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期 浅析“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0 16:38:46
浅析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段付军
[摘 要]本文针对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从历史背景，物质经济，个人差异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考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正确性及其片面性，已达到全面、正确的理解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取其精华、为今所用的目的。
[关键词]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史背景；物质经济；个人差异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出自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的治国之策《管子·牧民》。全句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仲（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安徽省颍上县人。管仲少年时丧父，生活极其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艰难的维持生计，奉养老母。早年的贫苦生活，使其体察了民情，了解了底层人民的疾苦，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才学，为以后从政齐国，辅佐齐桓公励精图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意思是粮仓充实，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百姓就会分清荣辱。管仲的这种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想，虽然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对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境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管仲以这种指导思想来辅佐齐桓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满足老百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但据此有人认为经济发展了社会就会发展，社会文明必定提高，老百姓就会懂得礼节、分清荣辱，是不正确的。今天我们绝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早已能用仓禀实，衣食足来形容了。但是，我们再到一些公共场所去看看，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知礼节，知荣辱呢？我们看到的却是医院看病挂号、车站买票、食堂打饭等，该排队的地方不排队，加塞现象司空见惯；公共汽车上，火车上，各类休息区或候车室等，让座者又有几人？图书馆、饭店、宾馆等，该安静的地方不安静，大声喧哗；公园、旅游景点、马路上甚至侯车室里，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屡禁不止。更有甚者，有些人把这种陋习带到国外，丢人竟丢到国外去了，不仅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中国人的脸。这些人已经能够出国旅游了，难道你能说他们仓廪不实，衣食不足吗？可是他们知礼节，知荣辱了吗？那么出现这样的现象，问题又在哪里呢？
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考察。
第一，要考察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历史背景，要在其历史背景条件下理解。春秋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各诸侯国为争夺霸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国都在富国强兵，或图谋霸权或乱世自保。因此，管仲向齐桓公进言，提醒他要注重发展经济，反对空谈主义，改革弊政达到以富国强兵的目的，所以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告诫齐桓公，只有国家富裕、人民安定、粮仓充实、衣食饱暖，荣辱的观念才有深入人心的条件，老百姓才能自发、自觉、普遍的崇尚礼节、知荣辱，为君效命。可见，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仓廪实、衣食足只是前提和基础。或许太史公司马迁敏锐洞察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这样的联系，所以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曾经引用过管仲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把《管子·牧民》中的则微妙、审慎的改成了而。或许管子当时也没有把这句话说得那么绝对，只是后人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妄自揣度，未能准确理解先人微言大义罢了，而且在那个诸侯蠢蠢欲动的年代，适用、管用的就是最好的，抑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的管仲就是这样精准地抓住了时代的关键。总的来说，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曲折历程看，物质经济的发展衍生道德文明的进步，道德文明的进步依仗物质经济的发展，这是大趋势、大规律、大方向，从宏观上讲二者相生相随的关系无可争议，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讲，先贤的至理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依然对现实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永远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但应该辨别其意，取其精华，为今所用，乃为上策。
第二，道德文明的高低与其仓廪实不实，衣食富不富足没有必然关系。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意思是，粮仓充实，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百姓就会分清荣辱，也就是说物质经济是道德文明的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强调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道德文明的发展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道德文明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不能简单地认为道德文明是经济、政治的衍生物和附属品。而这句话显然认为只要物质条件好了，道德文明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物质条件差一点，道德文明就不可能搞好，从这方面来说这句话是不正确的。例如唐初，由于隋末大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民生凋敝。唐太宗即位以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王朝的兴亡，吸取隋亡教训，纠正前朝之弊端，调整统治政策，在国内厉行节俭、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1] 。另外，唐太宗选贤任能，留心吏治，从谏如流；他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更是世界性的文明大都会。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百姓遵纪守法，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少怨气，世人崇尚礼乐，知荣辱。北宋曾巩评价说：法度之行，礼乐之盛，田畴之制，详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古所不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由此可知，在初唐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唐太宗及其臣仆依然开创了贞观之治，法度之行，礼乐之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的当下，经济发展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甚至令许多发达国家羡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其生活水平早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的封建王朝时期，但我们的道德文明达到了贞观时期的水平吗？我们还是那个令人骄傲的礼仪之邦吗？我们所见到的是官员腐败渎职现象严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失信欺诈现象层出不穷；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丧失伦理、为所欲为等问题屡屡曝光，桩桩件件令人怵目惊心，引人深思。因此，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并不绝对，只有道德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一致，才能实现我们所期待的明礼乐知荣辱的文明社会。
第三，物质财富是一个人道德修养高低的基础，但不是决定性的唯一因素，因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有差异性的。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所参与的文化生活以及接受的文化知识教育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人的道德修养的形成。因此，仓禀不实则未必不知礼节，衣食不足未必不知荣辱；反之，仓禀实则未必知礼节，衣食足未必知荣辱。例如春秋时期，鲁国的颜氏家族到颜路、颜回父子时，除了祖传留下的贵族身份及颜路的鲁卿大夫头衔外，便只有陋巷简朴的住宅及五十亩郭外之田，十亩郭内之圃了。这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春秋时期，只此些许田产难以维持一个贵族家庭的生计，因此颜回父子不得不省去作为贵族家庭的一般性开支，简居于陋巷，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论语》中却记载颜回素以德行著称。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极富学问，德行修为极高。《论语·雍也》记载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为人谦逊好学，崇尚礼乐，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孔子称赞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对比而言，今天又有多少官员富商在道德修养上完备呢？他们或腐败渎职、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失信欺诈，或自私狭隘、唯利是图、为所欲为，甚至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的人。虽然他们实现了物质上的富有，但他们在道德修养上仍是贫穷的，他们也一定不会明白应该知礼节、知荣辱。由此可知，物质上的富有并不等于精神上的富有、道德修养上的健全及品德的高尚。一个人道德修养、精神境界的高低，并不一定在于物质财富的多少。如果我们能把道德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一致，那么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社会就离我们不远了。
总之，要正确理解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真实涵义，就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考察。从历史背景条件下看，人类文明发展的曲折历程证实了，物质经济的发展会衍生道德文明的进步，道德文明的进步依仗经济的发展，宏观上说二者水相生相随的关系无可争议，是有道理的，因此先贤的至理名言依然对现实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但应该辨别其意，取其精华，为今所用。从物质经济和道德文明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物质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会决定或带动道德文明的发展，同时道德文明的发展也会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管仲把老百姓的基本物质需求作为进行道德教化的前提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因此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现实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满足老百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应该大力发展经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时，我们不能认为道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绝对同步的，二者的发展既有同步性的一面，也有不同步的情况。道德文明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人的道德文明水平与他的仓禀不禀实，衣食富不富足没有必然关系。那种认为只要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文化自然而然地就会好起来，物质条件差一点，精神文化就不可能搞好的观点，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是不正确的。从人的个体差异性的角度来说，物质财富是一个人精神文明、道德修养的高低的基础，但不是决定性的唯一因素因素，因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有差异性的。个人的生活成长环境及接受的文化知识教育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人的道德修养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段塔丽.试论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与贞观之治[J] .人文杂志，1996(03)：75-78.
（作者简介：段付军，华东理工大学2010级环境工程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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