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28 14:40:06
管子与三国
三国时期的管子思想
周怀宇
内容提要:三国时期,管子思想受到广泛继承。魏蜀吴三国汲取管子尊王攘夷思想而建国;汲取齐国自治的理念而形成区域发展的模式。魏蜀吴三国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长足发展,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进步;管子思想渗透三国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这一时期最受尊崇的意识形态之一。
关键词:管仲;《管子》;曹操 ;孙策;孙权;诸葛亮;尊王;区域模式
正文
管子(公元前723-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其政治思想不仅试验有成于当时,也深刻影响后代。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即受益于管子思想而形成与发展。
总体看,东汉社会处于中国社会上升时期,全国各地,社会经济亟待开发与发展。但是,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导致社会动荡,全国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原有的东汉王朝,腐朽衰败,社会机制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数十个豪强集团,相互兼并混战,破坏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出现了拐角。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脱颖而出,他们汲取历史资源,选择管子思想,运用管子智慧,在自身形成过程中,汲取管子尊王思想,获得了社会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汲取管子治齐的智慧,创建了魏蜀吴区域自治的模式,促进区域社会发展,共同为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国时期,管子思想,普遍受到尊崇。管子的智慧,普遍受到关注。尤其是魏蜀吴三国的执政人物对于管子的尊崇和借鉴,直接修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
曹操《短歌行》其二,曰: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
民受其恩,赐与庙胙,
命无下拜。
译文:
齐桓公的功业,首推尊王攘夷,由此成为霸首。
联盟众多诸侯,匡正天下是非。
维护天下统一,不使用战争和武力。
举事磊落无欺诈,美德流传历史。
孔子赞美齐桓公,也称赞管夷吾。
百姓深受恩惠,天子赐与祭祀的肉,
命其接受奖励的时候,免于下拜。
中国春秋历史上,齐国的事业把齐桓公和管仲紧密连在一起。曹操用历史眼光衡量这一对君臣,予以高度的评价。从历史贡献、个人品格、人民受惠三个层面认识其价值,这一历史观是积极进步的,必然深刻影响曹操的社会价值观。
孙策,孙吴政权创始人。他延用管子和齐桓公尊王治齐的思想路线,采用匡辅汉室态度,创建和发展孙吴霸业。
孙策身边的主要谋主是张昭、和张纮。孙策即把张昭、张纮视为管仲,而自己则以齐桓公为尚。孙策说:
昔管子相齐,一则仲父,二则仲父,而桓公为霸者宗。今子布(张昭,字子布)贤,我能用之,其功名独不在我乎!
孙策着眼功名,以管子的君臣关系自律,根子上是为孙吴集团确立了基本政治路线。
诸葛亮,刘备三顾草庐诚恳聘为谋主。诸葛亮人生目标,即是春秋时期管子。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终其一生,以管仲自况,在辅佐刘备的执政实践中,形成独特的延续汉祚的管子观。
上面是魏蜀吴三国主要代表人物关于管子的思想观念,表现了共同点,即:尊崇管子谙熟管子思想。
他们各自说法不同,都不是肤浅的认识。且都依据自己的管子观,形成相适应的政治路线,付诸社会实践。以曹操为例,其政治实践,即充分涵养了他的管子观。
曹操,在《短歌行》歌颂齐桓公,享受周王(笔者按:时为惠王)赐与庙胙,命无下拜。这时候的曹操实际上以齐桓公、管子自诩。论曹操此时的身份与地位,他就是汉献帝时期的齐桓公和管子。曹操这首歌带着自身的体温来赞颂齐桓公和管仲的,其情感十分真实。曹操获魏公、魏王封号,参见献帝,早就命无下拜了。曹操能够精到总结管子功业的精髓:一匡天下,不以兵车,实际是曹操素有平一宇内之志的政治理想。时移世易,统一的功业降临到曹操肩膀,曹操对于管子和《管子》的历史认识,愈益铭心刻骨。因而在自身的政治生活中,选择了管子形象为努力目标,效法管子。终曹操一生,以汉相自任,不肯僭越。这是他自诩管子的政治选择,充分体现他的管子观,也可见三国主要历史人物管子观之一斑。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在东汉末年封建军阀混战中诞生,在数十个政治集团的激烈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壮大。
他们在恶劣的政治生态中脱颖而出,其秘诀之一,他们延用了管子思想,尊王攘夷思想是其一。这是魏蜀吴三国的锐利政治武器,他们不是简单照搬,而是结合自身实际,演绎了各自成功的历史轨迹。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各个豪强军阀,忙于相互兼并,争夺州郡,扩张势力范围的时候,曹操的首要方略不是扩大地盘,不是争抢势力范围,而是争抢天子,表现一副勤王的姿态,占据政治优势,赢得社会信赖和支持。
