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理语境下的管学 ——以管书为例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24:18
古代治理语境下的管学
——以管书为例
龚 武
［提要］ 所谓“古代治理语境下的管学”，就是将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上述前提条件与后者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集中观照研究，揭示后者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产生的历时性影响，而并非认为其是决定王朝兴亡的唯一因素。从管子相齐及其身后之事，管学与王朝兴衰国家治理就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勾连，记载着精辟的治理之道古代“葵花宝典”管书的命运也是如此。历史证明，国家治理方略可以吸取百家之长，但有管与无管不一样，用管与弃管不一样，扬管与抑管不一样，学管和反管，更是有天壤之别。管书的历史命运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孤立文化事件，它一头牵扯着历史，一头牵扯着现实和未来，成为古代国家治理水平和效果乃至王朝兴亡的重要的参照系和风向标。
［关键词］ 古代治理；管学；管书
引言和题解
一般而言，考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最重要的主体性标准除了占首位的是统治阶级和领袖及其核心团队的素质，还包括典章制度、治理结构、机制、大政方针、法令举措和执行力等诸种要素的匹配，甚至也包括客体外部环境、天时、地利与人和等要素的参伍，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治理之道或曰治理理念和治理思想资源的选择。所谓“治理语境下的管学”，就是将历代王朝国家治理的上述前提条件与后者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集中观照研究，揭示后者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产生的历时性影响，而并非认为其是决定王朝兴亡的唯一因素。
管子治齐的成功，得益于他灵动而不偏执一隅的政策举措。管子以“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1－391的格局，根据国情实际从容应对纷繁的内外政局，娴熟地运用“以法治国”的法治和“礼义廉耻”德治，“先富民”推动经济发展和“九惠之教”的民生工程、文道安内和军事外交双管齐下攘外等多种政策工具，使之统筹参伍、轮番出场，适时而发，体现出一种杰出政治家务虚务实、游刃有余的高超的智慧和治理艺术。作为参照对比，后管子时代的诸侯国或王朝治理多少呈现出一种沉浮兴亡的不确定性，考其缘由，固然与时代变迁、统治集团人才禀赋、治理理念和治理工具等诸多因素有关，然而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在治国理政思想资源的选择上，居然都与管子治理之道存在某种线性或非线性的勾连。其中，见微知著，管书就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话题。那么何为管书，以及它与《管子》有何关系呢？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2－392
继贾谊《新书》较早多处引证管书的原文之后，3司马迁《史记》首次以正史的形式记载了管书的存在。所谓“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并不属于今本《管子》的篇章，而正是“管书”中的篇章。《新书》的引证和《史记》的记载，均与稍后问世的刘向领衔编修的《管子》（即今本《管子》）一书形成互文关系，尽管个别原文或篇目与今本《管子》文本存在些微出入。
贾谊（前200年～前168年）生于西汉初年；司马迁（前145年～？）小于前者约55岁；领衔编修的今本《管子》的刘向（前79年～前8）3－1，则比司马迁晚出生68年。刘向在汉成帝（前32年）时期担任光禄大夫时奉旨领军编修《管子》。以上及其到这里，古代文献披露管书的信息，赓续者是权威的学者，时序也是异常清晰的。即今本《管子》诞生在公元前1世纪末叶，而管子著作（贾谊称之为“管子曰”4，司马迁称之为“管氏”“著书”，笔者称之为“管书”）作为客体就一直存在。至于它是以今天通行的“管子”为书名，还是以刘向所谓“管子书”为名，都并非管子的原始文献。笔者权以“管书”代之。
所谓管书，就是管子原始文献的总和，包括“先师自著”3－94的管子著作和管子时代周齐内官涉管史料两大部分。
毫无疑问，管书储存着管子治理之道的“密码”，尽管今本《管子》（即使并非亡佚10篇）不是管书全部，但依然是我们学习了解管子，汲取和借鉴管学和管子文化的最重要的来源。
