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人才思想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7:02:10
《管子》的人才思想
李耀
《管子》一书谈的比较多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也广泛地涉及到人才问题。因为“主道圆，臣道方”（《君臣下》），君主的“无为而治”是建立在广泛选拔任用人才的基础上的。在选拔人才问题上，《管子》认为应当立义、执法为贤；主张爵材禄能，任人唯贤而不唯亲；提倡下十伍以征贤；倡导因材授任、赏功罚罪，以及修养成贤等等。而且，最可贵之处，是《管子》把举贤置于人才普查的基础上，强调举贤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并企图把官吏的俸禄和社会商品的发展联系起来。因此，它虽然主张尚贤而没有儒家唯贤论的倾向，主张赏功罚罪而有避免了法家非贤人政治的唯法论倾向。《管子》的这些思想，在它那个年代，是很难能可贵的。
一、 立义、执法为贤的贤才论
《管子》充分肯定贤才在历史上的作用：“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君臣下》）这是说，古代人伦未别，纲纪未立，智以诈愚，强以凌弱，社会不堪混乱。是贤者借众力禁暴止虐，兴利除害，从而民德正而社会治。在《管子》看来，贤才对社会的作用，是远远超出于常人之上的。
那么，什么是贤？在儒家，是以仁义为贤。比如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里的贤是道德上的高尚者。在法家，是以奉法为贤。比如商鞅说：“不以法论智能、贤不肖者唯尧，而世不尽为尧。”（《商子·修权》）不以法评定人的贤还是不肖，只有尧才能做到，而世上尧这样的人太少了，又怎么能区分贤与不肖呢？法是论贤与不肖的标准，故奉法者为贤。《管子》的贤人标准不像儒法两家各有所偏。“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义立之谓贤。故为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宙合》）这就是说，大人之行没有先例常规，合乎义即为贤。义是什么？在《管子》，义是礼的核心：“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君臣下》）它包括七个方面：“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从事君上；中正此宜，以行礼节；整齐撙拙，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五辅》）这叫义有七体。可见，所谓义，属道德和政治上的要求。它和礼连称并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在四维中，廉耻是从属于礼义的，礼义既是治国之具，那么有义之士当然也是治国之贤了。
但是，在《管子》一书中，更多的地方则是把执法之士奉为贤才。“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以经臣也。”（《宙合》）朝之经臣，即贤臣，这种贤臣，最主要的品质就是“谨于法令以治”。其实，《管子》是以执法与否去判断是否明君贤臣的。在《七主七臣》中，《管子》许以贤明之主的是所谓信主，即守法之主：“任势守数以为常”，“皆要审则法令固”，“不备待而深得和”。此外的六主：惠主是“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侵主是“好恶反法以自伤，喜决难知以塞明”；芒主是“目伸五色，耳常五声”；劳主是“不明分职，上下相干，臣主同则”；振主是“喜怒无度，……法数日衰”；亡主是“不通人情以质疑，故臣下无信，尽自治其事”。六主的过失，在于不能奉法，惠主以丰赏厚赐，赦奸纵过伤法，侵主以私人好恶反法，芒主以溺于声色轻法，劳主以不明职分乱法，振主以严诛五赦削法，亡主以不通人情背法，故七种人主，一是而六非。
同样，《管子》许以贤臣的是所谓法臣。法臣是“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此外的六臣，饰臣是“克亲贵以为名，恬爵禄以为高”；侵臣是“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友而行私请”；谄臣是“多造钟鼓，众饰妇女，以昏上故”；愚臣是“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奸臣是“痛言人情以惊主，开罪党以仇除”；乱臣是“自为辞功禄，明为下请厚赏”。总之，法臣是居法之臣，此外六臣，错误虽殊，不能奉法则一。饰臣在于以亲贵伤法，侵臣以事小察折法，谄臣以多造钟鼓荒法，愚臣以深罪厚罚失法，奸臣以结党背法，乱臣以自为辞功禄，明为下请赏乱法。故七种人臣，一是而六非。
《管子》对君臣流品的这种分析，虽然有失于科学，因为在六主六臣中，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但却反映了《管子》论贤以法为准绳的思想。
《管子》一书，由于写作的年代不一，也由于其他学派思想的掺进，故在体系上相当复杂，其间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在以义为贤和以法为贤上，就包含了在贤才标准问题上的兼收并蓄情况。但这种兼收并蓄与其说杂乱，毋宁说全面。儒家以仁为贤，显然只侧重于贤才的主观素质；法家以奉法为贤，似乎又只侧重于贤才德客观准绳。《管子》以义为贤，似乎是看到了贤才的主观素质；以奉法为贤，似乎又看到了贤才的客观准绳。尽管它自己还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这种情况实际上倒使《管子》的贤才论优于儒法两家。儒家只重主观素质，把政治寄托于贤人身上，这种贤人政治难免是人存政举，人亡政废。《管子》强调奉法，就避免了这种唯贤论的不足。它说：“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废法而恃贤，那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或者说，仅以仁为贤，这种贤是不全面的。法家以奉法为贤，只重奉法与否的客观准绳，而忽视贤才的主观素质，因而又往往把执法和贤能对立起来，而走向非贤人论。《管子》由于确认了义立为贤，就避免了法家的非贤人倾向。“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法法》）法和令是赖贤人忠臣来推行的。光有法和令而无贤人仍然治理不了国家。故“人主……明其刑而贱其士者，殆。”（《枢言》）在韩非，法治和贤人之治是对立的，在《管子》，法治和贤人之治是统一的，《管子》的这种贤才论，从理论上说，似乎要比孔子和韩非等人要合理，惜乎哉以义为贤和以奉法为贤之间，未能作出应有的理论分析，未能把二者结合为一个有机的体系。
二、“下十伍以征”的求贤论
