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49期 张 居 正 如 何 讲 评 管 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7 10:50:05
张 居 正 如 何 讲 评 管 子
以《张居正讲评<论语>》为中心
戴立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生于嘉靖四年（1525），卒于万历十一年（1583），享年五十八岁。张居正十二岁即为秀才，十六岁举乡试，二十三岁便考中进士而跻身政坛。四十三岁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隆庆六年（1572），隆庆皇帝（明穆宗）去世，新登基的万历皇帝（明神宗）只有十岁，四十八岁的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成为万历前期的实际执政者。在他任内阁首辅的十年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朝政为之一新，从而挽救了危机深重的大明王朝。去世后，万历赠张居正上柱国勋号，赐谥号文忠公，由司礼监主理治丧，丧礼隆重风光，极具哀荣。但因功高震主、主上猜忌、臣僚政敌的攻诘等原因，死后的第二年，一切名爵封赠即遭追夺，家被籍没。长子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嗣修被充军流放。直到四十年后，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熹宗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恢复张居正原官并给予祭葬礼仪，发还张家田产，抚恤家属。崇祯三年（1630），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崇祯十三年（1640），恢复张居正谥号，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张居正一生功过，或褒或贬，后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多有评说。
张居正曾先后担任隆庆、万历父子两位皇帝的老师。张居正三十八岁时，担任过嘉靖皇帝儿子裕王、即后来的隆庆皇帝朱载垕的老师。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两年后，隆庆皇帝安排张居正担任太子朱翊钧即以后万历皇帝的老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生玺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张居正讲评<论语>》，是张居正为年仅十多岁的万历皇帝讲读《四书》的讲本之一。熊召政（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湖北省文联主席）认为，读其讲评章句，乃张居正语气无疑，是典型的蒙童读本。（熊召政《张居正讲评<论语>序》 ）本文将以《张居正讲评<论语>》中有关管子、齐桓公的一些章节为中心，分析张居正如何讲评管子,以及张居正为政思想与管子思想的莫些脉络。
一、 管仲之功出于权谋功利之私，而不本于圣贤大学之道
原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张居正讲评：管仲，是齐大夫，名夷吾。器，指人之局量规模说。器小，比如说小家样。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当时皆以为莫大之功，然出于权谋功利之私，而不本于圣贤大学之道。故孔子讥之说：管仲虽有大功，然其为人，局量褊浅，规模狭隘，没有正大光明的气象，其器不亦小哉!盖深责备之词也。
原文: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张居正讲评：三归，是台名。摄字，解作兼字。孔子以管仲为器小，或人不知而疑之说：吾闻俭约之人，凡事吝啬，却似器小的模样。夫子以管仲为器小，得非以其俭约而然乎？孔子答说：凡人俭约者，必能制节谨度。今管仲筑三归之台，以为游观之所，其兴作之靡费可知。又多设官属，使每人各治一事，不相兼摄，其廪禄之冗滥可知，观其行事如此，岂得谓之俭乎？夫以俭为器小，失之远矣。
原文：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张居正讲评：帮君，是有国的诸侯。树，是门屏。塞，是遮蔽。好，是宴会。坫，是放酒杯的案。凡宾主献酬饮毕，必反置酒杯于此，故谓之反坫。孔子斥管仲为非俭。或人又不知而疑之，说道：吾闻知礼之人，凡事备具，不肯苟俭，却似奢侈的模样，然则管仲之不俭，得非以知礼而然乎？孔子答说：礼莫大于名分，分莫大于君臣，不可一毫僭差者也。且如有国的诸侯，才得设屏于门，以蔽内外。非大夫所宜有者。今管氏也设屏于门以蔽内外，与帮君一般，其僭礼一也。诸侯为两国的宴会，那时献酬，有反爵之坫。非大夫所宜用者。今管氏也有反爵之坫，与帮君一般，其僭礼二也。这等僭上，决不是知礼的人。若说管氏知礼，则天下之人，谁是不知礼者乎？盖人之器量大小，固不在于行事之广狭。大禹恶衣菲食，不害为圣。周公之富，不病其奢。或人既以器小为俭，又以不俭为知礼，其心愈惑，而失之愈远矣。然孔子竟亦未言明器小之意，岂或人之浅陋，不足与语此欤？（以上见《张居正讲评<论语>》第39、40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版 下同）
