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5期 《管子》与管理之道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7 16:43:49

 《管子》与管理之道

蒲霞

《管子》内容丰富，篇章较多，本文仅以《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五篇为讨论中心，希望通过以小见大、以点见面的方式，对《管子》中的管理之道进行一定层次上的总结和梳理。

一、管理国家的三件法宝

《管子·法禁》曰：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己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成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要想强大国家、统一国家、稳固国家，国家管理最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要实现上下同心、确定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国家的治理措施贯彻为具体的行为规范。而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法律、刑罚、禄赏是三个最关键的要素，是三件管理国家的法宝，即树立法律的权威、保证刑罚的实施、掌控禄赏的施予。正如《管子·法禁》中所言：法律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冶矣。法律不容私议，刑罚不容宽赦，禄赏不容他借，国君只有牢牢掌控这三者，国家才能保持稳定的秩序、不会被动摇。围绕着法律、刑罚、禄赏三个问题，《管子》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则和办法。

关于管理国家的三件法宝，《管子·重令》亦言：凡先王治国之器三，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法律、刑罚、禄赏是威服百姓、鼓励百姓忠于国家、为国家尽心效力的促动力。《管子·重令》又指出：攻而毁之者六”，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主要有六个，即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也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这六个因素对于国家所产生的危害，《管子·重令》也做了进一步分析：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六个因素的存在影响到了法律、刑罚、禄赏的正常状态，破坏了国家的正常秩序，最终会导致国家衰败甚至灭亡。要避免这六个因素对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管子·重令》也说明了解决方案：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只要法律、刑罚、禄赏不受这六个因素影响，一直保持合理的原则，就会远近一心、上下同力，由此国家也会强大、稳固。《管子·重令》用事实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论证：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只要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的影响，即使管理者只有法律、刑罚和禄赏三种治国手段，就肯定能强大国家、统一国家、稳固国家。

二、树立法律的权威

《管子》强调以法治国，强调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人人循法行事，才可以不失其度，国家也就会保持稳定，不会出现混乱和危险。《管子·法禁》明确指出：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律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通过正反两个结果的比较，《管子·法禁》列举了如果不树立法律的权威，国家将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管子·法禁》还强调对于不按法律行事的人一定要予以严惩，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按正道行事，国家秩序才会保持正常状态。

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必须要处理好法律和宝物、社稷和亲戚、法律和国民、威权和爵禄之间的关系，《管子·法法》直言：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法律重于宝物，社稷先于至亲，法律重于国民，威权重于爵禄。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法律发挥应有的作用。

《管子·任法》同时还指出，仁义礼乐与法律的关系：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仁义礼乐皆出自于法律，而法律则是国君用于统一臣民行动的最重要的法宝。如果不遵行法律和仁义礼乐的规定行事将会出现的不良后果，《管子·任法》对此也进行了说明：《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法律废弛、臣民不守法、国君擅改法律、不用法律和礼义教育百姓、大臣脱离法律办事，国家则会脱离正常的运行轨道。所以说：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法律是国家强大和稳固的基石，是管理国家的最高原则，上自国君下至平民百姓，皆要遵循法律，而且要坚持以法治国的总原则。《管子·任法》将树立法律权威的必要性从这个层面进一步予以阐述。

对于如何保障法律的正常实施，树立法律的权威，《管子》还提出了以法行法的原则，即用法推行法律的实行。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要用法的形式确定法律的权威，从而保证法律可以推行下去。以法行法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国家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以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制定法律要审慎，赏罚要落到实处，这样才能够确保法律的具体实施，法律的权威性才可以真正体现。

《管子·法法》从正反两个角度说明了法立令行和法不立、令不行对于国家的不同影响。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管子·法法》也做了相应分析：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法立令行则臣民为国君所用者人数众多，臣民人数多，则国君的地位就尊贵，而法不立、令不行则臣民为国君所用之人就很少，臣民人数很少，则国君地位就卑微。因而要想让更多的臣民拥护国君，保持国君独尊的地位，就必须要制定法令、树立法律的权威并保证法令真正得以实施。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性，法律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对于这个问题，《管子·法法》明确指出：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国家没有相对稳定的法律规定，百姓就会任意妄为，或不服从国家的命令，危险和祸患则由此而产生。《管子·任法》则以尧和黄帝治国的成效为例，说明了立法行法在保证国家稳定、发展方面的作用：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

法律的权威体现在立法、执法、守法的每一个环节中。《管子·任法》指出：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国君制定法律，大臣执行法律，国民遵照法律规定行事。国君、大臣和国民也有其各自的职责和要求，国君则需要把握全局，圣君则不然，卿相不得剪公禄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亲爱，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这样的一种秩序才是有利于国家管理的，才能使国家统一和稳固，所以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三、保证刑罚的实施

