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期 《管子·权修》治国理政思想探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0 16:17:37
《管子·权修》治国理政思想探析
梅良勇 王绚灏
《权修》是《管子》一书的第三篇，成书时间应为战国末期，是齐稷下学宫管子后学的著作，而非管仲本人所写。《权修》以儒家的礼治为主，同时重视法家法制的作用，是一部儒法并用，兼采诸家合理因素的作品。本文主要探究其治国理政思想。
一．经济治理
管子认为，外可应敌，内可固守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经济。首先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1]强调国家土地广博但国家仍然贫穷的根本在于荒野田地得不到开辟，想要地博而国富，一定要大量开辟荒地，使人民都有土地。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1]不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就难以开辟大量土地，土地得不到开辟，没有粮食做后盾支持，对外就不能防御敌人的进攻，对内就无法坚守国家的领土。由此可见，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是当时的主流思想。重视农业的生产，通过农业生产来提升经济，强国固本。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 [1]土地得到大量开辟但是国家仍然贫穷的根本在于统治者车船的豪华，楼亭的众多。若将生产力全部集中在为满足统治者过度消费的建造上，人民的经济负担就会加重，苛杂的赋税会损害人民的经济利益。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1]人民怨恨政府，生产力衰竭了，政府提出的政令就得不到实施，政权就会危机四伏，统治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要想有稳定的统治，统治阶级一定要适度使用民力，减少不当消费。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1]做一年的打算，没有什么比得上种植庄稼；做十年的打算，没有什么比得上栽植树木；一经培植收获一倍的，是庄稼；一经培植收获十倍的，是树木。其次除了高度重视农业之外，文章还提出禁末业。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1]末业是指手工业和商业，与农业相对，禁末业是为了让人民更专注于农事的建设，达到田野之辟，仓癛之实。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2]
二．民众治理
管子后学讨论的主题是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道理。它的富民、利民是为了牧民、治民，是统治阶级的御民之术。
如何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管子提出了高超的牧民政策。我们看到的是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2]的现状，以及家敦而富，志高而扬[3]的齐国百姓精神风貌。无疑说，管派的牧民政策是成功的。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1]对待众多的百姓，官府要有一定的法律制度，朝廷要有合理的政令政策。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1]轻易兴师动众，使百姓过度劳累，则民力衰竭，就会出现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1]统治自然不会的得到长治久安。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1]
治国需治人，治人的根本在于爱惜民力。通过合理的治理措施，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并使人人有用。见其可也，喜之有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1]建立合理的赏罚机制，尽民力的同时发挥百姓的积极性，创造性，赏罚有信。切实执行赏善罚恶，统治者只要管好看见的，或者说可以看见身边的人和事，看不见的就自然会效法，不必操心政令不行。权利中心政策的落实，关键还是要看官员的层层落实。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1]建立良好的行为规范准则并以身作则。西汉刘向编著的《说苑·建本》和《韩诗外传·卷第四》载︰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4]管子所谓的天，不是苍茫的天空，而是要把百姓看做是天。给予百姓恩赐就会社会强大，设身处地的为百姓考虑国家就会强大。争霸天下者必先争人。本治，国家就稳固；本乱，国家就危险。
要想举大事，其根本在于治人。这也体现出管子轻天重民的思想。管派的重民也体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发展者。孟子的民贵君轻，贾谊的民无不为本，黄宗羲的君客民主王夫之的民心之大同无疑不受到管派轻天重民的思想。在《管子·心术下》中指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5]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治民与治理民心，不仅要治民更要治理民心。民心稳定了，国家自然会得到长治久安。当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1]时就会出现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1]的现象。统治者无限的欲望与百姓有限的资源出现矛盾时，管派提出了一个适度原则，取民有度，用民有止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1]有人民而不治理，等于不是自己的人民，因此管子提出了一套严谨合理的牧民之策，治理人民要按劳绩给予奖赏，劳绩多的奖赏多，劳绩少的奖赏少，没有劳绩的就不能给予奖赏。用人的关键在于按劳分配，不偏不倚，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德行地官位不匹配，功名与俸禄不相称，能力与官位不协调是国家混乱的根本原因。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1]把农业放在首位，官府不积累财货，财富藏于民间，人民自给自足，政府采取无为的治理方式，基层积极作为。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1]百姓本身也有其局限性，民情分为好恶与交游，而管理百姓的方法是知道百姓的长与短，贤与不贤，避其所短，用其所长。这也说明管派是在用辩证的思维看问题。而《管子·治国》中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治国常富，乱国常贫，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6]一国的治乱，首先关心的应该是民生问题，经济基础得到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上层建筑才能发挥其作用。人民的物质生活如果得不到保证，空谈礼教是不行的。
《管子·牧民》还说︰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人民吃饱穿暖之后才有资本谈礼节。这也体现出管子后学以农为本，牧民富民的思想。而仓廪食，衣食足属于物质范畴，知礼节，知荣辱属于精神范畴。这也体现出管派承认了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思想。“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1]天下是以国为根本，国是以乡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又以自身为根本，自身的德行又以合理恰当的治世之道为根本。要想实现天下统一，不仅要有合理的治世之道，还要禁末业重农业。田野之辟，仓廪之实的关键在于禁末业重农业。“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人言】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1]管派还提出商人，妇人不能干政，若此两者干政，则会影响对事物的正确判断，男女要有界限，长幼要有区别，贵贱要有分明，君臣都应该遵守规范，这样君王的政令才能得到实施。上好诈谋间欺，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1]君主搞阴谋欺诈，官吏收苛捐杂税，人民因怨恨而不去亲近君主，有土地而不去重视农业，君主行事喜欢求神问卜，国家自然得不到发展，君主的功名自然得不到彰显。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1]教育和训话能使人民形成良好的风气，风气形成了，刑罚就自然会减少。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元素之一。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1] 凡是治理人民，就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要从小事抓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大事都是由小事引起的，这也体现出管派的量变决定质变的唯物主义思想，量变是质变的必然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1]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这是管派提出的治理人民的措施，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成为管子学派及其后学的重要思想。《管子·牧民》还指出︰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这四维的阐述是道德建设的根本，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这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所在。
