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思想内涵述论 ——以《经言》为中心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7:17:55

《管子》的思想内涵述论

——以《经言》为中心

汪锋华

摘要：顾炎武有言:“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许多典章、法则，都在这段时期产生巨变。对《经言》的创作年代进行考察研究，不仅可以春秋至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演变，而且可以推动《管子》一书的作者及其学派思想的研究。而《管子》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管理、教育等诸多方面。厘清并提炼出其思想内及时代特征，对于深化管学研究，关注《管子》的现实观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管仲；《管子》；《经言》；思想内涵；时代特征

自胡适至今，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管子》一书为后人借管仲名义的附会之作。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管子》系管仲之作，“基本上还可以作为研究管子思想体系的史料，罗根泽的考证不可全信，郭沫若的考证也缺乏根据。”此两种观点虽然对立，但至少都承认管仲与《管子》有一定关系。而罗根泽、冯友兰、张岱等也基本上倾向第二种说法，认为《管子》一书继承了管仲思想，《经言》部分诸多篇目都有大量管仲思想的痕迹，但是语焉不详。这一传统的话题之所以未得出较为具体的结论，是因为管仲没有其它作品传世，一手史料匮乏。但是《经言》诸篇为《管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为学界所公认。至于《经言》是否管仲之作，则涉及到《管子》一书是否管仲所作的问题。对此本文暂不作讨论，姑且就《经言》诸篇并非后人伪作，而是集中体现了《管子》全书的言论和思想这一问题提出一点看法。

一、《管子》与管子思想考辩

目前学界公认基本无争议的史实是，管仲即管夷吾，安徽颍上人，乃春秋名相，曾辅佐齐桓公称霸，世称“管子”，是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道法家。据《左传》《国语》等有关史书对管仲言论的记载，其共同观点是“三匡”之说，与一些不可考的古书相比，它们显得较为可靠。因此学界较为认可，并将《左传》《国语》视为管子研究的重要史料。然而，这两本史书都以叙事为主，从中难以挖掘管子的思想。笔者认为，如果以《管子》中的《经言》诸篇为基本着力点，参照战国时期的其他法家思想来管窥《管子》全书的思想特征，则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当然这一做法的前提是认定《管子》一书是管仲所作，否则就失去了推论的时代依据。学者们通常以《史记》等著作为研究《管子》的主要依据，对此，近代学者梁启超进行了辩证性否定。他说：

    前此为管子传者,惟《史记》一篇,然《史记》别裁之书也。其所叙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托其孤怨。若《管晏列传》,亦其类也。故徒读《史记·管子传》,必不足以见管子之真面目。欲求真面目,必于《管子》。《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有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亦见《史记》本传)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爱国之士或有取焉。

    仅以司马迁、班固对《管子》的评述来论及管仲和《管子》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他们眼中的管子思想依据的是未经考证过的著作《管子》。如果用这些结论来反过来考证《管子》一书或管仲其人，则无异于落入循环自证的窠臼。正如

罗根泽所说：“史公距管仲已数百年，其所言若于古无征，亦不可遽信。”诸如此类的早期思想家众说纷纭，但是管子生活的时代没有“人主”、“势”等说法，《管子》中只有《轻重》等篇记载有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问答情节，应是较早出现的相关概念和论述。尽管这些材料亦未必真实可信，但仍然代代沿袭，由民众的口头相传而成为记载管子思想的早期书面文字。《经言》诸篇便是在整合一系列相关史料和民间传说的口头材料的基础上记载管子思想的，因而它的内容多着重体现在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问答方面，体现的思想意蕴非常集中。我们可以假定预设《经言》诸篇早于《管子》问世，并且出于管仲之手，那么后人去精心附会这些语录体文字便毫无意义。一般来说，当先秦思想的著作遗失无可考时，学者们往往依赖先秦相关古典文集中记载的诸子言行来研究诸子思想，试图另辟新径。以此类推，张固也先生认为：“管仲并未亲手著书，他的许多思想可能本来就是靠其言论流传下来的，学界反而不予重视，这是受伪书说长期影响的结果。”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二、从《经言》诸篇看《管子》的思想内涵

