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 论《管子》中的“信”义观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3 14:43:17
论《管子》中的“信”义观
赵静静
【摘要】《管子》一书是记录管仲思想和施政方针的著作，内容博杂。从诚信和忠信两方面对《管子》的“信”思想进行分析，诚信主要针对国君个人要有良好的诚信修养，忠信主要指臣民对国君要忠信。“信”的作用是互动式的，将国君之信作为臣民仿效学习的榜样，倡导由上而下的重 “信”，将信作为一种行为准则。
【关键词】《管子》；诚信；忠信
“信”在先秦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诸子之家对“信”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孔子将“恭、宽、信、敏、惠” (《论语译注》)作为“五德”, 荀子也有“义立而王，信立而霸”之语（《荀子·王霸》）。墨子的“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道家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下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注译及评介》），轻诺必寡信等等，都注重“信”，可见诸子之家都意识到“信”的重要，并用其指导人的行为。本文分析《管子》一书的“信”义观，对君、臣、民之“信”予以不同的内含，将信作为处理君臣民关系及诸侯国关系的准则。
一、诚信观
《管子》一书中重视国君之信，认为国君的诚信是赢得人民信赖，邻国追随的至要法宝。以“信”来处理国家和君臣关系。在君臣关系方面，重视国君的诚信修养，要求国君信赏必罚，信任臣下，取信于民；在诸侯国关系方面，强调取信于邻国。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国君的道德之信，其二是国君的施政之信，其三是国君的外交之信。
（一）国君的道德之信
《管子》力求国君能够做诚信之人，塑造良好的诚信道德，从而起到教化臣民的效果。齐桓公问管仲：“请问信安始而可？”(《管子·中匡》以下引文引自《管子》只注篇名)对曰：“始于为身。”身为国君要躬行“信”义，做仁智之君”，即“既智且仁”之人。然而何为“既智且仁”？——“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枢言》) 。诚信之人称仁，不被欺瞒就是智，“贤者诚信以仁之”(《势》)， 贤君对人总是诚信而仁。将诚信内化为国君必备的素质修养。国君的诚信体现于与人交往中，对于承诺之事要言出必行，《管子·形势解》篇中说:“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国君自身行事端正，对待臣下以礼相待，与人相处以信服人，言行做事为天下的表率。守信之君才能“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君臣上》）。”强调遵守承信，出言必信，国君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之信，才能取得臣民和邻国的“信任”，进而更好地统治国家。但是对于言辞之信，一定要符合道义，《管子·形势解》中:“圣人之诺己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己。可则诺，不可则己，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故曰: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圣人做承诺先考虑理义，所做符合理义，能够取信于人。君主在做出承诺时，要考虑所诺之事是否符合理义，这样才能取信于人，心中要有理义的道德观念，所做之事才能符合道德之信。国君亦是道德之信的标杆，是臣民仿效学习的榜样。 “上信而贱文”（《侈靡》），治国重信用而贱虚伪，重视道德之信具有无形地教化作用，能够潜濡默化地引得臣民的仿效，“若夫教者，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然若月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侈靡》）。这里将国君之教化比作秋云、夏云、静月、流水等物，突出教化无形中教化他人的作用，国君的言传身教能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管子》一书还从反面论证了国君不守诚信，欺诈为性的不良影响。《管子·大匡》记载“襄公立后，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时而来。”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 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两人戊守葵丘，瓜熟的时候派他们去，承诺明年瓜熟的时候调他们回来。到期后两人请求接替，襄公不允许，失信于人，导致连称和管至父投靠公孙无知，作乱犯上。“上好诈谋闲欺，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权修》）。国君的欺诈之谋易招致百姓怨怒，这样，人民就会背离君主。国君“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形势解》）。
国君在社会实践中要躬行“信”观，一方面国君要养成良好的诚信修养，是臣民学习的榜样，对臣民的教化起着移风易俗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君对于承诺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不可轻易承诺，对于符合理义的做出承诺，就一定要践行，否则就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二）施政之信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正》），立法与执行政事，能让人民信服吗？国君的施政之信主要以赏罚的形式表现出来。赏罚的施行中恪守信赏必罚的原则，树立施政之信，让臣民信奉法度。《管子·九守》曰:“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刑赏施行的力度坚决，公正，让民众相信耳目所见的，人人相传，则无形中教化了更多的民众。“无遗善，无隐奸，则刑赏信必。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止”（《版法解》）。善行受到奖励，奸恶得到揭发，赏罚无误，惩恶扬善。“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八观》）。赏罚公正，价值导向在臣民的心中就得以明确，能够趋利避害地行动，趋向奖励绩优的行为，国君的施政之信得到民众的信守。
赏罚是相对的，一味的刑罚会施行暴政，而行赏过度也是无益的，“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牧民》）。刑罚和杀戮重多，都会有碍法令的推行，刑赏过度都不能取信于民。对民众严威相向，“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版法》）。严刑峻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民众畏惧，但在刑罚施行时，要注意分寸，否则“罚虐，则下不信也”（《君臣下）。 行赏也要量功而行，否则“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权修》）。行赏要有一定的原则，对于爵服之赐要量功而行，赏赐过滥，民众就不贵爵服，阻碍法令的施行。因此国君在赏罚过程中，要让民众守信且服从国君的施政，“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听”（《正》）。要让民众对施政信服。