初平元年(190年),汉献帝被董卓劫持到西京长安。兴平二年(195年),汉献帝刘协在部分亲信官员帮助下,潜逃回洛阳,当时处境十分艰难。
建安元年(196年),时任兖州刺史曹操,获悉献帝东归消息,立即率军进驻洛阳,护驾汉献帝刘协。此时,袁绍袁术等其他集团,正在忙于争夺各自地盘,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各路军阀混战,唯有曹操率军入驻洛阳,拥护汉献帝重振朝纲。刘协赐予曹操节钺,曹操获得了主持军政大权的合法地位。自此,曹操始终顶着效忠汉献帝的桂冠,占据中国历史舞台的突出位置。护驾迁都,自洛阳移都许昌。这是曹操眼中的奇货可居的政治筹码。后来的史学家尖刻地改写了一个词,把曹操迎天子改写为挟天子,表现了对曹操政治思想动机的质疑,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国志·诸葛亮》)、奉天子以令不臣(《三国志·毛玠》)、挟天子以令天下(《三国志·张范》)。
不管曹操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世人如何揣测,历史事实是汉献帝在曹操运筹下,安享帝位。曹操把三个女儿许配汉献帝为妃,不久全部晋为贵人。其中第二个女儿曹节,立为皇后。这些举措,抹去政治色彩,其亲帝的忠诚,不能够抹煞。
《孝经》之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核心价值观,就是忠君,孝治天下。
东汉末年的头号政治人物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不仅是当时实践孝文化的进步青年,也深谙孝道。他依据孝文化价值观,在政治上,选择忠君之路,凭借忠君旗帜,获得统治地位。继续凭借忠君旗帜,巩固统治地位,推行了孝治天下的路线和政策。
曹操执政以后,其用人路线,即是孝文化路线。他提出唯才是用的人事路线,并非没有政治标准。他选拔任用文官武将,其忠孝标准丝毫不降低。曹操任用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即以考察孝忠为先,认为魏种出身举孝廉,兖州叛,唯魏种不弃孤也。所以认为魏种可靠,举而任之,委以河北大事。
曹操和陈宫私交匪浅。但是,陈宫背叛他,曹操坚决诛之。陈宫陈述:上有老母,下有女儿,用《孝经》质问曹操,曰: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曹操丝毫不讲情面,诛杀陈宫之后,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将孝文化与执法融于一体。
刘备,出身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胜之后”,祖父“举孝廉”出身。父亲早死。刘备因为家贫,不能够读书考功名。 但是,刘备受祖风影响,崇尚孝文化,在政治道路上,利用自己皇族血统的血脉,举起了“帝室之胄”、“王室之胄” 的皇室旗帜,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罩上了皇室“正统”的光圈。在孝文化深入民心的汉代社会,这张“帝室之胄”的皇室标签,在董卓乱政之后,国家处于失控的“真空”无君状态,刘备挺身而出,自续“汉祚”,确实为刘备集团扩大了统治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海之内,英雄贤俊,各类名士,包括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云集而至。毋庸置疑,刘备集团,亮出了“血统论”这支牌,秉承“以孝事君则忠”的原理,召募了一大帮社会精英,建置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同时依靠孝文化的精神力量,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
刘备集团立足益州,今四川地区,针对当时西部文化较低的特点,兴办教育,延请有文化的人,帮助启蒙,讲授儒学经典、讲授《孝经》,宣谕孝文化。史载:“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侯纂,请(秦)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让秦宓主管本地教育,兴办学校。启蒙、普及孝文化。由此可见刘备集团实施孝治之一斑。
刘备推崇备至的谋主诸葛亮,辅佐刘备延续“汉祚”,毕生以重建大一统的“刘汉”政权为己任,对内,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对外联吴抗曹,为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策是孙吴政权的开创者,年十七,访问吴郡名士张纮。他们之间一番世事讨论,确立了创立江东霸业的政治思想,即:实行武装割据,政治独立。但是,他们确立了一个重要前提,即:政治独立之后,保持和朝廷联系,输纳贡物,接受封号,藉以“匡辅汉室”。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人物张纮与孙策的共同谋划。
张纮(153—212),字子纲,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吴中名士。他少年时代,游学京都,返回本郡,“举茂才”。因为世乱,官府征辟,不肯入仕,居家奉母丧。
孙策闻张纮通经博学,“数诣纮,咨以世务”,虔诚求教,演绎了历史上早于“三顾草庐”的故事。但是,比刘备建安十二年(207)“三顾草庐”访问诸葛亮,提前15年。姑且称之为“吴中对”。吴中对,形成了孙策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
