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5期 《史记》涉管史实辨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17 15:18:54
《史记》涉管史实辨析
胡天生
一．一箭之仇生于何时何地？
《史记·齐太公世家》（以下简称《齐世家》）记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死，无知又被齐国大夫雍廪1杀死。齐国君位空缺，于是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今作佯）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我们常说的一箭之仇就是由此而来。
但是，《史记》的这个说法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在网上也能查得到，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文章。我且把我的质疑罗列如下：
首先，管仲狙击小白，肯定是以杀死为目的。那么，他就不可能如唐代剑侠故事中的妙手空空儿一样，一击不中，羞于再击，飘然引去。即使不能近距离突击，他也一定会就近观察，必须确定小白真死才会放心向公子纠复命。如此，则小白不可能装死到底，总会露出破绽，被管仲察觉。
其次，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也十分可疑。温车即辒辌车，是古代的卧车，人可以躺在车中休息，必要时也可以用来装尸体（棺材）。秦始皇死于沙丘，就是载入辒辌车中。因为天热尸体发臭，故意装许多鲍鱼以遮掩尸臭。想那小白为争夺君位必然是昼夜兼程，不可能随身带着辒辌车，那么，这装死用的辒辌车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临时购买的，因为截击小白的地方必定人烟稀少，找个带轱辘的车都不可能，更何况是高级卧车？那就只能临时现做，又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而对小白来说，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他有必要这么装吗？
再次，由于山丘河流的限制，古代齐鲁向南直到今苏北地区的道路，大都是纵向的，而缺少东西向的道路，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河流是南北向，古代架桥不易，因此道路总是南北路多而宽，东西路少而窄。《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公元前589年，比管仲截击小白的传说时间晚96年）后，齐国战败，晋人提出的两个媾和条件之一就是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就是要求齐国的道路都改造成东西向；齐国使者宾媚人反驳说：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就是说你晋国光想着你们的战车走着方便，不考虑我们的地理实际。这说明齐国以南的道路一直是南北向居多，东西向的很少。这就决定了东西向的道路很不好走。莒国在齐国南边，到临淄是南北通衢；而鲁国在莒、齐的西边，古道坎坷，国与国之间的道路可能会好一点，中间的道路不但差，可能还要坐船甚或涉水。这就注定了管仲不可能比小白更快。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问题是：从地理位置看，鲁国都城曲阜在齐都临淄的西南，莒国在今山东莒县，临淄的正南稍偏东。从地图上量得：曲阜到临淄比莒远2/10，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就以齐、莒间距离为10个单位，则齐鲁间距离为12（见附图）。按照章太炎的推算，古代行军速度所谓的30里（一舍），实仅相当于现在的9300米多一点，从鲁到齐大约要27天（下面计算）。为了方便计算和叙述，我们就按一个单位等于两天行军的路程算，即全程只算24天。管仲要截击小白，只能在齐国南部关卡穆陵以南。穆陵又称穆陵关，是齐到莒必经的关口。《左传·僖公四年》管仲对楚国使者所谓“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是也。穆陵位于莒到齐的2/5处，从穆陵到莒是4个单位，8天的行程；到齐国是6个单位，12天的行程；而从鲁国到这里和到齐国的距离相等，都是12个单位，24天的行程。