《管子》主张贤者当政，主张人君取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故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为什么呢？“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援政于有德。“备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版法》）国家要立长久之计，在乎任贤；要想久安而不乱，在于与民同利。总之，“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五辅》）因此“圣王卑礼而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霸言》）圣王治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举贤任官，授德禄能。
问题是贤在哪里，才在何方？“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牧民》）怕的不是天下无才，而是人君不取。“然则取士若何？嘉而礼之，不可为数；小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也。”（《小问》）下贤礼士，则士不可胜数，自己不识而问人，则天下虽大，士可得而知。由此，《管子》提出了调查人才的基本情况：
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礼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士之身耕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贾，身出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丞吏之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阵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技，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师众莅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着几何人？……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问》）
这无疑是一份人才普查的提纲，调查的对象包括官、吏、乡子弟、士与技巧之工等等。在这份提纲里，不但包括士人和管吏的州里籍贯，财产情况，经济出入，目前任职，而且还包括他们的交游情况，道德面貌，能力特长。特别是，它还提出了可充师资教人的人才情况。在中国古代的求贤理论里，把求贤建立在如此缜密的普查基础上，只有《管子》一家，这反映了《管子》崇尚实际，讲求实效的精神。
调查当然是为了任用。更为可贵的，《管子》认为求贤应形成一套制度：
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巽升，以固其意；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得年而举，则士反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士反于情矣。（《君臣下》）
这说的是，人君根据一定的制度，下乡党征集人才，缩短选升年限，由乡党立师加以教育。官府依能授官，度功授禄，这样就能鼓励士人的上进之心。《管子》还具体规定了这种“下十伍以征”的求贤环节：
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立政》）
这里所谓的什伍之长、游宗、里尉、州长、乡师、士师，是全国行政组织的各级长官和管教育的长官。对于贤俊孝悌，依地方行政组织逐级上报，最后汇总于士师。如所报之人才德不实，就罚及它的上一级，定期复核公布。对于推荐的人则本着“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的原则加以任用。《管子》提出的这种求贤制度，在当时是实行了的。《管子》一书中，《大匡》、《小匡》所载桓公的求贤情况，大体上符合这种求贤程序。
求贤制度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制度。儒家的《礼制·王制》记载了它所推崇的殷代的举贤制度：“命乡论秀才，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但是在封邦建国制度下，这样推荐上去的贤才，无非是一些贵胄子弟，所谓“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就是这样一些人。因此，儒家的尚贤和亲亲并不矛盾。而《管子》则是从什伍开始逐级上推得举贤，是按官僚系统向上的推举，在他们推举的人里，就包括了臣妾、属役和宾客这些社会地位极低贱的人。这说明，《管子》所说的求贤，就不单是贵胄中的贤者，而是包括平民了。这是《管子》求贤理论的进步之处。
三、“以法不以亲”的用人论
《管子》认为，用人必以法而不能以亲。“明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术者，下之所以侵上乱主也。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以爱主者也，欲以受爵禄而避罚也。”（《明法解》）法令是上之所以统一群下的武器，而私术，则是群下侵上的原因，群臣乐于为君主所使，在于法而不在亲。“今主释法，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比周以相为匿，是故忘主外交以进其誉，交众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明法》）人主不以法举官用人，就会出现以党举官，以党举官，人们就会务于交游，如此，虽有大奸，也不能察觉。因此，《管子》的结论是：“明主之择贤人也，……专任法不自举焉，使法择人不自举也。”（《明法解》）《管子》的这种以法用人的思想，是法家的用人思想。