孙策面谒张纮,请教了三个问题。其一,认识社会形势。孙策首先敞露了自己关于社会形势的看法,说:“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这一段话,深刻说明了当时形势的特点,点明了社会问题的症结。其二,孙策说明了父亲孙坚生前未竟功业,说:“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旨在如何认识父亲的功业。其三,孙策无保留说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计划,请求张纮指点。孙策说:“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按:孙策母舅吴景时任丹阳太守),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按:吴郡、会稽郡),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
孙策访问张纮的几个问题,思路明确,毫无遮掩,以国恨家仇为前提,立下“微志”,继承父辈未遂“功业”,设计了“东据吴会”的计划,实行武装割据,建置一个“朝廷外藩”的政治独立体。外藩,就是政治独立而对国家称臣、朝贡的体制。这是青年孙策设想的一个报国模式,也是当时的政治体制上的创新。
张纮起初不肯回答。借故“母丧”,“无以奉赞盛略”。孙策“数诣纮”,再三登门请教,诚恳表示,“今日事,计决于君”,“若微志得展”,“此乃君之勳力!”孙策的诚恳请求,加上“涕泣横流”的态度,标明了这位年轻政治家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纮“感其志言”,转而倾心襄助,全盘说出自己对于天下形势的预判。张纮的形势预判,十分精彩,是三国形成前夕留在历史上最早的一番政治对话,即“吴中对”。这个“吴中对”的内容,保存在《裴松之注》引《吴历》中。
张纮当时引经据典,联系社会实际,概括回答了孙策的三个问题。指出:“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按:指孙坚)之势,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按:指荆州、扬州)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按:齐桓公、晋文公),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张纮这一番话,肯定了孙策“东据吴会”计划的政治合理性,而且帮助拓展视野,勾勒了一个更加宽阔的政治蓝图,并且提出了一个清晰的战略部署。这个战略部署即是:首先占据丹阳、吴、会,然后进一步向荆州和扬州扩展,“奋威德”,文武并用,安定社会,“诛除群秽,匡扶汉室”;最后率领“同好俱南济”,向广袤的中国南部发展。其中,最要害的一点,张纮用历史上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模式,谋求政治上的合法地位。
张纮的简洁宏论,令孙策豁然开朗。孙策当即表示“今便行矣”,表示立即付诸行动。这标明孙策完全接受了管子的思想路线。据《三国志》记载,张纮与张昭并为参谋,成为孙策、孙权的主要谋主。时称“二张”。
孙策兴平二年(195)创业成功,联合汉室,汉室赐予“吴侯”黄初二年(221),曹丕派遣使者邢贞持节抵吴,封孙权为“吴王”。“吴侯”和“吴王”之封号,表明孙策、孙权创建和继统的“孙吴”政权,一直坚持管子“尊王”的政治路线。
魏蜀吴三国,都披着“忠”于东汉皇权的外衣,建立独立政权。这一建国方略的历史资源来自管子的“尊王”思想。在动荡的社会中,为什么尊王能够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历史现象,必须联系管子提出“尊王攘夷”思想路线的历史背景,透视这一路线的理论基础,才能够获得深刻认识。
春秋初期,周王朝式微,诸侯国与中央的矛盾日趋尖锐,为了缓和这一局势,重新塑造周王朝的威信。管子创建了“尊王”的思想路线,用“攘夷”的旗号,联合大多数诸侯国,回到拥护周王的政治路线上来,管子借助这一新的政治生态,提升齐国的社会地位。历史证明,这一路线切实可行,走通了,取得了成功。
尊王攘夷,为什么能够成功?支撑尊王攘夷政治生态的理论,是孝文化理论,孝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土壤深厚。尧舜禹时期即创建了孝文化,春秋时期,已经历经二千三百多年历史。
管子深刻总结了孝文化的历史实践,进行了理论阐述,创建了孝文化理论,运用社会实践,推动孝文化的社会实践更加活跃。
管子创建的孝文化理论,核心内容就有两点,塑造家国情怀,通过“孝文化”构建“家”文化,在家实施“孝”,在官实施“忠”。推行于齐国社会实践,对内推行“孝治”,对外实施“尊王攘夷”。这是管子政治的伟大创造。
东汉王朝末期,社会历史和春秋时期,惊人相似。董卓乱政,擅自废立,滥杀朝臣,太尉袁隗一门百余口遭屠戮,血染皇阶,百官惊恐。袁绍袁术为首的18支州郡军队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倒董”之后,这18支联军转为相互兼并,混战于海内,社会历史陷入分裂割据的歧途。
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在这一时期优胜劣汰,受到历史的选择。他们汲取管子思想,激发了历史智慧,成为三个进步的政治集团,或者说,成为历史趋势的选择。
魏蜀吴汲取管子思想的重点是“尊王攘夷”这一精髓,这是魏蜀吴三国“建国”与治国的重要政治途径。他们在动荡的社会中,适应人心思定的社会要求,借助传统孝文化深入人心的社会基础,采取“尊王”的孝文化之“芯”,获得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磁场,创造了各自“尊王”的实践形式,受到了历史的肯定,获得人民的支持,赢得了广泛而又稳固的统治基础。