一、管书诞生期横空出世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5这可以用以解释中国古代自然社会何以如此长寿。
我国是五千年血脉赓续的文明古国，在各方面都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国家治理方面同样如此。产生于春秋时代的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堪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旦产生，必然会对国家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社会也会产生反向的依赖性，二者在互动中结伴而行。具有生命力的制度和优秀的人文社科等精神的东西，一旦产生就会变成巨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物质力量。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批判的武器”一旦“掌握了人”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9，被睿智的治理之道掌握的历史人物会神奇地改变世界，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一如恩格斯所言“思维仿佛能够顺利消化甚至最顽强事实”7－95。而反其道而行之的当权者，会把江山社稷搞得一地鸡毛，吞下自制“苦果”，成为千古恨事。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管子辅佐齐桓公最终取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功业。历史的表象是：管子相齐，以一齐之治理成功而平衡天下、促进周王朝政治革新、激发诸侯列国生产力、推动历史的车轮在正确轨道上前行。
然而深刻的道理在于：一种新兴“文明”在起支撑作用——这里“文明”不是抽象、空洞的辞藻，而是指周代政治制度和齐国政治制度，周代器物文明和齐国器物文明，周代精神文明和齐国精神文明——它们不是选择存在的关系，而是一种折叠性存在。所有这一切本质特征，都集中结晶于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最终主要以今本《管子》的形式，作为经典文献保存了下来。
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之所以特别重要，在于它积聚并代表了那个时代制度、器物和精神的精华。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制度、器物和精神都存在精华和非精华。然而其精华的对象化成果是什么则完全是偶然的。历史吊诡在于，起支撑作用的必然性，往往必须依附于对象的偶然性，否则，这段历史就会留下永远的空白。历史遗存具有多重选择性，历时性的历史会选择什么，也是一种偶然。所谓必然性以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历史的必然寓于历史的偶然之中，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及其结晶体管书本身就属于极其珍贵的“历史的偶然”范畴，而今本《管子》前世今生更是传奇一样的存在。
司马迁《史记》已明确记载管书的5个篇目。如果把司马迁《史记》的记载视为管书的下限，那么，管书最早可能产生和传播于何时？
笔者研究认为，管子著书立说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时间跨度保守的估计约为55年，即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末或7世纪初叶，管子入主齐国宫廷教傅的齐僖公时代（公元前731年～公元前698年）。
从史料文献分析，管子生于公元前723年，齐僖公的继任齐襄公就位于公元前698年，管子时满25岁。齐桓公就位于公元前685年，管子拜相时已经38岁。8
管子早于鲍叔牙教傅公子小白（齐桓公）之前教傅公子纠，齐僖公还健在，被管子称为“贱骨头”的齐世子（世子，相当于后世太子）公子诸儿（齐襄公）还是“王储”——即管子教傅该大大早于公元前698年，教傅公子纠的政治生涯该不迟于23岁（可能还要早），即管子拜相之前在齐宫任职不少于15年。即或以15年计算，到管子逝世（公元前645年）其间有55年。
所以，管书的时间跨度及其所涉内容，应与管子这段职业生涯和身份具有同一性。管书总基调里“经”和“教”的性质，或曰经典和教科书的性质，正好反映了管子职业身份和专业底色。换言之，管书政治教科书的性质，与管子职业政治教育家（所谓“帝师”）学者身份，是解读管书形成或探究管书秘密的一把重要钥匙。