对孔子说管仲器小，张居正作了详细的解释。首先，管子器小，不是因为管子俭约，管子根本上就不是一个俭约之人。他筑三归之台，兴作靡费；官事不摄，廪禄冗滥。如此行事，不能制节谨度，那能说是俭约？其次，管子器小，也不只是因为不知礼。管子树塞门，有反坫，都是僭礼之举，他绝不是个知礼之人。张居正又引用孔子的话：管仲虽有大功，然其为人，局量褊浅，规模狭隘，没有正大光明的气象，其器不亦小哉！进一步说明孔子对管仲器小的看法。张居正在这里引用的孔子论述管子的话，讲本上是作为直接引语出现的。给皇帝讲课无论如何不会是张居正杜撰，那么应该是孔子原话。张居正认为，人的器量大小，不在于行事的广狭，而在于心底是为公还是为私。大禹吃的穿的都很差，并不影响他成为圣人。周公很富有，没人说他奢侈。而管子，虽然有功，但他的功劳只是出于权谋功利之私，与圣贤大学之道相去甚远。这才是管子器小的根本原因。
张居正认为管子不是本于圣贤大学之道，是基于他身受濡染的儒学思想根基。张居正生于儒学之家，他的父亲张文明为儒生，因科场不利终生未能致仕。张居正从小受的就是儒家教育。他五岁开始读《论语》、《孟子》，十岁时已通晓六经大义，十二岁便考中秀才而成为名噪乡里的神童少年才俊。他自奉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答太常殷秋溟》，《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一八，书牍五，第5页。转引自刘志琴《张居正评传》第264页）提倡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他言必称孔孟，是儒家的卫道士，倾心于儒家的治世理想。他从儒家思想观点出发，自然会认为管子纵然有大功，但思想基础并不是儒家圣贤学说，这表现了张居正强烈的儒学正统观念。但人们并不认为张居正是一个纯粹的儒家代表人物。张居正的学术兼采儒、法、道、佛众家之长，以功实为主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一般来说在修身养性上多以佛家求得心理平衡，在治世上多以法儒并用，在君主观念上却身受道家的影响。张居正要求士人不仅要读明太祖在《卧碑》中规定的四书五经，还把历代名臣的奏议、治国经世之论、典章制度的沿革列为教材，大大突破了理学的禁锢。（刘志琴 《张居正评传》第318页、256页）文献记载，张居正从政以后，就倡言治国理政就是要富国强兵。这在当时程朱理学全盛的明代，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那些只知高谈仁义道德、以言利为耻的腐儒，嘲讽张居正不行王道，其行事取向不过是富国强兵而已，因此对张居正感到失望。张居正却认为这是对他的过度称誉，他深感如果能做到富国强兵将是莫大的荣耀。在他执政时期，始终以治国强兵为最高追求。而管子治国理政，也是通过一系列改革，修内政，富国强兵，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成为春秋首霸而一匡天下的。张居正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为了驳斥那些持有异议的人士，曾说：孔子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礼仪生于富足。（《张居正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转引自朱东润 《张居正大传》第239页，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以此作为他推行改革的依据。作为一个不尚空谈，讲究实效的政治家，张居正不会不从管子那里寻找借鉴。张居正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辛未会试程策》一、二、三，《张居正集》第三册，卷三一，文集三，第147-149页，转引自刘志琴 《张居正评传》第124页）他通过各种场合一再表明自己的改革的目标是要恢复明朝建国之初的洪武旧制，这样打着祖制的旗号来革新成规，推行新政，就有效地减缓了改革的阻力。这与管子的改革很有相似之处。管子采取的策略是继承姜太公的治世方针，修旧业，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管子改革平稳过渡、稳定发展的智慧和稳重、笃实的风格，对张居正身应该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张居正认为管子虽然有功，但只是出于权谋之私，则是因为张居正自认为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不顾毁誉、不计身家、少有私心、忠心为国的人。他当政时，面临着混乱不堪的朝政，他迅速地加强集权，伸张法纪，整顿官府，进行体制上的调整，成功地把各项改革向经济等领域推进。他毫不留情地铲除改革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毅然决然地处理历史上多年不敢触及的积案。辽王朱宪火节骄奢淫逸，为所欲为，草菅人命，恶贯满盈，张居正不避故旧，不顾流言蜚语，秉公执法，废去了辽王。云南黔国公沐朝弼，是开国功臣沐英的后裔，多次生事，作恶多端。张居正昌言，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惩不贷，决然将黔国公逮扑下狱，终身囚禁。