    因为《经言》诸篇和《管子》语录体在体例与特点方面均不一样，文字表述更是不尽相同，但是仔细揣摩会发现，它们在思想内涵上高度统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经济改革思想

《经言》中《乘马篇》和《立政篇》都有改革有关经济、政治制度的记载，

与管仲的国、鄙之制很接近。不过所谓的“国中之乡”都对叁国伍鄙制进行了转化，由君主统一管辖而不参与齐国的的划分，这体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按照职业将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在管仲的“四民分居”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不要求四民分居，只规定“不为官贾”和“不为官工”者的经营方式；对管仲“相地而衰征”进行了细化，提出“见水轻征”制。《幼官篇》记述齐桓公“九合诸侯”，胡家聪先生对此提出质疑并予以否定，他认为：“九会诸侯均在明堂大室九次出令，于史实无征，疑是稷下先生们所编造。”笔者认为，齐国设有名堂已是不争的事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否为信史虽有争议，但反面证据仍然不足，至少葵丘会盟是最为著名的一次。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制度果出管子与否，诚难质言。然必不容凭空虚构，霸国之遗烈，固因之而可考矣。”减轻租税属于儒家的治国理念，与齐法家没有关系。据《国语·大匡》记载，《幼官篇》的租税制度与其基本吻合；易言之，战国时期尚无较此更为相似的制度内容，这是相对最合理的诠释。

    继此之后，齐国又根据诸侯地理位置远近制定了朝聘制度，规定“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内，诸侯三年而朝”、“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内,诸侯五年而会”这在《左传》中亦有相关记载，这与西周时期流传的朝聘制度以及晋文公、晋襄公创立的“三朝”、“五朝”可以类比；相反，战国时期，朝聘制度随着礼崩乐坏被废弃而不复存在。如此推理，齐桓公王于西周之后晋文公之前，对朝聘制度的继承或发展基本上符合历史条件。“九合诸侯”虽可能有后人附会之嫌，但大致为信史说法。通过《幼官篇》中一系列改革条文方案不难看出，基本上以齐桓公与管仲君臣治国为归旨。至于矛盾、错讹之处，可能与史料阙如和因年代久远而散佚有关，不一定是人为作伪而为之。

（二）早期的军事思想

 有些学者认为管仲只能算是政治改革家，不能称作兵家，而且《七法》等

篇都是后世学者所作，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考察管仲生活的时代背景可知，春秋时期战争中将相曾一度合一，管仲用兵之霸气，鲍叔牙自叹弗如（管子）：“执桴鼓立于军门，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国语·齐语》）管仲虽然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兵家，但是却具备了早期封建性的军事思想。单纯而笼统地将管仲界定为政治家是不合理的。通览《经言》诸篇，管仲相齐时并非独立地从战争本身论述战争，而是将战争代入到各诸侯间的政治、经济、治国、军事、外交的系统中综合考量。这正体现了春秋时代的思想特征和管仲其人的政治身份，管仲的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等著作体现的兵家思想固然不同：前者属于早期的朴素的军事思想论述，后者集中于军事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的理论阐述。

《管子》军事思想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又叫作“作内政而寓军令”，也就是将军事思想藏匿于日常内政改革之中。“事有所隐”，让帝国对手只看到齐国表面的内政管理活动，而放松对齐国军事战备的警惕。这是管仲“明枪暗战”的军事智慧，也是齐桓公时代的齐国崛起的内在要求。再具体分析《七法》等篇的战争观念，“七法”是指“则（规律）”“象（表象）”“法（标准）”“化（教化）”“决塞（权衡）”“心术”“计算（计数）”等七种治理百姓的方法，管仲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这一套内政管理的措施里面融入八事：

