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4期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角下的《管子》以“道”“德”化民思想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8 8:41:25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角下的《管子》以“道”“德”化民思想
张 杰
摘要：《管子》中以“道”“德”化民思想是其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张统治者应率先垂范，效法“道”生养万物的大德，要像“道”“德”一样大公无私，无为而治；要效法天道予而不取，顺应百姓之情欲，生养百姓、教化百姓。这些治国理念无疑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管子》；以“道”“德”化民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简单的并列、平行关系，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环环相扣的整体。从大的关系看，是目标引领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都不能缺的三大战略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1]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与提升，它针对的是中国现实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集理论性、战略性、前瞻性与实践性于一体。在一定意义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集中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和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中治国理政优秀思想的精髓，尤其是传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这四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2]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即先秦道家中的黄老道家的重要组成部分¾¾《管子》稷下道家中的以“道”“德”化民思想。
《管子》治国理政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但包括了管仲的治国经验，而且还包括了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战国特色的内容。这种特色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继承老子、庄子等先秦道家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道家学派¾¾稷下黄老道家，又简称为稷下道家。《管子》中的稷下道家思想不但表现在《心术上》《心术下》《内业》《白心》即《管子》四篇中，而且还表现在《形势》《宙合》《枢言》《水地》等篇章中[3]。本文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视角下来论述《管子》稷下道家以“道”“德”化民思想。
以“道”“德”化民是先秦道家治国理论的根本。《老子》第三十七章载：“‘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第五十四章又载：“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德”乃“道”落实到具体事物之上的称呼，与“道”大同小异。《老子》认为“道”“德”贯彻到人自身的修养才会真实；贯彻家族，才会有余；贯彻到乡里，才会受到尊崇；贯彻到国家，才会丰盛；贯彻到天下，都会普遍。正如陈鼓应所言：“‘修身’犹如巩固根基，是建立自我与处人治世的基点。《庄子》说：‘道之真，以治身，其余绪，以为国。’道家所谓为家为国，乃是充实自我后的自然之流泽。”[4]由老子、庄子建立的道家以“修身”为根基的治国理论在《管子》稷下道家思想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管子·形势》载：“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同书《形势解》解释说：“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道”的本质内容虽然为一，但人们却有不同的施用范围，即以道治家、以道治乡、以道治国、以道治天下。其中以道治家便是一家之材，以道治乡便是一乡之材，以道治国便是一国之材，以道治天下便是天下之材。那么以道治家、治乡、治国、治天下，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这是由“道”决定的。正如《形势解》所言：“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道”扶持万物，使万物生长发展，能够完美地完成各自的性命。《形势解》以治乡为例进行说明：“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也就是整乡的父子相亲，兄弟和睦，习欲归正，使百姓怀乐君主，安居乐业。这其中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生养百姓，二是教化百姓。同样治家、治国、治天下理应也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这是从统治者“道”治世的效果来看，那么如何达到这种效果呢？《管子》主张统治者应效法“道”生养万物的大德，要像“道”“德”一样大公无私，予而不取，要顺应百姓之情欲，生养百姓、教化百姓。
一、率先垂范