《管子》强调法律对于国家管理的重要意义：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管理国家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法律，法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国家就会安定，法律失去效力，国家就会出现危险。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法律发挥正常效力呢？《管子》认为只有保证刑罚的严格实施，也就是对依法要处罚的行为一定要严加惩罚，不能有一丝姑息，所以进一步指出：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法律是严肃的，是不容有任何亵渎，任何改变、不执行、不遵守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重罚，而且绝不宽赦，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产生敬畏之心，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

《管子·法法》指出宽赦和不赦对于国家产生的影响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即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臣民犯错国君如果加以宽赦的话，则臣民因没有受到惩罚就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犯了过错，也不会提醒自己以后加以警戒、减少犯错，犯错的就会越来越多。久而久之，祸患就会滋生、并且越来越严重，即使以后国君再实施严惩、杀戮都没有办法再制止臣民犯错了，国家的混乱和危机是无法消除的。针对这一情况，《管子·法法》强调邪恶的事应该尽早消除，邪莫如蚤禁之，这样才不致于让小祸酿成大祸。如果只是一味的宽赦，则会出现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的结果。所以，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对于臣民犯下的过错，国君绝对不能有任何姑息和宽赦，这样才能将小祸扼杀在萌芽阶段，国家的稳定才能够长久保持。宽赦或者不赦，国君做起来的感觉会有不同，对于国家秩序的影响也有不同。《管子·法法》明确指出：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宽赦做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却会助长影响国家秩序稳定的不良因素，时间长了，患祸就越来越多，国家的稳定就会出现动摇；不赦做起来很不容易，要下很大的决心，而一旦坚持去做，违法犯罪之事就会越来越少，恶劣的社会风气就会得到改观，国家秩序就会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管子·法法》直言道：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鉴于宽赦和不赦对于国家的不同影响，《管子·法法》做出总结：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国君要想管理好国家，稳定国家秩序，就要将法律和刑罚相结合，先用法律将臣民的行为约束在合法的范围内，而对于臣民的违法行为则用刑罚加以严惩，让臣民知错改错，防止小错变成大错。宽赦是不能随便用的，这样臣民才不会忘记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在法度之内，国家稳定就可以得到充分保证。

四、掌控禄赏的施予

国君管理国家如果能够正确使用禄赏的方式对有功的大臣进行赏赐，对有才能的人进行任用，就会激励他们更加效力于国家，但如果国君错误地使用了禄赏，不能正确掌握用人标准，则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出现，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管子·重令》即说明了错误使用禄赏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臣民有才能不能被任用、不能被授予官职，大臣有功劳也不能被赐予禄赏，他们就会失望，不愿意再听从国君的命令、为国家效力乃至于捐躯。更可怕的是，大臣们不思勤政，不愿意进取，只注重实行权术、结交朋党，并通过趋炎国君身边的小臣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长此以往，国家将会越来越混乱。

国君应该掌控禄赏大权，并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一权利，以此来实现上下同心。《管子·任法》则分别列举了上主、;中主、危主的情况，充分说明了掌控禄赏大权、正确使用禄赏的意义所在。故主有三术：夫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故为人主者，不重爱人，不重恶人；重爱曰失德，重恶曰失威。威德皆失，则主危也。上等国君依据已经确立的法律行事，一切以法律为依据，不会掺入个人的感情因素，不会因为偏爱某人而进行私赏，也不会因为讨厌某人而随意对其进行处罚；中等君主既不愿意听从大臣的忠言，又脱离左右属下，只凭个人感情断事，偏爱某人就进行私赏，厌恶某人就进行私罚；做的最差的君主，从不依法行事，完全听从大臣的摆布，如果偏爱某人就帮这个人去私赏他人，也会帮这个人去私罚他人。《管子·任法》认为想要管理好国家，国君就应该正确掌控禄赏的使用，不能因个人恩怨错用恩德和刑威，否则不仅自己要陷于危险，国家也会日益衰微。

《管子·法法》进一步强调国君以法行事、正确使用禄赏的积极意义：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如果国君以公心来管理国家、对待臣民，忠臣就会勤勉任事，展示他们的才能；国君不会因为自己偏爱于某人而私自授予其爵禄，忠臣就不会投机取巧、上下逢迎，以此来赢取爵禄。国君以公心治国，大臣则不会冒滥有功有能，这样就可以规正人们的行为，也可以保证国家秩序稳定，上下齐心。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国君以公正之心治国，是管理国家的重要原则之一。国君是否有公正之心，其表现之一就是能否正确使用禄赏。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梳理《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对《管子》的管理之道进行了一定层面上的剖析和总结。虽然《管子》反映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如果不考虑其时代背景，它包含的管理思想也可以推而广之，有不少是可以为当前社会的发展所参考和借鉴的。这些管理理论，大到国家、社会、政府，小到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乃至于个人皆有可取之处。

（作者简介：蒲霞，女，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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