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侈靡》篇治国理政之道术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6:51:55
《管子·侈靡》篇治国理政之道术
沈尚武 袁岳
摘要：《管子·侈靡》 篇治国理政之道是指利用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来经世济国。天道常常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道常常表现为人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人道往往要遵循天道才能取得成功，充分体现了自然之道与人事之道即天道与人道的融合与统一。治国理政的经济之术是指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方式方法，其目的是达到生产活动的有效进行，进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富人的高消费，带动穷人的就业，这样通过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互动来满足人们的各自愿望，是经济之术的一大特色。政教之术是指政令和教化的方式和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教育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其中特别是要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社会民生之术，是指社会各阶层人事的安排、人们的生活方式方法，其目的是人们生活有序，社会和谐，国家稳定，其中特别是社会分工要明确，各尽职责。
关键词：《管子·侈靡》；治国理政；道术
一《管子·侈靡》篇治国理政之道
《管子·侈靡》 篇治国理政之道是指利用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来经世济国。天道常常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道常常表现为人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人道往往要遵循天道才能取得成功。
古人是根据自己观察研究所得出的规律来进行治国理政的，充分体现了自然之道与人事之道即天道与人道的融合与统一。
“天地不可留，故动，化故从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胜。是故圣人重之，人君重之。”（《管子·侈靡》，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
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去旧布新，抓住了自然之道，按照自然之道做事情，就能顺利成功。同时，在社会领域得人心者，体贴关心服务百姓就能国泰民安、国富民强。
“天地若夫神之动。化变者也，天地之极也。能与化起而王用，则不可以道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则与神往矣。”（《侈靡》）
天地运动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其规律性是天地造化之极致，一旦认识、掌握并运用，一直坚持下去，做到善学善用，就能与自然规律即天地之道和社会规律即人为之道融为一体，仁者和智者都是积极而为之的。
“夫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后应诸侯取交。故知安危国之所存，以时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国无罪而君寿而民不杀。智运谋而杂橐刃焉。”（《侈靡》）
治国理政要运用谋略，在农业时代，掌握和利用天地日月的盈虚合离，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实施劳作，才能获得丰收。同时，在外交方面要知己知彼，知道其他国家的优势和劣势，然后才能与之交往。懂得了国家的安危所在，抓住时机通过敬天、敬天神，来敬惊人鬼，进而提醒人们早作准备，做好人间事情，这样人间就能免遭战争之祸。
“其满为感，其虚为亡，满虚之合，有时而为实，时而为动。地阳时贷，其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是故王者谨于日至，故知虚满之所在，以为政令。”（《侈靡》）
满和虚是事物发展的一对矛盾，满时就要衰减，虚时就要萌生。满与虚有机统一，从静态地看，二者统一就表现为实体；从动态地看，二者统一于实体的运动变化。四季的变化，是阴阳结合运行的结果。阴阳相反相成，此消彼长，完成自然的冷与热转换，实行四季的变化。君王也要看到事物的发展规律，适合季节变化的特点，下命令来促进农务的进展，充分利用自然界的力量，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