《管子》非常重视“道”“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形势》载：“道行则君臣亲，父子安，诸生育。故明主之务，务在行道。”人君依“道”而行，就会君臣亲近，父子和睦，生命繁育。因此君主的要务在于依“道”而行。《形势》载：“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来’，谓得道，‘道往’谓失道；‘往’谓离去，‘来’谓来归。”[5]得道的人百姓就归顺他，失道的人百姓就离开他。这充分说明得道与否是君主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形势解》释曰：“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如果《形势》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明“道”在治国中的作用，那么《形势解》则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明百姓对有道之君的渴求。《枢言》又载：“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天依靠时令发挥作用，地依靠物材发挥作用，人依靠行德发挥作用，鬼依靠祸福发挥作用，禽兽依靠力气发挥作用。《形势解》又载：“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统治者要保持富贵尊显、百姓拥戴，就必须身行道德而不厌倦。这些都说明“道”“德”为治国理政之本。
统治者身行道德，就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这在管仲及其治国理政思想中就有突出表现。《管子·侈靡》载：“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窎然若皜月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今夫政则少别，若夫威形之征者也。去，则少可使人乎？”这里的“政”是指法律，“教”即道德教化，指的是以仁、义、礼为代表的道德。《管子》认为“教”首先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然后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百姓自觉遵守的目的。《管子》稷下道家继承了管仲的以道德教化天下的思想。《管子·形势》载：“道之所设，身之化也。”石一参释曰：“此言王者体道以致人，道设于身，而近悦远来，莫不从风，化育之效有如此者。”[6]石一参的解释突出了“道”教化百姓的作用。《形势解》则解释说：“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设，身之化也。”“道”的首要目的是改造自身并走向正理。一个有道之人自然言顺、行正，他事君自忠，事父自孝，待人以理。如果石一参从君主的角度讲“道”的教化作用，《形势解》则从臣下的角度讲“道”的垂范作用。《枢言》则载：“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石一参解释说：“德以身先，则人知则而效之……德莫如先。”[7]这说明行“德”的首要任务也是以身作则。
二、效法天地大公无私、无为而治
任何人都有私心、情欲，普通百姓的私欲因其欲望低、不易满足等因素决定其危害不大，而统治者的私欲因欲望高、易满足等因素决定了其危害巨大。《管子》中的《枢言》《宙合》等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统治者私欲的危害。《枢言》载：“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国者，殆。”这说明一国之君喜好嗜欲会造成丧身亡国的危险。《宙合》则说得更为具体。《宙合》载：“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
爱于粟米货财也。厚籍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淫于驰骋田猎，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夫上既主盛处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犹自万仞之山，播而入深渊，其死而不振也必。”君主之败或因为贪爱金玉马女、粟米货财，只知盘剥百姓而不懂得惠施于民，结果万民怨恨；君主亡国或因为对内纵欲于美色淫声，对外沉溺于驰骋田猎，结果臣下懈怠懒惰、百官都失其正，国家陷于混乱之中而灭亡；君主或因为身居高位，自高自大，自夸其能，自处其贤，自许为雄。结果自盛必衰，自雄必败，国家混乱，万民心怨，当然避免不了亡国的悲剧。可见君主私欲的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造成的恶果只有一个¾¾身败名裂，丧身亡国。统治者如果想要保持长久富贵尊显，永保国家长盛久衰，就必须首先要效法天地之“道”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去除自己的嗜欲，无私地施惠于百姓。
《管子·形势》载：“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同书《形势解》释曰：“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堕，不避小大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管子·形势》又载：“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大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管子》在这里提出了“天道”与“人事”这两个概念。“天道”无私，上文的“予而无取”属天道。“风雨无乡”“生栋覆屋”属天道，此两者都是至公无私。风雨自然兴降，没有固定的方向，它们不论贵贱美恶，不避大小强弱，正因为风雨至公无私，所以即使受风雨之害，人们也不会怨怒它们。用新伐的木材做屋柱，木材因没有风干的原因日久变形而房子倒坍，人们只会怨恨工匠，而不会责怪木材，这是因为这是新木未风干日久变形，这是木材之理，并非其私心所为。可见效法天道即使有一些小的错误，人们也不会产生怨恨之心。与“天道”相对应的是“人事”。上文中以“弱子下瓦”为例来说明。幼子无知，把屋瓦拆下来，本身应是小事。但幼子的这种举动却遭到慈母的棍打，是因为他有意为之。无私心而为，即使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也不受埋怨，有私心而为，即使事情再小，也要受到惩罚。因此《管子》提倡顺天道而为，反对人事之起。它说：“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形势解》释曰：“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顺天道之人必得天助，其所从事的事业虽小必大；逆天道而为，必遭人们怨恨，虽然暂时成功，最终必然失败。
