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与文化自信研究 薛柏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7 9:04:30
《管子研究》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与文化自信研究
薛柏成
（吉林师范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教授、所长）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Ethic Idea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GuanZi
XUE Bai-c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136000,China）
The economic ethic thoughts in GuanZi represent utilitarian values on justice and benefit in ancient China. Its humanism thought has super ages significance in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life”, “Being morality”, “Being loyalty” and “The poor seldom regard the protocol”. It i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life” and “Being morality” in GuanZi’s economic ethic thoughts. “Being loyalty” represents the rule of law i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thought of enriching and teaching people is fully displayed in GuanZi. It gives us many illuminating remark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conomy and construction from GuanZi’s universal value. Today,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ethic idea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in GuanZi has great reference meaning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new cultural construction.
[摘要]《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其中的厚其生、兴德、兴义，仓廪实而知礼节人本主义思想很有超时代意义，我们认为，《管子》厚其生兴德经济伦理思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之道，《管子》兴义经济伦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法治之道，《管子》石民经济伦理思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富民教民之道，梳理与解构《管子》经济伦理思想，把其中的普世价值进行现代转换对当代处理经济建设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有很多启示，所以，今天我们探讨《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与文化自信问题在国家治理以及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很有借鉴意义。
一、《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认识
《管子》一书八十六章，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谈论经济问题的，《管子》经济伦理思想就贯穿于其中，它吸收了包括其他先秦诸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形成一个独特的伦理思想体系，是中华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宝贵财富。
（一）、生生即厚其生是《管子》经济伦理的终极目标
《管子》经济伦理的主旨是厚生遗利于百姓，主要通过统治者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等手段，去利民富民，这是《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给统治者规定的伦理义务，《管子·五辅》更为详尽地阐释了这一理念：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
文中规定了厚其生的措施是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传达了浓厚的生生理念。
（二）德行至上即兴德是《管子》经济伦理的思想基础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是兴德。兴德是德治的基础，而在兴德中教化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在《管子》看来，礼义是治国大法，廉耻是立人大节。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管子》认为：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 ，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管子·立政九败解》）《管子》把道德要求放在立国之本上，而其经济伦理思想也当然遵循这一理念。《管子·五辅》亦云：曰：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闲亲，新不闲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
《管子》兴德强调修身，更强调修心，要求无以物乱官，无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这种内德隐含了人对万事万物(包括对人的感官)的一种客观态度和崇高智慧，而且德是实践和认识的重要环节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德不仅是实践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的重要因素，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礼法并用即兴义是《管子》经济伦理的施政方针
人性趋利避害是《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在人性论上主张人性自利、趋利避害，并把这种自利、趋利避害的本性作为阐释其功利主义的出发点。《管子·禁藏》载：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初，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初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形势》），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而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是人之常情，人之常轨，是所有人的共性：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禁藏》）。
《管子》在对待人的自利欲望上认为不仅不应加以节制，而且还要加以满足和张扬。因而治理国家、强国富民的根本要务就在于因势利导，用利益作杠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管子·侈靡》篇说: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它主张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霸言》），对人要圉之以害，牵之以利（《禁藏》）。所谓名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明法解》）、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版法解》）。人性既是唯利的，执政者只要善于引导，牵之以利，满足人民谋生的各种愿望，给人民以物质利益，就能驱民尽力为封建国家效劳。对百姓也要导之以义：养亲戚、事君上、行礼节、辟刑僇、备饥馑、备祸乱、备寇戎，通过统治者兴德和百姓兴义以达到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这样才能使国富民强。
基于上述哲学基础，《管子》经济伦理思想大力倡导"礼法并用"，在《法禁》、《重令》、《任法》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老百姓。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任法》）。意思是，君臣上下不分贵贱都要遵从法令。管仲学派认为，礼与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礼则是指依赖于人们的宗法道德自觉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管子·五辅》这样解读：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务，五务者何？曰：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务也。
德政必须配以法治，法治是教化的重要途径，以法治国是《管子》治国系统工程的重要因素，同时提出了实行法治的许多要求，如君主必须做到政令重于珠宝，国家重于亲戚，法度重于人民，权威重于爵禄，即不为亲戚危其社楼，社楼重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不为爱民于其法，法爱于民治国中要坚持十八禁的原则；再如对臣下的考核，要求德与位，功与禄，能与官相匹配，做到赏罚严明。以保证所用干部是大德大贤之人，是忠君守法尽职之人；另外，国家大治，要求君臣上下都无例外地遵守法律。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君臣上下皆从法，此谓大治也如此实行法治，著久而成常，就会成为风俗习惯，配合德治，使国家兴旺
《管子》希望以一贯的法制，教化官吏、百姓这样，百官得到治理，民心得以凝聚。各项德治之举依法治而兴，民富，国强，可见法治与德治相配合是必要的。
（四）、满足人民物质利益即仓廪实而知礼节----《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物质保障
《管子·牧民》中认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把人们物质利益的满足视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必要条件，它还进一步论述了利益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在《枢言》篇中指出：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以此为依据很自然地从对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的功利判断中推出价值判断。它指出：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枢言》）《管子》充分认识到了社会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强弱对社会道德的提高具有很大的意义，这在客观上有积极意义，《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之礼义廉耻必须要有国家的仓廪实，百姓的衣食足才能实现。 所以，适当满足人民对利的欲求，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道德教育才是切实可行的。基于此，《管子》提出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女存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如果能切实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则远者自亲，物质保障是道德教育的先决条件，因此应首先适当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
