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51期 千古奇人、奇书：管仲和《管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10/18 16:33:06
千古奇人、奇书：管仲和《管子》
龚 武
第一节 管仲其人
管子（前723～前645），字仲，名夷吾，世称仲父，谥号敬仲，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春秋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
管子身世坎坷，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与鲍叔牙结为好友，一同习文练武，学得文韬武略。曾务过农、帮过工、当过兵、经过商和做过小吏。
约于公元前700年前后赴齐国，与好友鲍叔牙（前725～前646或644）一同被齐僖公（？～前698，前731年～公元前698在位）任命为傅（古代官职、宫廷教师），教傅齐僖公次子公子（姜）纠，先后长达15年之久。
公元前698年，管子与鲍叔牙最后告别故园。同年齐僖公长子，即世子（太子）公子（姜）诸儿继位，史称齐襄公（前698～前686在位）。
公元前686年冬天，齐国宫廷发生内乱，齐襄公被公孙无知和大夫连称、将军管至父联手弑杀。公孙无知篡夺君位不久，大夫雍林和齐国二守之一的上卿高傒，共谋诛杀了公孙无知、连称和管至父。
齐国内乱前后，鲍叔牙辅佐公子（姜）小白流亡莒国。管仲辅佐公子（姜）纠赴鲁国避难。
公元前685年，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在鲍叔牙保护下率先回到其国，继承君位，史称齐桓公。为帮助公子纠争夺君位，管子箭射小白，中衣带钩。鲁国出兵帮助公子纠争夺君位战败。后鲁国迫于齐国外交压力杀公子纠，囚禁管仲。在鲍叔牙大力斡旋下管子被遣返归齐，继而齐桓公在鲍叔牙说服下，捐弃一箭之仇，拜管子为相。
管子任齐相后，向齐桓公进谏先安内修内政，后攘外会盟诸侯、尊王攘夷的兴修霸业之策。齐桓公初始消极观望，经管子拼死相争之后方始采纳。齐桓公后又执行走样，未能优先致力于内政治理，然后才征战讨伐，而是让管子修内政，自己则把主要精力用于兴兵征战。
管子相齐的最初五年，即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81年期间，齐国形成一个独特的君相分治的局面，齐桓公以对外打战为工作中心，管子以整饬内政为工作重点。
管子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宽广的心胸，一心一意致力于齐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治理，包容齐桓公的失误，耐心等待齐桓公回心转意。
这个阶段，管仲忠心耿耿治理齐国内政，推行齐国新政，实施以教为先策略，教官、教民，选贤任能，组成精悍国家管理团队，推动落实一系列富国强兵政策：创新社会管理手段，发展生产，充实仓廪，礼法兼治，获得齐国上下拥护和信任。
另一方面，正如管子早年预言的：非夷吾莫容小白。管仲包容齐桓公的错误行为，依然对齐桓公的抱有充分信心，他与鲍叔牙联袂共进，继续践行以教为先的教君策略，利用一切机会，运用对话、文章、讲授，对齐桓公循循善诱，谏言教诲，建言献策，慢慢影响感化齐桓公，耐心等待其回心转意。
管子的宽厚、包容，以及长期的正面教诲，加之齐国遭致一系列的战场失败和外交失利的反面教育，齐桓公终于幡然醒悟，开始认同管子先内后外兴修霸业之策，并逐渐意识到兴修霸业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必须君臣上下相向而行，同心戳力，才能完成这项艰难的世纪工程，实现几代国君的齐国梦。
齐桓公醒悟之日，也正是管仲推行新政社会治理第一阶段工程几近于完成之时。所谓：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管子·戒》）齐桓公由衷感恩管子的忠诚、宽仁、大度，卓越的智慧和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为更好地实行管子新政，放手让管子发挥治国理政的才干，齐桓公决定赋予管子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威，尊管仲为仲父，赐封管子上卿爵位和足够多的田宅财富。
齐桓公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体现立场的转变和对管子的敬重，从长远的观点看，也证明了齐桓公作为一代明君，春秋首霸，实非浪得虚名，他赋予管仲更大的权威，为管仲在以后统揽国内和诸侯国两个大局奠定更坚实的政治基础，以便更好地发挥管子聪明才智，实现齐国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的大目标。
公元前681年，管子正式兴车践乘开始亦步亦趋地推进首霸春秋的进程。当年齐国与诸侯国在北杏会盟，齐桓公第一次被推为盟主。
从此管子辅佐齐桓公在齐国国内和周朝诸侯国际两条战线，不断发力：以精神软实力，内政活力，经济实力，人心合力，推动与诸侯国的外交，形成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逐渐获得诸侯国信任和拥戴；而外交的成功，不仅振奋鼓舞了齐国民众，还获得了虚君共和的周天子的青睐和信赖，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齐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国际地位和领导权威。
齐国利用周天子的信任，充分发挥大国的担当精神，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的地位，一方面积极扶弱抑强，维护国际秩序，对遭受夷狄侵扰的诸侯国采取兴灭国、继绝世的仁义之举，一方面组织诸侯国，对长期侵扰中原的夷狄部落予以武力征伐，一方面教训那些倚强凌弱的地区大国。
公元前651年，葵丘夏、秋两度会盟，标志齐国霸业达到鼎盛时期。诸侯国签订盟约指明：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周天子派钦差大臣与会赐封并嘉奖齐桓公。