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无论其形成过程,抑或事业发展过程,都尊崇和汲取了管子思想,效法管子“相齐”的政治艺术,在各自统辖的政治范围内,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兴修水利,促进生产发展,提升社会经济,兴办文化教育,提升人口素质,形成了魏蜀吴三国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局面,各个区域在汲取管子思想方面,因为区域不同而出现社会发展的新特色。
曹操,实际势力范围,12州87郡,控制了全部华北地区。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远接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东至大海;东南与孙吴对峙于江淮、江汉;西至甘肃,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西南与蜀汉对峙于秦岭、河西一带。司隶、徐州、青州、豫州、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凉州、雍州、荆州(北部)、扬州(北部)。设置西域长史和高昌戊己校尉。
曹操及其后来的曹魏政权,对于北方经略,统一中国北部,做出了很大贡献。疆域上,继承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设立西域长史府加强管理;毋丘俭征伐高句丽后将朝鲜半岛北部并入了版图;南匈奴、乌桓、鲜卑、羌、氐、高句丽、倭国边事等都在曹魏经略下,有了稳定的新局面。
其次,经济开发也有突出的进步。农业上发展屯田制;商业上,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除禁令,轻关税;政治上,广议轻刑,与民休养。
思想文化上,兴文重教。每年察举孝廉,选拔优秀人才,不受户口限制。黄初五年(224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重修孔庙,各地大兴儒学,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正统文化复兴。提倡节俭、薄葬,下诏禁止厚葬、淫祀。
综合来看,曹魏时期,北方生产恢复,重现安定繁荣局面。黄初末,国库充实,累积巨万,基本解决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问题,版图得以扩大,曹魏实力进一步增强。南部对于江淮、江汉的开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开发江淮,带来江淮的新面貌。
建置了以合肥为刺史部的扬州,开发和疏浚重要水利工程芍陂,促进江淮农业交通发展。曹操四次抵达扬州。曹丕直接谋划扬州的稳定和发展。魏明帝曹叡建置了三国新城,减缓合肥旧城区的军事压力。
孙策,创建东南孙吴政权,势力范围在扬州。孙权继统之后,势力范围扩展到江淮、江汉一带;西与蜀汉相邻;东南至海,最南达到现朱崖,即今海南省。计有3州32郡。遣使者率兵开发夷州,即今台湾省。
孙吴政权,初期创建江东霸业,即着手调整了行政区划,析分豫章郡为豫章和庐陵两郡,任命孙賁、孙辅为太守。孙权时期,开发山越,建置了新都郡,即今徽州。在境内,充分利用江东、江南的特色资源,汲取管子官山海的经济思想,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发展冶铸和盐业,发展造船为代表的制造业,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很多先进的船舶在孙吴建造出来,称之为战舰。不仅行驰在内地江河,越海船舶制造也十分发达。正是有了这一条件,遣使跨海赴夷州、朱崖,获得了政治发展。
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势力范围由荆州向益州及汉中扩大。诸葛亮向西南发展,南定南中,控制了云南一带疆域。北方与曹魏对峙于秦岭,东与孙吴相在三峡为邻。西南至岷江、南中,与羌、氐及南蛮相接。势力范围共有22郡和益州。
蜀汉,刘备、诸葛亮重视汲取管子思想,内政方面,遵守礼制,整顿官风,以法治国,奖惩分明;安抚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外交上,联吴抗曹,形成南北制衡的局面;
汉中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迄今仍是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不断增修了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
辅佐刘备延续汉祚,重建刘汉政权,对内,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对外联吴抗曹,为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
三国时期,管子思想普遍受到关注,广泛引用。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①崇尚忠孝
三国时期,范县令靳允,其母亲、弟弟、妻子皆为吕布所执。靳允不顾家庭遭受的祸患,坚持归曹。但是,却遭受世人的批评。《三国志·魏志》卷14《程昱·裴松之注》引徐众评曰: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毋至亲也。于义应去。徐众对于靳允的批评。其理论依据,即是《管子》。他说:卫公子开方,仕齐积年不归,管仲以为,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徐众进一步指出,曹公(指曹操)亦宜遣允。
