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期 明君之责贵在知贤善任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1 9:25:00

明君之责贵在知贤善任

向管子学习领导智慧之二（用人篇）

石耀辉

古往今来，领导的实质一是决策，特别是战略目标决策；二是用人，即知贤善任。决策与用人是领导智慧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管仲作为春秋第一相，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领导智慧。其领导智慧的战略决策方面，笔者已在战略篇中作了分析。关于管子用人智慧，笔者在《管子人才思想初探》（管子论丛第1卷，P.97）一文中，就管仲对人才战略的高度重视和重才德、轻资历的用人原则等作了初浅探讨，本文就此基础上再做进一步分析。

一、明主不用其智对任人者提出的要求

管仲对人才问题高度重视，他在《霸言》中指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这里，他把人才得失提到了关系国家兴亡、能否成就王霸之业的高度。但仔细推敲，还能看出管仲用人的一个独到之处，就是对任人者提出了明大数的要求。

管子在《形势解》中说：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一个英明的君主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依靠圣人的历史经验。不需要自己过于辛苦劳碌，而是重视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管子在《五辅》篇也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那些古代圣王能够建功立业，名垂千古，没有一个不是因为贤人辅助。相反，那些暴君之所以国破人亡，也多是因为用人不当。

如何才能让聪明人为我所用呢?

第一是知善而非身善。领导者要善于知人善用，而不是自身多才多艺。管子在《君臣上》篇中说，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则不公矣。;一个君主、领导人，首先要知人善任。如果自身很聪明，那就可能被人使唤。一个领导如果多才多艺，甚至太能干，那就做事反而难以不偏不倚，更就更危险了。是故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所以君主要坐在万物的源头上，也就是抓住根本，然后管住百官各尽其职就可以坐享其成了。管子这里用了一个坐字，而不是站字，告诉我们，领导不能太过于多才多艺，也不能指手画脚，要气定神闲地过好管理工作。要善于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相反，官不胜任，犇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如果用人不当，就只能当救火队长，危机不断了。

第二是害霸有五。领导者要对认准的人才及时任职，放手使用。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曾进行过一次深度谈心。齐桓公说：寡人有大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不幸好畋。晦夜从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继，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对此，管仲表示小疾不妨大业，贪玩、贪酒、贪色这些毛病都不足以影响称霸大业。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具体来说，害霸有五：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 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这次君臣谈心反映出管仲的用人一个重要思想，一个国君，不仅要重视人才，善于识别人才，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大胆及时任用人才，给予充分信任，决不能猜疑牵制。

宁戚拜大夫也是非常典型的用人案例。当管仲向齐桓公举荐宁戚后，齐桓公经过考察认定宁戚有经世治国之才，准备任用。此时齐桓公左右阻拦说，卫国离齐国并不远，不如先派人打听他的为人，如果确实贤能，再任用也不迟。可是齐桓公说：何必多此一举呢？调查的结果可能会发现他有某些小缺点。人做事常会因小弃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天下智士常不得君王重用的原因。于是，齐桓公连夜设坛拜宁戚为上卿。后来，宁戚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为齐国称霸诸侯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是明主不厌人。领导者要有宽广的胸怀，不计私恩。这种胸怀不仅仅表现在用人之长、容人之短上，更体现在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报私恩上。管子在《形势解》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大海之所以广阔，高山之所以巍峨，是因为它们不拒溪流、不辞泥土。管子以海不辞水，山不辞土石为喻推及到人，即让人要有广阔的胸怀，包容各种各样的人，听取各种意见，兼收各种知识，这样可以博采众议。为政者有了宽阔的胸怀，国家可以兴旺发达；人民有了宽阔的胸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融洽和睦。

正因为有这样的胸怀，管仲才能举荐五杰： 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司行。（外交部部长）垦草莱，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农业部部长）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蹬，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成甫，请立为大司马。（国防部长）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司法部部长）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监察谏议官）管仲举荐贤才，并没有忘记自己。他说：君若欲之国强兵，则无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虽不才，强君命，以效区区。由此管仲组建起强有力的内阁班子，最终成就桓管霸业。