“夫阴阳进退，满虚亡时，其散合可以视岁。唯圣人不为岁能，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地之变气，应其所出；水之变气，应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变气，应之以正。且夫天地精气有五，不必为沮其亟而反其重。陔动毁之进退，即此数之难得者也，此形之时变也。”（《侈靡》）
自然界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有时满有时虚，变化不定，但可以根据其分散和聚合的情况，来判定是否是丰歉。只有圣人能知道每年的丰收状况，因为他能观察出阴阳二气的变化情况，即能预测和掌握气候的变化特点，知道满和虚的多少，适时地采取措施，去余满，补不足，把自然与人事统一起来，用来满足老百姓的日常需要和消费。天地之间运行的五气，有其自然的运行规律，不要人为的去改变其运行的轨迹，要顺其自然。但要掌握其规律性，看准五气的满虚状况，掌握丰歉的成因。同时要注意观察正气与邪气存在状况，一定想办法并用力做到正气压倒邪气。
“得之衰时，位而观之，佁美然后有辉。修之心，其杀以相待，故有满虚哀乐之气也。”（《侈靡》）
当正气变衰时，要观察一下五行的位次是否有异变，必须按照五行相胜的德性来运转，才能有光辉出现。所以要用心修五行相胜之德，用五行相胜之道理来对待自然之气的变化，就会显现出由满转虚、由哀转乐的正气。
“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无使其内使其外，使其小毋使其大。弃其国宝使其大，贵一与而圣；称其国宝使其小，可以为道。”（《侈靡》）
一个国家能长治久安，必有它存在的根据。这根据就是遵循天地的规律，即天地之正气、正道，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去做事情。国内井然有序、和谐发展，但不要对外侵略。做事情循序渐进，不要不符合道理而好大喜功。只有这样，顺应自然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事情才能成功，治理国家也是这样，这就遵循了天地之道，与天地一体。
关于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马克思有充分的论述：“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 看来，我们的古人也素朴地看到了人与自然界的这种关系即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并按照这种关系来处理各种事情，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做的事情有所不同。
“政其诛。俈尧之时，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独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赡，泽不獘而养足。耕以自养，以其余应良天子，故平。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来足，故卿而不理，静也。其狱一踦腓一踦屦而当死。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侈靡》）
从时间上来说，一年又一年，一年四季都不变，表现为四季循环更替。但是人事有所不同，在俈尧的时候，人少而自然资源丰富，百姓自耕自种做到自给自足，多余的粮食奉养天子，天下太平。然而到周公的时候，由于生活极端贫困，人为了生活而犯罪遭致刑罚，不是人性变恶，而是生活所迫。
“请问用之若何？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辨于地利，而民可富。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君亲自好事，强以立断，仁以好任人。君寿以政年，百姓不夭厉，六畜鞍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侈靡》）
要改变贫困状况，首先要懂得天地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做成大事。利用天时地利，百姓就可以致富。利用高消费如侈靡就能团结亲近周边的士人。君主实行仁政，做事果断，六蓄繁育，五谷丰登，生活富裕，就能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
“承弊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不有而丑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侈靡》）
改变时代的弊端，老百姓就能顺势而为。顺应季节的变化，风调雨顺，庄稼生长茂盛，老百姓收获颇丰。就像天子要有功业才能与天地匹配，君主要为老百姓着想，老百姓才能拥护君主。老百姓要变革，但君主不想变革，就像鸟兽该换皮毛而不换一样，老百姓是不会信服的。所以要遵循民意、遵循人道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二 《管子·侈靡》篇治国理政之术