万历初年，驿传制度给地方百姓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当时法令规定，驿站供应来往官员费用，都按当地纳税人纳粮的多少进行摊派，层层加码，百姓不堪重负。万历三年，朝廷颁布裁革驿递的通令，采取严格措施限制官员乘驿的特殊权利。对违反者一律严惩不贷。孔子第六十四代传人孔尚贤赴京朝觐，沿途骚扰民众，张居正丝毫不留面子，严加处置，并把孔家每年一次的朝觐改为三年一次，违禁的官员通通落入法网。作为执法者，张居正对自己的家属要求极严。他的儿子去京应试，自家出资雇佣车船。他的兄弟张居敬病重回乡，有关方面发给可以由驰驿供应的文书，张居正责令立即收回。张居正以铁腕治国理政。他说：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五，书牍十二，第942页，转引自刘志琴《张居正评传》第278页）张居正认为，只要能成就大业，得失毁誉，万世是非，都在所不惜。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把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坚持初衷，披肝沥胆，终生不悔。可以推想，张居正对于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等作为，在内心是很不齿的。然而，很有讽刺意味的是， 张居正生前身后遭受的种种非议，其中一条就是说他家居生活十分奢华。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回乡为父亲送葬，地方官为他特制了一顶轿子，有起居室、卧室。两边有回廊，有两个书童伺候，三十二名轿夫抬轿。沿途官员跪接迎送，场面气势恢宏，一路风光无限。这种做派很是为人诟病。
二、 豪杰之士将建不世大功，则不拘拘于一身之小节。然此不可以常理论、长情测也
原文：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张居正讲评：公子纠，是齐桓公之弟。齐有襄公之乱，桓公出奔于莒，召忽、管仲奉公子纠奔鲁，以与桓公争立。桓公既返国，使鲁杀子纠，而缚管、召以与齐。召忽死之，管仲请囚。既至，桓公释其缚，用以为相。九字，《春秋传》作纠，是督率的意思。子路问说：桓公使鲁杀公子纠，召忽致命而死，于义得矣。彼管仲者，同为子纠之臣，乃独不死，而反臣事桓公，盖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之人也，岂得为仁乎？孔子说：稽古者当论其世，论人者勿求齐全。彼桓公当王室微弱，夷狄交侵之时，乃能纠合列国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且又不假兵车之力、杀伐之威，只是仗大义以率之，昭大信以一之，而诸侯莫不服从，若是者，皆管仲辅相之力也。使桓公不得管仲，则王室日卑，夷狄益横，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夫仁者以济人利物为心，今观管仲之功，其大如此，则世之言仁者，孰有如管仲者乎？孰有如管仲者乎？殆未可以不死子纠之一节而遂病之也。按，齐世家，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以弟夺兄，于义已悖。是以忽之于纠，虽有可死之义，而仲之于桓，亦无不可仕之理，况实有可称之功彰彰如是乎。圣人权衡而折衷之，其义精矣。
原文：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张居正讲评：霸诸侯，是为诸侯之长。匡，是正。微字，解做无字，衽，是衣衾。被发左衽，是夷狄之俗。谅，是小信。自经，是自缢。昔子贡问于孔子说：管仲之为人，岂非仁者欤？当桓公杀子纠之时，仲为子纠之臣，义当有死无二。彼不能死，则亦已矣，乃又事桓公而为之相，其忘君事仇，忍心害理如此，是岂仁者之所为乎？孔子答说：子徒知管仲之过，而不知管仲之功。自周之东迁，王室微弱，夷狄纵横，天下日入于乱矣。幸而有管仲者，辅相桓公为诸侯之长，攘夷狄以尊周室，天下之乱于是乎一正。非特当时赖之，至于今，吾民犹得以享安宁之福者，皆仲之赐也。使无管仲，则中华之地将沦为夷狄，吾其披发左衽矣，尚有今日衣冠文物之盛哉。夫管仲之功如此，则其不死，亦何不可之有。岂若匹夫匹妇所见浅狭，守一己之小信，而忘终身之远图，意气感激，即自缢于沟渎之中，而竟无闻于天下后世哉。是可见豪杰之士将建不世大功，则不拘拘于一身之小节。然此不可以常理论、常情测也，彼管仲之可以无死，贤如由赐尚或疑之，非圣人孰能定其论哉。
（以上见《张居正讲评<论语>》第224页）
张居正援引孔子的话说，管子未能像召忽那样为主殉死，反臣事桓公，也不是没有道理。认为孔子折中管子的功过，对管子事功的分析，是很精辟的。像管子那样建立不世之功的豪杰之士，要看大节，不能拘于小节。但这不能以常情、常理推断，只能由圣人裁定。张居正作这样的讲解，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圣人可以这样认定，但人们不能因此就只讲大节，不拘小节，要大节、小节一起讲。张居正这话是讲给小皇帝听的，也是自己内心的表白，是在表明，无论是小皇帝，还是他本人，在大节、小节上都必须严格要求。张居正在教导小皇帝能成为有道明君的同时，也向皇帝表达自己的忠心。
