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期 管子 “地政”论与土地问题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1 9:29:01
管子地政论与土地问题
向管子请教若干问题之五（下）
龚 武
从政治经济学上看，新时期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土地大包干劳动组合方式，与城镇中、小工、商企业大规模改制一样，尽管没有突破土地公有制的红线，但毕竟与生产资料的个人私有只有一步之遥，而在城市以商品和资本为财富形式的工商企业中的土地最终的决定意义，隐藏的更深，以至城市企业改制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已经十分相似。农村和城镇的以承包二字为经营模式的经济运行方式改革，按照自身的规律，必然产生以家庭或个人为谋利最小单位的利益诉求和逐利冲动。在改革开放设计的国民经济生活中，因为客观存在着人自然能力、思想观念和道德伦理水平、技能素质以及所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条件等等要素的差别，所以人的个体化差别经过市场无形之手的放大效应，在市场另一个隐形功能盲目性驱动下，必然导致经济效益和财富分配差别的迅速扩大，包括改革设计或技术操作层面的瑕疵，必然导致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无序化竞争，加之转型期政府社会配套管理、调控机制的滞后性，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诸如经济犯罪高发、官场腐败、五花八门商业欺诈行为、道德滑坡、群体事件频发、信访案件集中、社会维稳任务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意识形态、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混乱，等等。
其中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利益的杠杆作用全方位侵入和掌控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之后，确实会造成人人都似乎在按照 客观规律行事的假象，但这并非自然规律，而是人性恶的规律。这种规律瓦解、涣散了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而任何抵制的言论和行为在一个想当长的时间，甚至今天在一些地方还会被扣上了封建、僵化或极左之类的大帽子。
在可以改错，不准不改、摸着石头过河盲目实践的改革观念指导下，人们浑然不觉得中国社会最终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于世界舞台。因此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这句流行歌曲很贴切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政治迷茫状态。那种类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过的，在历史上某些西欧国家经历过的土地私有及其资本市场对人、人心和社会的瓦解过程中出现的图景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复制。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遏制了这个过程，因为除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毁灭财富的恐怖效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打破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弥漫于中国大地私有化、宪政的普世价值和接轨的梦想。
四、地政要公
地政，这个管子发明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将土地与国家，从而将经济与政治两个核心要素紧密地合二为一地加以表达。这个地政要公的概念，表明中国先人早于两千六百年前就懂得土地在国家中的基础地位，并紧紧地将其抓在手里。
土地属于王权的原始土地公有理念是管子提出地政论的大前提。地政是管子发明的，废私立公也是管子发明的，尽管二者不是出现在一篇文章中，但是根据管子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及其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二者存在互文关系的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市场是什么？是人们以物易物或以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或者以金融行为进行资本增值的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任何交易者都是私者的身份而不是公者的身份，即使交易者是公营的国家或集团企业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市场本质上不是姓资而是姓私。但市场需要有规则，有法律，有契约，因此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其实只是一个传说。所以市场可以不姓社，但可以姓公。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
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还叫社会主义？有的人说就是共产党领导没有改变而已。其实不对，其根本原因是大宗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公有制性质没有改变。如果后者改变了，什么党领导都变得不重要了。因此中国改革的底线一开始就刻画得非常清楚。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始终是横亘于社会主义改革者和激进的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者（资改派）之间的一个分水岭，也是双方对立和争夺的焦点，这种斗争依然处于现在进行时，焦点也越来越集中于农民土地和金融、交通为代表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有意思的是，某些改革派似乎像当年的社会主义造反者一样，十分关注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他们的口号还是耕者有其田之类，虚伪地装出一副替农民打抱不平的姿态说什么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资产、甚至假惺惺的发出民粹主义和极端平均主义的言论：让每一个公民都有财产性收入，政府应该给每一个国民发红包。