（一）《管子·侈靡》篇治国理政的经济之术
治国理政的经济之术是指人们生产和消费的方式方法，其目的是达到生产活动的有效进行，进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伤心者不可以致功。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侈靡》）
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基本的衣食住行要具备，这是基本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要过得更欢乐、幸福一些，也是老百姓的人生愿望。有条件的话，应该进一步提升，同时也能进一步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满足老百姓的基本和较高级的需求，就能促进老百姓的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这样就达到了老百姓自己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一致和匹配。如果衣食住行比较差，如只给老百姓穿兽皮、吃野草，喝生水，老百姓就没有积极性去劳动。老百姓的欲望不能满足，就很难成就功业的。因此要先从老百姓的需求侧发力，如让老百姓尝最好的滋味，听最美的音乐，蛋卵要雕刻了花纹之后再煮了吃，柴火要雕刻了图案再燃烧。看来，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要进一步加工再利用，提升了生活的品味，是属于高消费，但需要人工去做，不过能增加人们的就业，有利于穷人谋生。丹砂的矿洞要开放，商人就会做生意，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就能照常进行，促进经济发展。让富人高消费，穷人就能找到工作就业，这样就能相得益彰，满足各自的需求。
马克思也指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2] 看来，消费能创造出新的需求，提倡消费就能产生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穷人的就业需求得到满足，富人的高级消费品得到供给，这样通过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互动来满足人们的各自愿望，是治国理政经济之术的一大特色。先有高消费的需求，突出了需求侧的积极作用和效果。从需求侧来讲，不同的人群对某件东西，其价值和需求度不一样。
“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阴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马，百姓臧布帛。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贱所贵而贵所贱。不然，鳏寡独老不与得焉。均之始也。”（《侈靡》）
随着时势的变化，人们的需求和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可能适合用高消费来解决一些问题，当然在不同人群中起的作用不一样。如把某些实用的东西看得不那么重要，而把一些无用的东西看得特别重要。例如穷人把粮食看得特别重要，而富人把珠宝看得特别重要；相反，穷人对自己的生存来说，把珠宝看得没有粮食那么重要，而富人不愁粮食，反而把珠宝看得特别重要。从需求—生产—供给这一生产链条来说，从需求程度来说，轻视粮食而重视珠宝，爱好礼乐而轻视生产供给，才是生产链条的开端，这种观念有特殊效果，能满足不同群体的有效需求。例如，天子收藏珠玉，诸侯收藏金石，大夫蓄养狗马，百姓收藏布帛，来满足各自不同层级的有效需求。否则，强者用强力控制和收藏它们，智者用智力控制和收藏它们，对不同群体的有效需求就被打乱，反而会出现与原来不一样的现象，贵重的降价，轻贱的涨价，例如，粮食被控制垄断，老百姓为了生存要买粮食，粮食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可替代品，粮食就会涨价；珠宝被控制垄断，但珠宝是可替代品，富人的需求量可以减少，那么垄断者，就可能降价。在粮食没有被垄断的情况下，鳏寡孤独就能得到赈济，穷人的有效需求就能得到满足，就能达到平均财富的效果。这里面蕴含着一个道理，从有效需求的视角，发挥了虚拟经济的作用。珠宝对富人感觉特别有用，是一种地位荣誉和富有的象征，而对穷人用处就不大，这里面含有一个虚拟价值的问题，从各自的有效需求来说，能起到平衡作用，能起到平均财富的作用，只不过从实际效用和感觉效果来说，有的是虚拟财富，有的是真实财富而已。
“民死信，诸侯死化。请问诸侯之化弊，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长来猎，君长虎豹之皮；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币；好战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今吾君战，则请行民之所重。”（《侈靡》）