就像列宁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战士和学者”6－40的集合体一样，管子是“百官之首”政治家与教育家、学者的集合体。而传统的解读，在方法上，大多仅停留于管子“百官之首”政治家身份的表象，遮蔽了管子早期“帝师”即政治教育家、学者的身份，以至于立论游离于多重折叠、多因呈现的历史真实之外，所以不能理解管书及其表现形式《管子》——这就需要借鉴法国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所指明的“双重”或“循环”的读书方法：“这种双重的阅读就是不断从科学的阅读回复到哲学阅读，再从哲学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通过这种循环把没有在字面上写明的哲学和《资本论》的对象即叙事文本背后“隐蔽的”“不出现”的“本质”读出来。而这就需要借助马克思哲学阅读《资本论》，同时也只有在《资本论》中才可以读到马克思的哲学。9－80－81显然这也非常适用于管书或《管子》的阅读和研究者。
如此，今本《管子》保存的管子作品（史料也是如此）大多带有浓重的“经”的性质，即专业政经和军国“课本”和“教科书”的性质，“号称难懂”10也就不难理解并顺理成章了。
当年刘向编修管子之后对《管子》的原始文献来源向汉成帝做了详细的秉奏：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向谨第录上。11－3－4
分析今本《管子》的现存文本，这部实际由“论”和“史”两部分文章组成的典籍，其中约50篇为第一人称写作的“论”，其余诸篇为第三人称的“史”。“论”即管子原著，“史”属与管子生平事迹密切相关的内官文书，其主要来源于刘向所谓“太史书九十六篇”文献。
值得惊奇的不是刘向其实早就在奏章《管子叙录》中，把管子这部书的性质已经说得足够清楚，而是以后的私人学者何以如此不明就里地对《管子》成书问题执迷不悟，以至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管书之“论”又可分为多种类型，如策论、奏章等。其中“教喻”类，如“经言”和与解文相匹配的那些论文，纯知识性的论文如《心术》《白心》《水地》《地员》《四时》《五行》等，这两类“论”文相当于课本和教科书，专供教傅君王的儿子——公子纠之用。其教傅对象之高，规格之高和内容之高，都不是今天的课本和教科书可以比拟的。如果这种推论不谬，那么管书最初尽管是作为对公子纠个人的私人订制的教材，而后来公子纠死，而管子囚鲁不殉主而死，其深刻的道理就在于此——管子具有充分的理论自信，他知道并相信这些苦心孤诣的理论还在，还可以借助于它们和自己的教诲，重新培养出一代杰出的齐国君主，成就一番丰功伟业。而历史事实是，管子果真在公子小白（齐桓公）身上实现了这个目标。
管子教傅编写的课本和教科书，能够在管书中保存下来，也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因为可以想象，周王室各个诸侯国都有“王储”，也有教傅官职，按理也都存在课本和教科书。为何只有管书独流传，而其他不流传呢？这依然是个迷。
以管书为代表的管子文化产生之后，战国时韩非子便引证管书原文：
管子曰：“言于室而满于室，言于堂而满于堂，是谓天下王。”12－415
并继而称：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12－493
此外，《春秋繁露·精华》和《盐铁轮·贫富》这些早于刘向编修管子之前的文献，均引用了管书原文。13－8说明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不仅在列国有很高的认同度，而且有流传的广度和很高的普及率。
管子辅佐齐桓公首霸春秋，实际上是姬周天下得以赓续八百年之久的一个关键因素。不但齐国霸业对周朝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以管书为代表的管子文化出现，开启了一个适合周朝国家治理一一虚君共和的诸侯联邦政体的长期存在，即以“尊王攘夷”为纲的大诸侯竞争主导权的治理模式。
秦汉及其以后的王朝治理和诸侯征伐，都从不同的侧面或相似的意义上，继承或发挥春秋管桓治理齐国“共襄周室”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这一切都是由以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为代表和主渠道，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后世。表现为以后各个王朝对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态度和剪裁取舍——因此管书的传播作为文化现象，便具有深刻的典型性，其历史命运折射的统治阶级的态度，其实也隐藏着后者兴衰寿命的密码。
然而好事多磨，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注定要走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以下大致勾勒一个粗略的历史路线图：第一阶段基本属于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效应和影响力扩张和强势传续期，这个阶段以李唐王朝为分界；第二阶段是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遭遇杯葛的冷藏和隐匿期，始于赵宋王朝，终于民国。