管子国内和国际双管齐下，内以治国理政，外以共襄周室，实行两条腿走路，软实力和硬实力两轮驱动，武力和商利战两手都硬，征服强大与安抚弱小并举，呕心沥血，南征北战。
管子任相国辅佐齐桓公长达四十年之久。认真汲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合民情、顺民心、固民本、恤民生的法令政策。
其中最醒目之处是扬弃周朝礼乐之治，首提以法治国，把廉、耻、礼、义定义为国之四维，并将二者有机结合为一体，实施法德兼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以人为本，和合故能谐等震古烁今思想理论付诸于齐国政治实践。
推行参其国而伍其鄙，在实行有效基层组织治理的过程中，达到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国防目的，从而建立起一整台寓兵于民、兵民错综、军政参伍的运转机制和管理体制。
走富国强兵，修好近邻、先内后外、待时而动的治国求霸之路。在对外征伐和外交方面，多采取商利战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尽量减少战争伤亡。
践行社会分工合作，实行士农工商，分业定居，以提高技艺和社会生产力；建立选贤任能的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次审选，可作上卿之赞（助理）；设啧室之议，吸纳来自民众的批评建议。
创立并践行以轻重价值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统筹政治经济关系，合理发展社会生产：利出一孔，充实国家财力，建立政府引领下的市场调控机制；由官府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土地垦辟、山海、盐铁之法，革除不合理的赋税制度；实行相地而衰征，适当征发力役，注重自然生态保护；主张社会贫富适度，关注民生民瘼，实施九惠之教，救助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社会弱势群体。
齐国在管子的治理下，以区区海滨之国实仓廪，通商积财，最终不以兵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第一个实现了尊王攘夷的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避免了国家分裂，促进了中华多民族国家融合的历史进程。
作为学术大师的管子之所以能够在春秋齐国舞台上，游刃有余地统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治国理政实现齐国大治，辅佐齐桓公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霸春秋，得益于他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哲学思想和一系列理论创新。管子建立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形势道哲学体系，在本体论和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合于辩证法的，在历史观上则是坚持继承和发展并重。尤其是其辩证方法特有的概念，如形势、阴阳、参伍、轻重等哲学范畴，被对象化应用于全部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构成了庞大的思想和学术体系，换言之管子的成功和全部理论成果，也是他卓越的哲学思想的结晶。
管子一生勤于阅读、思考和写作，身后留下大量论著和内史关于他生前言行的记载文献，这些文献曾长期流布于春秋列国。由于传播手段和文献书写材料的原因，管子的论著和相关文献在后世传抄、整理和编修过程中，出现了篇章亡佚、散简夺误、钞胥误植、训校误判等问题，致使管书原始全貌已不可得见。
幸运在于，汉朝统治阶级极为重视传承古典学术，光禄大夫刘向奉命领衔编修出今本《管子》。这是一部比较集中、完整记录、保存管子论著和言行的典籍，反映了管子道德文章、生平事迹、治国经验和思想智慧。因此，尽管今本《管子》并非管书本身，而且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亡佚了十篇，依然属于残本，然而在实际和法律的双重意义上依然可以作为管子著作，是研究和传承管学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
除此之外，管子生平事迹和思想贡献还散见于《左传》《论语》《国语·齐语》《韩非子》《列子》、贾谊《新书》、司马迁《史记》、刘向《说苑》、班固《汉书》以及《淮南子》和《东周列国志》等众多典籍。
第二节 《管子》其书
被《汉书》正确而确凿地记载为管仲撰的《管子》，今本《管子》是仅存的一部汉王朝诏令官修的个人文集，由西汉皇族重臣、光禄大夫刘向领衔编修，是一部厚重而博大精深的经典古籍。
今本《管子》原本86篇，洋洋18万言，今天读到的各家版本，现存《管子》实存76篇，10篇仅存目录，约16万言。是先秦篇幅最大的一部子书，约为《论语》的12倍，《道德经》的36倍。
《管子》包括治国理政，涵盖政治、哲学、经济、社会、道德伦理、法律、军事、外交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内容。
今本《管子》成书体例分为卷和篇两大层次，文献材料摆布又按题材、体裁和来源等形式分成八个部分：即《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 7篇，《短语》 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 4篇，《轻重》 16篇。
对于《管子》的分组问题，刘向在《管子叙录》中没有交代。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划分不是出自刘向之手。
（巩曰国《＜管子＞版本研究》第９页）
分组问题此可存而不论。从现存今本《管子》文本分析，仔细品读、辨认，大致可做论和史两分：
