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4期 薛福成《管子》研究之述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5 15:52:37
薛福成《管子》研究之述论
梁家贵
【内容摘要】薛福成充分肯定《管子》的重商、重专业人才、重法和制度以及重计谋的思想，是晚清时期运用《管子》思想较多，并且较为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主张管体西用，一方面坚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故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对清王朝统治政策的调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
【关键词】薛福成 ； 《管子》 ； 晚清时期
晚清时期是《管子》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学术界对此已有研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然而，在有关薛福成《管子》研究方面，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以晚晴政局变迁为背景，对薛福成《管子》研究作一梳理，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更好地推动该领域的研究。
一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出生于一个仕宦家庭。薛福成如其他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一样，自幼苦读，幻想通过读四书、做八股的道路实现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梦想。然而，现实是极为残酷的。他二十一岁方取得秀才功名，三十岁中江南乡试副榜。他逐渐对科举考试失去了信心，并且日益厌恶。正如他在《选举论》所揭露的，科举制度迍邅场屋，槁项黧馘，以老死牖下。太平军攻占江苏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社会混乱、政局动荡，薛福成不得不寻求科举考试以外的道路，尤其是救国救民之道。于是，他开始涉猎经世之学，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始考之二于千年成败兴坏之局，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旁及天文、阴阳、奇门，卜筮之崖略，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靡不切究。[1]可以肯定地说，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荟萃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诸家之学，被称为百科全书式巨帙的《管子》一书在这一时期进入了薛福成的视野，并进行了认真的阅读，为他今后运用《管子》思想阐发变法维新观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如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人。薛福成在研究经世之学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被称为时变的夷务、海防，因此，他主张国家要积极应对，并在重点领域进行变革：
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我之将士，闻是二者，辄有谈虎色变之惧。数十年来，瞠目束手，甘受强敌之侵陵而不能御。不知西人贪利，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西人好自炫所长，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特选劲队，勤演施放枪炮之法。又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兼仿造火轮船数十艘，平居则以运漕，移卫所各官及漕标之兵以隶之，既以护运漕粮。实以练习海道，暇则兼操战法。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世之议者，或愤中国积弱，以效法西人为耻。不知工之巧，器之良，乃造化日辟之灵机，非西人所得而私也。[2]
薛福成的夷务观点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引起了清朝官员的赏识，他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近20年。山东巡抚丁宝桢于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上疏朝廷，保荐薛福成学堪致用，识略闳深，堪任使事；曾任驻外使节、识人颇具慧眼的郭嵩焘也于光绪二年五月向朝廷举荐薛福成博学多通，精习西洋地势制度，可胜任公使。[3]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31日，薛福成启程赴法国，担任出使英、法、义（意）、比四国大臣。光绪二十年（1894年）5月25日，薛福成离开法国，于当年7月1日傍晚抵达上海，因病于20日去世，终年57岁。
薛福成一生用功甚勤，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通览他的著述，并无专门研究《管子》的著作，但他著述中有关夷务思想却多次引用《管子》观点，可以信手拈来，显示出深厚的功底，具有鲜明的特色。
二
薛福成以懂夷务而著名，他有关《管子》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将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管子》思想加以比较，并恰当运用《管子》思想，进而阐发他的维新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商
《管子》具有系统的商业思想体系，例如《管子·轻重》就主张把商业治国思想推向国际，主张利用商战打败敌国。因此，有观点认为，《管子》代表了战国时期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然而，进入封建王朝后，中国传统经济开始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历代封建统者也以农业立国，强调重本抑末。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经济繁荣，国力迅速上升。走出国门的薛福成途径香港、新加坡这两个英国殖民地时，被前后天壤之别深深地震撼了。他指出，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就是是否重视商业：
