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7期 管子重农爱民的民本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2 10:26:15
管子重农爱民的民本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郑甜甜
【摘 要】：春秋时期，诸侯群起，社会茀离。齐国君主桓公小白在管仲的辅佐下，从基础抓起，重农爱民，以民为本，实现了国家的安宁和富强。其中以民为本 务尽地力、相地而衰征、予之为取，寓税于价的一系列关于土地、农民、粮食的思想和政策，在当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反观如今，这些政策背后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对城乡发展转型中的现代中国及后世都有着重大的警示意义。爱民富民利民，是国家永葆昌盛的根基。
【关键词】：管子；重农；民本思想
两千多年前，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在发生剧烈变革。群雄混战，诸侯纷争，社会生活极不稳定。力求千秋霸业的齐国，以夷吾为相，开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征程。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社会，农业、农民、农村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主要议题，更是国家统治者、领导者极为重视的民生问题。在管子的时代，社会动荡，战祸频仍，兴国安邦的历史使命尤为艰巨也甚为重要。管子提出重民、爱民、富民等思想，以及按田而税的政策，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应运而生。
一、管子重农爱民思想的政治思想背景
1、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影响
曾经以天子自称、与天道共存的周氏王朝，在经历了数百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辉煌之后，奴隶制逐渐瓦解，生产力不断发展催生封建生产关系出现，周王室曩昔之治日渐式微。郑庄公率先打破君臣礼仪，要求与周天子平起平坐。葛大战，周王室大败，从此一蹶不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举，无疑为周王朝的覆灭画下了最后的句点。自此，各诸侯国拥兵自重，各霸一方。礼乐自天子出到礼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的演变，对下而言，即催生了民不聊生、世道混乱的局面。
孔子有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在社会极不稳定，政治甚不分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的时代，人们的职业分工模糊，商不是商，工不成工，农不为农。此时拥有相当实力与雄心的齐国，立志经邦济世。齐国君主沿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统治思想，十分重视百姓的根本作用，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言》），切实关注起人民的生产发展。而与此同时，由于生铁冶炼技术、炼钢技术的发明与演进，促进了铁农具的使用，农业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为进一步的农业生产做了良好的奠基作用。
2、顺天应人的黄学思想影响
除了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之外，黄学思想也为管仲顺应自然、修明法度的民本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黄学，是以黄帝之学或黄帝之言为源头，经春秋时期人们托古总结的思想言论。从《管子》来看，管仲初步认识到天的自然本性，从而否定了作为意志表现的天的观念。在《管子》中，天总共出现了824次 [1]。可见当时人们对天的关注度与认识力。而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的发展程度中，人们也首先看到了天的自然性。顺天应道、知天用道，天作为自然存在，并无亲疏好恶，它只是气候变化，四时更替的自然现象。即所谓天也，莫之能损益也。（《乘马》）
此外，《管子·内业<十四>》中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天地人一体观，将自然与社会很好地结合起来，也体现了天在人们进行农事生产中的作用及关系。管仲甚至把老百姓的地位与天等量齐观，告诫统治者要以百姓为天。在《<管子四篇·白心> 一》中有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发，其事也不随（堕）。意即，治理社会首先要顺遂天道，其次要顺随人道。人道无首倡者不去应和，天道未先动不去顺随。所发的言论就不会失当，所从行的事业不会失败。[2]顺天应人，即是做到顺遂天的自然特性，符合道的自然规律，为人们的民事生产提供先行条件。
二、管子重农爱民思想的政策与哲学体现
诸侯各自为政之时，齐国君主强国心切，此时的齐桓公任管仲为相，开始实行富国安邦之策。在唯物之天人关系的认识基础上，《管子》在生态价值层面人与天调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3]。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是必守原则，在此原则下，管仲以天地人三者联系为基，推行了重农爱民的诸多政策。
1、以民为本 务尽地力
在《管子·牧民》篇中，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首先指出了为民谋利才能得政的重要性[4]。那么，如何才能顺民心呢？在春秋时期的农耕时代，农事当然是百姓最为关注的事业。因此，勿违农时，不夺民时，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5]，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标准。此时四野山歌清越，猪牛羊马拱槽打栏的农业繁荣局面，也在尽地力，合农时的政策下逐渐形成。
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易其节，古今一也[6]，《管子·形势》中也提到了自然界固有的法则和规律性。统治者不应以建设国家设施为由，在该进行农事生产的时节，要求百姓去从事非农活动。这是违背自然节气，错过农业生产最佳时机的妄举。《管子·小匡》篇中亦提到，省刑罚，薄赋敛，也是致民富的关键。以民为本，务尽地力，才能做到富民利民，也才能安邦兴国。
鼓励耕种不仅要顺应耕作的自然规律、恰当时机，还要适当开垦土地，研磨种植，尽地力，顺农时，为老百姓的农事生产解决后顾之忧。民以食为天，温饱解决之后，才能有更高的追求，意即仓廪实、衣食足才能知荣辱、知礼节。充分利用家庭劳力，积极开荒拓土，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积极为因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面积少、粮食产量低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案。
