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之道引领下魏源的学与治 袁永飞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5 10:27:21

管子文化

管子之道引领下魏源的学与治

袁永飞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博士，

河南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大体看，在人道、王道、今道的意旨是救世与经世的实用实效层面上，魏源与管子是政治同道，管子是魏源理论学习的实际榜样。但管子的道（术）不明朗，与《管子》的道混杂在一起，学的同时需要思的辨别，确认其正道而融通儒家政治理念；在其德（功）方面，是有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可如实评价其政治才能，做后世的政治楷模。因此，在粗略的王道理念与具体的功德作为上，可说管子之道引领了魏源的学与治而有所思、有所志，他们思考怎样救治衰世和探寻如何经管天下的策略及措施。

Abstract: In general, Wei Yuan and Guan Zi were political comrades from the practi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which the intention of the humanity, the king’s ideas and the actual ways would save and manage the world, so the latter should be the actual example of the former’s theoretical studying. But because of Guan Zi’s thoughts is unclear, it has gradually been mingled with the ideas of Guan Zi, so studying it need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our thinking in order to make out correct opinions with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is merits, this can practically evaluate his political abilities in the light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makes he shall be a political model in future. On the basis of his crude ideas of the king and concrete achievements of the merit, we can say that Guan Zi’s thoughts have led to Wei Yuan’s learning and managing for thinking and pointing. In a word, they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the tactics and measures how to save fading dynasty and to control the world.

关键词：管子；《管子》；魏源；学；治

    根据春秋时期管子其人的历史事迹及政治功德，与战国时期及之后以其名所创作的思想文本，在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默觚》（上下）的《学篇》与《治篇》中留下的认知痕迹，具体阐述管子其人其书对魏源学、治观念的模塑情况，大致说明其产生的可能性影响与现实性作用。由于把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及其思想，与近代一位具启蒙特色的知识分子及其作品，关联起来进行深入讨论的文章并不多，因而目前只能在有限的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此作出专业常识的经验判定与个人爱好的主观发挥。首先，我们通过既有研究探讨管子与魏源的道之异同；其次，在同道的认知基础上，对魏源的《学篇》引述管子思想的用意，作细致的分析；再次，在此基础上，对魏源的《治篇》中管子的政治事迹进行研判；最后，概述其道与学、治的关系内涵。

一、管子之道与魏源之道的异同

管子即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曾帮助齐桓公雄霸诸侯、一匡天下和维护周王室权威而尊王攘夷。据《刘向叙录》中讲，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它引述孔子称赞其德行和太史公司马迁认肯其经言，或许，它把管子这个人与《管子》这本书混为一谈了；后《杨忱管子序》说，桓之正却非王道之正，其功也非王道之功，桓之功归为管仲之力，仅论管子的功德惠及后人，并未言及其有无作品传世；今人《序论》，用清代学者的考辨，认为管子尝有书而不必亲自著书，其书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如周公之有官礼。这表明，管子的言行与《管子》的思想是有联系和区别的，共同的联系是富国安民的王道、典章政教的人治与注重时效的经义，各自的差异是管子其人有历史功德可查证而无理论著作来落实、《管子》其书有系统整理可呈现而无作者群体来署名。如何说明此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呢？进而，在此认知基础上，才能更确切地比较管子之道与魏源之道的异同。

韦政通依据史家传述，指出管仲的施政纲领，有三件事与后来儒家提倡的王道、仁政的内容相合，这三件事是：播教化、敬百姓、举贤士。这种施政纲领，与前述的典章政教，在社会群体的教育与管理功能上是一致的，甚至是一样的；而且，其礼仪教化较符合孔子的王道诉求，其敬民法天更接近老子的圣心（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和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49章与81章）与圣人作为或圣治（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等，《老子》第3章），其举贤尚同很贴切墨子的治国理念。是否这意味着管子的政治思想，蕴涵了老孔墨三家的理论元素呢？或者说，这种理论萌芽为其后的《管子》一书，提供了可靠的现实政治依据呢？关锋认为，管仲的道和他的则是同义语而为客观规律，其道的另一个表述方式就是势即客观必然之势。这与商鞅的法（即则）、慎到的势、韩非的法术势有共通的理路，把自然的法则与趋势变成社会的原则与形势，考量王权的合适有效管理方案与方式。于是，可以笼统地推测，管子之道倾向于王道而非圣道、倾向于人道而非天道、倾向于今道而非古道。对于《管子》一书的道的解读，冯友兰说此道是灵气、精、神、明和极细微的物质，曾春海认为该书“采取本天道行治道的理论模式而以道为体以法为治世之用，吕锡琛把“尊道、顺道”看成“《管子》四篇的作者考虑决策问题时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张连伟在“《管子》道论述要”中讲解“‘道有路径、方法、规律、本原等多重含义”而以“圣王之道”、“虚无之道”与静因之道”总结，等。可以说，《管子》之道是天人之道而以天为主、是圣王之道而以圣为主、是古今之道而以古为主，这是它受老孔墨尤其是老子其人其书其思想影响的缘故，因为老子重视天道、圣道与古道（即“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14章），这是管子之道与《管子》之道的基本差异。