但是显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相同是事件历史上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也就是说，第一次是事物客观、道德的体现，第二次是事物自身的反讽和自嘲。无疑曾经正确的所有制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今天的资改派手里已经变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武器，因而不是进步而是反动，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千六百年前，管子实事求是地将劳动创造财富和土地是财富的源泉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说出来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管子就是社会主义者。
从世界范围看，土地的重要政治经济意义，并不是任何国家或任何民族都能够自觉意识和正确把握的。西欧由于滨海、山脉分割造成土地的细碎化，使历代统治阶级无法在原始公社的框架内形成对土地政治经济意义的认知，尽管各个民族都发生过类似侵入国土的战争，但是有的战争是为争夺美女（如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为美女海伦而发生的战争），有的战争是为争夺牲畜和财物（如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有的战争是掠夺奴隶和矿藏资源（如殖民主义的战争），有的战争是争夺市场和财富（如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显而易见的历史上只有沙俄和日本才会为争夺领土而打仗（日俄战争），它们甚至会把战火点燃在第三国领土上，不幸的是中国曾经是这个第三国。
因此，古代中国历代比较有作为的统治阶级都对土地有比较理性的认知，很少一味以攻城略地而无限制地扩大地盘自肥为目的。周代同姓诸侯之间的战争，大都是兄弟阋于墙，并非真正占有，很多时候都是击败对手或教训一下对手就撤军。楚汉之争与三国之争以及历史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包括农民战争，是在一定的范围国土内争夺正统统治权的战争。新中国建立以后参与的朝鲜战争、以及几次边境自卫反击战，都是击败对手或教训一下对手，达到政治目的后军队就撤退了。中国人对于战争的这种态度往往不为外人所道。
比较例外的是周代的楚国侵犯中原的战争，还有就是蒙元和满清时代，其共通点就是掠夺土地，把自己的国土面积弄得很大。但是后来呢，这些国土它们都没有保住，自己也灭亡了。至少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国土魔咒就是如此。
中国古代统治者如管子，对土地的认识是土地与人是不可分的，土地（地者政之本）和人（以人为本）二者都是国家的根本。作为国家统治者，不能须臾离开土地和人，在他们的观念中，不能我所用的人，即非我民，不能为我用的地，即非我地，这是比较实际而深刻的道理（所谓论鄙而易行）。
土地的客观实在的属性，决定了它是某种自然和既成力量，它提供给人的一切都具有时代社会和国家民族的特征。一方面，它是国家第一位的物质基础。正是土地面积的大小和质量（所谓地理因素）决定了国家民族经济文化的走向，因此世有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学派。
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内部如何使用好和管理好土地。首先，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围绕着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制度重建的任务进行了社会革命，通过两步走（第一步确立土地所有权公有，剥夺大私人土地占有者，实现耕者有其田；第二步组织起来实行土地集体化经营）基本完成了土改任务。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以后，也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1946年的朝鲜，1950年的韩国，以及二战之后日本，先后实行了土改。日中经济评论家西忠雄认为：富庶的农村是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1947年到1950年的日本农地改革(土地改革)，让日本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在城里人还没有找到稳定的生活的时候，农民有了地，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日本是农民先富了起来。
二战刚刚结束，日本就在麦克阿瑟主持之下进行农地改革：由政府将194万公顷地主的土地强制收购，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有的地方仅相当于一双靴子或一袋烟钱），卖给420万户农民。
鉴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扩大、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功劳，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称之为非共产主义世界进行得最彻底的土地改革。
也就是说整个东亚社会土地改革大都在二十世纪先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历史因缘得以完成，从而奠定了东亚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但是大多数所谓民主国家并没有处理好土地（地政）问题。