统治者只有做到大至无私，才能做到不扰民，无为而治。《管子·形势解》载：“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明君治理天下，使百姓安静而不受干扰，使百姓安佚而不劳累。不干扰百姓自会守法，不劳累百姓自会工作。百姓之所以能够安静、安佚，是因为他们没有过重的赋税、劳役之累，没有频繁的战争之苦。这深得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老子》第五十七章云：“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认为天下禁令教诫、智慧权谋、法律命令等越多，百姓越贫困，国家越混乱，盗贼越多。因此它不主统治者无为好静无事我欲，这样百姓自会受到教化、自会守正道，自会富足、自会朴素。可见《老子》《管子》都主张统治者不要以私欲扰民，主张要无为而治。当然去私欲、勿扰民只是无为而治的一部分内容，无为而治还包括无条件地效法天地之道养育、教化百姓，施惠于民等等。
三、效法天地之道养育、教化百姓
我们知道道创生万物具有超越私欲的慈爱大德，《老子》称之为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载：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种德既表现为畜养万物，即使万物生长、发育，成熟、结果；又表现为不求回报，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也就是说，道创生万物却不加以私人占有，兴作万物却不恃为己能，统率万物却不长久地自居主宰地位。《管子》提倡以“道”“德”治国时正是发挥了《老子》的这种主张。不过，《管子》是以天地生养万物为例加以详细说明。
《管子·形势》载：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同书《形势解》释曰：“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之所以能够生养万物就在于只知给予而不知索取，同样明主要德配天地，就要生养、教化百姓，满足百姓的物质和精神所需。这主要表现为顺民心以满足百姓的基本所需、真心施惠于百姓而不求回报两个方面。
1.顺民心以满足百姓的基本所需
顺民心是管仲治国理政的传统。《牧民》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牧民》把顺民心、从四欲作为其执政的纲领。《枢言》继承了这一治国思路，并把它上升到“道”的角度。《管子·枢言》载：“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张佩纶注曰：“此即《牧民》篇之‘四欲’也。民恶忧劳，我佚乐之，即爱之也；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即利之也；民恶贫贱，我富贵之，即益之也；民恶危坠，我存安之，即安之也。”[8]《枢言》篇认为顺民心、满足百姓的基本需要是统治者效法“道”的具体体现。不唯如此，《枢言》篇还提出统治者以民生、地利为先，以自贵与自骄为后的执政理念。《枢言》载：“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所先所后。”石一参解释说：“施治者在知所先后。本计先务也，其他皆可从后。以民生地利为先务，则治国之道得矣，以位自贵，以势相骄。失人心以失国社，皆由此耳。”[9]《枢言》又载：“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贵”即慎重处理百姓的地位，这在于选举贤良之材；“慎民”即慎重地对待百姓，这在于任命官吏；“慎富”即慎重地使百姓富欲，这在于发展农业。由此可以看出，《枢言》认为帝王作为体道者在施政时先应考虑百姓的利益，把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所需放在第一位，然后再考虑如何自己的统治地位，即举贤、置官、务地则放在次要地位。
2.真心施惠于百姓而不求回报
施惠于百姓是管仲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五辅》载“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五辅》认为德政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厚其生”，即改善民生，包括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输之以财”即输导财货流通，包括开发潜在财源，疏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迎送商旅往来。“遗之以利”即改善交通，给百姓提供便利，包括疏浚积水，修通沟渠，疏畅回流，清除淤泥，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河口渡梁。“宽其政”，即减税宽刑，包括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匡其急”，即救人之急，包括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振其穷”，即救济穷困，包括给挨冻的人衣服穿，给饥渴的人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可见《五辅》中德政六方面的内容，即改善民生、输导财货流通、改善交通、减税宽刑、救人之急、救济穷困，也就是统治者施于百姓的六个方面的内容。这应是春秋时期贤相管仲造福于民的六大纲领。
