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4期 从齐文化看廉政兴国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7 11:13:14
从齐文化看廉政兴国
刘 洁
齐文化博大精深，当中有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宝库中占有重要位置。翻看齐国的历史，其成就的取得或说国家强盛的背后，与齐国注重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密切关系，这些都成为治国的瑰宝，不仅在当时对执政理民有着重要的作用，很多经验、做法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思考和借鉴意义，尤其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势下。
本文即从齐文化中的宝贵经验和现实借鉴意义两个方面做了一点探讨。
一、齐文化中的宝贵经验
（一）廉为政本治国之根本
廉字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周礼》。《周礼》把廉看作是当官之本，考察之要。《天官·冢宰》中记载了考察官吏政绩时要遵循的六条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辩。每一条都强调一个廉字。
齐国的政治家们在治国实践中，也深刻认识到廉政对于治国安民的重要作用，把廉政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姜太公在齐国建立之初，就指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六韬·文韬·盈虚》）主张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应首先做到廉洁自律，并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同时还明确把官吏贪污列为吏之重罪。为了促进官吏的廉洁从政，姜太公还提出了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民者，厚其禄（《六韬·文韬·盈虚》）的厚禄养廉思想。
管仲把廉看作是治国的四维之一。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礼、义、廉、耻是治国的四种纲领，如果得不到弘扬，国家就会灭亡。把廉列为治国的纲领，在中国廉政思想史上管仲可谓第一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也曾运用国之四维的理论告诫全体党员干部：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他还说：如果干部们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晏婴是齐国历史上与管仲并称的另一位贤相，他以廉洁、勤俭、刚正而闻名。晏婴最早提出了廉为政本的命题，他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把廉看作是为政的根本，因而廉政一词，最早也是出自晏婴。他对廉政一词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记载齐景公问晏子：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为什么清正廉洁的人执政能够长久？晏子回答：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意思就是，清正廉洁之人的品行如清清流水般一样美好。水清澈的时候，没有什么污秽不能够洗净；而一旦水浑浊了则没有什么不能涂脏。因此，水只有永保清澈，才能长久奔流。对人也是如此。
回顾齐国的兴衰史，国家的兴盛总是与廉政相伴相随。姜太公是齐国的创始人，同时也是齐文化廉政思想的开创者。在他的治理下，齐国由一个盐卤之地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东方盟主大国。管仲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的廉政思想，辅佐齐桓公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赫赫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晏婴更是把齐文化的廉政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他竭力倡导廉为政本的执政思想，使齐国外无诸侯之忧，内无国家之患而彰显于列国，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位廉洁的典范。史载，晏婴曾先后辅佐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长达57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不仅使齐国保持了国运的长盛不衰，同时也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和政治地位的稳固。在长期的辅政过程中，晏婴曾先后多次受到奸佞小人的诬蔑陷害，但最终他不仅安稳无事，相反还进一步赢得了君主的信任和尊重，这不仅得益于晏婴精妙的为政艺术，更得益于其终身奉行的刚正不阿、清正廉洁使对手始终没有可乘之机。由此可见，廉政不仅是治国之要，同时也是为政之本。
（二）勤俭持政为官之前提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咏史》诗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想要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勤、俭二字。勤和俭同样是齐国为政者所倡导和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
我们从齐国的廉政制度建设上能够很清晰地看到，齐国的为政者对勤政的推崇。齐桓公时期设立了专职的监察官员：在中央，设大谏、大司理等监察官吏；在地方，设吏啬夫、五横等职位负责对基层官吏进行监察。《管子·君臣》篇记载：是故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明确要求君主每年考核一次工作，辅相每季度考核一次工作，下面的各级官吏则要按月进行考核。针对官吏队伍中的庸懒散现象，政府专门制订了惩罚制度和罢免制度。《管子》记载，官吏对公事或民事故意拖沓扣压不办者、任职以后不思进取者，会根据情况分别给予囚禁和罢免的处罚。