二十五日记 乍雨乍止。余与同人谈及，昨所经之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岛也。洋人借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于商务最精也。当缔造之初，必审其地为水陆要冲，又有泊船避风之澳，有险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于是招致商民，创辟市廛。未几，而街衢、桥梁、阛阓，园林无不毕具；又未几，而电线、铁路、炮台、船坞无不毕具。寝至商税之旺，民物之殷，辄与中国之上海、汉口相颉颃。[4]
薛福成认为，中国四民中商居末位，而西方国家将商奉为立国之本，真正地认识到了商的价值，发挥了商的作用：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5]
在薛福成看来，商的重要作用显然没有引起国人的重视，不仅如此，就连朝廷视为统治思想基础、士人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宝器的六经也没有相关的阐述。如果就此抱残守旧，则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中国古时重商之风盛行，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处，薛福成引用了管仲，以及管仲为相的齐国的做法：劝女红、正盐䇲而诸侯敛袂朝齐。
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因思神农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王天下；齐太公劝女红，管子正盐䇲而诸侯敛袂朝齐。是商政之足以奔走天下，古之圣贤有用之者矣。[6]
薛福成沉痛地指出，中国古时民物未繁，尚可闭关锁国，与其他国家不相往来，但“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7]
（二）重专业人才
管仲的四民分业分居论在《国语》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杂乱），其事易（变）。公曰：处士、农、工、商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8]
有观点认为，管仲的四民分业分居论中，关于分居世袭的内容有明显的保守性，但关于四民分工、分业的内容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关于分工、分业的观念，所以这一划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管仲把一国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集团的分类，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正说明这一分业、分工论反映了当时和以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9]
薛福成高度评价管仲的四民分业论，认为：
管子称天下才，其所以教民之法，不外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此齐国之所以霸也。[10]
薛福成认为，管仲之前，这种分业方略已经开始采用，“中国上古之世，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讥其以大人小人之事，并而为一。盖鸿荒朴略之时，文明尚未启也。厥后耕织陶冶之事，不能不分，分之愈多，术乃愈精。是故以禹之圣而专作司空，皋陶之圣而专作士，稷契之圣而专作司农、司徒，甚至终其身不改一官，此唐、虞之所以盛也。[11]薛福成痛心地指出，中国自宋明之后，这种分业方式逐渐被放弃，与此相反，在西方国家却被广为采用，从而造成国力强盛：
宋、明以来，渐失此意，自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若渭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仕于京者，忽户部，忽刑部，忽兵部，迄无定职；仕于外者．忽齐鲁，忽吴楚，忽蜀粤，迄无定居；忽治河，忽督粮，忽运盐，亦迄无定官。夫以古之圣人，所经营数十年而不敢自谓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于岁月之间而望尽其职守，岂不难哉?泰西诸国，颇异于此。出使一途，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洊升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其用焉。军政一途，由百总而千总，而都司，而副将，洊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变其术焉。他如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不相搀也，不相挠也。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至累世莫殚其业焉。工之所习，则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毛羽，及设色搏埴；而一艺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即如造炮，攻金之一事也，而炮膛、炮门、炮弹、炮架，所析不下数十件，各有专业而不相混焉；造船，攻木之一事也，而船板、船桅、船轮、船机．所分不下数十事，各有专家而不相侵焉。所以近年订购船炮，每由承办之一厂，向诸厂分购各料，汇集成，而其器乃愈精。[12]
薛福成通过中西发展差异的比较，认为中国的衰落恰恰是丢弃了管仲的分业论，西方国家不过是捡起了中国所丢弃的的东西；中国要图强，就必须采纳祖先留下的包括分业论在内的良策：
余谓西人不过略师管子之意而推广之，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宜其骤致富强也。中国承宋、明以来之积弊，日趋贫弱。贫弱之极，恐致衰微。必也筹振兴之善策，求自治之要图；亦惟详考唐、虞以后，宋、明以前之良法，而渐扩充之，而稍变通之，斯可矣。[13]
（三）重法、重制度
《管子》对法有非常系统的阐述，可谓涉及到当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内容。正因为如此，管仲被称为中国之最大政治家。[14]
薛福成高度评价管仲等古人治国之策，认为西方强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他在《自序》中指出：
平天下者，平其心以絜炬，知我之短，知人之长，尽心于交际之间。往者，荷兰、英吉利屡以商困人国，法兰西、俄罗斯则常以教侵人国，然亦有效有不效。何也?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彼有大利，亦有大忌。操纵之权，固在我而不在彼也。
至于风俗政令之间，亦往往有相通之理。试观其著者：其条教规模，有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必其国之所以兴；其反乎我先王故籍之言者，必其国之所以替。即其技艺器数之末，要亦随乎风气之自然，适乎民情之便利，何新奇之有焉?吾闻管子之言日：善射者厄于野，善游者厄于梁。凡国之亡，亡于所长。然则天下之善知人长者，又即善于知人之短者哉!
海外之国，崛起者五六，虎视而鹰睨，殆未有所定。或者形格势禁，惮于发难，先动者得祸，故莫敢妄举邪?孟子日：及是时，明其政刑，谁敢侮予?福成以为时不可失者，无有切于今日者矣!