理想的君主具有或应该具有圣人的品德，是后世儒家的基本观点，自然也是统治者所认同的。（张显清 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第10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明代人看来，格物诚正是君主履行好职责的必要条件。君主应该像圣人那样，首先要修身，使心无邪念，使心意诚实。君主应该以高尚的道德修养教育和影响人民，惟有自爱其身的君主，才有可能治理好天下。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写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论》（《张居正集》第三册，卷三四，文集六，第357-359页，转引自刘志琴 《张居正评传》第319页），表述的就是这种思想。万历皇帝即位时，只有十岁。作为首辅大臣和帝师，张居正满腔热枕地希冀神宗能成为一位圣主，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明代皇帝的教育，一种是经筵，一种是日讲。张居正亲自为神宗编制课程表，规定经筵除盛暑和严寒时，上半年、下半年都需进行九讲。日讲，除三、六、九皇帝视朝之日外，没有特殊原因不停课。皇帝的功课主要是经书、历史和书法。张居正亲自精心挑选老师和侍读。张居正不仅常常到场，还亲自给万历授课。经史教材，除传统的四书、五经外，又增加《贞观政要》、《通鉴节要》等书籍，同时让讲读官编印了带有插图的《帝鉴图说》。《帝鉴图说》中讲了一百七十个帝王故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篇故事都配有插图，文字浅显，朗朗上口。书中以生动的历史故事，阐明了帝王应当具备的思想风范。诸如要尊儒、读经、行仁政，要以德行感化天下民众，要有纳谏、容人的雅量。要带头执法，要刻励节俭等等。力图让小皇帝能充分认识到道德的价值。这些都可见张居正的良苦用心。张居正从多方面向小皇帝进行道德灌输的同时，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也是多处干预，时时规劝，尽力实现小皇帝良好道德的养成。万历五年，神宗为表孝心想要为两宫太后重修慈庆、慈宁两宫，张居正婉言劝谏，说两宫建成未逾三年，重修会造成浪费，省一分钱财就是对百姓的恩赐，天下黎民就会称颂圣母和皇上的恩德。圣宗听了，很乐意地停止了这项工程，节省了几十万两银子。万历七年，神宗嫌宫中花销不够用，下诏征光禄寺银十万两。当时，宫廷费用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皇宫开支已经是不堪重负。张居正把户部呈送的《钱粮数目》账簿请皇上亲自过目，并向皇上详细解释国家财政收支情况，请求皇上为国家和百姓着想，尽量节约用度。神宗此后便停止了这样的索取。开源节流是张居正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举措。隆庆六年居正当国以后，在节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较。（朱东润 《张居正大传》第235页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神宗开馆篡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赐宴的旧例。此后，由于张居正的规劝，神宗免除了筵讲和日讲的饭局，免除了元夕的灯火。皇上的御厨和两宫太后的用膳，也节省了不少。张居正不顾会引起皇上反感，在柄政的十年里，自始至终，不断劝谏神宗节省用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不难看出，无论是在大节上或小节上，张居正都要求小皇帝一丝不苟。可以想象，管子能够容忍齐桓公大邪有三，张居正是绝对不想在万历皇帝身上出现的。张居正也绝对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久，万历就对他进行清算，而且，万历也马上变成一个贪婪成性、腐化堕落的皇帝。人们说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是最失败的教育，这也只能从封建社会的制度上去找原因。应该说，张居正已经尽力了。
在明代，人们认为辅臣的职责就是要致君以德，使君的作为符合君道，进而泽被黎民。张居正不仅在致君以德上作了不懈的努力，而且在国计民生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张居正当政时期，由于皇帝年幼，尽管事事总要先毕恭毕敬地请求皇上的批准，实际上每项政令都是出自张居正并亲自操作，张居正是代王行政。张居正利用一个政治家难得的历史机遇，雷厉风行一往无前地把自己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张居正主政伊始，就开始了明代最深刻、影响力最大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自嘉靖以来，官员责任心丧失，玩忽职守，政令不能贯彻，国政日非。张居正认为，吏治是国家的元气所在，吏治不理想，国家难有兴盛的局面。他首先以整顿吏治为改革内容。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奏实施考成法。规定对国家下达的各项政令随事逐月考核，在月查的基础上，年底进行核查。同时对考察者进行考察，吏部和抚按都负有核查官员的职责，要保证考核不走过场。