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6 16:54:09
管子治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贡献
戴 立 轩
管子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的过程中,精心谋国,纵横天下,革故鼎新,一开先河。他的治国思想和实践,有着卓越的历史贡献。
一、 在中央机构首次建立宰相制度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丞相撑丞天子,助理万机,这里所说的丞相一职,在实际意义上形成制度的,当自管子始。齐桓公任命管子为相,不少史书上有记载,最为详细的,是《管子》。《管子▪三匡》中说,齐桓公继位之后,想让鲍叔牙任国相辅佐他,鲍叔牙深知管子的才能,便向桓公一再推荐管子。说管子是天下奇才,所居国国重,桓公要想使齐国国强民富,非用管子为相不可,于是齐桓公与鲍叔牙便设计迎回与公子纠在鲁国避难的管子。齐桓公在和管子对如何治国理政作过一番长谈之后,深感管子的雄才大略,斋戒十日之后,在宫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正式拜管子为相。
管子任齐相之后,齐桓公把行政、军事、民政、外交等各项事权都托付给管子。管子上承君命,下统百官,这正是传统意义上总理国务的宰(丞)相的职责。国相以下,分设五官:大行,主管外交事务。大司田,主管农业经济。大司理,主管司法。大司马,主管军事。大谏,主管监察。这五官在幕僚长相国的负责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中央还设置五横,负责监督检查各级官员的履职情况。从当时齐国中央官员机构设置来看,基本上就是后世封建专制的丞(宰)相制度。实际意义上的宰(丞)相制度,应该说从是管子开始建立的。
管子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管子所创立的宰(丞)相制度,在之后的各代封建专制王朝延续。虽然宰(丞)相这一职位的名称、权力大小、人数多少等方面有诸多变化,在君权与相权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宰(丞)相制度,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一直是不可或缺。
二、三其国而五其鄙是郡县制的开端
管子推行三其国而五其鄙的区域行政建制,是对分封制的突破。商代就开始有分封制。周灭商后,承袭商制,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即将土地连同居民封赏给王室子孙和有功之臣,诸侯在其封国内有世袭的统治权。诸侯服从天子命令,有责任和义务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力役等。到了管子那个时代,周朝王室式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分封制也开始瓦解,管子顺应时代潮流,在齐国推行三其国而五其鄙的区域行政建制。三其国,即把齐国都城分为二十一个个乡,其中,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国君齐桓公统帅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五个。国子、高子各统帅士农之乡五个。乡以下,有连、司、里、轨四级组织,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逐级设有长官负责。所谓五其鄙,就是把广大乡村分为五个属。五属有五个属大夫。属以下有乡、率、邑、轨四级组织,五家为轨,六轨为邑,十邑为率,十率为乡,三乡为属。每级也都设有官职。属大夫直接对桓公负责,定期向桓公述职。管子在齐国推行的这种建制,领先了区域行政建制的改革,引发了郡县制的出台。
对于郡县制的源起,学者们有不同的说法。管子在齐国推行的三其国而五其鄙,可以说是郡县制的初端。虽然在周初直至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之前,历史文献中都可见郡、县作为区域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在一国之中,对地方全面实行分辖区分级管理的,仅有齐国的三其国而五其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每郡辖县若干,其思路与三其国而五其鄙是相通的。作为国家地方行政区划制度,三其国而五其鄙是郡县制的发端,郡县制是对三其国而五其鄙的发展和完善。
三、 首倡盐铁专卖,给后世传统经济以严重影响
《管子▪海王》记载,有一次管子与齐桓公讨论国事的时候,管子向齐桓公提出了实行官山海的建议。齐国负山带海,盐铁资源丰富,有着煮盐冶铁的传统和经验。管子为了充实国家财政,增强经济实力,决定实行盐业和冶铁业由国家垄断的政策。官山海,即管山海。规定盐铁在民间生产,但运销由国家控制,价格由国家制定,利润分成,民得其七,君得其三,百姓有一定的利益空间。国家得到的部分抵作税收,减少了直接征税的矛盾。国家以垄断地位,将盐铁高价向国外销售,获取高额利润。这是一个国家和民众双赢的政策。由于官山海政策的实施,不仅减轻了国民的部分税赋,缓解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调动了民间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增加了盐铁制品的总量,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而且迅速地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齐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可惜的是,后世的不少封建王朝,却把管子始创的这种盐铁专卖政策当做掠夺百姓、以应对财政危机的手段。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了解决穷兵黩武所需经费,重用桑弘羊,下令盐铁由国家垄断,私自煮盐冶铁的要处以重刑,并设立盐官、铁官专司盐铁生产和销售。因为统得过死等原因,盐价过高百姓吃不起,铁器笨重且供应不及时而耽误农时,以至于民怨沸腾,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也对盐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生产生活资料实行专卖,其结果虽然解决了财政拮据一时之困,但百姓却是苦不堪言。为什么后世的统治者推行的盐铁专卖政策总是失败呢?有位学者说,在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里,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以羞于言利为高雅,以道德文章为人生追求。而真正有能力懂经济会管理强国富民的人物,即使是偶尔出现,也不被士大夫们所看好。所以,管子官山海乃至其系统的经济思想就不能为他们所真正理解和接受,甚至被认为是鄙俗。这也是管子一直被看做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 首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付诸于施政实践
《管子▪霸言》记载,有一次,齐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何以为本?管仲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同时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固则国固,本危则国危。(同上)不少学者研究认为,管子之前,虽然有敬德保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一类的表述,但第一次明确提出以人为本这个概念的,当是管子。