（五）人本（民本）主义即石民是《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要求
管仲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先肯定四民的地位和作用的人。《管子·小匡》篇则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里，所谓石，是指建筑物的基础，石民即基本群众。也就是说，建立国家必须以四民（士农工商）为基础。所以《管子》主张治国兴邦，必须以民为本。《管子·霸形》篇中用最明确的语言表达了民本思想的概念: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管子》把人本（民本）主义作为统治者政治、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要求。它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这里其实就是把民的价值放到了突出的地位，民的需要、民的好恶成为重要的价值判断的依据。从当政的角度来看，要能巩固政权，就必须首先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以及经济利益。它说：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里的四欲指的是上面所说的佚乐、富贵、存安、生育;四恶指的是忧劳、贫贱、危坠、灭绝。《管子》民本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是爱民、利民、富民、惠民。《管子·版法解》篇指出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所以，爱民必须与利民并行，才能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管子·治国》篇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这里，是从安民、巩固统治秩序的角度来论述富民问题的。富民是手段，富国才是目的。《管子·入国》篇论述执政者对老、幼、病、独行九惠之教，《管子·乘马数》篇用以工代贩的办法帮助农民克服灾荒造成的困难。这些都是惠政措施。《管子》治国，关心全局，重视社会救济工作。要确保国家安宁，任何社会和国家都应该关心这些社会问题。
二、《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与文化自信
中国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历，文化自信不足甚至文化自卑情结是中国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问题。从清朝末年到现在一直在争论中体西用，后来又争论西体中用等等，争论的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心理问题。文化自卑心理、弱势心理、防御心理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建设，也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外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齐头并进的新要求。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所以，今天我们探讨《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与文化自信问题在国家治理以及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很有借鉴意义。
首先，《管子》厚其生兴德经济伦理思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之道
生生是中国文化之真正源头。 生生所提出的人道即仁与义也就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全部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它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本主义，而不是汉宋以来经过改造后的封建文化思想，金景芳先生针对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抬出孔子的招牌愚弄民众，十分强调区别孔学与儒学，明确反对今人称孔学为儒学，往往把孔学与儒学并为一谈的做法，认为：因为今人所谓儒学，实际上包括汉儒和宋儒之学。据我看来，汉儒、宋儒虽然打的都是孔子的旗号，实际上他们所传承的多半是孔子学说中的糟粕，至于精华部分他们并没有传承，反而肆意加以歪曲和篡改。因此，今日应把真正孔子之学正名为孔学，以与汉儒之学、宋儒之学相区别。真正孔子之学思想的精华，那就是生生中所包含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人本主义的现代转化等问题。所以它也集中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精华，是中国文化之真正源头。
《管子》厚其生兴德对于对构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使我们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建设一种适用于今天的民主政治文化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易传·系辞传》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兴德从天的方面说，就是生生之德；从人的方面说，就是性命之德，生始终是天德之根本义，所谓天人合一就是合德，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总是用自然现象来类比社会现象，用自然现象的己然性来论证社会现象的应然性。实现了天人合一境界，对自然界的万物自然能充满爱，因为人与万物是息息相关的，人的德性就是以完成万物生长为其目的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管子》厚其生兴德经济伦理思想，实际上是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哲学的表述。
其次，《管子》兴义经济伦理思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法治之道
《管子》兴义经济伦理思想传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法治之道。正如《易传·系辞传》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实际上是其生生之学来自于社会管理者的具体实践措施。《管子》兴义经济伦理思想实际是在讲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具备四大要素即位、仁、财、义才能胜任社会治理的任务。《中庸》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仁，实际讲的是统治者须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以仁政守位；财，实际是说统治者如何利民惠民的问题；义，实际讲的是统治者如何富民教民的问题，所以这里仁与义的含义，是解决社会政治生活问题与经济生活问题所依据的原则或者说基本的指导方针，《易传》所说的理财、正辞、禁民为非就是传统义的范畴。理财，是说合理地解决经济财务的问题；正辞，是说恰当地发布政令与进行宣传教育的问题；禁民为非，是以礼与法制止人破坏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些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富民教民，而《管子》兴义思想最终也体现在富而教民上。理财包括向百姓收取税赋和管理蓄养民众之财。理财要讲义，聚之有理，用之有道。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说的较为贴切：言圣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正定号令之辞，出之以礼。禁约甚为非作歹，勿使行严，是谓之义。
再次，《管子》石民经济伦理思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富民教民之道
《管子》石民经济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讲如何发展经济使社会安定的问题，这是传统优秀文化的题中之义。儒家就特别重视发展经济与社会安定的关系，孔子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认为统治者必须要给民众创造足够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而提出利民惠民思想：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论语·尧曰》）同时由于社会贫富悬殊很大，其利民惠民思想又规定了平均主义的内涵：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这些提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论语·子路》篇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认为要想教化民众，必须先富之，富民是施行礼治教化的物质基础条件，教民就是用道德来感化教育民众，通过施行仁德来富而教民，以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
总之，《管子》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仍然有积极的意义。当前，各种社会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我国比较严重，尤其是一部分弱势群体分享的社会财富太少。十八大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就是遵循先富后教的一个很好的尝试。一方面，从当前社会现实的发展看，要建设成和谐社会，必须面对中国民生的政治现实，那就是推广用人本、人道主义对待人的政治，这就要求提高社会领导者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让那些廉政、勤政，有爱心有责任的人在各级领导岗位，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的启蒙，群众对于国家干预越来越反感，要求保护个人利益免受国家的损害，这就要求官僚精英统治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利民惠民、富民教民，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梳理与解构《管子》经济伦理思想，把其中的普世价值合理对接应，发挥国家的指导整合及宏观调控作用，注重平民利益的有序合法取得，应能更好地解决当今社会的诸多矛盾。
［作者简介］ 薛柏成(1966-)，男，吉林镇赉人，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