施政之信一旦确立，国君“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小匡》）。“好恶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立政》）。这是施政之信所带来的结果。但是若赏罚不信，施政不能取信于民，“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权修》）。民众就不会为国君所用，内外皆忧。“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这是赏罚不信没有施政之信的后果，更有甚者“五年而破”（《八观》）其国。
（三）外交之信
通过与邻国的相处，赢得邻国的外交之信是谋求齐国霸业中的关键。齐桓公在任用管仲时期，特别重视与诸侯国的友好关系。齐桓公询问于管子从事于诸侯的方法。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国语·齐语》）。” 树立国君之信中，与邻国建立的外交之信是其重要前提，然而怎样建立与邻国的外交之信呢？“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霸言》）。称霸天下前提之一是施德于诸侯，因为“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重令》）。德威不加于诸侯国，是不能取信于各国，更不能王天下。所以取信于诸侯，与邻国建立外交之信是迫切的。《管子·小匡》中对建立外交之信有简短的概述：“钓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对诸侯国的困难慷慨相助，与各诸侯国建立友好的基础上，再与他们建立盟约，信守承诺。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则始可以施政矣。这样大多数的诸侯就会归顺于言而有信的齐国。与诸侯的外交之信不是称霸诸侯的权宜之计，而是齐国奉行的长期国策。“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不谨于附近而欲求远者，兵不信”（《侈靡》）。一个国家，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是危险的；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是残暴的；不团结邻国还想要征服远国，军队是没有威信的，这就会导致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
《管子·枢言》记载：“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君王看重诚信，因为外交之信是将天下诸侯凝聚起来的纽结，赢得邻国的信任是国君之信的一个重要方面。“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乱主内失其百姓，外不信于邻国，故有患则莫之忧也，有难则莫之救也，外内皆失，孤特而无党，故国弱而主辱”（《形势解》）。在国家忧难之时，由于取信于人民，取信于诸侯，就会得到诸侯的帮助。但是若失信于诸侯，对国家就会有害。桓公曾询问轻重之数，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侈靡》）。对失信于诸侯国，追随的盟国就会越来越少。国君的外交之信是达到诸侯服化的重要手段，对于建立良好的外交，维护同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二 忠信观
国家之信和臣民之信，二者在社会中共同存在，相互影响，以国家之信为主，臣民之信为辅。诚信是对国君之信的基本要求，随着以民为本思想的产生，国君亦要求臣民之信，忠信事君。
鲍叔向齐桓公举荐管仲时，认为管仲“忠信可结于诸侯”（《小匡》）。将忠信作为大臣的第一要义。《管子· 五辅》讲到义的七体之一就是以恭敬忠信事君上，对人臣提出了忠信事君的道德要求。臣子人人都以忠信事君，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则“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乘马》）。
身为忠信之臣对上要匡正君主的错误，对下要赈济贫民，爱民利民。忠信之臣首先要做到 “据法而不阿”（《君臣下》），“忠信而不党”（《五辅》）。即不阿豪强，依法办事；对国君忠信相待，不结党派。其次要“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君臣》），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工作，“官必中信以敬”（《君臣下》）。为官必须以态度诚笃，办事严肃认真。最后要“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重令》）。身为大臣要尽心事君，量能授官，不虚美，不隐恶，不欺上瞒下，做到臣以节信。大臣自身要做忠信之人，循法令，不结党，对上要效力国君，能匡主之过，对主上一心一意，犯颜直谏，即“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大事君者无二心”（《大匡》）。管仲认为忠信之臣应尽力一心事君。《管子·君臣》认为“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循义从令者，忠臣也”
（二）民众之忠信
信是个人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信是交游的基础，“忠信者，交之庆也”（《戒》）。无信则无友， “故至贞生至信，至言往至绞”（《侈靡》）。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信是成功的纽结，《管子·四时》说“义信则克”，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信义。信是获得美誉的途径《管子·形势解》说，“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内心信诚，美誉自至。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信”的参与。
在君民关系中，民众要对上忠信。《管子·立政》载有“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着于士师”。地方官吏要将自己管辖地区的孝悌、忠信、贤良和优秀人材逐级上报，此项措施鼓励民众守信，这是因为“民者亲信而死利”（《国蓄》）的特点，从而将孝弟忠信融汇于民众的日常之中。“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庆也。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戒》）。 国君采取措施鼓励民众之信，“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揆度》），让天下诚信仁义之人都富裕起来，让民众能清楚忠信行为会得到奖赏，就会自发地趋向忠信，达到“济济多士，殷民化之”（《形势解》）的目的。
总之，《管子》认为，“信”在君臣民关系方面及诸侯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也对社会群体提出了综合性要求，这种要求在属性上是多向性的，具有强烈的互动色彩。随着以民为本思想的兴起，一方面要求国君应养成良好的诚信修养，施政过程中信赏必罚，才能取得邻国、臣下、民众的“信任”；另一方面臣民也要忠信事君。将国君标榜为“信”道德的实践者，作为臣民仿效的对象，上行下效，从而对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燕婴，《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2］张觉撰，《荀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方勇译注，《墨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
［4］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作者简介：赵静静，女，安徽大学历史系2017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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