那么，第一，管仲不可能在小白去往齐国的路上截击小白。小白有高、国二氏提供情报（高、国先阴召小白），肯定比管仲他们得到消息要早，动身回齐国也要早很多，这是不言而喻的。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是同一天接到消息，然后小白从莒国出发，管仲同时受命从鲁国出发，到穆陵关截击小白。如果他们是同样的速度，那么，小白只要8天就赶到穆陵关，进入齐国境内，而管仲则需要24天才能到达穆陵，晚了16天，更可笑的是：在管仲到达穆陵的4天前，小白就已经到达临淄，宣布继位了！就算管仲比小白速度快一倍， 12天赶到穆陵关，小白也过去4天了，还怎么截击？
第二，从以上分析可见：在管仲截击小白的同时，公子纠至少也该走了一半的路程。鲁国既然后来为了护送公子纠而与齐国开战（乾时之战），说明愿意（或不得不出面，另有辨）保护公子纠。这样公子纠应该是接到无知被杀的消息就走，而不会呆在鲁国等待管仲刺杀小白成功过后才出发。而公子纠既然想回国，在他未接到管仲的消息前，肯定是马不停蹄地赶路。这样，即使公子纠还是按出发时的速度，等管仲派的人到鲁国的时候，公子纠早该到达临淄了，肯定接不到管仲传递的消息。
第三，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表述得非常模糊（因为作者自己也没弄清楚）：到底是从曲阜出发六天到临淄，还是在半路上接到管仲的消息后六日才到临淄？网上查得现在曲阜到临淄的里程是508里（古代道路比现在曲折，肯定要比现在的路程长，我们且不多算）。公子纠有军队护送，只能按行军速度算。春秋时代军队每天的行进速度是三十里，实仅合今制十八里半多（9300米）。若是从曲阜算，六日至齐实在神速，不符合鲁送纠者行益迟的意思；如果是在齐鲁边境接到管仲的报告后六日才到临淄，速度仍然不慢。因为两国边界离齐远，离鲁近，军队走完全程大概需要27天，假定从曲阜到边界须行军10日，鲁国军队就在那里等候管仲的消息（这也符合管仲使人驰报鲁的条件），接到消息后再向临淄进发，六日至齐仍然是一个惊人的速度，而不是行益迟：因为剩下的路程在平常还要走17天，是平常行军速度的将近3倍，按照现在的说法，这都属于强行军了，怎么个行益迟法？
那么，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只能理解为小白到达临淄以后，公子纠过了六天才姗姗来迟。但是，齐桓公如果想要阻止公子纠夺位，应该回国后立即就布置军队拦截公子纠。《齐世家》也说：（公子小白）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拒）鲁（中华书局本在立字后点断，似误。小白既已入，有高、国的支持，必然得立，入本身就是立。这里的立是立即的意思，应属后句）这样，就不可能让鲁国军队长驱直入，六天后直抵临淄城下。实际上，《齐世家》和《左传》记载的乾时之战（另有辨），就是鲁国护送公子纠时遭到齐国反击而发生的战争。而乾时之战发生在秋天，并没有六天就开战，说明鲁国军队到达临淄的时间比齐桓公入国晚很多，远不止六天。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史记》关于一箭之仇的记载是非常疏漏的，根本就经不起推敲。那么，一箭之仇是怎么来的呢？
《管子·大匡篇》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公孙无知被杀以后，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纠，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践位。
原来，管仲射中桓公带钩，是在乾时之战时发生的。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在战场上，小白才能在射中带钩的情况下逃过一死，并迅速躲避和集结兵力进行反击，使管仲无法再射第二箭。而他车上的护卫肯定拼命保护他，不会给管仲有第二次射击的机会。在枪林箭雨之中，电光石火之际，躲避和抵抗才是硬道理，装死是无济于事的。可以肯定的是：假如管仲去截击小白，一定会带上一帮射术精湛的弓箭手，而小白就是他们共同的靶子。那么小白就不可能只中一箭，这些射手也不可能一击而退。试想：在小白倒下装死的时候，这些弓箭手只要再补上几箭，那齐桓公就提前薨定了。
二．曹沫劫齐桓公是真是假？
《齐世家》又载：
（齐桓公）五年，伐鲁，鲁将师败（应为鲁师将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背）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
《鲁世家》也记载：
（庄公）十三年（即齐桓公五年），鲁庄公与曹沬会齐桓公于柯，曹沬劫齐桓公，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
都记载了齐桓公被曹沬（即《左传·庄公十年》里的曹刿）劫持，返还鲁国领地的事。在这个故事里，曹沬以刺客的身份劫持了另一个国家的君主齐桓公，胁迫他退还了侵占的鲁地。如果故事属实，那么，曹沬就是中国历史上刺客的鼻祖。
但是，《管子·大匡篇》却说是鲁庄公劫持的齐桓公，曹沬变成了曹刿，并且把这件事提前到桓公四年：