二、传播上升期秦汉辉煌
1.管书传播，始于宾客。史料信息透露，管书的诞生和传播可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同时性，即至迟始于管子生前齐国霸业如日中天时期，传播者和传播的渠道，可能与来自列国的“来者说，出者誉”的众“宾客”有关：
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1－179
这是管书中内官史料记载的一段吐糟。设想这些宾客来拜谒管子的目的是什么？身份是什么？以及如何“誉”而使得齐国的治理“光名满天下”呢？这些宾客像蜜蜂采花一样，主观目的（蜜蜂是采得花蜜以利自身繁殖）是一回事，客观效果（给花果授粉以利于农作物丰产结实）又是一回事。他们该是来自列国的有志之士，目的是“取”齐国治理之“经”，或回到母国报效家邦治国理政，或周游列国拥管自重。最好的依据或资本，莫过于是运用或拿出从管子那里誊录的管书“真经”——这一点既可以从春秋鲁国的《论语》孔夫子与弟子的对话中，战国孟子、韩非，以及西汉贾谊《新书》、司马迁《史记》、刘向《管子叙录》等文献中得到进一步佐证；甚至也可以从后管子时代的齐国，尤其是田齐代姜以后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凭空消失的历史现象中，得到反证。却客观上起到了管书的保存、流传和普及的作用。
管子和齐桓公逝世之后，到田齐代姜之前，齐国在列国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就后管子时代的齐国而言，显然继续沿袭了管子管学的治理之道，并且相当成功。司马迁《史记》之所以将管子与一百多年后齐相晏婴合传，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2－392
就是管子逝世之后，很长一个时期，首先管子之政并没有“人亡政息”，后世统治阶级是“遵”管子之“政”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后管子时代齐国理性的做法，治理能力较强，效果也佳，以此“常强于诸侯”，说明继承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2.田齐代姜，管子隐身。种种迹象表明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乃至管子后代在齐国的这种“人间蒸发”是极不正常的。齐国的政治家当虽然底子不错，但是时间久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是难以为继，治理成绩也是乏善可陈。尽管后期搞“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但由于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缺席，给人一种经院哲气和华而不实之感。首霸春秋的齐国，田齐代姜之后在列国竞争的潮流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最初的政治舞台中心，到被长期边缘化，最后被秦国灭掉——属于被秦国最后灭掉的国家之列，则是不争的事实。
从田齐政权的施政理念，到管鲍后裔的沦落和流亡吴楚之国隐姓埋名，以及《考工记》所记载的管鲍后裔所从事的社会底层工匠职业，侧面反映了田齐政权对管子治理之道的抛弃可能是裹挟了狭隘的公报私仇的不良心态。在整个田齐政权存续期间，管子和管书被隐藏屏蔽了。管子和管书在其建功立业发祥突然销声匿迹，给后世管学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惑和混乱，给后来的《管子》成书年代、作者及其真伪等问题埋下了隐患。
附带提一下，学界那种田齐治下的“稷下学宫”和“稷下先生”撰写《管子》的说法，以及所谓将管子哲学论著硬性指为所谓“道家四篇”的做法，缺乏史实，证据薄弱，如果不是出于知识学或方法论的善意误会，则难免有粉饰田齐而混淆视听之嫌。
田齐政权反管弃管及其国家治理失败的案例，和秦国统治阶级自觉借鉴管子治理之道的某些精髓而成就大业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管学所具有的客观真理性。
3.秦朝学管，失之于偏。秦始皇统一而建立的多民族融合的秦帝国影响深远，秦始皇被称为千古一帝，其前期的成功与后期的速亡，都与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自齐桓公首霸春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来，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对象化的经典成果，管子治理之道最辉煌的案例。