第一大部类是论。即管子论著，现存50篇。除了在经言，外言;短语和管子解部分，在杂言、轻重、内言部分里，也包含有管子的论文。
这些论文，一部分属于早期管子担任齐宫廷教傅时编写的教材、教科书，如《管子》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幼官》、《幼官图》，即经言、外言、区言和管子解诸篇等；也有一部分属于公文性质的上表、奏章，如《霸言》、《关山海》、《版法》、《明法》、《任法》、《法法》等。
管子还撰写一些专业性很强、属于科学论文范畴的文章。如《宙合》《四时》《五行》《度地》《地员》《水地》《心术上》《心术下》《白心》等。
第二大类别是史。现存26篇，属于齐国内官存史资料文章，内史实录档案或文献摘抄的涉管事迹和言论，如《大匡》、《中匡》、《小匡》，以内言和轻重等最为集中。
论即管子著作，是为主；史为史官之书，是为辅。论和史辑合为一体，融汇于一炉，乃《管子》生焉。论与史互补而互文，形成该书内生性强大的完整体系。
在此意义上，《管子》的责任者无疑是管子，至于该书的形式面貌，编修体例存在一定瑕疵，以及其他技术性的问题，就管子和管书而言，不任其咎。
这些论著和史料，都是刘向负责组织或亲自搜集、整理出来的，并成为编写今本《管子》的原始资料，具有不可动摇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与管子同名的《管子》是一部厚重而博大精深的经典，是储藏管子精神遗产的文献汇集，也是我们了解管子最权威的文本。
管书，作为区别于今本《管子》意义上的称呼，有其独特的学术意义。今本《管子》毕竟只是刘向编修后的面貌，至于管书的原始面貌和内容，应该在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上都大大超出今本《管子》。
关于管书的流传，韩非子曾写道：境内管商之法家有之。管书流传到诸侯列国应该开始于管子任相国的四十年间，尤其是齐国开始称霸诸侯，管子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
这些管子的著述是通过列国宾客赴齐国学习滞留期间，通过阅读、传抄而逐渐成为流传甚广的 “手抄本。
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管子·中匡》）
随着一再的传抄和誊写，管书的内容和文本也就逐渐复杂起来，这一点在刘向在奉诏编修《管子》 时，讲得很清楚。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向谨第录上。
（刘向《管子叙录》）
唐代以前，管子其人和作为其著作的今本《管子》，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和王朝治理者的青睐。以宋代为分水岭，管子其人和作为其著作的今本《管子》，受到了统治阶级和儒家某些代表人物的恶意攻讦乃至粗暴否定，黯然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退场，仅仅在文献学意义上被官方或坊间所低调保存了下来。
宋朝统治阶级丧权辱国之后，元代以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管子其人和作为其著作的今本《管子》，几乎被遗弃。明代统治阶级依然以儒学为正统思想，几位苏皖地方大员曾联手刊印了一部《中都四子集》《管子》位列老、庄之后，位居第三。当然也有一派下真功夫阅读独立思考的著名学者如清代俞樾撰《管子平议》，便尊重历史地敢于将《管子》置于《老子》、《论语》之前。
与宋朝一样，明代统治阶级继续以丧权辱国而告终。在清代文字狱的语境下，一些落魄或失意的读书人在潜伏状态下，不约而同地围绕《管子》校释训诂，翻刻、刊印之，以循抚先贤之幽情，寄托民族光复之梦想。
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的思想家梁启超和康有为公开向统治阶级献策，呼吁把管子其人和作为其著作的今本《管子》，当做救世的法宝。
然而，康、梁的努力，像戊戌变法一样劳而无功。心有不甘的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依然极力坚守对国人做一次管子和管学的启蒙的初心，写作了《管子传》，又称《管子评传》。第一次在国际和历史双重视野下，高度赞扬、评价管子，系统地介绍了《管子》思想和理论贡献。
在民国时期，《管子》陷入啼笑皆非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胡适之公开将《管子》指为伪书，一方面整理国故派的遗老遗少，企图依然以儒学对抗西学，乃至马列主义思潮。学术的工具主义于是应运而生，语出《管子·牧民》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被奉为国民价值观，得到大力的宣扬。管学再次进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却被吊诡地隐去其出处，以致在很长时期，大多数人都普遍认为这是一句儒家的或孔夫子的名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对旧时代、旧学术的廓清，《管子》研究进入新阶段。郭沫若《管子集校》在闻一多、和许维遹《管子校释》基础上，进一步汇集历代包括海外一些研究者对《管子》文本训诂校释的成果，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他对这些校释条目及其一些文本方面的意见。作为一部研究《管子》文本的参考工具书，尽管某些基本观点不尽得当，文本校注增益也不免存在鱼龙掺杂、莫衷一是的情况，然而对于管学研究者，依然大有裨益和参照价值。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学术界开展春秋哲学大讨论，其中关锋、林聿时发表的论文最具代表性，提出今本《管子》保存了管子遗著的观点，从而有力证伪了胡适的伪书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山东临沂考古发现《管子》竹简残篇之后，伪书说基本销声匿迹。与此同时，全国性的批儒平法运动，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传统非管论的清算，管子作为法家的先驱，成为之后学界形成的新共识。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次涉管的学术讨论，尽管带有时代的特征和局限性，然而国家出版界从此将涉及管子的研究著述，列为哲学范畴和法家类别则是一个至今不变的成果。