这些措施使吏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二是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状况日益严重，致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万历八年，朝廷下令天下丈量土地。土地的丈量，清出了被豪强隐占的土地，使得普通农民不必再陪纳虚粮。同时，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是：将力役并入田赋，按田亩为核算单位，统一征收；除漕粮外，一律改折银两，以货币代替应征实物。允许出银代替劳役；实行官收官解，减少层次，简化手续。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使赋税的征收转向了货币化，这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张显清 林金树主编 《明代政治史》第852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改善了财政状况。三是削减官员特权，裁革驿站。明代的驿传制度随着流弊的产生给驿站所在地的百姓带来繁重的负担，过往官员敲诈勒索，仗势欺人，被视为逼民贫困流亡的暴政。万历三年（1575）朝廷颁布裁革驿递的通令，最大限度地减少驿差，削减驿站供应，严禁弄虚作假，严肃处理违反规定的官员，张居正以身作则，减轻了驿传困民弊病。四是整顿学政。进一步明确有关官员的职责，加强督责，慎选学官，约束生员，毁天下书院，加强思想舆论控制。五是对边防和水利建设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改革措施。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当时的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
与张居正同时代的名臣海瑞曾评价张居正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从张居正的言行来分析，他确实是以大明天下为己任，真心忠于大明王朝。张居正当政后，面对持续多年的混乱朝政，张居正决心力挽狂澜，重整山河。万历元年（1573），他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表示，对于即将到来的挑战，他已经作好了经受苦难的准备，无论是身体上的摧残或是名誉上的诋毁，他都会坦然面对，绝不退缩。万历五年（1577），正当改革大业艰难推进的关键时期，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惯例他要辞官回乡守制三年。张居正上恋君恩，下念父母，欲留既不可，欲去则不能，抱此沉思，寝食俱废。（《谢降谕慰留疏》，《张居正集》第二册，卷六、奏疏六，第275页。转引自刘志琴 《张居正评传》第272页）这使他陷入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万历皇帝一再挽留，要他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同上）张居正表示说：惟皇上之所使，虽赴汤蹈火，死不敢避。（《乞恩守制疏》，《张居正集》第一册，卷六，奏疏六，第266页。转引自 刘志琴 《张居正评传》第271页）张居正的夺情留职受到反对派铺天盖地的指责和非难。到了晚年，张居正自知招致积怨太多，身后不保，仍矢志不移，嘱告同事：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答山东巡抚何来山》，《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一九，书牍十三，第1046页。转引自刘志琴 《张居正评传》第284页）张居正明知改革如涓涓细流注入大海，寸石补天无济于浩瀚的天宇，但只要对国家略有小补，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初衷，终生不悔，充分表现出一个杰出的封建王朝改革家锐意革新的坚强毅力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刘志琴《张居正评传》第285页）这样一个张居正，对于管子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又臣事齐桓公，当然是会有看法的。孔子虽然折中管子的功过，认为管子没能死节自有可取之处，只能是圣人才可以这么说，从常情、常理上是不行的。张居正向小皇帝做这样的讲解，也是表达他忠于朝廷和国家的真实感情和价值取向。
三、 假借仁义，与王者之道不可同日而语
原文：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张居正讲评: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是诡谲，于正相反。孔子说：齐桓、晋文相继为诸侯之长。当时虽称为二霸，然文非桓比也。盖文公为人专尚诈谋，不由正道 ，是谲而不正者。桓公则犹知正道，不尚诈谋，是正而不谲者。即入伐楚一事，文公欲解宋围，乃伐曹卫以致楚，欲与楚战，又复曹卫以携楚，不能声罪致讨，只以阴谋取胜而已。若桓公伐楚，则以王祭不供而声其罪，又退师召陵而许其盟，名正言顺，举动光明，此桓之所以优于文也。二公他事，亦多类此，其优劣判然矣。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论之耳，推其心，则皆假借仁义，同归于谲而已，其于王者之道，岂可同日而语哉。（见《张居正讲评<论语>》第223页）