吕布为曹操所执,曹操处死吕布之前,吕布引用管子的故事,请求曹操宽恕。吕布曰:齐桓公舍射钩,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为公前驱,可乎?曹操坚决处死吕布。在于吕布不德。
②曹操的四道《求贤令》
魏蜀吴三国,政治上的最大问题,是选拔人才,任用贤能问题。三个政治集团都是白手起家,没有人才积累和储备。政治上的竞争,首先表现为争夺人才。
曹操在位期间,不断选拔人才。累计发布四道求贤令。(有人说他共计颁布了三道《求贤令》,今检阅《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应为4道)每一道求贤令,都引用了管子的思想言论为选拔贤能的依据。
建安八年(203),曹操颁布《庚申令》。这份文件也可以称为《庚申求贤令》。在这份选贤任能的文件中,曹操引用了《管子·法法》的思想为依据,颁行了灵活的选拔贤能政策,曰:
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贲欤!
曹操这份《庚申求贤令》所引用的管子言论,出于《管子·法法》。
建安十五年(210),曹操第二次颁发《求贤令》,文件中引用管子辅佐齐桓公选拔人才的故事,藉以推行唯才是举的人才路线。曰: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第三次求贤令是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继续延用第二个《求贤令》精神,强调唯才是举旨在选用有竞争意识的人。不能因为德行有某些缺陷而排斥不用,埋没贤才。
第四次求贤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秋,史称《八月令》,亦即《八月求贤令》。这是曹操第四份选拔人才的文件,进一步强调唯才是举的思想,重申举贤勿拘品行。文件引用了管子受任齐相为历史依据。文件曰:
昔伊击傅説,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
③吴国用人借鉴管子
《三国志·吴志》卷11《吕范传·裴松之注》:
《江表传》曰:人有白范与贺齐奢丽,夸绮服饰,僭拟王者。权曰:昔管仲踰礼,桓公优而容之,无损于霸。今子衡(吕范,字子衡)、公苖(贺齐,字公苗),身无夷吾(管仲,字夷吾)之失,但其噐械精好,舟车严整耳。此适足作军容,何损于治哉。告者乃不敢复言。
④诸葛亮依法废黜高官
诸葛亮治蜀,严格执法,坚持平准闻名。不阿思,不掩恶。高官廖立、李严被废为庶人,即是其治蜀之一斑。
《蜀志·李严》记载,习凿齿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亡,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懐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徳,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这一为官的品格,取法于管子的思想资源。
管仲夺伯氏骈邑之事,喻义管子执法公平。伯氏,名偃,春秋初期齐国公族大夫,食邑三百户,此为下大夫之制。骈邑是伯氏食邑,《水经注》:巨洋水迳临朐县古城东,古伯氏骈邑也。伯氏因犯有重罪,本当诛杀,管仲依据新法令,将其骈邑三百户收归公室,以抵死罪。伯氏感念管仲法外开恩,得以保全性命,因此饭疏食而终老无怨言。
这个故事中,管子是执法者,伯氏是被执法者。伯氏受处罚之后,心服口服,没有丝毫怨言,直至终老。充分体现了齐国推行法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坚定意志,又体现不断修订条例,适应社会实际需要,促进社会稳定。
诸葛亮惩处廖立和李严(后改名李平),即是效法管子执法伯氏。
李严(改名李平),原为刘璋旧部。刘备入川,李严经诸葛亮考察举荐,颇得重用。刘备白帝城托孤,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顾命大臣。建兴九年(231)春,诸葛亮发兵汉中,令李平督运粮草,时置淫雨,运粮误期,他写信要诸葛亮退兵,兵既退,他又怕承担责任,耍两面派手法,被诸葛亮当面揭穿,李平理屈词穷。为正军法,被贬庶民,流放梓潼郡。
李平被罢黜之后,诸葛亮给时任中郎将参军的李平之子李丰写信,要他劝慰李平自省,争取重新为国效力。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李平自觉失去复出的希望,忧愤而死。
廖立,诸葛亮镇荆州时,发现其才干。曾经对孙权使臣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事业者也。入蜀之后,廖立自持有才,指责刘备,讥讽关羽,攻击向朗、文恭、郭演长,反对诸葛亮南征,妄自尊大,动摇军心。诸葛亮上表弹奏,将廖立削职为民,流放到汶山郡,廖立常冀亮能复用他,诸葛亮卒,廖立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
⑤偃武修文
《吴志·陆绩》
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懐三枚,去拜辞,堕地。術謂曰,陆郎作宾客而懐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竒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逺人不服,則修文徳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徳懐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童龀,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貎雄壯,博學多識,星厯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龎綂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綂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鬰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圗,注易釋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㓜敦詩書