例如美国，它实行的是私有制的自由土地制度。由于美国从丛林时代转向农耕开始很晚，加之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足，所以土地并不像中国是从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带刀耕火种摊大饼一样地向周遭蔓延，因此美国不存在中国意义上的农村社区，也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农民群体。而只有机械化生产的农业。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及劳动力的百分之三，人均土地占有多，从事农业的美国农户，一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可以高达200公顷（约3000亩左右）因此，尽管美国的粮食价格并不比中国高很多，但由于美国农户人人都相当于地主，所以城乡差距和普通的美国工薪阶层相比相差要比中国小。就是说美国农民拥有的土地是这样多，以至于解决了一般土地稀缺条件下农民与国家产生的两个矛盾，一个是土地分配多寡的矛盾，一个是土地经营效益好坏的矛盾。但是土地使用权与国家社会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日渐凸显。比如美国根本无法进行类似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和高等级铁路和公路网的规划建设，以至于其高速公路标准普遍较低，市政建设落后，道路和公交设施陈旧。显而易见，美国的土地问题必将导致美国政治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衰退。
又如印度，印度在实现独立自由之后的土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印度农村的地主阶级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因而占有巨额财富，而一贫如洗的农民大多数都是没有土地的无产者。贫富悬殊的印度的社会之所以稳定存在，不是因为它是所谓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信奉不非暴力和因果轮回的宗教文化。所以当今印度政治经济社会与中国的差距，实质上是土地制度的差距，在不改变现有土地制度的情况下印度要赶超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毕竟土地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正是得益于地政——土地公有的根本制度的红利。
五、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但是即使是最激进的改革开放的学者也不无遗憾地承认：近十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也是社会最不和谐的十年。（张维迎）以目前各级都最为敏感的信访维稳工作为例。信访维稳工作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1950-1955年之前就有。但是随着一划三改造的农村合作化、公社化和城镇工商业国有和集体化之后，信访工作量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中央到地方除了由兼管党委秘书部分兼管均没有设置专门机构和专人，这可以从1959年辽宁省沈阳市某小学的王刚小朋友给毛主席的信及其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回信一事中，清晰反映出来。
新中国这一时期信访案件少和社会稳定的最根本原因，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利益诉求都在基层公共劳动组织内部得以化解。比如，农民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按照工分和人口粮食，最主要矛盾集中于生产队的分红方案的制定，有的生产队实行人七劳三分红，对劳动力多的家庭比较不利，对孩子和老人多的家庭比较有利，而实行人六劳四分红，则相反。实际上无论是人七劳三还是人六劳四，差别不大，都对弱势家庭即人口多而劳动力少的家庭比较有利。但这并非说劳动力多的家庭生活就变差了，或者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反而更好，不是这回事，总体上只是劳动力多的家庭暂时有点吃亏而已。孩子会慢慢长大变成劳动力，而劳动力也会变老，动态还是平衡的，但不是绝对平均。这种以生产队为最小劳动组合形式的劳动组织，保证了在相对的范围内每一个农民劳动者都能过上差不多的生活。一个生产大队范围内各个生产队之间的收入和分配也大致相似。一个公社范围内各个大队之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这些差别反映的往往是地块出产率、生产条件和劳动勤奋度方面的原因，因此整个农村的生产劳动效率的区域差距主要是地理条件、气温、气象条件的差异，因而就没有旧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贫富差距，也就没有所谓贫富概念。
虽然没有贫富差别，但是农民群众之间小的利益冲突也依然存在，群众的利益诉求也依然存在，怎么办呢？生产队有一个办法，就是民主理财，每年队里都要开社员大会，包括兜家底，评工分，调整分配方案以及畜力和大宗生产工具购置等，这种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劳动组织通过群众自治的民主评议和民主理财的方式，将个人利益诉求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统筹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将农村社会和农民人心凝聚在了一起。
城镇社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全国干部职工实行八级工资制度，这种根据全国城、乡，区域，社会分工和劳动工种性质等因素设计的工资等级，收入最高跟最低相比，相差不过10倍左右。具体到一个城镇一个单位，差距很小。这种统筹计划时代集体劳动以及重公平、轻效率按劳分配分配的制度设计，其主要目标就是消灭贫富差别，就是所谓大锅饭、平均主义。
然而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带来了社会稳定，人民群众与各级组织领导的矛盾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以及群众与组织领导的矛盾在基层公共组织内部很容易得以消化，矛盾不上交，绝少发生越级上访案件，国家主要机关也不必层层建立信访机构。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障了人的主要精力都用于生产劳动和事业建设。平稳上升的生产效率也遏制了短期效益、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民以基本公平公正的生活生产环境，杜绝了贫富悬殊的剥削和压迫现象。
用今天的观点看，这种所谓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经济制度模式，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可能会慢一些，但却可以避免很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痛苦问题。