货币的实质是信用问题，老百姓在运用货币时，要守信用。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3] 可见，人们之间的交易只有相互信任并通过货币才能进行。
货币的形状与所处的时代生产环境有关，而诸侯统治阶级拥有货币和货币铸造权。起初的货币形状与种庄稼的工具有关，由于老百姓重视、信赖稼穑，就用有关形状的货币流通。君主喜欢信用虎豹之皮，就来打猎。君主喜欢信用功业，就重视金玉货币。君主喜好打仗，就重视铠甲、兵器。而作战的兵器及费用，首先来源于老百姓田宅的赋税。君主要想有战绩，必须实行老百姓所重视和信用的事情，即重视稼穑及同稼穑密切有关的货币。看来，货币能带来老百姓的信用和积极性。在农业时代，主要的生产是稼穑，要保护好稼穑，特别是土地，必须备战。备战的来源是稼穑，稼穑是老百姓所重视和信用的，又与货币、赋税有关。这样，稼穑、货币、备战相互促进，推动农业文明向前发展。
“无事而总，以待有事，而为之若何？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县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积之市。一人积之下，一人积之上，此谓利无常。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侈靡》）
平时没有什么事情，不消耗财货，要积累财货，积累越多越好。积累者应该用多余的财货进行高消费。把车马装饰得豪华些而奔驰，把美酒酿得多多而享用，通过高级消费带动人们就业，就业又能创造财利，而不会外出乞讨要饭吃，这才是积累财富的根本。利用财货控制百姓，百姓用财货买必要的农用器具。如果不需要购买器具，就把财货投入到市场进行投资，进行赢利。有的人会积累的越来越多，有的人会积累的越来越少，这就是不确定性，有一定的风险。百姓没有珠宝，以积累财货为主。有时赢利多些，有时赢利少些，但唯利是从，到有利的地方赚钱。财货能够流通，流通就能赚钱，财货运转正常就不会有经济危机，国家就会正常运转，安全稳定。一旦财货不流通而静止，就要观察财货的投资方向和去处对不对，不对的话，要转移投资方向和去处。
“能摩故道新道，定国家，然后化时乎？国贫而鄙富，苴美于朝市国；国富而鄙贫，莫尽如市。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靡》）
关于财货的去向，旧方法和新方法要考虑好，因为财货的去向不同，要合理的运用，才能安定国家。当国家贫穷而百姓富裕的时候，就要通过市场向朝廷聚敛财富。当国家富有而百姓贫穷的时候，不如把财富投到市场上去，让百姓通过市场购买到财富，进行农业生产。这样，市场起到引导作用，通过市场可以聚敛财富，通过市场也可以散放财富。市场在财富的去向上，起着流通导向的作用。老百姓有了财货就能进行农业生产，农业搞好了，农产品多了，就能进行副业生产，加工农产品，发展工商业。但是工商业生产的产品，要积极消费，不消费的话，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因为农产品就没地方去了，老百姓的农产品不能卖出去，就不利于老百姓和农业的发展。在产品流通方面，商人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尘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为数一。”（《侈靡》）
商人经商，不管在哪里，只要能赚钱就进行买卖活动。在市场上能增加税收，并且由于商人能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能促进社会消费，甚至是高消费。这样整个社会消费旺盛，君臣、上下关系融洽，相互亲近。君臣的财产都流通于市场，不私藏。老百姓只要干活就有饭吃。商人在城市、农村和市场中流动，促进财货正常流通，国家就能稳定发展。
“是故之时，陈财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后行。公曰：谓何？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问：用之若何？巨瘗堷，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次浮也，有差樊，有瘗藏。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侈靡》）
从前，国家用招财聚财的方法是合适的。现在要利用散放财利的方法，因为老百姓都觉察到，并通过自己的就业劳动来实现散放财利。对于富人家，把发丧时间加长，来消耗富人的精力和时间，把发丧仪式搞得越隆重越好，来耗费富人财利，就等于富人自己高消费。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往、会亲，形成习惯，就有利于人们的消费，通过消费需求促进老百姓就业劳动。其中要做的是扩大墓穴，需要劳工，穷人就有活干。豪华装饰墓室，让雕画工有活干。把棺材做大，让木工有活干。陪葬更多漂亮衣被，让女工有活干。还要周围建筑围墙，栽树作篱，陪葬利器。做这些厚葬的事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可以使老百姓有工作有饭吃，富人得到了荣耀，穷人得到实惠。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人们得到了锻炼，为国家的防守和征战打下了基础。
