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天下”治理观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7:04:28
《管子》“天下”治理观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王硕民 王楠
内容提要：“天下”治理观是《管子》思想的核心。管子倡导“主有天道，以御其民”，治天下应遵循道之运行规律；“国富兵强，谋形造势”，“一匡天下”必须营造大胜之境；“合和听命，凝心聚气”，治理天下必须筑坚稳固之基；“事以合交，德以合人”，“辅王成霸”必须播布德义之泽。深入系统研究这一课题，汲取管子“天下”治理观之长，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供体理念的深入贯彻落实具有启示意义。同时，对于当前全面深刻地认识管子思想，深化管学研究，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管子》；“天下”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春秋时期，征战不休，五霸相继，而齐为首。管仲作为其时的大思想家、政治家，辅齐桓公成霸业，在“一匡天下”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为减少兵燹战祸，管仲不主武力，而长于政治外交，广行施惠，赢得民心，造势聚威，正山戎、伐孤竹、平鲁之乱、救邢存卫、降服蛮荆，稳固周室，齐国逐步强大崛起，称霸诸侯，百姓受益。《论语·宪问》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管仲相桓公，身居于齐，而放眼“天下”，在《管子》中“天下”出现456次，形成了管子的天下治理观念。而今世界宛如春秋的天下，与管子所处的多事之秋有多方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信息科学技术发达的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彼此依赖，命运相连，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突出。因此，汲取管子天下治理观之长，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供体理念的深入贯彻落实。
一、“主有天道，以御其民”：治天下应遵循道之运行规律
管子认为“道”统揽“天下”运行，是指导一切活动的规律，治理“天下”必须通“天道”。《宙合》揭示：“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其中既含自然活动规律，又有社会活动规律，是对老子“道”的阐发与具体化。《形势解》以为道者，“扶持众物，使得生育，而各终其性命者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即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枢言》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即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重令》认为，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天道运行，“至则反，盛则衰”，“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
因此，管子主张治理天下必以“道”。《形势》认定：善于用“道”知天下的，就是“天下之人也”；有善于用“道”使万物各得其宜的，就如天地一样伟大。“道”既可以“致人”：“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也可以“化人”：“道之所设，身之化也。”行运“天道”高妙之极，则“远者自亲”。失道者，人民不肯来投；得道者，人民不肯离去。天道伟大，帝王应当运用，爱天下之所爱，恶天下之所恶，天下可以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任法》说，圣君守道，无忧无虑，秉公无私，身心康健，延年益寿，“垂拱而天下治”。
“道”有天道、天之道、道之君之称谓。《形势解》进而指出行天道，出公理，“则远者自亲”；而废天道，行私为，“则子母相怨”。那些导致天下祸乱之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因而天不予时，地不生财”。治理天下要懂得轻重缓急，“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举大事用天道。”善用“道”，“或以治乡，或以治国，或以治天下”。所以，“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则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贵富而久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则民离叛而不听从，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总之，想称王天下而失天道是不可能的。
《枢言》有“天道胜无天道”的断言。“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恶。”《重令》称凡先王治国之器有三点，“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从《兵法》中可以区分皇帝王霸四者之别：“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要用道理开导人们。《幼官》要求治理天下要“通之以道”。《霸言》云：“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如果，“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而“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治理天下，时刻不离“道”。《心术上》云：“上离其道，下失其事。”《白心》云：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道”所表现的规律性是一致的，而在运用时就要有变化。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使祸患不生。“道之所设，身之化也。”而如果失去天道，虽称王天下也不会安稳长久，最终还是要失去的；假如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为此，治理天下不可妄为。道生天地，德出贤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圣王治天下，“穷则反，终则始。”因此，治理天下要顺应规律，无为而治。《形势解》说，圣明之主治天下，“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所以说“上无事而民自试”。治理好天下必重民力。国为天下之基，民力为治国之源。要治理好天下，必重视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一旦人民无法生存，就要外逃而不可遏止；人民不能有效治理，即使留下也不能为之所用。
二、“国富兵强，谋形造势”：一匡天下必须营造大胜之境
管子相桓公“一匡天下”，基本采用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外交为主，军事为辅”“内力外义”之策，《管子》中概括为“大胜”。这一理念不但是辅齐成霸的战略思维，同时也是佐周“一匡天下”的政治理念。《幼官》云：“大胜，无不胜也。”与此相联的还有“故能全胜大胜”。大胜，即无往而不胜。庄子借寓言称：“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大”，属于哲学概念。管子所说的“大”，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内涵，其中“大胜”之“大”即是完美、理想之意；“大胜”，即全美之“善胜”。管子中与“大胜”这一相近的表述还有《幼官》与《兵法》中说的“故至善不战”，认为用兵最好的是不战而胜，其次才是一战而定。《兵法》还说，“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发动战争而保持国家不贫，打起仗来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而没有死亡，得了土地而本国不伤元气。管子的大胜，正是因为他看到，发动战争必然要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一战没有决胜把握，国家将会被战争拖垮，出现国破民亡的局面而提出的。
