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53期 威立令行 统帅之道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4/25 17:19:12
威立令行 统帅之道
向《管子》学习领导智慧之四：权威篇
石耀辉
权威是确保法立令行的利器，不论任何时代，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家庭，一定的权威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权威的客观性，恩格斯在1827年写就的《论权威》一文中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公共行政学最主要的创始人、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没有权威的组织将无法实现其组织目标。由此可见，一个优秀领导者、管理者，不仅仅要善于决策和用人，还要树立起一定的权威。如何才能树立起权威？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管子》，又能提供给我们哪些借鉴？
一、威必足以胜：领导必须有权威
什么叫权威？权威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最具地位或影响力的人或事物。管子认为，治理国家、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君主必须有权威。《管子解六十六·管子解四》说：人君之所尊安者，为其威立而令行，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而有所分散，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管仲认为，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威并且推行了政令。其所以能树立权威和推行政令，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都掌握在君主手里。否则的话，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权威也将日益衰减。换句话说，必须树立起君主的权威，国家政令才能畅行于天下。同时，管子还从反面对君主权威的重要性作了阐述，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权修第三·经言三》）尊就是尊奉，就是权威。人们不尊奉君主，君主没有权威，国家的政策法令就无法推行。由此可见，在管子看来，齐国的霸王事业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有关政策法令能不能贯彻落实，在于齐桓公是否有威望，手中是否有实权。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管子对君主权威作了深入而系统地思考。
管子在《权修第三·经言三》中进一步指出了权威的重要性作了阐述。管子指出：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军队不可以没有统帅，没有指挥；地方不可以没有官吏，没有头脑；官府不可以没有行政首脑，没有长官；朝廷不可以没有政令，没有政策。否则，即便拥有再多再强的军队，拥有再多再丰富的资源、拥有再多再优质的人口都无济于事。
管子认为，作为君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能做到自己制定出来的法令得到贯彻执行。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正世第四十七·区言三》）作为君主，最可宝贵就是胜。什么是胜？法立令行之谓胜（同上）就是说，胜就是君主能够做到按照国家的实际需要，确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推行有关的方针政策。君主如何才能做到胜？那就是必须树立权威，威必足以胜（同上）。管子认为，权威必须以能够达到确立法律法规、推行有关方针政策的为基本要求。管子在这里主要讲的是君主的权威，其实，不仅一国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且怀且威：如何加强领导的权威?
如何加强君主的权威？《管子》一书中有多处阐述，本文试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幼官图第九·经言九）要树立起王者的威望，成就霸业，君主自己必须身行仁义，忠诚守信。管子的认识非常有高度。一个领袖、领导者，要真正取得威信，树立威望，最根本的是要取得人心，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归心，真心拥护，自觉服从，才能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作用。这就需要君主实施仁政，关心人民，并且率先垂范，亲历亲为，实践仁义，对国家对人民忠心耿耿，言必信，行必果，取信于民，从而取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形成牢固的群众基础。管子说：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则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枢言第十二·外言三》爱护百姓，给百姓实际利益，让百姓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这是大道的体现。帝王遵守大道，才能天下大治。因此，作为最高统帅，一定要分清主次，把百姓和农业放在优先位置上才是得当，如果把富贵和骄横放在优先位置定要失败。
为此，管子在主持齐国大政不久便总结说：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入国第五十四·杂余篇》）管子执政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的政令。第一叫作老老，即敬重老人；第二叫作慈幼，即慈爱儿童；第三叫作恤弧，即抚恤孤儿；第四叫作养疾，即收养残疾；第五叫作合独，匹配独身；第六叫作问病，问候病人；第七叫作通穷，报告贫穷；第八叫赈困，赈济困难；第九叫作接绝，善待无后。总之是要着力解决百姓各种生活困难，这就是行仁义、施仁政。做好这些事情，必然会取得群众的广泛支持，取得真正的权威。
第二，主尊臣卑，上威下敬。管子认为，对君主来说，明贵贱、分等级对自身的权威有重要作用。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抟不听。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管子·霸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君主必须做到主尊臣卑，成为一国最高权威，上威下敬，才能做到令由己出，政令畅通，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如果天下有两个天子，天下就不能治理；一国而有两君，一国就不能治理；一家而有两父，一家就不能治理。法令，不是发自上层就不能推行，不集中权力，就无人听从。尧舜之民，不是生来就是好百姓；桀纣之民，不是生来就要作乱的，靠的是治理有方，所以治乱的根源都在上面没有足够的权威。