魏源的“道”是与管子之道的同大于异，还是与《管子》之道的同多于异呢？陈其泰等认为，“魏源将王夫之所谓的‘器之道’与朱熹的‘形上之道’进行了折中调和”，坚持“道可君器，器不可宰道”，出现了“以‘宇宙本体’为‘道’的自然观，和以纲常为‘道’的伦理观，矛盾地并存于其思想体系中”。其实，之前冯友兰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他说魏源把“不变之道”与“变”之“势”“对立起来”，在讲“历史和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时”注重“实、变、动”，而谈“哲学根本问题”时又以“无、真常、虚静”为主，就此言其对老子道家的“辩证法的认识是不彻底的”。或许可说，魏源在自然的宇宙本体论上与老子道家、《管子》之道比较接近，但在社会的生活功德与政治事业上与管子之道更吻合些，他们突出人伦的常道与人间的变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中互涵，始终坚持用人道统摄一切生活事物的变迁转化。而且，李素平指出魏源“在宇宙本体、本原方面”没有对老子的“道”作必要的系统解证，“他对‘道’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如何为‘经世致用’的目标服务的目的”，其在《老子本义》中阐发的“道”义大致是“客观存在着的宇宙本体”、“自然万物运行的规律”、“一定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最高的伦理道德标准”、“方法、途径、道路”、“学问”与“学道、治道、求道”等新名词，因而他主要从“‘体道’、‘悟道’的高度对老子著书的宗旨（崇本）、目的（救世）加以证实”。也就是说，魏源的道在本体、规律与方法上与老子之道、《管子》之道是一脉相承的，在社会生活的基本立场、标准、学术、工夫上与孔子儒家之道、管子之道是水乳交融的。

由此可说，管子之道与魏源之道在天道、圣道、古道上有较大差异，前者蕴涵战国时道法家如稷下黄老学派（以《管子》为代表作）的基本理论取向，后者坚守汉代正统儒法家如董仲舒“独尊儒术”后（汉宣帝的王霸之道杂用）的基本价值诉求；但二者在人道、王道、今道解释上目标一致，人道为伦常、王道行治国、今道谋救世。就此，我们将在这个同道的认知基础上，考察魏源思想中的“学”与“思”、“治”与“志”，如何与管子的生活事迹、政治功德及学术思想发生关联，产生相应的理论作用。

二、同道基础上魏源的“学”与“思”

关于魏源的“学”，在《默觚上》中有十四篇，总的观察是：此为“魏源青年时代修身、治学方面心得体会的一个重要总结”，其“修身是治学的前提”、“治学是修身的基础”，修身“以顺入”而“好仁”并培养“六心”（即“恒心、耐心、专心、虚心、孝心、宽心”）、“以逆入”而“恶不仁”并戒除杂念，治学方法有“早睡早起，珍惜时间”、“举一反三，活学活用”、“教学相长，取长补短”、“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学习方法的多样性”。这里主要不讨论其心、其念、其术，重在阐述其道。因而，更多是人道方面的理念阐发，即修身如何能好仁、恶不仁，治学怎样贯彻仁道而非不仁道。在这种仁道（或人道）的共识下，选取其中《学篇二》与《学篇四》涉及管子的相关思想，略作探讨。

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岂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参也。溺心于邪，久必有鬼凭之；潜心于道，久必有神相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道家之言曰：千周燦彬彬兮，万偏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灵魂忽自悟。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学篇二》）

聪敏的人与鲁钝的人一起学习，结果是前者没收获而变得愚钝，后者有长进而变聪慧，原因是什么呢？这两种人的学习效果截然相反，难道是天与人两种角色的功能互换而导致的不同功德吗？这二者与天人的关系一样，是辩证互动的，即此进彼退和此退彼进而难以共同进退么？主要还是“心”的差异，用心于“邪”而被“鬼”左右，着意于“道”而得“神”相助。也就是说，不管聪敏还是鲁钝，只要潜心修道，就会增进才学；如果沉溺邪道，只能消磨天资。由此“学人”（即敏者与鲁者）的心，指向“道”而深思究竟，引用管子的话来认肯这种努力，是会大功告成的。或许不一定是鬼神暗中相助以完成心愿，可能是精诚所至而金石为开所取得的神效。再用道家言来充分描述这种学习功效发生的过程与结果，过程是千辛万苦地探索各种可能的生活内涵，结果便是豁然开朗其中的生命奥秘所在。结论是，学习的技艺要通达其道理与精神，不要拘泥于手段和形式，如此才能造就中人的“上智”与凡夫的“天命”，才从“自我”挺立“造化”的生活世界或精神世界。也就是说，学习者要一心进道而非玩弄或沉迷技巧，道可以通过思考来领悟，但学需要长期积累来融会。因而，以道”统“学”，才得“学”的真谛，才化为“道”的神用。