然而，秦法家和秦帝国也存在片面运用和发展管子管学的法治理论和经验的问题。秦朝统一列国之前，其政治资源至少存在三个重要的发展环节或源泉，即经由商鞅、韩非和李斯过滤过的管学治理原则。韩非子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12－493商鞅是著名的政治家，原名是卫鞅，历史上著名“商鞅变法”的主导者，后变法失败，受车裂之刑而亡。但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势日益强盛，最终走上历史的“Ｃ位”。
韩非和李斯二人，都是法家——即片面汲取管子和管学法治理论和经验的著名代表人物，借用梁启超《管子评传》的术语说，前者是个“政治理论家”，后者是“政治实行家”。二者合二为一，推动了秦国在称霸并统一中国的路上迅跑，并建立了秦帝国以法为主体的治理制度。秦法家的通病是将法治推向了极端，任何好事走向极端都会变坏，而法治走向极端尤其可怖。所以，秦制不可否认是个好制度，行政执行力上却出现了偏差。法治一旦出现偏差，就是严刑苛政——贬义词叫“暴政”。
4.汉代重管，复杂纷繁。西汉王朝对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继承，呈现比较复杂的态势。有几个标志性事件：一是汲取和借鉴管子、管学的贾谊的政论文集《新书》４处引证管书（刘向今本《管子》尚为未问世）的名言；二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是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问世；四是桑弘羊“盐铁会议”舌战群儒；五是刘向今本《管子》诞生。
汉代统治阶级治理能力的恐慌及其存在的治理资源刚性需求的缺口，是董仲舒应征式地提出尊儒对策的底色背景。董仲舒的思想贡献并非简单的提出一个极端“尊儒”的口号，而是自有自己的一套治理的思想体系，“尊儒”说基础是“天人感应”说和“大一统”说，三者结合起来，就不难发现其中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底色。董的“天人感应”说源于管子的“天地人”一体化的治理理念，董的“大一统”说直接来源秦帝国。而秦始皇“扫六合”，李斯“车同轨、书同文”的治理举措，正是管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创新发挥版。
然而，王朝在政治治理的实践中，儒法两拨文人学者之间的对撞已经开启，且看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的坚守：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
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14
“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这些国家治理重量级的问题，都是管子管学中的经典话题，管子治理之道的擅场。可以同样赋予话语权的“贤良文学”却占据了会议的大多数。从盐铁会议的结果看，虽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盐铁官营等涉及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政策未变，但是取消“酒类专卖”也说明会议的最高决策人，还是给了“大多数人”面子。
“盐铁会议”被称为历史上儒法斗争的重大事件和“分水岭”。国家治理理念的学术分裂，使得历代统治阶级在儒法二家中，开始唱折中主义的“二人转”，即道德领域让位于儒学，政治治理体系偏重于法家。有意味的是，表象上的儒法斗争，却让迎合王朝政治的需要的“独尊儒术”把管子治理之道的原典性和综合性受到肢解破坏。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与统治阶级阵营的关系变得从此日益微妙起来。
从兹“盐铁官营”的政策措施，成为各个朝代统治阶级解决王朝经济社会发展和王朝财政税收难题的不二法门。这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举措在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中，属于“轻重”论政治经济学中“官山海”的部分，但远不是全部。这是汉代对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继承和片面汲取和发展。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据此将《管子》解读为成书于西汉，显然囿于方法论局限，颠倒了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与后世继承之间时序关系。
其后，刘向领衔修文编书，今本《管子》开始问世和流传。今本《管子》虽然亡佚了10篇，毕竟大部还是保存了下来，乃是不幸中的万幸。管子之书自此有了一本官修钦定文本，也是后世继承研究管子、管学的源泉。
值得注意是，汉代在修文和继承整理研究传统文化遗产中，使得汉代统治阶级得以汲取管子的治理之道，一定程度地采取“让步政策”，让民众休养生息，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也呈现一种进取心很强的精神。这种“修文的自觉”，同时也将先秦先贤的思想遗产人为地分成“诸子百家”。管子及其以上的先贤而不在其列。加之“独尊儒术”的主张，士人社会地位的提升，而肇开了士人信奉教条、脱离实际的倾向。