看来，在农耕文明时代，重视农业生产，一定条件下提倡高消费，创造新需求，推动工商业发展，促进财利流通，百姓也能就业，国力增强，就能够备战保卫国家，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工商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良性循环，也就是相对稳定的农业文明时代。
（二）《管子·侈靡》篇治国理政的政教之术
政教之术是指政令和教化的方式和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教育人、管理人和使用人。
“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标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鴅然若謞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今夫政则少则，若夫成形之征者也。去，则少可使人乎？”（《侈靡》）
政令和教化有相似之处，但其方式、方法不同。教化是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进行。政令有奖励和惩罚的特征。教化之初往往是以身教为主，君主身体力行，贤者和不肖者无不受到感化。要敬重教化的对象，要爱护和器重他们。重用贤者，不肖者也会被感化。教化要区分不同的对象，才行之有效。
“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圣人者，阴阳理，故平外而险中。故信其情者伤其神，美其质者伤其文。化之美者应其名，变其美者应其时，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故缘地之利，承从天之指，辱举其死，开国闭辱知其。缘地之利者，所以参天地之吉纲也；承从天之指者，动必明；辱举其死者，与其失人同，公事则道必行；开其国门者，玩之以善言；奈其斝。辱知神次者，操牺牲与其珪璧，以执其斝，家小害，以小胜大。员其中，辰其外，而复畏强长其虚，而物正以视其中情。”（《侈靡》）
教化百姓，要违反他们的人性来进行教化，直到以后百姓才知道好处。百姓贪图享乐，就教育他们要勤劳。百姓贪生怕死，就教育他们要有牺牲精神。勤劳的教化深入心扉，国家就能富强。牺牲的教化深入心扉，国家就有威力。神明的君主要效法阴阳之理，表面上平和而内心起伏。伸张情绪要伤害精神，美化内心要伤害外表。善于变化的要符合名分，善于革新的要符合时势，不能及时预测到变化的端倪，就会遭到灾祸。要遵循天地的运行规律，要遵循先人的道义，要吸收外人的高明言论，做到内心圆通，外行方正，强大威武，谦虚谨慎。这样，老百姓就会归于正道，教化之功也。
在器用人才方面要区别对待，怎样使用富人与穷人？
“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水平而不流，无源则遫竭；云平而雨不甚，无委云，雨则遫已；政平而无威则不行，爱而无亲则流。亲左有，用无用，则辟之若相为有，兆怨。上短下长，无度而用，则危本。不称而祀谭，次祖。犯诅渝盟，伤言。敬祖祢，尊始也。齐约之信，论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论威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必因成形而论于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侈靡》）
很富的人往往不太好管理和使用，很穷的人往往不知羞耻。像水平流动得就慢，云平下的雨就不大一样，政令平和就没有威力，难以实行。用人泛爱，不分轻重，贤者就不会尽力。用小人、无能之人，必然遭到人们的怨恨。用贤人要讲究信用，要有权威性，就像尊重天理一样，要有道德良心。缺德之人，缺诚信之人，就是人群中的粪土，要根据政令严惩不贷，这样推行政令就能实现王业。
怎样处理君主与大臣的关系？
“用其臣者，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杂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强而可使服事，辩以辩辞，智以招请，廉以摽人。坚强以乘六，广其德以轻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谓国亡之郤。故法而守常，尊礼而变俗，上信而贱文，好缘而好駔，此谓成国之法也。”（《侈靡》）
使用大臣既要鼓励、奖励又要限制、惩罚。既能给予又能剥夺，既能任用又能辞掉。既能使他富有，又能减少他的收入。既能让他有荣誉，又能让他受束缚。有能力的，让他多做事。口才好的，让他辩论。智商高的，让他做咨询。廉洁的，让他当模范。缺德傲慢，欺负百姓，看不起君主的人是国家的祸根，要流放到外地。遵守规矩和法律，讲究礼仪，变革习俗，重视信用，轻视装饰，放弃粗暴，喜欢服从，这些都是治国理政的法则。
“高予之名而举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责其能以随之。犹傶则疏之，毋使人图之；犹疏则数之，毋使人曲之，此所以为之也。”（《侈靡》）