这一观念与道家的老子与兵家的孙子是一致的。老子主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善战者不怒”。《六韬·武韬》也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孙子·谋攻篇》提出“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管子的大胜是立足于其时的“天下”战略全局而言的。唐代房玄龄（一说尹知章）注“故能全胜大胜”曰：“全胜，谓全我而胜彼；大胜，谓遍服诸侯。”管子的大胜观念，就是要将损失降到最小或不费兵戎即能解决战争问题，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此为管子取得“一匡天下”的政治战略思维。
因此，要赢得完美结局，必须强国，强国必须强兵。《管子》以“强其兵”作为其治理天下的一个重要内容。管子认为国家要立威于诸侯，《重令》指出必须“强其兵”，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而“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综合而论，“兵强”必须与“国富”“治民”相结合。管子认为，欲“强其兵”，必先富国。《治国》说，“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国富”是“强兵”的基础，而“强兵”则是保障“富国”的前提，“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以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这是治理“天下”所具有的远见卓识。
还要创造谋取大势。管子佐助桓公称霸，策略上重在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聚势造威。《幼官》云：“立义而加之以胜，至威而实之以德。”保持战果并扩展胜利果实，意在控制天下。“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立为六千里之侯。则大人从。”保证其治理内部的权限，别国的国君就会服从。要兴人民所利，除人民所害，则各国百姓服从。同时，还处理好邻国关系。《小匡》载，齐国外内既定，桓公欲称霸诸侯，管子认为，“邻国未吾亲”，不可行。经过一番周密准备，齐国称霸的大势已定。“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诸侯国，“莫不宾服”。然后，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诸侯于阳谷。终于取得了“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效；同时，赢得了“甲不解垒，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寝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安稳平和的“天下”环境。
三、“合和听命，凝心聚气”：治理天下必须坚筑稳固之基
管子认为治理天下必须取得上下团结一致。《法禁》说，过去圣王治理人民，希望“其人之和同以听令”，并引《泰誓》语：纣有臣亿万人而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治理天下如果不能齐一人心，立威用权，统一意志，那么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
因此要治理好天下，先要“和合”“谐辑”。《幼官》要“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幼官》与《兵法》都强调和睦团结就能聚合力量，就能协调，“莫之能伤也”。谐辑与和合的意思相近，都是和睦团结的意思。房注：“我之军士悉以谐辑，故敌不能伤也。”反之，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虽安必危。”“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形势解》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然而，君臣不亲，上下不和，万民不辑，“故令则不行，禁则不止。”《孙子》所说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危”，这就更为明确揭示了上下和同一心的深远用意。《吴子·图国》也阐发：“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这些都是高明的思想家对全国上下精诚团结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略同之见。
为此，治理天下要处处为民着想。《治国》强调，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要“扰民”。明主治天下，“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君臣上》说：“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治国》又云：“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要以情感人，获得人心。“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事语》也说：善治国者，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充实，则民知礼节。而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控天下。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要关心民生疾苦。《轻重甲》描述：管子对桓公分析为什么汤以七十里的狭小地盘而取得了桀之天下的道理。因为夏桀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还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汤则不然，收贮蔬菜和粮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归汤若流水”。
治理好天下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形势解》指出：“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而且认识到“人主”之威来自于民，“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人主得民而后成其威，正如蛟龙得水而显神威一样。《五辅》还说，前代圣王之所以美名光显，功厚业大，流播天下，不被后世遗忘，“非得人者，未之尝闻”；而暴君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就因其失去了人民。而“有士之君，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却不求得人，则是办不到的。因此，失人，“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得人是治理天下的重中之重，“人不可不务也”。
要争得人心必须为人民办实事。“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这就是要为人民谋利，善行政教。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如此，“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柴薪丰饶。所以，君主宽厚而有所减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即可以一战而正诸侯。反之，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惊扰而官府乱。要争取民心，“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治理天下不可不慎。《轻重甲》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戒》还举出齐国“匡天子”的过程：“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于是，南伐楚，靠近方城。北伐山戎，拿出冬葱与胡豆等物品，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
管子还明确提出“爱民”。《小匡》载，管子为实现桓公“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的宏图远略，鲜明提出“始于爱民”。“爱民之道”具体就是：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其事业互相关系，俸禄互为补助，则民相亲；俭省刑罚，减少赋敛，则民富；乡选贤士，使其教于国，则民有礼；出令不改，则民正。同时还要安定民心。修订旧法，择其善者颁布天下严格执行；同时“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
