佩管仲的事功，他不仅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还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管仲成功的原因。
1.博采众长
何如璋认为，管仲的各种治国方针、策略及措施基于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尽管师承周礼，诵法先王，但却是综百代之长，撮五家之要故能显其功于天下，而老子也不过是其支流耳。他指出：
牧民立政，儒之本也。形势心术，道之原也。权修君臣，则以名课其实也。法禁明法，则以法立其制也。四时五行，则以阴阳序其事也。至于枢言所集，抉五家之精，以明其体。幼宫所施，会五家之通，以妙其用。五辅曰；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其所为贯穿五者，以财成辅相左右斯民不既，执王道之大衡，为千古治术所莫外乎！[21]
何如璋认为五家（五家者何?曰道，曰儒，曰名、曰法、曰阴阳。）的理论表面上看差别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但实际上却是相辅相成，因此，对于这五家，分则偏，合则备。他进而分析：
两仪合而生明，四时合而纪岁，五色合而成文，五行合而利用，六爻合而卦以列，八音合而乐以和。天地之理，莫不皆然，而于治术尤为要。管子综百代之要，以酌其宜，参之错之，乃以集王道之全书。所谓允执其中者，此也。[22]
2.善于变通
何如璋认为，管仲在博采众长，综百代之长，撮五家之要的同时，能根据齐国的具体国情，科学制定和灵活实施治国方略。他认为：
凡治一国，与治天下不同。治一统天下，与治列邦天下不同。治封建天下，与治郡县天下又不同。[23]
因此，管仲在齐国尽管师承周礼，但能变通之，因为国与天下、势异也。也就是说，管仲坚持了周礼中关于治国的理念，却并未拘泥于此，而是与齐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和实施了适合于齐国的治国方略：
非变，国不能通，此管子善读周礼也。管子生春秋之世，相桓创霸，因时为业。凡所措注，不必尽合周官，而无一非周公立法之意。用能继五帝三王之后，特树九合一匡殊绩，管子不诚伟人哉。世之读周礼者，先读此书焉，庶有以得圣与贤规划之迹也。[24]
3.因势利导
何如璋认为，管仲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能够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管子治齐，莫善于因。因者道之纲也，故本书中再三言之。何如璋认为，这从管仲的著述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心术篇，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势篇．天因人，圣人因天。九守篇，主因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侈靡篇，视不可使，因以为民等，择其好名，因使掌民。霸言篇，夫善用国者，因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25]
何如璋指出，管仲的善于因，取得显著的成效：
因高国之守，而分三军，则卒伍定矣。因山海之利，而立二官，则盐铁饶矣。苴菜可牧也。因为赀壤，而戎马无赋于民，刑罚可省也。因赎甲兵，而军械自充于府。因贫富之不均，则兴时化以变礼俗也。因商贾之豪夺，则守国衡以饬市政也。举善法而严用之，因旧章而事不扰。择沈乱而先征之，因敌隙而功易成。反邻邦，因正封疆。厚游士资粮，因招豪杰。其所为因应咸宜者，固未易一数也。而且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侵蔡之役，桓公实怒少姬，仲因伐楚为召陵之盟。北征之举，桓公实伐山戎，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盟，仲乃因而信之。诸侯归之，譬若市人。是其佐桓图霸，动有成功，非仲之因势利导不及此。[26]
三
整体上看，晚清《管子》学术史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管子》校释、经世致用、援西释管和改塑《管子》等四个阶段。
一是《管子》校释阶段。该阶段以戴望、俞樾、孙诒让为代表，可以称为考据学派。其中，戴望《管子校正》、俞樾《管子平议》、孙诒让《札迻》等皆为晚清《管子》校释中的杰作。该学派在学术上几乎完全是乾嘉学派的治学路数，长于《管子》一书的校勘，而对其义理的阐释则微乎其微，是清代学术传统滋养之结果。
二是《管子》经世致用阶段。该阶段以曾国藩、姚莹、张佩纶为代表。他们在学术上不同于纯粹的考据学派，而是汉宋兼采，对《管子》研究的贡献主要不在校释，而在挖掘其思想价值，彰显其经世匡时的社会意义。
三是援西释管阶段。该阶段以薛福成、陈炽、黄遵宪为代表，他们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
四是改塑《管子》阶段。该阶段以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等人为代表，他们依据近代西方学说，从不同视角对《管子》及管仲形象塑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而有意识地将《管子》纳入到西方学科系统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何如璋是属于经世致用阶段。何如璋从校勘入手展开对《管子》及管仲本人的研究的，并抒发，这与何如璋受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联。何如璋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的纲常名教训练，并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尽管他出生、成长在广东，但在研究《管子》前，就其目力所及，主要是中国圣贤仁人的著述，加之后来谪居塞北，并无其它更多的参考资料，因此，只能借助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从这几方面来看，何如璋与其有着几乎相同境遇的张佩纶《管子》研究似乎是相似的。然而，具体到研究思路上，经世致用阶段的代表人物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例如何如璋、张佩纶二人，的研究思路就有一定的差异。张佩纶目的是通过对《管子》的正本清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7]而何如璋不仅为《管子》析疑，阐释其价值，还充分肯定管仲的历史功绩，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管仲成功的原因。在管仲成功原因中，何如璋尤其提到管仲能够博采众长、善于变通、因势利导，结合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不难得出其中所蕴含的用意。