战国时期《管子》稷下道家继承并发扬了管仲这一德政内容。《形势解》载：“人主之所以使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入则务本疾作以实仓廪，出则尽节死敌以安社稷，虽劳苦卑辱而不敢告也。”《形势解》把《五辅》中德政的六个方面内容归结为“为天下致利除害”，并且认为只有施德惠于百姓，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为国家出生入死。然而管子稷下道家施惠百姓的主张并非仅限于此，而是把德政上升到哲学的角度上以论述。《管子·心术上》载：“化育万物谓之德。”《五辅》中的德政自然是化育万物的内容之一，但化育万物又包括德政以外的其他内容。他们还认为施惠而不求报，既是天道的重要表现，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措施。《管子·形势》载：“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泽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石一参解释说：“莫知其为者，无为而为也。莫知其释，谓功既成，豁然如释重负也。藏之无形，不居功，不居名也。”[10]可见无为而治、功遂身退、施不求报是天道或“道”的表现。陈鼓应也解释说：“道之性，‘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黄帝四经·道原》），此即‘其道既得，莫知其为’；‘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第二、九章），此即‘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11]陈鼓应同样认为施不求报是“道之性”，是“天之道”。施不求报这种“道”或“天道”的特性表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就是真心施惠于百姓而不求回报，《管子》称之为“夜行”或“心行”。《管子·形势》载：“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夜行”，陈鼓应解释说：“‘夜行’犹‘心行’，谓内心冥然契合于道。……下文‘四方所归，心行者也’即此夜行之义，《形势解》正以能心行德释夜行。夜行或释为阴行，此是就道的性状而说；心行则是就道的应用而言。道之行贵在微晦，故微晦而行用道者谓之夜行微晦行道而不着迹象，则莫过于心，故又谓之心行。[12]从陈鼓应的解释可以看出：夜行与心行都是道的不同说法，前者着重于道的性状，后者强调道的应用。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的意思为：使远的地方的人来归顺并不是凭借使者，使靠近自己的人亲附并不依靠语言，只有与道相合的人才能够做到。也就是说，使远者来、近者亲，并非使者和口头言论能够做到，而是要依靠道，而道在这里即表现为夜行或心行。因此《管子·形势》载：四方所归，心行者也。安井衡释曰：行发于中心，不事虚饰，故四方归之。这说明《管子》认为：表面显示友好的朋友、显示亲爱的友谊、显示慷慨的恩赐虽在世人看来是善言、善行，但从道的角度来看，却是虚伪之善；真心之善有如天道一般，虽真诚、善良之极却不显露于外，只有如此，四方百姓才能真正归顺它。《形势解》解释这句说：明主之使远者来而近者亲也，为之在心。所谓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形势解》在这里解释了夜行与心行同义，都是指一心施惠于百姓而不求百姓回报，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近者亲远者来，天下归顺。这就是效法天地之道、以道德治天下应出现的天下大同、万民归心的美好结局。
《管子》稷下道家以道德教化百姓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管子》稷下道家中的道德有特殊的含义。这里的道德继承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早期道家中的道德思想。其中道既为宇宙本原，又为创生养育万物之本。道在创生养育过程中表现出超越私欲的大爱之德，老子又称之为玄德，也就是本文中德的含义。这与管仲治国理政中的道德含义不同。在管仲及推崇管仲功业的管子学派看来，道德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既有现代常用意义上的道德、品行的含义，又有恩惠的含义，因此其道德既包括仁、礼、义、廉、耻、知勇、慈孝、长悌等道德范畴，还包括以六兴之德为代表的施惠百姓的具体措施[14]。其次，以道德化民是《管子》稷下道家治国理论的根本，这与管仲的治国理政之念有很大的区别。管仲作为齐国宰相，他在治国过程中德、法并重，并没有偏向那一方面，但其后学却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管仲的以法治国理念，形成了齐法家学派。最后，《管子》稷下道家在以道德化民过程中，特别强调效法天道大公无私、养育万物之德，提倡统治者在治国过程中在去私欲的基础上顺民心以满足百姓的基本所需、真心施惠于百姓而不求回报。这与管仲的治国理念又有所不同。管仲治国虽然强调齐桓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欲望，并且要施惠于百姓乃至诸侯各国，但他的目标非常明显即对内富国强兵，对外称霸诸侯，建立不朽的功业。而稷下道家以道德化民追求的是功遂身退、施不求报的天道，追求的是百姓各安性命却不知统治者的功业的无为而治的与道相合的最高治国境界。
诚然《管子》稷下道家的治国理论并不仅仅是以道德化民，还包括以礼、法治国，以刑名正世，以道势治天下等等。但仅以《管子》稷下道家以道德化民的治国理政思想而言，其率先垂范的治国思想，大公无私、施惠于民、服务百姓的治国理念无疑对于当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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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杰，山东荣成人，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编辑部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