四年，果伐鲁。鲁不敢战，去国五十里，而为之关。鲁请比于关内（侯），以从于齐，齐亦勿复侵鲁。桓公许诺，鲁人请盟，曰：鲁小国也，固不带剑。今而带剑，是交兵闻于诸侯，君不如已。请去兵。桓公曰：诺。乃令从者毋以兵。庄公自怀剑，曹刿亦怀剑。践坛，庄公抽剑其怀曰：鲁之境去国五十里，亦无不死而已。左揕（zhen）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管仲走君，曹刿抽剑当两阶之间，曰：二君将改图，无有进者！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境！桓公许诺，以汶为境而归。
曹沬劫持齐桓公的故事，我最早是从《东周列国志》上看到的，当时无从辨识真伪，只是感觉非常震撼。后来看到《史记》，就有些将信将疑，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劲。如果说《史记》还只是值得怀疑的话，《大匡篇》中的记载则是一眼可见其荒诞无稽，这里的鲁庄公自己变身刺客，而且先是欺骗齐桓公及其从者不要带兵器，自己和曹刿却暗藏兵器，在会上赫然亮剑，胁迫齐桓公退出侵地，其行径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言而无信的流氓，哪里是一个国君应有的风范？况且，受到胁迫就退还侵地甚至割让土地，诸侯间的争战不在战场而在盟会，君子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又怎么可能使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恐怕只能鼓励他们铤而走险，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获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吧！
再说，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受胁迫订立的盟约都是不受法律保护和道德约束的。《史记·孔子世家》根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叛）。蒲人止孔子，谓之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孔子离开陈国后，经过蒲邑（卫国属邑，在今河南长垣县），正赶上公叔氏据守蒲邑造反。蒲人（即公叔氏的同伙）抓住孔子，（孔子的弟子公良孺带着家丁要和蒲人拼命，蒲人害怕了，就）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到卫国，我们就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下盟誓，他们就让孔子从东门走了。孔子于是就（继续自己的行程）前往卫国。子贡说：才立的盟誓可以背叛吗？孔子说：受要挟所立的盟约，神是不会听的。】
这里的要（yāo）盟就是受到胁迫（要挟）所订立的盟约，这样的盟约神既不听，也就是并不受道德的约束。齐桓公被胁迫所许下的退地承诺，也同样属于要盟，神也是不会听信的，同样可以不遵守。否则，挟持别人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都要求别人自觉遵守，那只会鼓励各国诸侯铤而走险，采取更加危险的方式，为自己（本国）谋求更大更多的不当得利，这才是对诚信、对道德的最大破坏！
事实上，前人早已对这件事进行了质疑、辨析。《左传·庄公十三年》：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杨伯峻注：
庄十年败齐师于长勺；齐宋联军，又败宋师于乘丘，此时方与齐言和。 柯之盟与曹刿事，《公羊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齐世家》所述，与《左传》不同。《齐世家》云：（略，已见上引）《左传》此年既无齐伐鲁之事，且长勺之役，鲁胜齐败，更无曹刿之三败。然《史记》所述，颇流行于战国。《战国策》屡言曹沬劫齐桓公，《齐策六》载鲁仲连《遗燕将书》且举此事以劝燕将；《荀子·王制篇》又云桓公劫于鲁庄，复与《管子·大匡篇》及《吕氏春秋·贵信篇》所述相合。然而诸书所言，无不有破绽可寻。遂为齐所灭，则《史记》所言献遂邑以平者误也。春秋无关内侯之称，则《管子》及《吕氏春秋》所言鲁请比关内侯者误也。汶阳之田至成十年鞌之战（按：此处杨伯峻先生记忆有误。鞌之战不在鲁成公十年，而在齐顷公十年，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齐始归鲁，不但载之《春秋经》与《左传》，《史记》亦载之于《年表》与《世家》，则《公羊传》诸书所言请汶阳田者误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曰：是时东迁未百年，人材虽陋，未至便为刺客。卢文弨《铁山札记》谓曹沬劫齐桓公事出于战国之人所撰造，但以耳目所见，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诚哉是言也。司马迁不取《左传》曹刿论战，而取其劫齐桓，已载之《年表》及《齐世家》、《鲁世家》，复为之作《刺客列传》，盖亦好奇之过。汉武梁祠画像因有曹沬劫齐桓公画像。