有了考核官吏的系列措施，如何选拔人才呢？姜太公在建国之初就提出要尊贤尚功，即不论血统、门第、族属，只要有德、有才、有功，就可以得到尊重和任用。《六韬》中对选将有一段记载：知之有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龙韬·选将》）大意是：选人可通过八种办法实现，忠诚、勤勉、廉洁与否，都是考察的标准。管仲又制订了三选法，即经过乡长推荐、国家鉴定、实践考验三个过程选拔人才。三选制打破了三代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贵族血缘政治，突破了以往贵族对国家职务的垄断，是中国历史上从人才世袭走向封建选拔的一个进步。在选人用人的同时，管仲也非常注重对官员业绩的考察。齐桓公曾对管仲说：官职少可要官的人却很多，这让我很头疼。管仲回答：因能而受禄，禄功而与官，则莫敢索官，君何患焉？（《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只要加强监督考核，根据能力和功劳的大小授予官职和俸禄，就没有人敢跑官要官了。晏子继承了齐国尊贤尚功的用人传统，并特别提出要用其所长。
齐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非常节俭的。《六韬》记载，姜太公主张君主应首先做到廉洁自律、节俭戒奢，并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管仲又提出：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管子·禁藏》）认为节俭可以致福，纵侈只能够招祸。晏婴则告诫齐景公对于先人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要学习他们节俭的习惯，而不是学如何享受。晏婴本人更是因节俭力行而闻名于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廉节俭的典范。《史记》记载，晏婴虽贵为宰相，生活却极为简朴，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上朝坐的是劣等马拉的破旧车，住的是低湿狭窄的简易房子；更有甚者，一件皮袄补了又补、穿了30年也不舍得丢。
晏婴不仅自己厉行节俭，对家人要求也极为严格。晏婴临终时嘱咐妻子，要其千万不要改变谨慎持家的习惯。又在给儿子的遗书中告诫他：布帛不可穷，穷不可饰；牛马不可穷，穷不可服；士不可穷，穷不可任；国不可穷，穷不可窃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克己奉公，持廉守正，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廉洁楷模，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明代嘉靖年间的《青州府志》记载：齐地汉以后尚俭、倡廉，与晏子的移俗不无关系。勤政和节俭，历来为各朝各代的为政者所提倡，同时也受到老百姓的称赞。
（三）以法治国&立国之保证
依法治国思想在我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战国时代的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绵延数千年的法治实践，推动着我们的民族不断砥砺前行。从齐文化中，我们能够探寻到中国法治思想的源头。
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援法治国理念的政治家。《管子·明法解》记载，管仲曾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仲强调法是约束和规范为政者权力的有效手段，他说：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管子·明法解》）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管子·正世》）法不仅对为政者有约束和规范作用，对普通百姓和社会风气的净化也有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管仲说：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管子·明法解》）
那么什么是法呢？管仲对法的概念有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并强调君臣贵贱上下皆从法。（《管子·任法》）法就是规范、就是规矩，不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尊贵或卑贱，都要遵从法律、依法行事、严格守法，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大治。管仲还从治国战略的高度看待法治，他在谈以法治国的时候，认为法是凌驾于王权之上的，即便是国君也不能随便更改法的细则、阻扰法的实施，而且人人都要守法，为政者更是必须成为守法的表率。由此可见，法对于官吏奉法守职、廉洁勤政具有重要的约束和促进作用。
齐文化廉政思想中的以法治国思想，更侧重于依靠法规法纪来规范为政者的权力运行，通过奖廉惩贪促进官吏队伍的廉洁。姜太公是非常崇尚法治的。《吕刑》是齐国的一部法典，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较早、较为完备的一项司法审判制度。《吕刑》中专门设立了对执法者腐败枉法行为的惩罚条款，即执法者若出现畏权势而枉法、公报私仇、袒护亲属、图财枉法、受人请托枉法等所谓的五过之疵，与犯人同罪。对官吏的考察方面，管仲创造性地提出了明法审数，即定期对行政主体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查监督，以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和贪污浪费。明法审数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审计原则。为防止官吏经商、权力寻租，管仲还制订了度爵而制服的服饰制度，为官者与经商者各有各的服饰标准，用以显示各自的身份与职责，两者严格区分，以防官商一体。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齐国法令《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市法》部分，就有市啬夫不得独利市的表述，明确要求市场管理人员不得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或他人牟取私利。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法令。
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不仅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后世的法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四）以人为本执政之根基