原文：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张居正讲评:齐、鲁是二国名。变，是变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文武之治道。孔子说：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于齐，封周公于鲁。二人皆披圣人之治，其政教风俗固纯然文武之盛也。至于今日，则齐、鲁皆与旧时不同，然齐经桓公霸政之后，其习俗相传，逐急功利，喜夸诈，而太公之治已荡然无存。鲁则无所变更，至今犹知重礼教，崇信义，而周公之遗风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耳。若齐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仅可如今日之鲁，盖功利既革，方可望于礼教，夸作既去，方可望于信义，而文武之盛，固难以遽复也。若鲁之君臣能变其政而作新之，则便可至于先王之道。盖礼教信义莫非先王之旧，但修举其废坠则纪纲制度焕然维新，而文武之盛可复见于今日矣！所以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耶！”此可见夫子经纶的次第，使二国能用之，则虽至道有难易，而一变再变之余，治功无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见《张居正讲评<论语>》第87页。）
张居正认为，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只是与晋文公相比较，就事论事而已。从齐桓公的内心来看，是假借仁义，他所奉行的霸道，与王者之道不可同日而语。张居正又引用孔子的另一段话，说正是由于齐桓公的霸政，违背圣人的治世原则，使得太公治下的政教风俗荡然无存。。张居正据此对齐桓公的指责，当然也包括管子。其实，仔细分析张居正当政所推行的路线，也不尽然是儒学说所谓正统的王道。张居正对何谓王道、霸道，有着自己的理解。张居正在给浙江巡抚耿定向的信中曾说：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张居正集》第二册，卷二四，书牍十一，第829页。转引自刘志琴《张居正评传》第264页。）张居正是一个现实的功利主义者，他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经验，对各家思想兼容并蓄，王道与霸道杂而用之，礼法并用，别树一帜，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
张居正二十三岁中二甲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人们说他从此时起便有志于宰辅。当同年进士沉迷于古文诗赋、汉唐大家的时候，他却发奋研习国家典章制度。张居正的文章，常常引用子史百家的话，，都不脱离治国之本。在他进入内阁的第二年（隆庆二年，1568），向皇上呈上了《陈六事疏》。《陈六事疏》是他深思熟虑的改革纲领，是他是他日后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一是省议论。张居正认为，当时朝廷议论太多，空谈心性，不顾实际，多言乱听，空谈误国。建议改变这种风气。提出要审慎决策，慎重用人；要求各级官吏事必躬亲，实事求是，履行职责；往来公文要扫除俗套，杜绝空言，避免互相推诿。二是振纪纲。明中叶，纪纲废弛，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普遍。张居正建议要公平执法，而且必须从皇帝做起，皇帝带头守法，严格督责各级官吏忠于职守。三是重诏令。当时国家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公文旅行，政令落空。张居正建议，朝廷交办的事务要限期实施，限期回复，要做到令行禁止。公文要设立号薄登记，办结方可注销。违抗诏令者治罪严处。四是核名实。张居正主张要严格考课，选拔人才。要严格执行考核制度，按官员实绩判断才干，安排职务升迁。不论名气，不讲资历，不看关系，不讲恩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五是固邦本。当时国家财政严重入不敷出，就搜刮百姓以充实国库。张居正认为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使百姓积怨成怒，动摇国家根基。张居正建议，要节用惠民。皇帝要爱民、体恤百姓，要带头节俭，不急的工程要下马，无益的征收要停止。要严厉打击贪官污吏。要慎选良吏，实行轻徭薄赋，安抚百姓。六是饬武备。针对当时边备废弛、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的状况，张居正建议，要君臣一致，提振精神，坚定意志，奋发图强。要激励士气，坚强军队训练，修缮城堡，加强戒备。从上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这套矫正时弊的改革方案，是较为全面、集中和切中要害的。（杨小红 ：《张居正 宰辅人生》第12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张居正的《陈六事疏》，全面系统的表述了他的执政理念，为日后他推行的改革作了准备。