齐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春秋第一霸?固然在于齐桓公、鲍叔牙、管仲君臣组成的政治上的铁三角，同时也是他们选人用人的三不计，即齐桓公用人不计私仇，鲍叔牙荐人不计私利，管仲用人不计私恩的必然结果。鲍叔牙对管仲亦是恩重如山，但在国事面前，管仲用人不计私恩。在管仲病危之时，管仲并没有因感情的亲近来举荐鲍叔牙，而是从多角度出发，综合各方面考虑，而是推荐了不耻下问、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任宰相一职。做到了知人善任、秉公用权。齐国君臣用人三不计的故事，在今天仍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去深思。

二、得人之道，莫如利之重视人性的用人识人之道

管仲在用人上重视制度建设，提出和实施了三本、四固、;五务、六秉等一系列原则制度。同时还建立起了监督检查制度，在中央设置五横，地方设置吏啬夫等职。（参见《管子人才思想初探》）行治修制，先民服也。重视用人制度建设，这应是管仲人才思想的一大特征。但是，制度是僵死的，如果仅靠制度约束，没有人的主观精神的指导，没有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即便是好的制度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管仲用人上重视人性的策略方法，当是其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其一，最能体现管子人性理论的是管子《牧民》篇中那段与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原文是这样的：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其意是说，政令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厌恶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厌恶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厌恶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厌恶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愿为此承受忧劳；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愿为此忍受贫贱；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宁愿去承担危难；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就会为此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满足四种人民的欲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制推行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因此管子说，明白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这个道理，是治国的法宝。管子用这样一大段文字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欲和恶是人的本性，顺民心就是顺从人的本性。管子的从其四欲思想，比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早提出了2700年。管子在充分满足人姓的需求上还有不少论述，如，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故见之形，不见夺之理。（《国蓄》）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枢言》）仔细分析管子用人艺术，这些论述与行其四欲，去其四恶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管子深谙人性的识人之道，还体现在临终荐相上。当齐桓公征求管仲意见时，对于易牙杀子以飨君，他一针见血指出，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爱于君！一个把自己儿子杀了给主子吃的人，自然是违背人性的，这样的人如何能靠得住？对于竖刁自宫以随君，管仲指出，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对于卫公子开方倍亲以适君，管仲指出，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乱国！管仲对齐桓公身边这三人貌忠实奸的评价，更多的是从人性面去考虑问题，而不仅仅是从能力上。齐桓公没能战胜自己，最终被这三人所害的历史事实也证明，管仲的认识极富有预见性。

其三，管仲用人重视对人性还表现在御人之道上。

管仲的御人之道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关心百姓疾苦，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枢言第十二》他在主持齐国国政四个月总结时说：入国四月，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入国第五十四》）另一方面则是对待官员，要牢牢把握生、杀、贫、富、贵、贱六柄这样才能威慑臣下，驾驭臣下。臣下也必然仰望这六项大权，希望侍奉好君主以从中获得利益。管仲认为，如果这六项大权落在臣下手中，不用很长时间，君主就要受蒙蔽、受侮辱，政令就不能推行，甚至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法法第十六》）

为此，当政者在用好人才的同时，一定要提防和处理好两种人。

一种是中央之人，就是皇帝身边的太监，对应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秘书等。因为这些中央之人，会用各种办法把君主架空。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有的假传圣旨，威胁到君主。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有的扣发皇帝命令，不传达下去，等于是封锁了君主。因此，君主要驾驭群臣百姓，首先要使身边的人老老实实。（《君臣下》）

还有一种是官场经营的小人。毁訾贤者之谓訾，推誉不肖之谓讆。訾讆之人得用，则人主之明蔽，而毁誉之言起。任之大事，则事不成而祸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与任大。（《形势》）一旦诽谤贤人和吹捧恶人的人被人用，领导者的眼睛就会受到蒙蔽，祸患就会降临。如何杜绝小人？防止小人的办法，就是用制度选人用人。这就又回到了观众所称导的三本、四务上来。

总之，管仲作为中华第一相，他治国强兵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正确的人才战略和高超的用人之道。当然，由于历史局限，管仲的用人思想中诸如帝王之术等，也存在一定的糟粕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态度，加以创新改造赋予其时代意义，从而有益于今天的治国理政和企业经营管理。

（作者简介：石耀辉，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山西省临汾市委党校校刊主编、副教授）

上一条：第46期 管子 “地政”论与土地问题      下一条：第46期 管仲族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