《管子》所说的以法用人，主要是指授有能、赏功罚罪和考课群臣。“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德不当其位，是官非其人，功不当其禄，是赏罚失当，能不当其官，是考课不行。“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这说的是，与其失于无能而官，宁失于有能而未用，与其无功受禄，宁愿有功未赏，与其未取信于人民而任，勿宁已信民而未任。为什么呢？“德厚而位卑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立政》）这样，在《管子》那里，授有能，明赏罚，行考课就构成以法用人的三个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在授有能里，《管子》特别强调因材授任。《管子》认为，能不是万能，具有这方面的才能可能没有别一方面的才能，具有别一方面的才能可能没有这一方面的才能。因此，必须因才授任，做到才大者任大，才小者任小。《管子》指出，管仲相齐，就做到了因才授任，显朋善于升降揖让，明于礼义，就被命为大行；宁戚善于辟土聚粟，就被命为大司田；王子城父长于调兵，就被命为大司兵；宾胥无长于决狱折中，就被命为大司马；东郭牙敢于直谏，就被命为大谏官。故“辨以辨辞，智以招请，廉以摽人。坚强以乘下，广其德以轻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徒。”（《侈靡》）善辩者可使之作外交工作，智者可使之做侦查工作，廉者可使之做监督工作。而欺凌下属，无德而轻视上级，就不能任用，而必让他流徙。在《管子》看来，这样不仅能使才得其任，能得其所，而且可以杜绝请托之风：“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乘马》）《管子》的这种因材授任的思想，无疑是合理的。
关于赏罚，《管子》则强调“有功必赏，有过必诛。”（《七法》）《管子》认为，“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不务尽力；治行为上，爵列为下，则豪杰材臣不务竭能。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则民信本行而求外势。”（《八观》）这种禄赏爵列不当所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故必须赏罚分明。“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以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故有罚者不怨上，受赏者无贪心。”（《七法》）赏罚一视同仁，赏罚才能分明。《管子》这种赏有功罚有罪的用人思想，是法家用人思想的传统。
可贵的是，《管子》所说的赏功，不仅是赏执法有功之臣，师旅有劳之将，治理有方之官，而且还包括在农事上有成绩之人，在科技上有成就之人：
“民之能明于农事者”，“民之能已民疾病者”，“民之知时者”，“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此国策之大者也。（《山权数》）
农工技艺之人，在儒家那里是没有地位的，樊迟请学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请学圃，孔子说“吾不如老圃”。在孔子看来，这是小人之事，故樊迟学稼学圃，孔子斥为小人。法家虽重农战，但对其他游艺之士，则一概排斥。商鞅说“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轻而易徙。……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商子·算地》）而在《管子》，它不但要奖赏农艺上有发明者，医疗上有成绩者，养蚕上有贡献者，推算时日上有效验者，而且还把这种做法当做国策中大者来对待，这在它那个时代，以至整个封建社会，都是难能可贵的。可惜这种有价值的思想，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被湮没了。
在赏罚问题上，《管子》还有一个可贵之处是把赏和商品的发展联系起来。《管子》认为赏罚不是无限度的，特别是赏，它要受到生产的限制。“仓廪虚则国士贱无禄”，国税不入，仓廪空虚，连官吏的俸禄也不能支出，还谈什么赏呢？那怎么办呢？“外诸侯之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士贱无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士半禄而死君，不待见使。”（《山至数》）外则诸侯不朝而无皮币以报聘，内则国库虚竭不能支禄，在这种情况下，《管子》认为应当提高谷价。在流通领域里解决问题。谷价既贵，不但农夫早起晚睡，辛勤劳作。而且谷价既贵十倍，以谷充禄，官吏所得之禄虽然只有以往的一半，事实上却五倍于他日了。这就叫“士半禄而死君，不待见使。”当然，谷价的高下，有很多因素的制约，不是由统治者的意志任意决定的，但是《管子》企图把禄赏和商品的发展联系起来考虑，这种努力是很可取的。
至于考课，《管子》认为它在于分清贤与不肖。“明主之择贤人也，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任人而不课，故不肖者不困。专任法不自举焉，使法择人不自举也。”（《明法解》）用人必须进行考核，才能定勇怯，功不当禄，位不当能则罚。“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杀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为司徒，不能为司徒者杀其身以釁社；自言能为官都，不能为官都者劓以为门父。”（《揆度》）在《管子》，它是坚决反对自举自荐的。《管子》的这种思想，就其主张考核而不轻信被用者的自我表白而言，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管子》的“以法用人”也明显地表现了人才工具论的思想。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在用人思想上的反映。《管子》认为，“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七法》）所谓贤才是什么呢？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就如六畜一样，他要畜养你，就在于你对他有用，故用人如同草木。至于贤才作为一个人，他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那是没有的。因为除了统治者利益之外，贤才在其他才能方面的发展，那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博学，更没有必要。“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法禁》）这样，在《管子》那里，贤才最终又被归结为奴才。的确，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与其说需要人才，不如说需要奴才。这种抹杀人的个性，抹杀人的自身利益的用人思想，是法家用人思想里最落后的部分。它比起先秦儒家的人本思想来，无疑要消极的多，落后的多。
(作者简介：李耀，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中共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讲师团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