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7期 《管子》法治思想探究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1 10:56:24

 《管子》法治思想探究

笪梦雅

摘要:作为春秋时期的重要人物，管仲的富国强兵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而最体现其思想的《管子》一书更是意义重大。《管子》百家交汇，内容繁杂，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思想，其法治思想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管子》的法治思想不仅强调依法治国，还注重与礼治的结合，兼收权治和术治。在实践方面体现出了公正无私、赏罚分明、刑罚适度等原则，在当代中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管子》；法治思想

    梁启超在《管子评传》中说到:呜呼，时势造英雄，岂不然哉？天之为一世产大人物，往往产之于最腐败之时代，最危乱之国土。盖非是则不足以磨炼其人格，而发表其光芒也。当是时也，齐国之去亡仅一发，虽然，非是安足以见管子？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之一，开创了我国依法治国的优良传统。管仲生活的时代正如《说苑·尊贤》所描述的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虽然对于《管子》一书是否为管仲所作，历来存在不同意见。但是《管子》一书确乎是最体现管仲思想的。在周室丧失了对诸侯国的约束能力，诸侯国内部和诸侯国之间篡杀，攻伐层出不穷，华夏与少数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大背景下成书的《管子》，其思想值得我们深思，在今天这个依法治国的时代，《管子》的法治思想更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管子》的法治思想内涵

《管子》在汉代被视为一部道家著作，班固将其列入《汉书·艺文志》的道家，自《隋书·经籍志》则将其列入法家，可见《管子》一书法治思想的重要性日显。依法治国是《管子》法治思想内涵的核心，另外还包括还注重与礼治的结合，兼收权治和术治的思想。

(一）依法治国

     《管子》认为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以建经纪。(《管子·版法》)即认为法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的，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右前右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管子·法法》)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诀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子·禁藏》)治国不以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管子·君臣上》)。

(二）法礼结合

     《管子》在强调法治的同时，又强调礼治。《管子·五辅》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管子·五辅》)由于法治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所以法治和礼治缺一不可。礼、法同出于道：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僇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于权，权出于道。（《管子·心术上》）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之矣。（《管子·;权修》）《管子》的法治和礼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也。（《管子·任法》）也就是《管子·;形势》所说的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管子·形势》），这是《管子》法治思想的极好的概括。

(三）势治与术治的兼收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管子》法治思想中还出现了先秦其他法家的势治与术治。 《管子》反复强调权势的重要性，认为出现尊君卑臣的现象，并不是君臣之间有什么亲情，是因为君主有权势，即势胜。在《管子·法法》中谈到了术与势，分析了君主占据文、武、威、德四位来驾驭大臣，控制百姓的策略，阐述了君主利用手中所掌握的生、杀、贵、贱、贫、富六种权势畜其臣，而人臣亦望此六事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管子·法法》）在《明法解》中对此有更深入的论述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所以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管子·明法解》）在强调术治方面，《管子》一书认为所谓任术，就是君主巩固君位并监督责令法令的执行的情况的权术。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管子·任法》）有了这种权术，君主就不会蒙受欺骗。《管子》的这种兼收势/术的法治思想，体现了类似韩非子的法家的集大成性质。

二．《管子》的法治思想实践

    刘向曾在《管子叙录》中说到：凡管子书，务在富国安民。极力强调其经世济民的实践作用。由此可看出《管子》不仅法治思想的内涵丰富，而且在其实践的方面中也有独到的地方，主要遵守着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一）公正透明，行法无私

    《管子》认为法的制定是国治的根本，即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同时，在着重强调了君主制定的法如何在政治生活中实施。《管子》认为，凡事要做到法律先行，，公开透明。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管子·立政》）另外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公正客观，无私无偏。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反之则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管子·法禁》）在《管子·版法》中也说到如果君主喜而赏，怒以杀，怨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牙。（《管子·版法》）但是要确保执法的公正透明和无私，就必须让法令得到尊重，在《管子·法令》篇指出了三点来维护法令。一是法令不得增改和损害，二是法令一旦制定必须执行，没有讨论的余地，三是法令严禁被扣押和被违法。

(二）信赏必罚，以身示范

管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贤相，其做内政而寄军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为众人熟知。苏辙在《上哲宗乞谨用左右近臣无杂邪正》的奏议中将诸葛亮与其对比，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平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平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人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其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讎莫不归心耳。做到审治刑赏，必明经纪，陈义设法，断事以理，需气平心乃去怒喜。（《管子·法法》）君主在实施法治的过程中以身示范，做人民的表率是其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或缺。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法法》）所以《管子》不仅重视法，严格贯彻法，还进而要求君主以身作则，要求执法从严，令行禁止，惩治徇私枉法之人。

(三）刑赏适度

    《管子》中关于惠、赦有着非常详细的论述，向来多为学者征引。其实在《管子》中，它的刑赏观是中和适度的刑赏观。既不可重刑厚赏亦不可轻刑薄赏，而是罪刑相当且功赏相符。即刑足以惩罚犯，且赏足以奖励功劳。重赏与重刑皆是极端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会产生极端的社会效果。刑法的严荀固然可以产生威慑犯罪的作用,但刑法的严苟亦可能走向反面导致社会的动乱。重刑最大的危害是使国君失去民心。上奇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管子·法法》）轻刑使得罚不当罪,其实是对犯罪行为的姑息与纵容。最好的做法应是有善者不留其赏,故民不私其利。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赏罚之制,无跪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管子·君臣上》）反之则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管子·牧民》）过度的刑赏观,会使得民众产生畏惧或僭越的情绪,并且使得国家的财力匮乏,不是统治的长久之计。以顺民心为出发点,管仲反对专任刑罚杀戮,认为刑罚杀戮过繁过重,不仅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反会破坏法令,使上位危殆。所以,管仲提出了省刑的主张,而省刑之要,在堵两原，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管子·牧民》）。

三．《管子》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管子》的成书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古往今来研究《管子》思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如韩非子、刘向、晁盖、魏征、王安石、朱熹等等。正是由于其思想内涵的丰富，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才引起众人的注意。冯友兰说:以后的法家所有的重要思想,在管仲的思想中,都已经有了萌芽。他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变时期的改革、进步路线的创始人。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是这条路线在思想战线上的发展的高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是这条路线在政治战线上的完成。《管子》一书立足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对法治进行了探讨。而在当代社会，《管子》的法治思想也对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以法治国的重大问题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依法治国的新时期，之后两会的召开开始了中国全面依法治国新开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为治理体系的重构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路线图。中国的法治理念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不是从西方搬来的，而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这与管子的法治思想有其一脉相承的部分。所以研究《管子》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必要的，且是意义重大的。

参考文献:

[1].黎翔凤：《管子校注》，黎翔凤，中华书局2004年版。

[2].刘向：《说苑》，丛书集成初编。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

[4].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梁启超：《管子评传》，上海书店1986年版。

[6].耿振东：《<管子>研究史（战国至宋代）》，学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7].马作武：《管子法律思想评述》，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8].周炽成：《法家的道理之论:从管子到韩非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 ,第6期。

[9].李家祥：《<管子>法思想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10].张连伟：《论<管子>的礼与法》，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作者简介：笪梦雅，女，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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