仔细分析张居正的《陈六事疏》，可以看出他对前人治理国家成功经验的精心借鉴，也可以看出齐桓公、管子的治国方略同时进入了他的视野。其一，《陈六事疏》的前三项，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其中心是强化君权。明朝初期，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专制主义皇权政治得到空前加强。到了张居正当政之前的嘉靖、隆庆时期，皇权政治已经陷入极端腐败的境地。内阁中党同伐异，势若水火。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皇权为党争所左右，政令得不到贯彻，官员玩忽职守而无人追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集权，加强君主行使独断的权力。张居正呼吁皇帝乾纲独断，要及时有力地制止平息大臣们的议论争执；强调以法纪和诏令作为治国之道，树立朝廷和法纪的权威。礼莫大于名分，分莫大于君臣，张居正把君臣礼仪作为树立君威的首要手段，万历二年（1574），万历皇帝接见廉能官吏，张居正安排礼部事先拟定程序，先行演习，举行觐见大礼，以重振皇上威仪雄风。加强皇权是张居正稳居权力中心迅速控制大局的必要手段，这是他执政的出发点，只有如此，他才能号令天下，推行新政。而加强君主集权，也是管子治国思想的一大特色。“管子根据春秋初期社会形势的变化，辅助齐桓公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上实行全面改革，加强君主集权，削弱贵族势力，杜绝政出多门，从而强化了国家政府职能从国家管理体制上为齐国的强大与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池万兴 《大家精要▪管子》第89页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管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建立由君主为最高管理者的行政管理系统，加强法制，树立国君的最高权威，由国君控制军权、外交权，实行官榷等政策，由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等等，从多方面加强了君主权力。管子曾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管子▪重令》《诸子集成》第五册 第九九页 中华书局 2006年版）张居正说：谋在于众，断在于独，张居正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与管子的思想有明显的一致性。其二，张居正《陈六事疏》的第四项，核名实，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这明显是借鉴了管子的用人智慧。齐桓公实行的选拔人才的三选之法，管子关于人才的论述和选拔人才的一系列做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张居正提出识人用人要做到六毋毋徒玄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定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之说，与管子的人才理论其实相通。其三，张居正《陈六事疏》的第五、第六项，提出要固邦本，饬武备，这显然吸收了管子的治国理念。以人为本，是管子说过的话。百姓富足、社会稳定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张居正推行改革的重点在经济领域，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是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推行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固邦本的主要措施。管子改革的重心同样是在土地上，管子实行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制度，均地分力，有效地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了收入，实现了富上而足下。田赋是封建社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问题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绕不开的话题。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与管子相地而衰征的思路一脉相承。尽管张居正自奉他所推行的是圣人的治世原则，认为齐桓公、管子只是假借仁义，与他所做的一切不可同日而语，但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张居正在思索酝酿和实践他的治国理念的时候，齐桓公、管子治国思想对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作者简介:戴立轩，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