当代《管子》研究，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基础上，有了开放、多元的视野，从而也就有了更多层级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加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历经几十年的不懈耕耘，以管子其人和著作《管子》为研究对象的管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为指导，超越狭隘的传统形式主义解注经典的模式，从哲学社会科学多元综合阅读的视角，从管子博大精深的经典原著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使其服务于火热的社会生活，服务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
今本《管子》的编修者或参与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者，是汉代王朝专司修文、修史职务的朝廷命官，编书是他们的职务行为，因此理所当然要用《管子》命名，署名管仲撰，既是尊重原作，名至实归，也是编修者实事求是，不敢僭越掠美。
因此，现当代在法律意义上认定《管子》为管子著作，以规范对《管子》文本的署名权，以示对中华先贤管子的尊爱和敬重，是完全必要的。
从编辑学角度，原始管书的内容要远大于今本《管子》，但后者文本保存依然是迄今最完整的原生态文献汇集。毋庸讳言，囿于编辑体例的混乱，今本《管子》确实存在驳杂、凌乱和史论混淆而素称难读的弊端，容易给涉读之初者不能卒读，而造成此书确系集体智慧结晶的误判，因此，据以尝试编出不同面貌的新本《管子》，乃为侪辈后学者的任务之一。
管子是古代最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论者，《管子》理论基础是形势道哲学，核心是治国理政之道。《管子》第一个提出水地是万物之本的世界本原论和精气说。《管子》哲学方法是在继承中华古代精神文明基础上，创新高扬了阴阳、参伍和轻重等辩证逻辑范畴，是中国古典哲学第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管子》在以天地人三位一体为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提出革故鼎新，顺民心，利民生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以有所作为的励精图霸襄助周室为总体战略目标，把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实现富国强兵置于优先地位。为此设计士农工商，分业定居、参其国而伍其鄙、作内政而寄军令等一整套国家军政、社会管理体制。其中伍、轨、里、连、乡的基层政权体系，开启了郡县制的先河，被历代继承发展，影响到东亚各国，并为现、当代所借鉴、运用。
《管子》的法治伦理思想，开创了道德和刑罚并重的治理模式。既讲求以法治国事断于法，又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既极端重视政治学和法学意义上的牧民，礼、义、廉、耻和公、法、教、治，又推崇伦理学意义上，以君明、仁、圣、爱、利，臣忠、贤、诚、智、信和民慈、孝、悌、贞、节为核心观念的道德教化。
《管子》亦被称为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轻重论开创了对商品价值理论的探索，是价值理论的萌芽。比西方经济学发现劳动价值理论早了近二千五百年。
《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主张盐铁官营，铸造货币，掌控粮食，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防止贫富悬殊。《管子》提出关于刺激消费和侈靡消费的理念，把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当做发展经济杠杆的理论，放在当代也是非常前卫的观念。《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教惠民政策堪称世界上最早的民政、民生和扶贫工程。
《管子》把教育、育人视为国家兴衰存亡的百年大计。提出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施教对象涵盖广博，从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开始，包括教君、教官、教民、教诸侯。《管子·弟子职》篇被视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学生守则，而备受推崇。
《管子》在军事和政治谋略上，既非常重视士兵的训练和兵器装备的质量，更具有服人以义而不以兵，必不得已而用兵，亦先之以义，节之以财，而以伤于民危于国为戒的战略眼光，是继姜太公之后兵学的集大成者。特别是首创了不以兵车而征服诸侯的商利战，独树一帜，屡试不爽，战功卓绝。
《管子》还保存大量上古宗教、历史、语言文学、农学、数学、统计学、土壤学、医学和等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著作，人类珍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本文摘自作者所撰写皖籍思想家文库管子卷本论绪论）
（作者简介：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管子文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