凡斯编所言，要有所致意。然太史公讥张骞使西域不能得要领，庸讵知我所谓至要，人固以为非要；我所谓非要，人固以为至要乎?是则非福成所敢测矣! [15]
薛福成进一步指出，《管子》很好地传承了古人尤其是三代的的治国方略：
二十六日记，《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16]
薛福成认为，西方各国的治国理念及其方法，与《管子》的治国方略有相同之处，或者可以说，西方各国就是很好地学习或借鉴了《管子》的治国方略：
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下议政院，颇得此意。又云：事者生于虑，成于务。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西国各学之重专家，各业之有公司，颇得此意。又云：兵也者，审于地图，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彼之行军于水陆者，似之。又云：财盖天下，工盖天下，器盖天下，器成卒选，则土知胜矣。又云：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致材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来工若何?三倍不远千里。彼之殚力于船械者，似之。又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铅者，下有银，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彼之矿学化学，所以日献精华也。又云：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明道以重告之，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又云：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蹄。彼之通商惠工，所以日臻丰阜也。此外，指归相同、措施相合者，尚未易以一二数。岂非开辟稍迟，天地之气运有不期然而然者欤?若夫一二旧国，实已盛而复衰，及其他弱小诸国，皆不得与于此数。又有国势外强中干者，亦已流弊潜滋矣。[17]
（四）重计谋
管仲重计谋，《史记·管晏列传》有专门的记载：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
因此，《史记·管晏列传》称赞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薛福成极为钦佩管仲的计谋，他在奏请清廷保护侨民、发挥侨民重要作用时提及了管子的计谋。
关于侨民问题，历朝历代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仅清一代就经历了海禁、弛禁等变迁。薛福成曾对此作了梳理，并分析了其中的缘由：
窃臣溯查国朝顺治、康熙年问，始严海禁。当时，因郑成功父子窃据台湾，窥犯江、浙、闽、粤，招诱平民，胁为死党，寇势滋蔓，沿海骚动，不能不创立禁例，以大为之防。凡闽人在番，托故不归，复偷渡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厥后台湾既平，务在与民休息，不欲生事海外。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贸易一案，经九卿议定：凡出洋久留者，行文外国，解回正法。蒙圣祖仁皇帝特恩，令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俱准回原籍。雍正六年，奉谕：出洋之人，陆续返棹，而彼地存留不归者，皆甘心异域；违禁偷往之人，不准回籍。钦此。乾隆十四年，复奉高宗纯皇帝特谕，将私往噶罗巴充当甲必丹之陈怡老，严加惩治，货物入官。大抵昔日海盗未歼、邻交未订，彼出洋之民，禁之则可以孤寇党、弭衅端，不禁则虑其泄事机、伤国体。且承平之世．地广而人不稠，人散则土益旷，深维至计，首悬厉禁，非苛待此出洋之民也，时势为之也。[18]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政策弊端日益显露。薛福成指出：
自道光二十二年以来，陆续与东西洋诸国立约通商。英国江宁和约第一条，华英人民各住他国者，必受保佑身家安全。美国续约第五条，中国与美国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人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而秘鲁条约及古巴华工条款，亦于出洋华民，郑重再三，庇之惟恐不周，筹之惟恐不至，每于海外要地，设领事官以保护之。诚以今者火轮舟车无阻不通，瀛环诸国，固已近若户庭，迩于几席，势不能闭关独治。且我圣朝煦濡涵育，逾二百年，中国渐有人满之患，遂不得不导佣丁以扩生计，开商路以阜财用，顺民志以联声气，张国势以尊体统。盖海禁早弛，风气大开．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前例已不废而自废，不删而自删，非偏厚此出洋之民也，时势为之也。臣于光绪十七年，奏派道员黄遵宪为新嘉坡总领事官，属令到任后详察流寓华民情形，核实禀报。兹据称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剌伯、巫来由人各居十之一，而华人乃占十之七。华人中如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粤人多来往自如，潮人则去留各半；闽人最称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园，长子孙。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浃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赀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筷、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藉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旧国；问有以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法纪，地方有司，莫敢谁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盖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切如此。[19]
因此，薛福成向清廷建议：
臣窃惟保富之法，肇于《周官》；怀远之谟，陈于《管子》。民性何常，惟能安彼身家行，是趋是附。中国出洋之民数百万，粤人以佣工为较多，其俗虽贱视之，尚能听其自便，衣食之外，颇积余财，至今滨海郡县，稍称殷阜，未始不藉乎此。闽人多富商臣贾，其俗则待之甚苛，拒之过峻，往往拥赀百万，羁栖海外，十无一还。且华民非无依恋故土之思也，国家亦本非行驱禁之政也。特以约章初立之时，未及广布明文，家喻户晓，遂使累朝深仁厚意，泽不下究，化不远被，奸胥劣绅且得窥其罅以滋扰累。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甚非计也。夫英、荷诸国招致华民，开荒岛为巨埠，是彼能借资于我也；华民擅干才，操利柄。不思联为指臂，又从而摈绝之，是我不能借资于彼也。及今而早为之图，尚可收桑榆之效；及今而不为之计，必至忧杼柚之空。查前督臣沈葆桢奏请将不准偷渡台湾旧例一概豁除，曾奉特旨俞允。省具文，裨实政，莫善于此，迄今海内交口称便。出洋华民，事同一律。可否吁恳天恩，俯念民生凋敝，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并声明旧例已改，以杜吏民诈扰之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途切实晓谕，奉宣德意，俾众周知；并准各口领事官访其平日声名素称良善，核给护照。如是，则不事纷更．不滋烦扰，可以收将涣之人心，可以振积玩之大局，可以融中外之畛域．可以通官民之隔阂。怀旧国者，源源而至，细民无轻去其乡之心；适乐土者，熙熙而来，朝廷获藏富于民之益。一旦有事，缓急足倚，枝荣本固，厥效非浅。所有拟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而广招徕缘由，理合恭折沥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20]