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包括何如璋、张佩纶在内的晚清士人、官员群体研究《管子》的动机是相同的。这就是充分发挥《管子》的致用特点，为现实服务。晚清士人、官员之所以关注管子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考虑。他们将《管子》作为了救世的良方，渴望从中获取有用的东西，实现救国救民的中国梦。正如何如璋所说的：夫管子之学，属公、太公之学也。管子所传之道，五帝三王之道也。其言礼义廉耻，则治世之纲、安民之要也。其言术数权谋，则措施之准、制用之宜也。[28]再例如，我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散文家﹑外交家薛福成也曾评价《管子》一书的价值，他甚至将《管子》内容与十九世纪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比较。不妨摘录如下：
《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下议政院，颇得此意。又云：事者生于虑，成于务。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西国各学之重专家，各业之有公司，颇得此意。又云：兵也者，审于地图，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彼之行军于水陆者，似之。又云：财盖天下，工盖天下，器盖天下，器成卒选，则土知胜矣。又云：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致材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来工若何?三倍不远千里。彼之殚力于船械者，似之。又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铅者，下有银，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彼之矿学化学，所以日献精华也。又云：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明道以重告之，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又云：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蹄。彼之通商惠工，所以日臻丰阜也。此外，指归相同、措施相合者，尚未易以一二数。岂非开辟稍迟，天地之气运有不期然而然者欤?若夫一二旧国，实已盛而复衰，及其他弱小诸国，皆不得与于此数。又有国势外强中干者，亦已流弊潜滋矣。[29]
因此可以说，尽管何如璋与其他晚清士人、官员可能在《管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有所不同，但不过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已。他们之所以热衷于《管子》研究，主要是看中了该书虽历千年仍具有的很强的现实价值。中国士人素有报效国家之志，他们在面临晚清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之际，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救国救民的真谛，实现富国强兵的中国梦。晚清仁人志士均或多或少地对《管子》产生兴趣，其中不少人着手进行了研究，其缘由和动机昭然可见。换句话说，晚清《管子》研究不仅反映出这一时期《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也勾勒出晚清志士仁人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他们的报国志向，同时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梁家贵，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
【参考文献】
[1]汲广林：《管子道法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导论，第4、8页。
[2]温廷敬：《清詹事府少詹何公传》，《大埔县志》，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1992年，第6页。
[3]姚洛：《不辱使命的何如璋》，《岭南文史》第2期，1983年，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第16页。
[4]《中国近代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转引自《范文澜全集》第九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5][8]吴道镕：《何詹事家传》，《宫詹公家书》上卷，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第4、4页。
[6]《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9日。
[7]《广东史志》1991年第1期。
[9]宣兆琦、王雁：《<管子>三论》，《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0][27]梁家贵：《张佩纶与梁启超〈管子〉研究之比较》，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编《第九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14年5月。
[11][12][13][22][23][24][25][26]何如璋：《管子析疑总论》，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第71-74页。
[14][15][16][19][20][21][28]何如璋：《管子析疑序》，转引自梅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大埔县何如璋研究会合编《梅州文史》第六辑，第66-68页。
[17]戴望：《管子校正•凡例》，《诸子集成》第 五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页。
[18]郭沫若：《引用校释书目提要》，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管子集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29]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
上一条：管仲“和谐观”在企业中的运用 下一条：论管子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