三、震荡下行期盛唐高光
5.三国至唐，每况愈下。三国魏晋南北朝唐时期管学的生存状况，总趋势是在走下坡路，而盛唐却迎来其“高光时刻”，庶几乎是个例外。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家都实际上对管学的兴趣不减，无论是曹操，还是刘备、诸葛亮、孙权都这样那样的在自己施政实践中透露出对管学的尊重、继承和汲取。尤其是曹操和诸葛亮，前者一生的“政治行为艺术”都在于宁可“挟天子以令诸侯”，却坚守不称帝代汉的初衷，这个初衷就是来源于管桓时代的“共襄周室”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榜样。后者则直接是管子的铁粉，每以“管乐自况”，可惜是江湖义气太重的刘备并没有齐桓公的格局，所以诸葛亮做不成管子也就顺理成章。
魏晋时期可能是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遭遇的第一个冷冻期，除个别的政治家话语中流露出对管子的敬重之外，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文的自觉”的魏晋风度，更多的是对老庄哲学人生境界的向往和模仿。这是一个以等级森严的“门阀世族”和“经学世家”为统治阶级，文人崇尚“清谈”、贪图“药与酒”口腹之欲的衰落而腐朽的时代。
傅玄作为一个既当过基层主官，又有文才的学者，可能是一位用心研究了今本《管子》的人，傅玄可能是管子的粉丝，对管鲍之交非常推崇，所撰写政论文集《傅子》，被认为对《管子》多有借鉴和模仿，但是恰是他的一句《管子》读后感被后世管学反对派文人断章取义地理解，并反复咀嚼改造了对管子和管书不利的证据。让我们重读这段20字原文还原傅玄的原初意义：
管子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15
第一句：“管子之书”，肯定句。即“管子之书”是真实的存在。“管子之书”具有“《管子》这本书”和“管子所撰写的书”双重含义；第二句：“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选择性判断句。意思是《管子》这本书，或管子撰写的这本书，“过半”不是管子写的。在逻辑上即肯定了有一少半是管子写的。第三句：“《轻重》篇尤鄙俗”，否定性判断句。认为《轻重》篇内容不雅致，与作者的“三观不合”。
那么，我们今天该怎样理解傅玄的这段话呢？第一，傅玄读《管子》，发现了该书体例上存在的问题，即“论”“史”未分，即“史”的部分占《管书》的“过半”篇幅，而“史”的部分不是管子写的，而是另外“所加”；第二，傅玄不知道今本《管子》是刘向编修，也不知《管子》这本书构成中有史料，更不知道这些史料的来源，所以笼统的用了“后之好事者所加”的说法。傅玄的这种困惑，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依然是阅读《管子》的主要拦路虎——一些机构和学者甚至把“三匡”和“轻重”诸篇当做虚构文学对象加以研究。
总之，傅玄这段话整体上是客观真实的，并没有涉及《管子》书的真实性和成书的年代问题。至于对《轻重》诸篇的价值判断，说明管子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管子的那些商利战的做法，大大超乎了傅玄的知识水平、阅读理解和接受能力，说明晋代的教育儒家“义利”观已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傅玄论管20字，是一柄多刃剑，一方面说出了今本《管子》编修存在的技术瑕疵，一方面道出了自身的知识学的局限性，一方面也为后世自觉的“非管论”者提供了一根“导火索”。
6.贞观盛世，研学《管子》。经过南北朝的民族政权的战乱对峙，和隋朝统一短暂的过渡，唐太宗君臣一方面将李家王朝的祖师爷老子抬出来作为国教，另一方面非常务实，对刚刚安定下来的江山社稷治理存在的思想资源的刚性需求，给与积极的回应。唐太宗君臣对《管子》的研读和借鉴，使得管子管学重返最高统治阶级的决策端。这期间产生了两本重要的典籍，一本是宰相房玄龄领衔注释的第一种《管子》注本，即“房注本《管子》”，一本是著名历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后者记载了李世民与房玄龄、魏徵、王珪等重臣对军国大事的讨论，其中多次引征管子、管书和齐桓公时代齐国治理的理论和经验。
大唐贞观盛世之所以是贞观盛世，是事出有因，物有必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唐王朝的统治者较好地研读和吸收了前人治国理政的精华营养，其中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继承和汲取了班固《汉书》所列的属于“道家”（政治哲学）一派祖师和经典的遗产，即充分借鉴《管子》和《老子》的治理智慧。遗憾的是贞观盛世对于管学的借鉴，已是强弩之末，放在宏观视野中看，不过是最后的高光时刻，从此管子治理之道风光不再。