廉政建设的对象虽然是各级官吏，但民众才是政权的基础。所以，以民为本”是廉政思想的根基、是廉政实施的前提。中国古代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即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管仲把君、民比喻为蛟龙和水的关系，说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管子·形势解》）不管是舟与水，还是蛟龙与水，其意义是相同的。
以人为本思想是齐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闪光点。《六韬》记载，姜太公在建齐之初就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的公天下思想。对于国家的治理，姜太公也明确提出：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姜太公的爱民思想是齐国民本思想的萌芽，而首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概念的是管仲。他说：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这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本主义思潮早了近2300年。晏婴把管仲的人本思想具体化为民本思想，进一步突出了基层民众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他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内篇问》）
在民本思想的指导下，齐国的政治家们采取了很多爱民、顺民、富民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维护基层民众的利益，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护，进而实现国家大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像姜太公时期实行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管仲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初掌国政四十天，便先后五次施行敬老、爱幼、抚恤孤儿、救济困顿等九项惠民措施。在富民方面，管仲制定实行了厚其生、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输之以财、遗之以利的六兴富民政策和相地而衰征、按田而税、省刑罚、薄税敛等富民措施。管仲还非常注重对社情民意的考察，据《管子》记载，管仲要求基层官吏要详细掌握民情，并列出了一份对百姓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提纲，内容非常细致，包含了包括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在内的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这些民情制定顺民、利民的施政措施。正是有了这种人本思想的认识，所以才能有与民生息的政策。
从姜太公的爱民思想到管仲的以人为本思想，再到晏婴的以民为本思想，齐国政治领域中人本思想的不断继承和发展，不仅反映了齐文化廉政思想的根基，同时，历史的不断传承也更让我们认识到以人为本的实践价值。
二、齐文化廉政思想的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指出：积极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把历史廉政文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齐文化的廉政思想有很好的传承性和影响力，是我们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很好研究、借鉴的宝贵资源。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学习借鉴齐文化的廉政思想，强化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齐文化廉政思想倡导正身律己。晏婴以清廉节俭著称，始终把廉和俭作为为政之本，被后人尊称为一代廉相，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廉洁自律是为政者的行为之基。作为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觉增强廉洁自律意识，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相关制度规定，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绝不触碰党的纪律的高压线，坚决做到政治上坚定、经济上清楚、生活上清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第二、学习借鉴齐文化廉政思想，防止选人用人方面的腐败问题。
齐文化尊贤尚功的用人思想、三选法的选人制度以及八征察吏等监督措施，加强了选人、用人过程的廉政监管，促进了官吏队伍的廉政和勤政。管人，就是要在人才选拔、人事管理、干部任用等事务上，坚持原则，严格标准和程序，做到任人唯贤，杜绝任人唯亲，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干部队伍的高效廉洁。
第三、学习借鉴齐文化廉政思想，利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惩治腐败。
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强调法的约束性和震慑性，法就是规矩、就是红线，触犯红线就要受到惩罚。对于腐败行为要依法严惩，以示震慑。当前，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成为一种新常态。对违纪问题，要依纪依法定性量纪、作出处理。对违法问题，要移交司法机关。真正把依法治国思想落实到依规治党过程中，落实到从严执纪过程中，用纪律管住关键少数，让守纪律、讲规矩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自觉。
第四、学习借鉴齐文化的廉政思想，增强干部的宗旨意识。
民本思想是齐文化廉政思想的精华。历史发展到今天，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百官勤廉为政，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当前，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实干意识和服务意识，努力践行三严三实，纠正为官不为、懒政怠政行为，立足岗位创先争优，真干事、干实事、干好事，真正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作者简介：刘 洁，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