对于贤臣，要重用，要进行奖励，给予重要的官职，同时根据才能区别对待。对于亲属晋升的大臣，对于远方提拔的大臣，都要处理好远近关系，不要让人有异议。这都是帮助贤臣成功的方法。
“大有臣甚大，将反为害，吾欲优患除害，将小能察大，为之奈何？潭根之毋伐，固事之毋入，深黎之毋涸，不仪之毋助，章明之毋灭，生荣之毋失。十言者不胜此一，虽凶必吉，故平以满。”（《侈靡》）
对于有功劳和有影响的大臣，要像爱护大树一样呵护大臣。让大树更根深叶茂，让大臣更正道有为。小人的说三道四等于白说，但能起到逢凶化吉、和谐圆满的效果。
“视其不可使，因以为民等。择其好名，因使长民。好而不已，是以为国纪。功未成者，不可以独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后可以独名，事道然后可以言名。然后可以承致酢。”（《侈靡》）
对于没有作为不能使用的大臣，要及时免职降为百姓。对于有作为名声好的，要重用为百姓的官长。有为名声长久的，可以作为治国的人才。大臣有了功业和政事，要给予名誉加以肯定。
“先其士者之为自犯，后其民者之为自赡。轻国位者国必败，疏贵戚者谋将泄。毋仕异国之人，是为失经。毋数变易，是为败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为漏情。毋数据大臣之家而饮酒，是为使国大消。三尧在，臧于县，返于连，比若是者，必从是败亡乎！辟之若尊谭，未胜其本，亡流而下不平。令苟下不治，高下者不足以相待，此谓杀。”（《侈靡》）
要处理好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君主治理国家，要有主动权，时时想着百姓，不能事事让士大夫抢先。否则，治理不好国家。要重视君主的权威和作用，政令要保持一致畅通，也不要疏远大臣，要重视大臣的作用。即使大臣有罪也不要驱逐国外，泄漏国情。不要常在大臣家吃喝玩乐，这样影响不好，会大减国威。一直下去，逍遥自在，不问政事，国家必定由此败亡。如果基层关系处理不好，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会有杀身之祸，是很危险的。
“事故也，君臣之际也；礼义者，人君之神也。且君臣之属，亲戚之爱，性也。使君亲之察同索，属故也。使人君不安者，属际也。不可不谨也。贤不可威，能不可留，杜事之于前，易也。”（《侈靡》）
忠敬是处理君臣关系的准则，礼义是君主治国的实质。君臣讲究道义，父母讲究抚爱，都是天性。把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就是要求君臣相互敬重。否则，君臣关系就难以处理。对于贤能者，既不能威胁使用，也不能淹滞不使用，要防患于未然。
“君子者，勉于糺人者也，非见糺者也。故轻者轻，重者重，前后不慈。凡轻者操实也，以轻则可使；重不可起轻，轻重有齐。重以为国，轻以为死。毋全禄，贫国而用不足；毋全赏，好德恶亡使常。”（《侈靡》）
君主要管制臣民，而君主不要被臣民管制。因为君主所在位置比臣民重要，要分清轻重才行。俸禄不要太高，否则国家容易贫困，财力不足。奖赏不要太滥，否则不能起到奖赏的作用。看来，君主要管理好臣民，必须把握好轻重关系[4]，做到恰到好处。同老百姓的关系同样也要处理好。
“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是故圣人万民艰处而立焉。人死则易云，生则难合也。故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俗也，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然后移。”（《侈靡》）
圣人与百姓在现实中生存都是不容易的，各种关系是难处理的。比如关于奖赏问题，第一次被看作奖赏，第二被看作常规，第三次就被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奖赏要合理的运用，不然的话，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夷吾之闻之也，不欲，强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虚期于月，津若出于一，明然，则可以虚矣。故厄其道而薄其所予，则士云矣。不择人而予之，谓之好人；不择人而取之，谓之好利。审此两者，以为处行，则云矣。”（《侈靡》）
怎样处理与众贤的关系呢？一般说来，人没有所求，与强者和智者关系不太好处理。所以要让他们有一定的困难，这样他们就会亲近君主有所求。作为君主，不选择对象进行奖赏，就是白给式的仁义。作为君主，不选择对象进行掠夺，就是滥取式得利。要灵活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处理好与众贤的关系。
“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侈靡》）
看来，只有正确的政教才能治国，只有与时俱进的理论才能成为大道。礼法要适于时势，政教要适于形势，才能治理好国家和社会。相反，以无为作为正道，以顺从自然作为行为标准，逃避现实，是消极而不能进取的，也治理不好国家。
（三）《管子·侈靡》篇治国理政的社会民生之术
治国理政的社会民生之术，是指社会各阶层人事的安排、人们的生活方式方法，其目的是人们生活有序，社会和谐，国家稳定。首先，百姓要安居乐业。