魏蜀吴三国都有效法管子,发展经济的
①魏国重农积谷为务
曹操选拔任用的首任扬州刺史刘馥,单骑造合肥空城,面对战争之后的一片废墟,首先抓经济、抓农业生产。组织修复本地传统水利工程芍陂,扩大灌溉,得良田数十万顷。
《三国志·魏志》卷12《司马芝》
司马芝,字子华。曹魏大司农。原先,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司马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唯在谷、帛。武皇帝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
② 吴国重视发展经济
《三国志·吴志》卷3《孙休》
孙休,孙权第六子。永安二年(259)颁诏,鼓励耕织,发展农桑。《诏》文中引用《管子》多篇论述经济的精辟言论,曰:朕以不德,讬于王公之上。夙夜战战,忘寝与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士民之瞻,必须农桑。《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周怀宇:出自轻重甲)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妇不织,有受其寒。(周怀宇:出自《揆度》)饥寒并至,而民不为非者,未之有也。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
魏蜀吴都主张实行开明政治,提倡像管仲那样谏诤,减少政治失误。
①吴国勉励官员学习管仲
吴国孙权在位,鼓励官员像管子学习,谏诤过失。帮助君主改善政治。
赤乌元年(238),孙权循循善诱,鼓励官员说:齐桓,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尝不叹;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今孤自省,无桓公之德,而诸君谏诤,未出于口,仍执嫌难,以此言之,孤与齐桓,良优未知,诸君与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见,因事当笑,共定大业,整齐天下,当复有谁?凡百事要,所当损益,乐闻异计,匡所不逮。
《三国志·吴志》卷7《步骘》
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
步骘于是条于时事,在荆州界者,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衞旌、李肃、周条、石干十一人,甄别行状,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不亲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齐桓用管仲,被发载车,齐国既治,又致匡合。近汉高祖击三桀,以兴帝业,;
②魏国倡导以管仲自律
《三国志·魏志》卷24《孙礼》记载,魏国高官孙礼,倡导法治,以管仲为范。孙礼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犹能夺伯氏之骈邑。使没齿无怨言。
《三国志·魏志》卷25《辛毗》记载,辛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蠡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按:赵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未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
③关于管仲的学术研究
《三国志·吴志》卷8《严畯》,严峻,字曼才,彭城人也。严峻与裴玄张承,《论管仲》,皆传于世。这是历史上较早研究管仲的学术著作,反映当时的学术界之动态。
上面的故事,可见三国时期,广泛尊崇管子,管子思想深入人心。社会生活中,管子思想指导实践,显示了普遍性和持续性的特点。
其一,普遍性
综上所述,魏蜀吴三国,上自君主,下至普通掾吏,都十分尊崇管子思想,应用于政治生活。东汉末年以来的腐朽政治,得以逐渐修复、改善。
其二,持续性
以吴国为例,孙策、孙权、孙亮、孙休、孙皓5任统治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倡管子思想。从而带来政治思想的连贯性,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
其三,三维性
纵观全社会,魏蜀吴时期,社会社会上下各类人群,都尊崇和认同管子思想。
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其中时人,即是当时的普通民众,反映了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对于管子,有一定的认识。故而在诸葛亮出山之前,莫之许,即不认同。
(作者简介:周怀宇,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