四、千年冷藏期空谷足音
7.华夏迟暮，管学靠边。宋代开国不久，宋太祖就遭遇到了肱股重臣背叛的烦恼。后宋太祖时代，赵匡义和赵普当局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有知，实际上彻底抛弃了管子治理之道。
后世有学者认为宋代开启了王朝士大夫政治治理模式，造成“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16－85的局面，实际情况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术，对马背上夺得天下的武臣剥夺政治权力赐予“良田美宅”的“货币化”安排，并禁止大臣之间婚姻勾结的禁令，深深刺痛并彻底得罪了心怀不同念想的高层权贵集团某些核心人物。
赵普犯禁与朝臣结亲，以及收受钱塘王钱俶“十瓶”金瓜子的事情，被宋太祖发现之后，赵普预感即将政治失宠，后来便发生著名的在“烛光斧影”中宋太祖赵匡胤暴毙的历史疑案。
在取而代之的新君其弟赵匡义和旧臣赵普的主导下，宋代在宋太祖逝世之后，国家治理体系走出了一个极为不规则的诡异的轨迹。心腹重臣腐败从后来宋代大奸重臣总是集中高居朝堂的现象看，“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开国宰相赵普无疑是始作俑者。
这种高官带头封妻荫子深入骨髓贪婪敛财式的腐败，是任何王朝都不能容忍的罪孽。所以宋代文艺繁荣财富充裕的歌舞升平盛世的假象下，掩盖的是一个暗流涌动，奸臣当道、农民战争不断，外族侵扰战事不绝，多种政权鼎力的乱世。
所以，宋代一班主流文人墨客在揣摩跟随最高统治者的治理意图时，是心领神会、有所作为的。从苏洵的《管仲论》高调否定诋毁管子开始，对管学朱熹武断地定性：“《管子》非管仲所著”“管子决不是闲工夫著书底人”，乃至南宋初期叶适“接着说”地推论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
笔者一直大惑不解大宋这些位文艺成就不俗、智商不低的国士们，为何就不能深入原著读管子，而总浮在形式主义的表面呢？一本好书，首先有道理就虚心学习研究，拿来为我所用，其次再管它是谁写的，不行吗？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就这样从此被放逐了。读书人脱离实际，本末倒置，这或者就是时代风气和国之宿命吧。
整个宋代文人墨客的非管声音，充斥朝野，直到创下“崖山”跳海第一次汉民族丢失王朝政权的记录。其后统治者和文人依然陷于宋人“沟渎”之中，不能自拔。当代学术话语中，十分流行的清代李某人的那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应该最适用于描述宋代。
8.重蹈覆辙，触底反弹。元朝近200年，基本上算是管学空白期。明朝则与宋朝颇多相似之处：任性的统治阶级，奉行任性的治国理念，与此同时，自唐代以降的谪官现象，经由宋代的发育，到了明代已经不可收拾，统治阶级内耗使得其治理能力的盲目性和弱化越演越烈。管子管学尽管在底层有微弱的反响——如一些中下层士吏和民间学者，还在校注翻刻《管子》。但是毕竟边缘化已久。统治阶级自以为是，而缺乏理论指导的统治方略和政策，进一步伤害了士人阶层的信心，加剧了古代社会结构的瓦解，结果还是最高统治权力再次旁落。
反思千年，无论是入主中原的草原兵团，还是游牧贵族入关，都是一无例外的所落后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论国力，除了犬马牛羊，几乎一无长物。政治腐败导致治理能力的丧失，才是“落后挨打”的根源。
国家治理能力弱化，已渐入穷途末路。当清末康梁大声疾呼“管子归来”的时候——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写作名著《管子传》（又名《管子评传》），企图借助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资源，寻求一种中西合璧的国家治理模式，襄助国家社会走出千年以来王朝兴亡历史恶性循环的旋涡。无奈管学冷藏冰封已久，管子阔别疏离主流社会已达千年，国人、国士大多已不知其为何物也——这一点甚至从20世纪最先进的志士仁人的论著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也就难怪“言者凿凿，听者藐藐”了。
9.触底反弹，天将破晓。清王朝覆亡之后，老大帝国的颓势依旧，国家治理一败涂地，继续找底。西风东渐，“德先生”和“赛先生”，救亡和启蒙的时代主题，将中国拉入另一个航道。
19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爆发，6天之后，恩格斯致卡·考茨基的信写道：
中日战争意味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此处疑脱一“与”字——笔者注）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7－288