不学礼，无以立[7]可见谨小礼对民众治理的重要性。礼作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念形成的仪节，众多小的礼节构成大的道德行为规范。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8]礼，是人民行动的依据。义，人之正路也[9]义与礼相比，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义是指公正合宜的行为规范，也是合乎正义的道德举动，小义构成大义。《论语·里仁》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0]当民众对待天下的人和事，没有固定的厚薄亲疏，只是按照义去做事，自然会不断地完善自我。行小义，义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维护自我尊严，实现个人价值的伦理范畴。义引领的是物质文明建设，以义为做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准则，正确看待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荀子·荣辱》的先义而后利[11]，《荀子·正论》的以义制利[12]都体现了义作为物质文明建设的规制作用。《管子·正世》说︰人君不廉而变.[13]治政之道在于求民安，施政之本在于洁自身。注重小廉，才能引领大廉。廉要求民众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只有廉洁自守才能保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14]的高贵品质。廉不仅对民众至关重要，也对为官者重要。居官廉，百姓福，居官贪，百姓害为政是否清廉，关系着政权是否兴衰。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近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15]耻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对于丑恶的事情现象的羞愧之心。民众有了羞愧之心就可以向圣贤的阵营里迈入，而成为圣贤的必要条件是，这都是由一个个小的羞愧之心集聚而成的。礼义廉耻是传统伦理之精华。《晋书·阮种传》说︰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正，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礼义廉耻的四维，明礼，守义，持廉，知耻是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工具。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重】。[1]治理人民就一定要重视法的作用。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6]制定成文法，向百姓公布，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而管派提出对于行法的要求是贵爵服，重赏禄，审授官，审刑罚。[1]而法是国家统一治理的准则。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17]法是社会构建中的规则体现，是道德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实践。所以法是社会民众遵循的行为规范，具有至上性和权威性。这也体现出管派的重法思想。在国家法度面前人人平等，为政者虽然是国家法度的设计者，但法度一旦制定，所有人就要严格遵守。法度具有权威性，统一性，和至上性。综上所述，管派的牧民之术应该是儒家为本，将法制作为一种工具，既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又要加强法制制度建设。儒为主，法为辅。知礼守法，巩固统治。
三．人才建设
要想成就霸业，必先始于人。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18]求天下之精才，收天下之豪杰。要想赢在政治，经济，军事，必先赢得人才。为政者要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审察出胜任官位的人才。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1]这是管派的人才观，人才的培养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它带来的好处却是不可估量的。人才对国家来说是宝贵的资源，是经济发展，国家稳定的有力保障。一个国家发展的长远之计在于对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培养人才，更要合理的用人。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重】。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1]这就说明用人之时，要做到平等对待，不能搞特殊，谋小利。有赏有罚才能对人才起到激励作用。管子对有效开发人才和利用人才都提出独特的见解。有着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管的原则来选拔人才。《管子·奢靡》说︰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掇之。[19]在对待人才俸禄问题上，为政者还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既要有制约因素，又要有激励作用。积极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创造社会价值。无论是人才的培养任用还是人才的选拔，目的都是富国强兵，经世济用。
综上所述，《管子·权修》以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为底色，兼采法家的思想，提出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法互补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其中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对于当下的社会治理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参考文献]
[1] 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3]《战国策》
[4]刘向,《韩诗外传·卷第四》
[5] 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
[6]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7]陈戍国，《四书五经（论语·季氏）》，岳麓书社，第51页
[8]陈戍国，《四书五经（左传·邵公二十五年）》，岳麓书社，第1139页
[9] ]陈戍国，《四书五经（孟子·离娄上）》，岳麓书社，第94页
[10] 陈戍国，《四书五经（论语·里仁）》，岳麓书社，第22页
[11]高长山，《荀子译注·荣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46页
[12]高长山，《荀子译注·正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334页
[13] 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14]周敦颐 ，《周元公集·爱莲说》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上》
[16] 韩非，《韩非·难三》
[17]罗根泽，《管子探源》，中华书局排印本
[18] 周瀚光，朱幼文，戴洪才,《管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9]管子，《管子·奢靡》
（作者简介： 梅良勇，男，江苏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绚灏，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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