“乡殊俗，国异礼，则民不流矣；不同法，则民不困；乡丘老不通睹，诛流散，则人不眺。安乡乐宅，享祭而讴吟称号者皆诛，所以留民俗也。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陵溪立鬼神而谨祭；皆以能别以为食数，示重本也。”（《侈靡》）
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习惯，保存各国不同礼节，百姓就不会流动迁移。保存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方法，百姓就不会导致贫困。各乡区的百姓不要变迁流动，要讨伐流民，百姓就不会外逃，体现了农业时代人员的稳定性。百姓安居乐业，但要有敬畏和信仰，祭祀祖先时所吟唱歌曲和称名都允许不同，这样可以保存各地的风俗习惯。赋税和军赋的数量要确定，并固定下来形成制度。要谨慎地祭祀高山深谷的鬼神，让百姓有敬畏感。对各种人都要以能力的大小来提供粮食的数量，这就显示着对农业和谷物的重视，这样也能调动劳动的积极性，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故地广千里者，禄重而祭尊。其君无余地与他若一者，从而艾之。君始者艾若一者，从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者艾艾若一者，从于杀。与于杀若一者从无封始。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是为十禺，分免而不争，言先人而自后也。”（《侈靡》）
拥有千里沃土的大国君主，其臣下有丰厚的禄赏，祭祀祖先仪式隆重，都表现为财大气粗。地少处于开垦阶段的君主，其臣下的禄赏就减少，祭祀的规格不大。大臣的收入减少，其家臣的禄赏更少，同没俸禄的庶人差不多，其祭祀更简单。看来，做事的大小，要以经济实力来说话。要成就王业，必须重视农业。要成就霸业，在农业基础上，还要讲究战功。分封的土地是先人给的，后来的是自己开垦的或靠战功得来的。
“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不谨于附近而欲求远者，兵不信；略近臣合于其远者，立。亡国之起，毁国之族，则兵远而不畏。国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犹有争名者，累哉是也。乐聚之力，以兼人之强，以待其害，虽聚必散。大王不恃众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后利之，成而无害。疏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谋泄，贱寡而好大，此所以危。”（《侈靡》）
诚信是成功的基础。有成功的事业而不讲信用，是危险的。有强大的军队而不讲仁义，是残暴的。不谨慎地对待近臣，而想要远方的，是不讲究信用的。否则，事业成功，最终也会被毁掉的。君主要亲近百姓，既仁义，又给予百姓利益，百姓就拥护君主，事业就能成功。否则，好大喜功，不为百姓做事情，会导致国家危机。
“钧则战，守则攻。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时也，万诸侯钧，万民无听，上位不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侈靡》）
在两国实力相当的时候，有进攻的就有防守的，如果房屋和神社被毁坏的国家，就意味着衰败，就容易攻克。天下发生战事，各诸侯势均力敌，百姓无所适从，君主趁机建立功勋，更新法制，就能成就功业，达到国家稳定。
“以同。其日久临，可立而待。鬼神不明，囊橐之食无报，明厚德也。沉浮，示轻财也。先立象而定期，则民从之，故为祷，朝缕绵，明轻财而重名。……所谓同者，其以先后智渝者也。钧同财争，依则说，十则从服，万则化。成功而不能识，而民期，然后成形而更名则临矣。”（《侈靡》）
凭借同心同德，崇尚道义，看轻财利而重视百姓的命运，君临天下就可指日而待。除了讲道德外，还要看双方的才智大小。双方才智均衡就需要斗争，才智超过对方一倍，对方就悦服。才智超过十倍，对方就服从。才智超过万倍，对方就归化。使用贤人，讲究道德和才智，就在不知不觉中成就王业并正名即位，达到君临天下。
在社会分工方面，人们的职责要明确。
“官礼之司，昭穆之离，先后功器，事之治，尊鬼而守故；战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食功而省利；劝臣，上义而不能与小利。五官者，人争其职，然后君闻。”（《侈靡》）
五官的职掌礼仪，要根据功劳大小和尊严高低来定。要先论功绩，然后定名位。鬼神也要按照宗庙位次来排位，遵守旧制，让人有敬畏感。要根据农业发展状况和战功高低进行定位奖赏，使人人尽职尽责，这样君主在社会上，就能闻名天下。
“祭之，时上贤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则上下均，此以知上贤无益也，其亡兹适。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上义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杀，示不轻为主也。”（《侈靡》）