“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即管理军队的方法有八种：一是积蓄财富，二是考察工匠的技巧，三是制造兵器，四是选拔战士，五是严格管理教育，六是强化军事训练，七是调查诸侯国情，八是明察战机和策略。上述八事实际上就是管仲军事思想的总纲，《管子》关于兵论的篇章则进行了具体论述。结合先秦历史来看，管仲的均是动机主要在于“尊王攘夷”，扫除齐桓公的统治障碍，为齐国称霸于诸侯服务。因此齐国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过程中，“不贪于土”，在平定诸侯战乱之后竟然归还对方土地。可见管仲的军事改革旨在弘扬齐国之威，促使天下归顺齐国，而不是扩张自己的领土。从这一角度来说，《管子》中的军事思想是朴素的原生态的战争思想。

（三）以民为本的思想

《经言》中民本思想特别明显，这方面学者们论述颇多。如《牧民》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引用了这一经典论述。该篇着重强调“四顺”和“四逆”，认为“政之宝也”在于“予之为取”。胡家聪、赵守正等学者认为《管子》的这种民本思想是在田氏代齐的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收揽民心的重要举措。此前田氏代齐过程中确有收揽民心的主观目的，但是由此便断言《管子》的民本思想想系沿袭田氏的治国理念，则缺乏必要历史依据。

春秋时期，王室威信扫地，君权开始动摇，民心所向是影响战争的关键因素，百姓开始受到各诸侯重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荀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民本思想即可追溯到《左传》、《国语》中的和民、保民、得民、爱民的观念。《管子·小问》就是对顺四民之意的简要概括，甚至有学者直接将观众誉为“以人为本思潮的思想先驱”，虽说有言过其实之嫌，但从时间概念上是有道理的。古籍中有关管子的民本思想即可视为旁证，《国语·齐语》《国语·大匡》《国语·中匡》《国语·小匡》等著作均明确提出管仲“敬百姓”“厚于民”“爱百姓”“爱民之道”的论断，这些思想观念都成为管仲相齐的改革条件和理论基础。西汉刘向的 《说苑·建本》载云：“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其中有关君臣问答的叙述应有杜撰之处，但是管仲的“王者贵天（百姓）”思想却是有理有据的事实。关于民本思想，《牧民》与《霸言》（“以人为本”）两篇均进行了经典论述，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民本思想是对管仲改革功绩和言行的理论总结，与田氏相齐并无直接继承关系。

必须指出，《管子》的民本思想和“以人为本”是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础之上的，和后世倡导的的民主主义及当今的“以人为本”发展观有着根本区别。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尚未产生公民权的觉悟，所谓“民本”，其服务核心是封建君主。同样，《管子》的民本思想只属于君主专制主义的一个思想因子，不可能真正赋予劳动人民民主权利和实现其根本利益。

（四）发展求富思想

春秋时期的社会上普遍认知的观念是富民是重视、爱护百姓的前提，而“富民之要，在于不夺民时”，亦即孔子所说的“使民以时”。《管子》的富民思想实质上是民本思想的外化和延伸，《治国》篇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诸如此类的论述在《经言》诸篇中比比皆是，与《国语·齐语》里的相关记载也保持一致。《管子》的富民思想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兹不赘述。

