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期 《管子》中的三种传统观念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3 14:43:44
《管子》中的三种传统观念
颜蕙茹
【摘要】《管子》是先秦时期的重要著作，为管仲所作，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的思想文化更是独特多彩。现主要从《管子》中的三种传统观念：民众观、法治观、礼义廉耻观三个方面来对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进行简要阐述。
【关键词】《管子》；管仲；传统文化；观念
《管子》一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罗根泽先生在《管子探源》中评价《管子》：“在先秦诸子，衰为巨峡，远非他书可及”，认为该书在先秦书籍中具有不可超越的地位，是远非别的书可以企及的存在。学界对于《管子》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既有关于《管子》的作者的研究，也有对于书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可谓是异常全面。
“文”“化”二字，古已有之。“文”，错画也，象交叉”，本义为各色交错的纹理，“化”，“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本义为生成、造化。经不断发展，约至西汉时二字合为一词。随着时代发展，“文化”一词逐渐演变为内涵丰富、包含广泛的词语。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化，这些优秀的文化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财富既包括书籍等可以触摸到的物质性的财富，亦包括思想、文化等需要用心灵去感受的精神财富。《管子》作为我国先秦时的重要著作，定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容更是我国的重要精神财富。
民众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法治是国家稳固的重要基石，礼义廉耻更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道德规范。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三者缺一不可。
一、《管子》中的民众观
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国家的发展需要百姓的支持，“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历朝历代都在收服民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管子》中清楚地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并因之提出与民相处之道，提出与民众相处应注意的多个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民众观。
首先，重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民心的归属是国家存在的关键。人心在各方势力争夺天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国家之所以可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人民的存在。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民的存在不但对于国家具有决定作用，民心归属与否亦对于政令的推行起重要作用。由于“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因此，要想政令可以很好地推行，君主应该薄赋敛、保存民力，从而使得民心归附，上令下行。
其次，实行德政，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所谓“德”，即对民众“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同时要做到有利于民众却不以德自居。若要做到“大德”，国家则需要达到“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的几个境界。“德”有六个方面：“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统称为“六兴”。如果这六个方面都能做到，则民众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民众的需求得到满足则会听命于上，然后政策就更容易实行。“民以食为天”，实行德政，首先要满足民众的粮食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国君必须做到致力于四时农事，即“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使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其次，实行德政还应尽量满足民众对于财富的需求。因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同时，实行德政还要贯彻实行惠民政策，“惠者，主之高行也。”。这主要需要统治者做到“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几点，同时，还要“养老弱而勿通”养老恤弱，关心弱势群体。
第三，实行正确的牧民之法。所谓牧民，主要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治理民众，使得下服从上，国家统一有序。“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由于民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掌握正确的牧民之道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治理好民众，首先要做到“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了解人们疾苦，施以德惠，不用刑罚使他们害怕，不用强力使他们停止。并且，在任用民众时要注意“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得民力可以得到最大的优化使用，民众才能得到发挥积极性也会因此更高了。其次，君主还应订立明确的法令，“见其可也，喜之有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严格实施赏罚制度，赏功罚过，从而对民众形成一种心理上的鼓励与警示。同时，由于“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因此，君主还应对于制定的“法”身体力行，“上身服以先之”，用自身来引导民众，对民众形成示范作用。做到“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则百姓就愿意为君主效力。
二、《管子》中的法治观
《管子》中关于“法”的论述既有专门的篇章如《七法》《版法》《法禁》《重令》《法法》《兵法》《任法》《明法》《版法解》《明法解》等，也在其他一些篇章中夹杂着关于“法”的论述，现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管子》中的法治观念进行总结阐述。
首先，“法”的作用不可忽视。君主的统治离不开“法”的辅助。“法”：“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是天下的大道，是圣明君主行之有效的措施；“将立朝廷者也”，对于维护朝廷权威具有重要作用。法令更是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令重而下恐”法令威重则下面的人就会畏惧。“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法令威严则君主尊严得到保证，君主尊严得到保障则国家得以安定，反之则国家危险。
其次，“法”的制定必不可少。“法”是天下的仪表，“百姓所县命”，与百姓的性命相关的。一国之君若不能统一民心、使得法令贯彻实行，则虽有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民众统治也是不可能安稳的。因此，必须制定相关的“法”来达到“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的效果。其次，由于“常令不审，则百匿胜；官爵不审，则奸吏胜；符籍不审，则奸民胜；刑法不审，则盗贼胜”，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治国使众莫如法”，由于“法”的制定对于社会的安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具备相关的“法”，“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在制定“法”之后更是要明确实施，这样社会才会安定，国家统治才会稳定。
第三，“法”的制定应该严明、可行。“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法”的重要性决定了“法”的制定应该恒久，不可擅自修改。正所谓“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不以法来推行法度则国事就没有了常规，因此，做任何事都应按照“法”的规定进行，这样的话就需要有明确的“法”来指引人们。同时，“法”的制定要严明，使得人们不敢触犯。“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只有法律公正、制度严明，对于罪行不宽恕，执行惩罚果断，民众才会畏惧，权威明示之后也就不必再重申了。值得注意的是，“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严明的法度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亦有重要作用。
第四，“法”的实行应公平公正。首先，君主不可以擅自修改“法”，要做到“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同时，法令面前不应有例外，上层统治阶级也应受到“法”的制约。“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君主以“法”约束自身、实施“法”不偏私，政令就可以在民众中更好地实行，四周的小国也会自动归服。“臣任力，同其忠而无争其利，不失其事而无有其名，分敬而无妒，则夫妇和勉矣”，臣下尽其力、忠于君、办事牢靠，却不争取私利、不嫉妒，则百姓能和谐共勉。因此，若君主可以做到“立其度量，陈其分职，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用明确的法令而不仅仅是言语来统治臣民，民众就会按正道行事了。
三、《管子》中的礼义廉耻观
“礼”“义”“廉”“耻”的提法出自于《管子》中的《牧民》篇。《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礼”使得人们不逾越应守的礼节，“义”使得人们不妄自求进，“廉”使得人们不掩饰过错，“耻”使得人们不趋从坏人。如果缺少四维，国家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正所谓“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礼义廉耻在国家的治理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民众应树立正确的礼义廉耻观。若要求民众做到此四维，则要使民众“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在国内不重视小礼、不行小义、不重视小廉、不整顿小耻而要求民众能行大礼、行大义、行大廉、行大耻，是做不到的，因此“小礼不可不谨”“小义不可不行”“小廉不可不修”“小耻不可不饰”。其次，要明确民众心中的礼法意识。“朝者，义之理也”，朝廷是礼法的主要体现。因此，君主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君主应“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根据爵位定等级、根据俸禄定财用标准。同时，君主还应“饰食饮吊伤之礼”，明确饮宴、吊丧的礼节。同时，可以通过营造一种和谐的环境，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得到熏陶，从而升华自身。因此，君主应“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端正君臣、家庭之间的名分，明确男女有别、亲疏有别，使得人人各尽本分，礼仪彰明显著。君主还需要注意禁止“从欲妾行，男女无别”的行为，如发生这样的行为就等于返回到禽兽状态，礼义廉耻就无以立了。
民众观、法治观、礼义廉耻观是《管子》博大思想中的一部分，对于映射《管子》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具有重要作用。重视民众的作用，重视“法”的作用，注重培养民众的礼义廉耻观，《管子》中的很多独到的思想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作为先秦时期的著作，《管子》的思想高度和看问题的深度是值得后人敬佩的。
（作者简介：颜蕙茹，安徽大学2016级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