一般来说，当时的国士们，并没有真正寻回中国文化的根脉，民国当然也不可能找到适合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好办法。两眼向外和简单的复古的文化取向，反而是军阀割据，洋人插足，越治越乱，以至于诱使岛国寡民的东洋人，续承甲午之战的未尽之志，希望完成一个蛇吞大象“东亚共荣”的壮举。
似乎是错位，或者说不得体，民国当局这时祭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个既源于管子管学的核心价值观，却又蒙上一层似是而非的儒学、官房学和形式主义的油彩。似乎很少有人追究它的出处，提倡的统治阶级也似乎止步于此——也许问题在于“国难当头”，它并不合时宜。
为这个类意识形态口号做背书的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干脆给《管子》判了个“伪书”的极刑。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人民上下求索，另辟蹊径，浴血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从此踏上了全面复兴的新的长征。
五、文化复兴期再度辉煌
回首千年，自宋以降，管学从庙堂云端的帝王之学，跌落入泥。却得到历代民间或非主流的有识之士的呵护和珍爱，管书的阅读研究和传播的薪火从未熄灭。
宋代有著名的杨忱本《管子》问世。“马思边草鬓毛动”“山河破碎念先贤”。明清两代，坊间各种研究管子的注疏本、节本如雨后春笋。明代文学家“末五子”之一的屠隆任颍上知县，身体力行夙夜在公师法先贤，以管子故乡为契机，建立管鲍祠，写下了大量缅怀和歌颂管子的诗文17。《东周列国志》问世，其中大量的篇幅正是描述管子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事迹。更有梁启超的《管子评传》振聋发聩，为新管学奠基。孙中山、蔡锷、毛泽东，包括民国的一干管子研究学者，都没有忘记管子。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正如鲁迅所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18－195
不管用或不用，是尊是辱，人民不离不弃，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始终还在那里！
五四以来表现为孔孟儒学是其中主要的打击对象，否定之否定，孔孟儒学的兴亡建立在消灭其他学派的基础之上，然后不幸自己也遭遇了灭顶之灾，真正的不幸和受伤的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然走上历史舞台的政治文化根源。
但是所有时代潮流式的打击都不可能是精确打击，而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
后世著书立说，大都开始于老孔孟庄，或只能从秦汉以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现象中寻求帮助。比如说秦始皇的法制制度，汉武帝以商为政，魏晋的士族门阀制度，宋代的士大夫制度，然后就是士大夫制度的崩溃……洋枪洋炮打开国门。并没有从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维度理解自西周以来国家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因而也就不能真正寻求到切合中国实际的治理之道。
当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绝不是为文化而文化，更深刻的动因在于经世致用，国家和社会治理，更不会是简单的复古——恢复孔孟之学或“儒释道互补”。而是要打破狭隘的门户之见，全面恢复和继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近现代以来的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
管子是中华民族的圣贤，管书是“统治阶级的圣经”，也是诸子百家之源，管学和管子文化是古代政治经济或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结晶，是不可再生也无可替代的珍贵文化遗产。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子管学和管子文化的回归，并在传统优秀文化之林中获得一个适当的位置，就不仅仅是管学本身的吁求，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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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管子研究》主编，北京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管子文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