君臣要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君主不能自以为贤能而做臣下的事情，一旦这样，君臣地位平等，实际上会导致君主地位的危亡。君主使用贤者，国家才能昌盛，否则，国家衰亡。君主要做大事情，如崇尚道德仁义而禁止蛮横残暴，尊重和敬奉祖先，树立威望和敬畏感，聚合宗族和区别等差等等，来显示君主地位的重要性和全局性。例如：
“载祭明置。高子闻之，以告中寝诸子，中寝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馈。中寝诸子告宫中女子曰：公将有行，故不送公？公言：无行，女安闻之？曰：闻之中寝诸子。索中寝诸子而问之：寡人无行，女安闻之？吾闻之先人，诸侯舍于朝不鼎馈者，非有外事，必有内忧。公曰：吾不欲与汝及若，女言至焉，不得毋与女及若言。吾欲致诸侯，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辩于致诸侯，自吾不为污杀之事人，布织不可得而衣。故虽有圣人，恶用之？”（《侈靡》）
君主应有召集各国诸侯的方法和责任，而一个侍女不应该谈论召集诸侯的方法，而应该做侍奉别人的事情，尽到自己的责任，就能享受另外一些人的劳动成果。要做到社会分工明确，效果才好。不然的话，即使有圣人，又能起什么用呢？
守护边疆的工作要安排合理充分：
“夫边日变，不可以常知观也。民未始变而是变，是为自乱。请问诸边而参其乱，任之以事，因其谋。方百里之地，树表相望者，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春秋一日，败曰千金，称本而动。候人不可重也，唯交于上，能必于边之辞。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为内因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内事。”（《侈靡》）
边疆的社会治理比较复杂。边疆地区形势多变，要灵活处理。注意观察是否有乱象，平时有准备，要及时处理。在方圆百里之内，要有联络的标识，男子在外奔走应变，女子在内准备后勤粮食，做到内外都有准备。天天如此，不能懈怠。这样边境的费用开销很大，要全国人们来承担。观察人员要善守岗位，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外交人员不能有私心，否则就会泄漏内情。要派精明能干的官员负责边境工作，进而做好边境安防。
同时，在治国理政方面，人们的敬畏，信仰和希望也起着重要作用。
“视之亦变，观之风气。古之祭，有时而星，有时而星熺，有时而熰，有时而朐。鼠应广之实，阴阳之数也；华若落之名，祭之号也。是故天子之为国，图具其树物也。”（《侈靡》）
在农耕时代，祭祀是人们信仰的重要活动，对之寄予厚望。祭祀要选择好日子，要看天象的变化，要看风向气候。古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希望，有时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进行祭祀，有时在运气蒸腾的日子里进行祭祀，有时在酷热的日子里进行祭祀，有时在温暖的日子里进行祭祀，这都是有象征意义和说法的。祭祀的效果有大有小，这是阴和阳起作用的结果。祭祀的名称有盛衰，这是祭祀的名号。因此，历朝历代的天子治国理政，都希望具备自己特定的封树和服色，用来祭祀之用，以达到自己的希望、信仰和目的。
“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律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溪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侈靡》）
这样做下来，整个的国家将来发展趋势如何？二十年后齐国可以称霸，德广天下。如果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社会问题积累越来越多，不能解决的话，再过十二年，晋取代齐称霸，德广天下。再过百年齐国衰弱，齐国有象征意义的祖宗神灵受到伤害。天下将大变，周郑的礼仪变更，周朝的律法也废除了，中原的精华也慢慢地行之不通。君王的声乐、服饰变易。臣下的俸禄加大，妇女执政，铁比铜贵，声乐喜好百姓，饮食喜好咸苦，一切都变了，君主的地位也一天天衰弱。衰乱到极点，人们敬畏的高山深谷的神灵也发生变化，导致国家的称号也发生变易。
可见从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逐渐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国家称号的变化和变更。在农业社会，如果没有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就会一朝一代的循环更替，这样就很难跳出“历史周期率”[5]，显示出农业时代的社会发展特点。
（作者简介： 沈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讲师，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经济哲学研究。袁岳，女，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