非但如此，“富国”是《经言》记载的管仲的另一经济改革宗旨。《立政》篇认为：“国之所以贫富者五。”具体包括：“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学者叶世昌认为《管子》中的这些思想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战国初期，因为中国的富国思想最早产生于战国中期。至于司马迁的《史记·管晏列传》中所记述的管仲相齐、富国强兵等，属于作者评价而非出于管仲之口。但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认可《管子·牧民》中的“国多财”正是富国政策的集中体现，属于管仲思想。之所以产生质疑，主要是因为《牧民》篇全文围绕“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展开论述，似乎游离了富国主张。后人谈及管仲的经济改革，引用更多的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据此得出“人富而仁义附焉”的推论。其实这是用儒家思想去解读齐法家思想的误区，其实《牧民》篇的核心观点是“守在仓廪”，即先国家“仓廪”而后“守民”，与《管子·小问》篇的“富上足下”相呼应。然而这一观点在《经言》的其它篇目中并无论述，这也是造成学界误解的重要原因。管仲生活的春秋时代，正值大夫阶层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的大形势下。《管子》的富民思想，旨在通过富国加强王权，辅助君主杜绝大夫集团与国争民，这与战国后期的法家富国思想（如商鞅、韩非子的富国主张）有着很大区别。

（五）以法治国思想

《管子·经言》诸篇内容均具有法治思想的萌芽，如《立政》中的“首宪既

布，然后可以行宪”“首事既布，然后可以举事”两段都强调“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计事致令，复赏罚之所加。”凡是毁坏政令、滞留政令、抵抗政令等行为都要处以死罪。这种重视赏罚的政令（包括成文法令）明显具有法家思想特征，可以认定为管仲其人的思想。另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相齐，主张“慎用其六柄（生、杀、贵、贱、贫、富的六种权力）焉”。《管子·小匡》作“六秉”，即以这六种权力刚柔相济、矛盾相克的方法来统治下属和百姓。在立法上“与俗同好恶”，在执法上“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这些论断后来被引用到《管子·权修篇》《管子·立政篇》当中。应该说，《管子》一书仅仅具有初步的依法治国思想，管仲还不算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无论是“八柄”还是“六柄”，都包括内在的相异元素的双重性，逐渐趋同于“赏赐”和“刑罚”这“二柄”的必然逻辑。然而《管子》所提倡的“六柄”和韩非子法家思想有着本质不同。

《国语·晋语四》对此亦有记载，据说系齐桓公逝世以后，晋国公子的妻子和齐桓公的女儿对管仲思想的记录，可信度较高。载曰：“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从怀如流，去威远矣,故谓之下。其在辟也，吾从中也。”管子认为治国威刑为上，德治为下，他主张折中治民，既树立君主威信，又对不畏王权者施加刑罚。这是齐法家与商、韩法家的法治思想的重要不同之处，即对百姓采取施用威刑和施加恩惠相结合的策略治理百姓。

《管子·人国篇》记载了君主对老、幼、病、独“行九惠之教”：“老老”“慈幼”“恤孤”“养疾”“穷困”“问病”“通穷”“振困”“接绝”，执政者对孤、独、鳏、寡、老、弱、病、残、穷等九种弱势群体加以社会救济。此文虽未必出自管仲其人，但和管子改革理念实践都相一致，可见《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具有很大程度的怀柔成分。

《国语·齐语》还记载了鲍叔牙赞美管仲的文字：“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管仲的法治思想的重要特征是刚柔相济，惠民与刑法兼施。即主张国家对百姓的日常统治不单纯依靠“二柄”（亦即刑德赏罚），而是德法并用，在威刑中充分融入道德恩惠的因素，使齐国呈现出内政上以德治民，外交上礼仪友邦的局面。这种治国理念与孔子的宽猛相济的主张极为相似：“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子产论政也是以宽政为主，迫不得已时才用猛政：“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上述言论在《国语·周语上》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均有记载，可见德法并用并非管仲独创，在春秋时期已较为普遍。但是管仲的以法治国思想与周人传统的民怀其德的政治境界又有主次关系的不同，这与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战乱和社会动荡是分不开的——单纯依靠以德治民难以服众。要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必须以刑罚为主，惠民为辅。明白这一点，便抓住了管子法治思想的精髓，用《形势篇》中的“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即可概括：对百姓一边安抚、感化，一边树立君王权威，这样就完备君王之道了。这也是《经言》诸篇中以法治国思想的纲领。