管子倡导的以人为本,有着清晰的内涵。一是要确立民众在国家政权中的基础地位。管子指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管子▪霸言》)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侍其水而后立其神,人主侍其民而后成其威。(《管子▪霸形》)这些表述都说明,人君像蛟龙离不开水一样,离不开民众。没有民众的支持,政权就不可能存在。二是执政要顺乎民心合乎民情。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管子▪禁藏》)要得人心就必须关注民生,对百姓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管子▪枢言》)。顺乎民心民意则是执政的根本,民心向背是政权稳固的基本标志。执政必须有爱民之心,为百姓造福,才能得到得到民心。三是强调了强国与富民的一致性,国家的强盛要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为利所处。(《管子▪形势解》)管子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民众有利可图,才能心甘情愿地被驱使。君主要取之有度,分利于民,藏富于民。管子说: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以富,富民才是富国之道。管子倡导的以人为,其出发点当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但难能可贵的是,管子在执政的实践中,确实也给百姓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厚其生、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轻税赋等措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
我们当今社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与管子那个时代,与各代封建王朝以人为本的理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和全新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管子首次提出、并为历代王朝不断赋予新含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在当代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五、 礼法并重,奠定了我国中央集权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
自西汉一直到清代,我国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社会就奉行礼法并重的治国原则和政治制度,两千多年,虽朝代更替而未曾间断。而礼法并重这一治国思想的提出和实行,追根朔源是起始于管子。
礼制是西周政治制度的核心。周礼调节的范围非常广泛,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作用,是人际交往的原则、生活规范和道德标准。周礼虽然有出礼入刑的规定,周王朝虽然已有被称之为《九刑》的刑法典,但周礼主要还是以教化为约束手段,教化则是周礼第一位的功能。可到了管子那个时代,天子式微,诸侯征战,支撑周礼的政治基础弱化,周礼几乎是全面崩溃。当时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和是非标准。管子鉴于当时治国理政的政治需要,审时度势,在周礼中本来十分薄弱的刑罚功能的基础上,引刑入法,提出了法治的概念。管子说: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管子▪权修》)《国语▪齐语》记载,管子为政之初,就建议齐桓公,要设立法律制度作为民众的纲纪,把法治提到了核心地位。管子认为,法是国之重器,治国使众莫如法。(《管子▪明法解》)在管子对当时齐国法律的设计里,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执法严明,赏罚必信。管子之所以被认为是先秦法家的先驱,是因为管子不仅有了法治的理念,而且开始了以法治国的实践。管子的法治思想毕竟脱胎于周礼,当时的社会,虽然公然违反周礼的事情屡有发生,但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以周礼评判是非善恶。管子以法治国的实践只能而且必须适应当时民众的心理状况。礼法并重,是管子行政的必然选择。礼法并重,也是管子执政的一大特色。管子一方面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对旧有的刑罚制度进行修订,凸显和加大周礼中的刑罚内容和力度,形成管之法。另一方面是仍然坚持周礼的某些规定,在国事、外交、特别是在觐见周天子的时候,坚持遵循周礼。同时在民众中推行礼、义、廉、耻的道德教育。管子亲自制定的《弟子职》,就是他在青少年中进行礼仪教育范文。
不少学者认为,提倡隆礼重法的,首先应是荀子,这也不无道理。管子之后,各诸侯国随时制法,因事制礼,发展了管子的思想理念。是荀子这位先秦的最后一位大师,总结了各个学派的思想精华,完成了礼法并重治国原则和制度的系统理论架构。但奠定其思想基础并且具有实践经验的,是管子。
六、 礼义廉耻四维说构建了我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
周王朝自平王东迁之后,很快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一直以周礼为国家纲纪的各种规范被摧毁殆尽。管子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更是出于当时齐国争霸天下的政治需要,意识到社会道德重建的紧迫,在周礼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提出了礼义廉耻四维说。四维说的具体表述主要集中在《管子▪牧民》中的几个段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守国之度,在饬四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立案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轴;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管子的礼义廉耻说,从国家层面,表明了国民道德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礼义廉耻,就像支撑国家这个大厦的四支纲绳,不可缺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是国民的道德规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支柱。一个国家,如果国民道德缺失,这个国家就会灭亡。管子在《管子》的其他章节中,对礼义廉耻的内涵作了明确的阐释。礼,是对人们言行举止人际关系方面的要求。在《五辅》中,指出礼有八经,要求人们遵守礼仪,不越轨,不出格,上下有序,贫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少长贵贱不相逾越,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义,是对人们思想意识为人处世方面的要求。在《五辅》中说,义有七体,用孝悌慈惠奉养亲戚,用亲敏忠信侍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避免犯罪,用省吃俭用防备灾荒,用敦厚朴实戒备祸患,用和解协调防止敌寇;廉耻,是对人们道德情操自身修养方面的要求。廉,清廉,洁身自好,廉洁奉公;耻,为人要有人格,有底线,要有羞耻之心。