正是改革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的瑕疵带来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手握政策资源的官场寻租导致了腐败丛生，经济大权在握的公职人员贪污侵占国家财产的经济犯罪居高不下，GDP论英雄的用人导向，导致了各级党政官员的普遍急功近利的发展和建设的冲动，伴生了虚报浮夸和竭泽而渔的短期效益行为的大比拼。以农村为例，在要求基层自费改革的口号下，每一次农村改革都加剧了农民负担，引发和破坏着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一方面与民争利的各级党政和社会经济组织日益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一方面老百姓的利益诉求还需要各级党政或社会经济组织加以解决，于是群体事件和越级上访或恶性闹、缠上访的案件层出不穷，直到全国取消农业税，这类专题性的不稳定现象才得以消除。于此同期，每一步骤的城镇工商企业改革所涉及的利益调整，都使更多的劳动者人成为依附者或被淘汰的弱势群体。当对大批城市下岗工人和城镇困难群众救助为对象的社会保障机制的还没有真正建立好的时候，新一轮所谓取消福利分房的住房改革又扑面而来，在接下来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市场推动下的城市圈地运动中，相同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再一次发生：大批失地农民与党政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在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精神配合下，群众上访的热情和利益诉求的积极性得到极大鼓励，各级党政机关的信访机构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社会稳定问题和维稳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常态性困扰基层和城市党政机关的积重难返的流行病。
这一切都在说明人心和社会瓦解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但是幸好国家依然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这种局面更加不可收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以土地私有为改革目标的所谓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的原因。
六、结论
管子说出了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地政关系的客观性。就是 地可以正政，否则就会导致国家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失衡，而造成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这样同时证伪并超越了了一个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瓶颈：由于阶级性的存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才称 政治经济学，而现当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者不敢也不愿使用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而称经济学。有人鹦鹉学舌地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一方面宣扬告别论（诸如告别革命、告别马克思、告别史官文化等等）巧立名目打着农民土地的主意，用他们的话语权和舆论工具来绑架政府，根本目的就是要告别土地公有制。与管子的政治经济学比较，这种由于党争而否定客观真理性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从业者，自我画地为牢的做派不仅仅是幼稚可笑，而且应该为利益驱动出卖良知而感到羞愧。
源于西学之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设计，倒头来反不能见容于西学，而需要东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来继承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领导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伤痛，遭受过外侮和内奸的双重夹击，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真正的有识之士，从未畏缩后退。新中国之所以能够信仰坚定，独树一帜，走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之一，既是心胸开阔，善于学习，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的结果，也是秉守祖先创造，弘扬家学的结果，我们今天庶几乎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代。回望历史，我们感谢先贤，感谢包括管子在内的一切伟大的思想者先于人类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天下主义理想，感谢管子发出的废私立公的呐喊，这个呐喊的回声，一直在中国的上空回响，穿越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也超越了中国这个块土地上的各个阶级：天子、王、公、大臣、黎民、百姓，各个阶层：士、农、工、商，形成了高扬公字，贬抑私字，公字当先的文化共识。以至于二十世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把天下为公当做座右铭反反复复书写，提出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一脚几乎踏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孙中山先生未完成的宏伟遗愿，由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通过淤血奋斗，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要挂孙中山画像，而毛主席不止一次把孙中山尊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原因。
（作者简介：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