三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外敌入侵，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亡国灭种危机日益深重，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阶层的志士仁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探寻救国救民之道，中国开始了近代转型。在此背景下，包括《管子》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研究也展开了近代转型。
从整体上看，晚清《管子》学术史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管子》校释、经世致用、管体西用和重塑《管子》等四个阶段，分别呈现了不同的学术特征。
《管子》校释阶段以戴望、俞樾、孙诒让等为代表，可以称为考据学派。其中，戴望《管子校正》、俞樾《管子平议》、孙诒让《札迻》等皆为晚清《管子》校释中的杰作，其他如陈奂《管子辨识》、《校宋宝善堂本管子》，丁士函《管子案残稿》、张文虎《管子校》等均用功甚勤。他们求学、治学的黄金时段均在晚清初期，或师出名门，或家学渊源，在学术路径、学术取向上几乎完全是乾嘉学派的治学路数，加上终年浸淫《管子》等典籍的注释、校释，对时事或不知晓，或不关心。因此，他们长于《管子》一书的校勘，而对其义理的阐释则微乎其微，是清代学术传统滋养之结果。
《管子》经世致用阶段和重塑《管子》阶段，笔者已有论述，此不赘述。[21]
薛福成属于管体西用阶段。该阶段代表人物还有陈炽、黄遵宪等，他们大多出生在鸦片战争前后，尽管也受到了传统治学方式的训练，但对西学有了较多的认知，其中一部分还曾到国外考察。他们一方面坚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故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欺（亲）其上。西方所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
薛福成管体西用观点的形成，应该是吸取了郭嵩焘的教训。郭嵩焘，精通夷务，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经常毫无遮掩地赞美西方的物力，以及西方社会和西方政治。不仅如此，他还强烈抨击中国的落后、无知：久居西洋，始知中国人心不能自振发，而专为大言自欺，其源由于无耻；[22]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23]郭嵩焘的过激言论遭到了国内顽固守旧派的围攻，被称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后遭罢官，抑郁而终。薛福成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尽管也称赞西方国家的国力强盛、社会进步、政治开明，但采用了中国人能接受的托古之法。
从宏观角度来看，管体西用即中体西用，这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最早提出中体西用观点的，就是薛福成：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还要上溯20年。早在1865年，当时还在曾国藩幕中的薛福成，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就提出这一观点。[24]薛福成认为：
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25]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曾国藩得意门生，薛福成的洋务观点影响了曾国藩；而作为洋务运动领袖的曾国藩显然对清廷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形成、推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薛福成的其它建议也基本上被采纳了。例如，薛福成有关保护侨民的奏议有理有据，并重计谋，很快得到了清廷的回复：
是疏于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由英伦使馆发递，七月初十日奉 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总理衙门于八月初四日复奏，应如所请。敕下刑部将私出外境之例，酌拟删改，并由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毋得仍前藉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奉朱批：依议。钦此。[26]
薛福成的管体西用模式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对清王朝统治政策的调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参考文献:
[1][2][25]薛福成：《上曾侯相书》（1865），马忠文、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9-20，19-20页。
[3]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4][5][6][7][15][16][17]钟叔河主编：《向世界丛书·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第82，82，82-83，83，62，253，253页。
[8]《管仲对桓公以霸业》，（春秋）左丘明：《国语》卷六齐语，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9]王桂亮等编：《齐鲁名人故事·管仲》，济南：明天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10][11][12][13]薛福成：《治术学术在专精说（1892）》，《庸庵海外文编》卷三，马忠文、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0，290，290，页。
[14]梁启超：《管子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第7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18][19][20][26]薛福成：《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 (1893年)》，《庸庵海外文编》卷一，马忠文、任青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4，304，305，306页。
[21]梁家贵：《何如璋〈管子〉研究之述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张佩纶与梁启超〈管子〉研究之比较》（《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和《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之述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2][2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10，岳麓书社，2012年，第492-493，420页。
[24]戚其章：《晚清史治要》，中华书局，2007年，第79页。
（作者简介：梁家贵，阜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授、院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