四、“事以合交，德以合人”：辅王成霸必须播布德义之泽
治理天下必须修德施惠。《君臣上》云：“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君王要“通德而天下定。”《枢言》举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告诫君主，要以服务加深友谊，以行德聚合国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兵法》更全面地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因此，《正》强调：“致德，其民和平以静。”在上必须按照道德不断蓄养才能赢得合辑。
要布德怀远，成威慑强。《重令》认为，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霸言》指出，欲用天下之威权，“必先布德诸侯”。先王之取天下，靠的是丰盛的大德，以物利人。《形势解》断言：“能心行德，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矣。”《法禁》以为圣王治理天下，“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自古至今，以善政之攻伐不善政，从未有改变过。这正如“禹平治天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武王伐纣，以定汤功”的三王，靠的都是众望所归的德行。
修德必须讲义。“义”是管子治理国家的礼、义、廉、耻四根纲维之一，“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义”对于治理国家是何等重要。义与德密切关联，《管子》中往往德义连用。《霸言》有：“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德义，是为王成霸的重要条件。《幼官》指出：“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如果君王以身作则，实行仁义忠信，即可成王业。而“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可成霸业。施行仁义成就最大。《枢言》曰：“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先王就是如此，不以勇猛治边境，则边境安；边境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办事就会妥当。因此，“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军之败，生于不义。《问》进一步强调：“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功成而不信者，则殆；兵强而无义者，则残。《侈靡》明断：“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鉴于“仁从中出，义从外作”的道理，还要做到“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这才是治天下的要义所在。
所以，不能轻易发动战争。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但是假如“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而与危亡为邻矣”！正如“至则反，盛则衰”的天道运行规律一样。反之，地虽大，而不兼并与掠夺；人虽众，而不懈怠傲视臣民；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动众用兵也要伸张天下正义，“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臻此境地，则远近一心，众寡同力，战可必胜，守可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法法》进而告诫：“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而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是否用兵，当慎重权衡。
迫不得已用兵，要看是否为义举，“义不可不行”。先王之攻伐，“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由此，管子提出“胜无非义，不为大胜”，要以施行义兵取得道义支持。战争观念上管子已认识到战争有“义”与“不义”之别，而主张义战。《霸言》认为“义兵”是“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安危”；《大匡》指责“非义之兵”“贪于地”，“不兢于德而兢于兵”；且《幼官》断言“行义，胜之理”；《七法》称：施行义战，可“立于胜地”；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贤知之君，正天下而莫之敢御。故“兵不义不可”。此与孟子的王道理想近似。用兵要以诛暴禁乱为原则。《小匡》记述管子对桓公说，如果用严格训练过的三万士兵，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没有能抵挡的。管子还在回答桓公问怎样“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时说，“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管子充分认识到战争的积极作用，《参患》强调：“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管子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同时认为战争虽谈不上高尚和道德，但它是“辅王成霸”的有效手段。《兵法》认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
五、对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启示
管子辅佐齐桓公施行内政军事改革，深得民心，和人之力，兴士之气，民为所用，兵图所战，国富兵强。《史记·齐太公世家》总结：“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首霸春秋，安定天下，百姓受益。
而今全球，如同春秋时期的“天下”，即使是平时为积怨深恨国家，一旦在遭遇风险危难之际，尚能携手并力渡过难关，“同舟而济”。今天同住在“地球村”这条“大船”的航行中，我们应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人民齐心协力，抵御自然灾害、抗拒邪恶势力、渡过重重难关，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因此，习近平主席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早已得到世界广泛认同，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这一理念作为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的重要内容。当前，必须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世界人心。借鉴《管子》的“天下”治理观，对于深入贯彻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借鉴《管子》“天下”治理观中的“主有天道，以御其民”，治天下应遵循道之运行规律这一理念，有助于把握新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深入理解贯彻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借鉴“国富兵强，谋形造势”，必须营造大胜之境这一“一匡天下”理念，有助于富国强军，谋形造势，处理好国际关系，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借鉴“合和听命，凝心聚气”，必须筑牢稳固的民众基础这一治理天下理念，有助于为人民办实事，争得人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借鉴“事以合交，德以合人”，必须播布德义之泽这一“辅王成霸”理念，有助于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2]诸子集成.戴望.管子校正.上海:上海书店，1986.
[3]周百义.武经七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4]方克.中国军事辩证法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
（作者简介：王硕民，安徽科技学院军事交通学院教授；王楠，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