管子从礼义廉耻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建立起当时的社会道德体系,在凝聚民心、提升国民素质,使齐国迅速走上霸主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管子礼义廉耻四维说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孔子提出行己有耻,孟子在论述要制民之产的观点时,说:如果老百姓养活不了父母,丰年受苦受累,灾年难以保命,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宋人欧阳修认为: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欧阳修:《五代史▪冯道传》)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一文中,对管子的廉耻说和孔子、孟子等先哲们的有关论述作了引申和发挥,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可以看出,历代王朝,对社会道德的要求,不论具体表述如何变化,都是以礼义廉耻为基本概念。社会道德建设基本上是围绕着礼义廉耻开展和推行。翻开《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和《颜氏家训》等作为道德规范的经典,都可以看到有关礼义廉耻的说教。管子礼义廉耻四维说影响广泛而久远。
七、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流传千古的治国名言
《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成为治国名言而流传千古。治理国家,为的应该就是让老百姓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衣食无忧,才有荣辱之心,才能接受道德教化。但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几千年来,可怜老百姓一直在贫困饥饿的深渊里挣扎,能吃饱肚子是全家的奢望和追求,穷苦百姓常常为改变生活状况揭竿而起,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剥削。管子出于统治者的需要,指出要让老百姓仓廪实、衣食足,这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在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论积储疏》中说过,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历史上不少王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个道理,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展生产,轻徭薄赋,重视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在一个时期内,赢得了社会的稳定。
世上不乏有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者,说明只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道德教化,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司马迁在总结管子的治国经验时,是很有见地的。管子当时的齐国,之所以能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司马迁精心地引用了管子的三句话。一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让民众衣食无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物质基础。二是上服度则六亲固,国君带头尊法守法,从上到下和谐团结。三是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必须加强礼义廉耻社会道德建设。物质基础,法治建设,道德教育,对于治国者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管子说得明白,司马迁也深谙这个道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则是治理好国家的基础条件和对百姓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
八、 求天下之精才,收天下之豪杰,开创了国家人才战略的先例
管子认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得失,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求天下之精才,收天下之豪杰。管子是把人才问题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和实施的。一是举全国之力培养人才,管子说: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把人才培养看成是百年大计。管子为政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士、农、工、商四民分居,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管子▪小匡》)便于分门别类地进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教育。《说苑》记载,齐桓公曾设庭燎以招纳贤士,王宫庭院的灯火连日彻夜不息,表示诚心接纳天下有才能的人登门自荐。齐国首开养士之风,以国家财力,曾一度养士数万人。二是以国家严密的政令形式选拔人才。齐国当时推行了三选之法,匹夫有善,可得而举。(《管子▪小匡》)各级官吏必须向上级推荐人才,不然就会以藏贤罪受到严厉惩罚。三是察能授官,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爵授有德,禄与有功(《管子▪问》),开辟了下层人士上升的渠道,使贤者使于能,斗士食于功(《管子▪七法》),破格任贤,招纳人才。四是建立了考核奖励官吏的制度。齐桓公每年定期听取基层官吏回报,听其言,观其行,禁绝虚言佞幸之徒的升迁之路。由于人才的优势,齐国得以迅速崛起而称霸。
管子国家战略的人才思想和实践独树一帜,更为后世作出了示范。管子之后的齐国继承管子的人才思想,一直到田齐时代的稷下学宫,天下贤士蜂拥而至齐国都城临淄,研究学问,议论国政。秦国从秦穆公时起,就相继实行徕士政策,吸引了商鞅、张仪、李斯等顶尖人才,先后到齐国效力,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秦国的人才政策应该是受到管子人才战略的启示。汉武帝在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唐太宗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朱元璋说:贤才,国之宝也。这些说法都与管子关于人才的论述有相通之处。管子把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作为国家战略的思想和实践经验功惠千秋。
参考文献:
管学论集 上、中、下卷 郭因 龚武主编 黄山出版社
管学论丛 第一、二、三册 程必定 龚武主编 黄山出版社
吴雪玲:《管子人才思想简析》 《管子学刊》2001年 第1期
(作者简介:戴立轩,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上一条:第46期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下一条:第46期 管子治国理念的阶级性和公共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