（六）传统的儒学和道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诸子百家中，儒家为思想之先驱，最早的儒家思想可以上

溯到孔子时代之前。如上文所述，管仲法治政策中的惠民精神、富国富民思想都与儒家的仁政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诸如《国语》《左传》等古代史书也大量记载了管仲言论中蕴含的“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管子》中的许多思想观点在《论语》中均有体现，如“君不君则臣不臣”（《管子》卷二十《形势解第六十四》）“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管子·小问》等等。诚然，诸如此类的言论是否后人假托管仲杜撰而成尚难以考证，但是《管子》一书讲究君臣之礼、诚信修睦，崇尚道德礼仪、顺应民心等基本思想确是亘古不变的历史事实。可以断言，《经言》诸篇中记载的管仲某些带有儒学色彩的思想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孔子之前的古代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一是直接取材于孔子的思想理论。

    现以《管子·经言三·权修第三》为例，该篇云：“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民情可得而御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主张执政者对上层大夫身先士卒，对中层官吏选贤举能，对下层劳动人民礼仪教化。这一思想线索贯穿《经言》始终，古书也多有记载。再如《齐语》《中匡》《小匡》《戒》《小称》都认为社会的诚信度和信用力来自于国君自身，君主要勤政爱民、独善其身、重视人才等。这些观点也为后来的儒家所推崇，但是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儒家的宏大政治理想。如《管子·小匡》述及管仲劝慰齐桓公的自省行为——以“有大邪三”（好田、好酒、好色）为戒。他认为君主的贪欲并不是最大的危机，“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人主致命的弊病是“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也就是说，一国之君，最忌讳处理问题优柔寡断、没有智慧、反应不聪敏，糊里糊涂。张固也先生以此认为管仲对君主修身要求层次较低，是没有道理的。梁启超先生则肯定管仲此处言论，他说：“以此论主术，洵可谓片言居要。盖处高明之地者，惟优柔寡断与暗昧无识最为害事，不徒为人君者为然矣。桓公之人格与此相反，此其所以能用管子欤？”亦即管仲微言大义。高屋建瓴，抓住了封建帝王治国理政的主要矛盾，击中了齐桓公的要害，这可能正是齐桓公重用管仲的重要原因。笔者姑不敢妄加揣测，但至少可以肯定，

管仲的这一建议君王修身的主张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有一定出入。

另外，《管子》一书对内政与外交总的态度是“以予为取”，认为“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道家“无为”“贵柔”思想的边缘化继承和转化。《汉书·艺文志》将管仲视为道家未免言过其实，而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认为管仲“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事物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着相反的方向相互转化，这就是管仲相齐的哲学依据。正如《孝经·事君章》所云：“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管仲事君，遵循了因势利导，助其为善的原则，所以能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结合管仲功绩和《经言》诸篇的思想倾向，我们可以看出《管子》一书带有传统儒家、道家思想相杂糅的思想特征。

三、结语

     综之，通过对《管子》中的《经言》诸篇的系统考察，结合先秦历史典籍和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有关思想言论来分析，管仲相齐的基本思想包括以上六个方面。历代学者们对管仲的研究和《管子》一书的研究，无外乎这六个维度架构的理论范畴。因此《经言》可以视作《管子》全书的总纲，不管它是否出自管仲之手，至少可以反映管仲丰富的治国思想：熔法家、儒家、道家、兵家、名家、阴阳家与农家为一炉。《经言》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是《国语》《左传》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性言论，“窥一斑可见全豹”，《经言》诸篇既集中体现了管仲的政治智慧，又集中反映了《管子》全书的核心观点和思想内涵，是研究管仲和《管子》一书的重要史料。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当下全民追寻中国梦的新时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解读《管子》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现象，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自信”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基于中央文件精神，进一步探讨齐法家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及其创新发展，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伟大工程。

（作者简介：汪锋华，历史学博士，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

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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