综合杨氏的意见，曹沬（曹刿）胁迫齐桓公退还侵地的事，完全不符合史实。我们先把鲁庄公十三年（齐桓公五年）齐鲁会盟之前发生的一些事件捋一捋：在这之前，除了齐桓公即位之初，鲁国为了护送公子纠夺位而与齐国进行的乾时之战被齐国打败之外，众所周知的齐鲁长勺之战，齐师败绩；鲁与齐宋联军进行的乘丘之战，鲁师奇袭宋军，宋军溃败，齐师不战而退。这两场战役都发生在鲁庄公十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然后是当年齐师灭谭，下一年冬，齐侯来逆共姬，即齐桓公到鲁国迎娶王姬（周庄王的女儿）。按照周王朝的礼制，王室嫁女给齐国，都是由京师先送往鲁国，由鲁国君主主持婚礼（帝王的女儿称为公主典出于此），此齐桓公三年、鲁庄公十一年事。下一年两国无事，大概齐桓公正在享受新婚带来的欢愉吧。然后就是齐桓公五年春天的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境内，齐地）之会。杨注：以诸侯而主天下之会，以此为始。这次集会遂国接到通知却没有参加，所以当年六月齐国就出兵灭掉了遂国。这年的冬天，才有了柯之会，即所谓的曹沬劫持齐桓公的大会。对照《春秋经》和《左传》，可以看出《史记》《大匡篇》等其他史料的记载有很多经不住推敲的地方：
一是遂本为独立的小国，所以此年齐国召集诸侯会盟可以不通知鲁国而通知遂国。因为遂国不肯参会，才被齐国所灭，并且派了驻军。《左传》所谓遂人不至（会）。夏，齐人灭遂而戍之是也。可见遂本不属于鲁国。这样，《史记》所说的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就不能成立：本来就不是你鲁国的地方，你有什么资格献给我？
二是齐对鲁，三战有两战是胜局，不存在鲁国三战三败的情况，而且从齐桓公即位以来从无鲁国割地给齐国之事（包括乾时之战），那么，齐国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也就无从谈起。
三是春秋时代根本没有关内侯的说法，那是战国后期秦国的爵位。那么，《大匡篇》《吕氏春秋·贵信篇》所谓鲁请比于关内（侯）的说法明显属于后人虚构。
四是汶阳之田（汶水以北的领地，包括上述的遂国）自灭遂国后就一直属于齐国，并没有划给鲁国。直到鲁成公二年（前589）齐晋鞌之战时才划归鲁国。这一事实，不但《春秋经》和《左传》有记载，而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鲁世家》也都记载得清清楚楚。那么，《公羊传》关于鲁国请汶阳田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先贤的注疏、辩证鞭辟入里，本无须我辈再添蛇足，但是，既然要写文章，就不能只介绍前人的说法，今谨补充如下：
首先，遂国旧址在今山东泰安肥城市南二十八里安临站镇，在汶水之阳（北）。真如《大匡篇》所云管仲曰：君与地，以汶为境！桓公许诺，以汶为竟而归，那么，齐鲁以汶水划界，齐国在北，当然只能要汶水之阳的地盘；鲁国在南，只能占据汶阴之地。如此则齐国的新国境仍在汶水以北。也就是说，遂国仍然属齐，鲁还是只领有汶水之南的地盘，那么这一次冒险劫持没有任何意义：说是划地给鲁，其实是管仲暗示齐桓公把鲁国君臣给涮了。这算什么诚信？再说，鲁庄公、曹刿总不至于这么糊涂，连自己国家的领土在河这边还是河那边都不清楚吧？其实不是鲁国君臣，而是《大匡篇》的作者不明地理。而广大读者当然更不可能知道古代齐鲁的边界，只能糊里糊涂地相信史籍中的说法，以讹传讹。即使有怀疑，也不是非专业人士所能辨析清楚的。
其次，鲁国在春秋早期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小国，不存在冒险劫持齐国君主的必要。鲁为周公旦之后，其封地是周初反叛的东夷商奄的地盘，历史悠久，财货丰足，实力一直不下于齐国。《东周列国志》载鲍叔牙曰：齐鲁皆千乘之国，势不相下，以主客为强弱，符合两国的现实状况。鲁国的衰落由成公时代三桓（鲁桓公的直系后裔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掌握国政开始。到襄公去世之后，三桓选择了一个不成器的公子裯为接班人（鲁昭公），这才导致鲁国走向衰落，也开启了权臣选择幼主、弱主、愚主继承大位以便操控政权的先例。即使这样，鲁国也只是公室地位下降，并不是综合国力衰弱。直到春秋中期，鲁国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诸侯国，至少可以算作二等大国，而不能排到中等国家之列。我们从鲁国对齐的两次作战也可以看出端倪。虽然长勺之战曹刿说过夫大国难测也，但这只能说明齐是大国，并不等于说鲁就一定是小国，否则不会取得长勺之战的最后胜利；又如乘丘之战，宋国当时也是一二等的大国，鲁军敢于奇袭宋军，说明实力至少不输于宋国。在这样的条件下，鲁国没有必要对齐国耍无赖，用恐怖主义方式逼迫齐桓公交出土地，这样只能会让所有的诸侯都看不起。