2、相地而衰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过去的井田制土地制度已不适应生产的需要。管子根据实际情况，推行相地而衰征之策。《国语·齐语》中的相地而衰征，是指按田而税，也就是按土地质量的好坏分成不同等级，按等级收税，平原沃野、山坡贫地、赋税标准各各不同，这就能从根本上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7]。在实地考察国土资源的分布与特征之后，依据地形地质来生产和收税，是符合老百姓心理愿望的，同时也能为粮食产量的提高做出保障。
在《牧民》篇中，管子提出的耕战论，体现了统治者为民为国双重利益考虑的谋略。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地，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8]。还有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军令行[9]，这一系列表述，都是管子关于国家、土地、百姓的伦理思想基本格局。
相地而衰征，是一项具有辩证法意识的土地政策。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五辅》）。管子设身处地为人民的田亩之急和赋税之重考虑，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亦不误农事，也深得民心，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戴，为政权巩固做了良好保证。
3、予之为取，寓税于价
诚然，统治者实行富民利民之策，是巩固社稷大业的需要。作为齐相，在利好国家和百姓双方的措施中，管仲提出予之为取，寓税于价的措施。予，是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对老百姓采取宽惠之策，取是获取老百姓的部分劳动成果及支持，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稳固政治的目的。
正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的，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10]。而土地的常年耕作、种植，会有地力羸弱、休耕的时候。因此，管仲所采取的宽惠政策即是寓税于价，就是国家在地力有限、粮食不足的年份，通过价格手段调节粮食需求平衡，控制国力平衡，保证国体收入，当老百姓粮食很多、价格低贱时，国家即行收购；而到了粮食歉收、或青黄不接的时候，抛售粮食，从中盈利，这无疑是为百姓解忧，也为国家纳资的双赢之举。
寓税于价意义重大。这不仅是管仲富民思想的直接体现，也是其辅助君主稳固社稷的高明手段。帮助老百姓解决吃食的燃眉之急，同时又不是以直接的强取豪夺伤害民心，顺应民心且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另一面又为国家挣得百姓的劳动果实，是十分具有智慧的民本政策。
三、管子重农爱民思想对乡土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农耕文明俨然成为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标志和象征。乡土中国历经岁月变迁，有改观，也有停滞。在新时期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现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增长下的土地利用与合理规划，都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大难题。
虽然管子的民本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实现国富民强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的基本愿望。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管仲重农爱民的思想，给予特色鲜明的现代中国社会重大的指导性价值。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废止了《农业税条例》，不仅在经济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在精神上解放了占全国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民本思想的直接体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始终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在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下，更是如此。
如今，农业大国的称呼逐渐弱化，在房地产化时代，农民工群体为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做了突出贡献，但身为建设者的他们，依然没有过上更好的生活。党和国家领导人秉承千年的民本思想，不断关注农村土地制度的法制化、合理化。
在刚刚闭幕的2016年两会中，对于加快制定、修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抵押担保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资格界定等相关规定的提案引起了普遍关注和重大反响。土地是百姓吃住的来源，是关系国计民生最切实的基本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合理规范土地资源，是一项繁琐而重大的工程。
行天道，民为本，利天下，这是当今政府的治世箴言。民本思想的继承、发扬以及应时变化，都是如今以及后世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以史为鉴，以史为师。重农爱民并不在于思，更在于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从基础做起，让国富民强的美好愿望成为现实。而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依然是首位。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在于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让他们能够富裕起来，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4] [5] 池万兴.管子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2、206、209
[2] 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2006.188
[3] 王辉.管子和思想探析[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4）
[6] [7] [8] 程国政.管子雅话[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86、109、137
[9] 任继周.胥刚. 齐文涛.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历史足迹及城乡二元结构伦理溯源[J].中国农史，2013，（6）
[10]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9
（作者简介：郑甜甜，女，安徽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