礼乐而崩丧矣，诵其词，通其诂训，论其世，逆其志，果遂能反情复性，同功于古之诗教乎？善哉，管子之言学也！曰：“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外敬内静，能反其性，性将大定。”后世之学诗理性情者，舍是曷以焉！（《学篇四》）

此处从礼乐崩坏讲起，试图通过古代“诗教”来恢复人的真性情，从其言词及演变的情况和当世的情形及个人的志向等，考察其可能相同的社会功德与功效，这便是管子学术的美好旨趣的再现。于是，在此诗学上，把管子与《管子》的思想看成一体，依旧用《内业》篇的观点，论述其性情控制可以在礼乐的内涵诉求（即静）与形式表达（即敬）得以体现。由此呼吁，后世的学习者，借助诗学来管理情绪与情志，应当以管子的做法或想法为典范。实际上，魏源引用《管子·内业》这段论述之前，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这就更清楚地表明，平正的人生之道（即仁道或人道）是因为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而出现过失或偏差的。因而，学习诗中礼乐内涵之道是人的正道，也是学的目标和宗旨，还是学的成就与期望。这个道，一靠学，二靠思，三靠志，四靠功或德，但主要在学与思，志与功是前二者的成效结晶（志入内，功在外，正如学在外、思入内）。

就上述魏源对管子的引言来说，他和宋明儒者一样，将管子与《管子》、道家与道教合为一体，考量其道与学的关系，通过学而进道，明白人生的真正追求是道。

三、同道基础上魏源的治与志

魏源的学以进道，人道其治（如荀子在《天论》中讲天人之分而认人有其治），因而学以资治，采用现代的大白话说是学术为政治服务，以古代的意思讲是人道为王道效力。路新生认为，魏源主张学以经世，实质上就是学以资治，就是说，魏源在主观上是将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来使用的，这种牺牲学术而换取政治利益的做法，滋生的是浮躁而急功近利的不良学风。由此可见，在现实功利层面的目标诉求，魏源更接近管子的今王之道而非孔子的先王（或古王）之道。虽然他骨子里仍坚持着汉儒制定的纲常名教，正如管仲的政治大旗依然是尊王攘夷而维护周王朝的合法性存在与地位，但他们在实际政治作为与规划中更直接体现了自身的生活利益与愿望。可见，二者在治道上是惊人的相似，要经世和救世而非满足于礼乐与礼法的规范教育及学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与政治理论学者，跟清谈的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的实质性差异。当然，二者能合而为一，将成万世楷模，如孔子，这也是管子与《管子》、魏源的学与治要求高度融合的内在缘由。

王向清等人说，魏源《默觚·治篇》即从《默觚·学篇》的天人之辨转为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思考，它包括三论，即以德为本、德义结合的儒家治国论、以变易史观为依据的改革论、德才兼备、人尽其用的人才论，它有利于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并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局限是他找不到彻底改革的方法、思想禁锢在传统明君贤臣观念、 沿袭了历代统治阶层民本思想而没有给德与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学的天人之辨而辨名析理为人道，转入思的古今之变而作经世致用的今道，转出治的内外之分而成内圣外王的王道，向往志的前后之异而得革故鼎新的治道，即恒常的人伦之道、变易的生活之道与特殊的王者之道统合成政治的管理之道。由此，道之德与义成了治国的理论指导而沿袭着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涵，其才与用成为行政的具体要求而培育着广大民众的功利做法。于是，如上面所言，要么是浮躁的学风影响时效的治功，要么是僵化的常道限制变革的时政，反而不能在学与治之间找到正当的新的立足点，重构道的精神世界与器的生活世界。这不仅是魏源的内心矛盾挣扎与思想迷茫探索，也是当时及之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成果大规模引进之前的苦恼与困顿，正如管仲在春秋早中期的政治信念动摇及其制度建设保守的情况，直到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墨子等人在天人、古今、圣王、名实、道德等理念上的突破与创构，才使《管子》之学、之道、之政、之治在秦汉社会整体规范上得以充分展开与融合。因而，从这个徘徊于古今社会变革转折点的治道意义上说，管子与魏源是有共同的政治志向的，即先救世、后经世。区别是，在救世的作为上，管子偏重实践功效而魏源着重理论建设；在经世的成就上，管子追求侯国的利益最大化而魏源强调天下的福利正当化。就此而言，管子有老庄道家的个体自由主义的实惠与诉求，魏源是孔孟荀儒家的群体秩序主义的名义与要求。这或许是二者政治立场与内涵的根本差别。