最后，如果按照劫持齐桓公可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无赖逻辑，曹沬劫持齐桓公的最佳时机不在柯之会，而在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到鲁国亲迎王姬的时候。
按照西周初年定下的规矩，周王室嫁女到齐国，都是先送到鲁国，在那里等候各姬姓诸侯国送媵妾（同姓女儿）和嫁妆，鲁国当然也要随份子，然后由齐国君主到鲁国亲迎。如果是平民（庶民）或者低级贵族，亲迎就只是一个礼数。但是假如在高级贵族甚至君主身上，亲迎就不仅仅是个仪式，而可能成为一场凶险的阴谋。据《左传》记载，昭公元年楚国的公子围（后来的楚灵王）娶郑国公孙段氏女为妻，公子围和伍举要带着随从亲迎，郑国的国相子产派行人（外交部长）子羽反复交涉，就是不同意楚公子带随从入城迎娶，最后公子围只能让随从垂橐而入（倒垂装兵器的口袋入城）。又昭公五年，公子围成了楚王，又娶晋平公的女儿为夫人。因为天子（王）不亲迎，晋国又没有鲁国那样的代理国、中间站，所以只能派韩宣子（韩起）、叔向（羊舌肸）直接送女去楚国。楚灵王跟大臣们商议，要把韩宣子的腿剁掉，留下来看大门；把叔向阉了，司宫，以侮辱晋国。如此天真幼稚可笑的想法，大多数大臣都不表态，只有薳启疆2先顺后逆，指出这样做的危害（不合规矩）和危险（招致晋国的疯狂报复），才止住了楚灵王荒唐的冲动。从这两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想要劫持甚至杀掉齐桓公，只有在他亲迎的时候才是最佳选择。但是在盟会上，鲁国不可能要求齐国人不带武器而自己暗藏家伙；齐国人也不可能对鲁国人暗藏兵器的举动毫无觉察。所以，曹沬劫持齐桓公的故事纯属虚构，绝不可信。
实际上在杨伯峻之前，就有博学明理之士对曹沫劫持齐桓公一事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杨伯峻引证了叶适和卢文弨的说法，并作评论：司马迁不取《左传》曹刿论战，而取其劫齐桓，已载之《年表》及《齐世家》、《鲁世家》，复为之作《刺客列传》，盖亦好奇之过。司马迁没有史料鉴别能力，专喜奇闻怪事，致使《史记》人物传记甚多舛误。我在《颍州晚报》上曾经发文，指出《史记》所记伍举谏楚庄王事（典故一鸣惊人即由此而来），是司马迁根据《战国策》3《韩非子》等书的资料记录的。楚庄王初即位时还只是个小孩，被权臣挟持逃亡，不能自主，怎么可能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吃奶呀？伍举的父亲伍参还只是个嬖人，没有职务，他的儿子怎么可能登堂而谏而且随即被委以国政？还有大家熟知的;绝缨之会，显然是一个不知春秋时代列国贵族宴会排场的寒门策士瞎编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人们说明人君应该宽宏大量，不要为一个女人伤害了手下的大将，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但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看出其中的破绽。我对百度百科词条进行修改时，还有人为一鸣惊人故事的纰漏进行辩护，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在这里举出《史记》所记关于管仲、齐桓公两件事的谬误，只是希望读者知道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的选材方针是唯奇是用，在引用时一定要谨慎取舍。
注释：
①《史记》作雍林人，也是错的。《春秋经》及《左传》均作雍廪，《史记集解》引贾逵曰：渠丘大夫；《史记索隐》注：《左传》云雍廪杀无知，杜预曰：雍廪，齐大夫。都是指雍廪为人名。《史记》以雍林为地名，误。
② 薳启疆：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作薳启疆，杨伯峻以为臣子不当以启疆（开疆拓土）为名，遂改为启彊（强）。按：为国家开疆拓土，正是臣子本分。楚国大臣文武兼备（更多偏向武），不能为国开疆拓土、建立战功，甚至不能保有封地，其名开疆、启疆，并无不妥。又：战国时齐国有勇士田开疆，明清之际有文士冒辟疆，阮刻本亦作启疆，足证古人为臣子者不避开疆启疆之名，所以这里还是以启疆为是，启强无义。
③ 司马迁时代《战国策》尚未成书，但其材料的原本应该在西汉开国之初就已被皇家图书档案馆收藏，故其内容多为战国策士之言，甚至有秦末楚汉之际游说之士的说辞。
（作者简介：胡天生，阜阳市档案局原副局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