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1 10:50:54
认真学习《讲话》,增进理论自信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学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二
管 岩
当代语境下的理论自信的理论,撇开那些纯粹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理论及其转化的成果,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的知识体系。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是马恩亲手创造的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本身,又是它的产物,因此理论、哲学社会科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多位一体的客观存在。
今天,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并应该与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耦合性甚或统一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被重新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表征一个继续思想的时代的到来。习近平同志开宗明义引用恩格斯的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重启一个继续思想的时代,其逻辑起点在哪里?就在这个意识到问题的思想的主体本身。很多问题就摆在眼皮底下,被无数次的重复,但怎么认识和消化这些事实,却发生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悖论,反映为一种理论缺位或思维贫血的恐慌。比方说纵观历史,一切统治阶级要治国理政,大致遵循相同的套路:就其上层建筑而言,最根本的一条是,最高统治者个人或集团掌控至高法权或强权,然后实现对这个社会的管理或者统治。就意识形态而言,就是马克思说的,在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看起来似乎简单明了的道理,已经被各种政治化妆术弄得面目全非了,然而在现实社会(思想语境中的左派、右派、自由主义、虚无主义,血统论,权贵说等等)和民间话语(如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兴,受苦、受穷的永远是老百姓)中,却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一些单位或机关的头头已经被习惯于称为老板,他们所获得的职务特权和享受看起来顺理成章。对于执政的我党而言,这些问题确乎难登大雅之堂。
然而这些混乱不清,但又似乎暗藏几分道理的东西又何以屡禁不止?事实上就算老百姓不说,也改变不了什么。这里面就有个规律性,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就是道。中国哲学从《易经》开始,经由姜太公环节,在管仲的著作《管子》那里作形势道整体化阐释后,中国道哲学得以基本完成。管子认为道是可以一万物,合宇宙的客观法则,具象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一方面一人用之,不嫌弃少,万人用之,不嫌其多。而具体运用起来,则又是为家之道,不可为乡,为乡之道,不可为国,即万事万物各遵其道。然而世界又是统一的:所谓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老子的道哲学,是对管子的继承和抽象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艰涩、而不确定的表达,只要在读《管子》之后思考,就会立马变得畅晓明快起来。
道与存在于自然界现象中的科学一样,不可任意消灭或否定。这个现象或规律性被发现并不重要,就像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被发现并不重要一样,关键在于揭示或解释这个现象之后干什么(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人类社会阶级的存在还是存在阶级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贡献仅在于发现,这种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世界不是哲学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改变或利用这个现象(马克思说,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改造和变革这个世界),达到人的目的性(在某个阶段,这类现象的发生,按照汪晖的说法是政党国家化的一个结果,其必然导致的是一种代表性断裂或代表性危机症候)。
从马恩开始,按照马恩的设想,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时代宣告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自身的矛盾,按照社会运动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运动规律,社会必然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未来的人类将成为平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主动参与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自觉主体,并享受改造过程所产生的一切积极的或负面的成果。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这个原理说明了什么?学生们异口同声的意见,首先化为一种情怀,毫不怀疑(也就是关闭了思维)这是一个正确的原理,只要遵循这个原理,就可以按图索骥、坐等现成,或至多是运用革命的手段(比如暴力革命),就能够达到理想社会(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等等)的彼岸。学生们首先在学理上,然后在实践上面临意想不到的巨大艰巨性,这使得他们很难总是铭记主体精神能动性思维理解能力是实现这个社会理想的先决条件。按照这条思路的题内应有之意是,人们必须随时拿起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以精神去战胜精神,用物质去战胜物质,才能实现人的目的和最后的理想。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他们的理论只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但是客观事实是学生们(包括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龙格和李卜克内希等青年才俊)总是很难或无法做到。在马恩尤其是马克思看来,这将导致对他的歪曲。所以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甚至切割式的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反正我不是你们所说;马克思主义者。
如何理解马恩对学生们措辞严厉的批评?很多人理解为,马恩是刻意防止左倾幼稚病、教条主义或某种机会主义。但其实并不尽然。马恩质疑更多是学生们思维和理解能力,而思维和理解能力问题是不可教的,在现实社会逻辑的推动下,这会将他们的理论实践地推向一条不归路。譬如如果不去首先了解社会革命原理产生的方法和根源,而仅仅按照既成的革命原理照方抓药。当疾病治疗过程本身变成第一位的时候,医疗行当自身的规则产生了,病原学及其思想工具就理所当然的被被淹没了。最后,症候全部暴露在胜利之后,表现为了阿Q式的革命,即把夺取政权,视为争抢一把交椅。于是理论上各说各话,制度上各行其是。然而,社会又生病了,但这个疾病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疾病,而是原来的疾病的变种,现代医生们可能知道不能照搬老药方,却又不懂未来的药方何在。这会在政治上表现为一种矛盾纠结和焦虑不安,因此,清醒、负责而勇于担当的共产党人,理所当天地要号召并带领大家回溯历史足迹,追寻过往的来路,捡回失去的初心。而穿越时空,对焦原典的理论学习上无疑是一大有效手段。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人的现代目的性的实现程序是先绘蓝图,然后按图施工去实现之。这种类似于人类建筑学的事业,但在社会领域的实践恰恰是由马、恩开创的,但因人而异的工程施工会不会剑走偏锋、会走到哪里则又一回事。哲学思维的成果一旦化为实用性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也会将哲学前提淹没在所谓的实践理性之中。这时事物辩证性是反过来的:不是人的社会实践检验科学真理,而是科学真理检验社会实践(比方,几何学的勾股定理就是检验工匠实际操作错误与否的标准。所以马克思说:理论是通则,实践只是个案)。没有工具的发现,就没有实现目的的手段,人的思维理性只有掌握了新工具,然后才运用之以达到人的或社会的目的性。
蓝图之母体即理论思维或时代的精华的哲学,存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就是常说科学性和实践性,革命性反而是派生出来的,而并不具有第一性的质,也就是对于革命性而言,哲学是第一性的。这说明了,仅仅盯住革命,而不能同时关注革命背后的哲学,是多么容易走偏而至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既然马恩思想及其革命性是通过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的,特别是通过对旧世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批判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被学生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原理。吊诡在于,人的文化学习规则往往是反程序的,即从花叶和果实开始接受一种新思潮,而从一开始就把花叶和果实当成了树干和根本,这个看上去细微的差异却是原则性差异。马恩所运用他们发现的新思潮哲学思考或哲学批判所发现的历史真相或客观真理。这些历史真相或客观真理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历史长河中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假象和谬误或掩盖。
马恩的意义及其理论思想的革命性就在于他们发现并运用一种全新的哲学工具,换言之,马恩的哲学社会科学揭泄了人类社会或人的智慧的天机。马恩之所以成为划时代的思想家、革命家和人民的导师,这个不一样的哲学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灵魂部分。只是马恩的出现,并经过马恩之手,人类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名副其实或真正诞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与马恩的哲学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具有同质性,在马恩之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属于马恩哲学及其研究成果,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它在学理上是排他、自足的,不可能有别的含义,也不能在其他意义上使用。这也许更符合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的哲学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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