再就其文本来看，魏源的《默觚下·治篇》共有十六篇，其中涉及管仲事迹与功德的有三篇即《治篇一》、《治篇七》、《治篇九》，分别表述如下：

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伯之辩，遂以兵食归之五伯，讳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乎？抑思屈原志三后之纯粹，而亦曰息往日之曾信兮，国富强而法立，孔明王佐之才而自比管、乐乎？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治篇一》）

有才臣，有能臣，世人动以能为才，非也。小事不糊涂之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才臣（如张良、霍光等）疏节阔目，往往不可小知；能臣（如赵广汉、张敞等）又近烛有余，远猷不足，可以佐承平，不可以胜大变至若兼才能而有之，若管仲、子产、萧何、诸葛亮，尤古今不数人也；姚崇、张詠，抑其次也。欲求救时之相，非才臣不可。（《治篇七》）

周之兴也，亲贤并用流及后世，则鲁、卫、宋、郑专用亲，齐、晋专用贤，齐之同姓有国、崔、栾、高，而不如管氏、陈氏之专国，晋自献公后，诅无畜群公子，而所用狐、赵、韩、魏、范，其始足以创伯，其卒足以夺国，则用贤之明效也。两除其蔽而兼收其利者惟楚乎！（《治篇九》）

第一篇说，后儒拘泥于孟子的政治思想宗旨如义利、王伯之辩，就会无视其有效的政治措施如“足民、治赋，圣门中岂有把治道与治术分为两截的？既然道的体用，因道而潜存为本体和发挥成功用，那么，治的道与术，也依治而建立原则和推进程序，这说明先儒的政治主张与具体措施是相辅相成的，决不能以其道贬其术或以其术坏其道。就算屈原有三王如夏禹、成汤、文王纯粹美好的政治理想，也不能只有信念而没有实践，也需要像诸葛孔明一样得有管仲与乐毅的才干，才可干一番大事业而遂愿！王道应无所不包且无所不备，不能把有效方式与有用手段排斥在外，这是人类性命所系的义理精微流行其中而贯通所有、绽放可能的具体依据。可见，他先以儒门的治之道与术总领其实际作为，再用屈原的治之志与孔明的治之才来认可管乐二人的政治功德，后推王道性命的精义在方方面面与枝枝节节的体证中。即完备与实用是治之道、之术、之志、之才的判断标准。第二篇以才臣与能臣的区分，指出当时人们的误区是混淆能与才，由此用大小事的不糊涂来判析二者的差异，并对才臣与能臣的政治眼光与使命作了辨识，而且还列举了各自历史上的政治代表人物，但统合二者一体作为的是管仲等人，因而管子是才能兼备的成功政治典范，以他为参照来救世而非救时是当之无愧的。这是魏源高度认可了管子的政治才能，堪称其是救世的功臣与治世的能臣。第三篇把周代政治振兴的亲贤并用理念作为政治理论学习的楷模，之后出现了专用亲的鲁、卫、宋、郑等侯国和专用贤的齐、晋等侯国，进而概说这些诸侯国的政治贵族势力壮大与政治格局分布畸形，尤其是齐国有管氏（前期）与陈氏（后期）的专权作为，成了尾大甩不掉的政治麻烦而可能篡权夺位或夺国（如陈田氏），或许能够真正去除专用亲与贤的政治弊端并兼收其优长好处的是楚国。在长治久安的理念指导上，魏源明显是以周政为范式并以楚国为优秀代表，管子及其家族反而成了片面发展的政治典型。可以说，在治才、治术、治功上魏源肯定管子的政治能力、措施与效果，但在治道、德行与方略上认为管子有欠缺而需儒家的理念、原则、规范等弥补和统领。也就是说，在王道上魏源对儒家式的政治典范是尽善尽美且顶礼膜拜，管子是后诸子哪一家的政治类型不得而知也无法确定、或兼而有之，但在具体的政治作为与成就上管子是魏源全面树立的学习榜样。

综上所述，笼统地看，用王道救世与凭才能经世上，魏源与管子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可能是理路一贯的，因而魏源以管子的治和志来鞭策当世政治家，毋庸置疑。

大体看来，在人道、王道、今道的意旨是救世与经世的实用实效层面上，魏源与管子是政治同道，管子是魏源理论学习的实际榜样。但管子的道（术）不明朗，与《管子》的道混杂在一起，学的同时需要思的辨别，确认其正道而融通儒家政治理念；在其德（功）方面，是有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可如实评价其政治才能，做后世的政治楷模。因此，在粗略的王道理念与具体的功德作为上，可说管子之道引领了魏源的学与治而有所思、有所志，他们思考怎样救治衰世和探寻如何经管天下的策略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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