管子在《君臣下》篇中还说：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英名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宰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臣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百官尽心竭力为君主做事。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这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夫尊君卑臣，非计亲也，以势胜也；百官识，非惠也，刑罚必也。故君臣共道则乱，专授则失。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下情求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故夫灭、侵、塞、拥之所生，从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
管子认为，所谓治理得好的国家，是因为君道强明；所谓混乱的国家，是因为臣下的"私术"太盛。君尊臣卑，不是由于臣对君的亲爱，而是君主通过权势压服的；百官尽职，不是由于君对臣的恩惠，而是刑罚坚决的结果。所以，君道与臣道混淆不分，国家就要混乱；把国权专授于人，君主就会失去权威。国家有四种危亡的表现：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作灭；发出而中道停留，叫做壅；下情一开始就不能上达，叫作塞；上达而中道停止，叫作侵。管子认为，灭、侵、塞、壅这四种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造成的。所以先王以法治国，不在法度外浪费心机，也不在法度内私行小惠。君权不能由两家占有，政令不能由两家制定。以法治国不过是一切都按法度来处理而已。
第三，且怀且威，明君道备矣。做君主做领导人最重要的统治术是恩威并施，怀柔和威严并举。怀柔就是用礼教，威严就是靠刑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当然管子的礼法并举更接近儒家思想，他与后期法家的法术势有根本的区别。《管子·经四》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君主不与百姓同乐，那么老百姓就不会与君主同悲。君主不让百姓好好生活，老百姓就不会为君主赴死。对百姓没有付出，老百姓也不会相应地回报君主。移民一旦走了就不会再回来，君主想吸引的人才也不会真回来。
《管子·君臣下第三十一》还指出：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壮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象一个家庭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原故。
第四，审于法禁、察于分职。 要用法制的威力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管子认为，君主要树立威望必须建立法制，严明法纪，以驾驭群臣，驾驭百姓。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治必服之臣。（《明法解第六十七·管子解五》）明主手中掌握必胜的权力，其目的是用来治理有用的百姓；他拥有尊贵的权势，其根本作用是用来制服可用之臣。相反，凡为主而不得行其令，废法而恣群臣，威严已废，权势已夺，令不得出；群臣弗为用，百姓弗为使，竟内之众不制，则国非其国而民非其民。如此者，灭主之道也。（同上）凡是身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废驰而对群臣放任，威严已经丧尽，权势已被剥夺，政令发不出去，群臣不为所用，百姓不为所使，国内的民众不能为所控制，那么，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也不是属于他的民。这种情况乃是君主的灭亡之道。因此，管子明确指出：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具故其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则主尊显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赏罚之所立者不当，则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同上）人君治国，没有不具备法令和赏罚的。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君主就尊显而不出奸臣；法令错误而赏罚规定不当，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结党而劫杀君主。由此可见问题之严重性。
第五，君主要牢牢把握六柄。君主之所以能够树立其权威，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它能够改变臣下乃至百姓的命运。《管子·侈靡》篇中有一席话：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赐又有所夺，有所任又有所免；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正是在此基础上，管子提出了六柄&之说。
什么叫六柄？就是六种权柄，就是决定生、杀、富、贫、贵、贱的权力。管子明确提出：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任法第四十五·区言一》）管子认为，以上六种权力是臣下命运之所系，君主只有掌握这六项大权，才能威慑臣下、驾驭臣下。臣下也必然仰望这六项大权，希望事奉好君主以从中获得利益。
《管子·法法》篇说得更为清楚：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日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德行为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这就是说，君主的德行和才能并不一定比别人高。他之所以能够统治别人，就是因为他是人君而有威权，能够叫人死，叫人活，叫人富，叫人贫，叫人贵，叫人贱。君主靠这六种东西统治他的臣下；他的臣下也是因为这六种东西才为他们的君主服务。这六种东西就是管仲所说六柄。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因此，管子要求为人臣者不谤其君，不毁其辞。君若有过，进谏不疑；君若有忧，则臣服之。（《管子·四称》）这样才能做到君臣和谐共处。
以上就《管子》一书中有关君主权威的言论做了简要梳理。这些思想在2600年前的轴心时代，无疑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成就桓管霸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今天，我们必须用辩证思维来对其进行认真分析。一方面，对于领导权威的重要性及其领导权威的产生，管子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这对于我们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进而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立场的限制，管子权威理论中还携带着一些法家思想中法术势的阴影。这就要求我们，在汲取管子领导智慧的同时，要注意摒弃其中的消极内容。总之，对于管子想想以及整个传统文化，我们都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使其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要求。
（作者简介：石耀辉，山西省临汾市委联系的高级专家、临汾市委党校科研处长、副教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